1976年4月华国锋被任命为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后不久，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托马斯・盖茨（Thomas Gates）与华国锋有过一次1小时45分钟的会谈。盖茨手下的人根据会谈写了一份评价华国锋的报告，上有盖茨的签名。这个报告颇有先见之明，它得出结论说，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被迫靠边站”。中国的干部们绝不会有这样的公开评论，但美国驻京联络处的官员无疑感觉到，他们中间也有人持类似观点。

按中国政治史写作中成王败寇的悠久传统，邓小平一向被誉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者，华国锋则因事事紧跟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责。华国锋过去一直在省一级工作，没有北京的经历，毫无外交经验，在军队事务上也没有多少资历，这样一个人登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确实有些勉强。华国锋在会见外国人的第一年里谨防出错，因此不难理解，他只好空泛地讲讲政策，说些语焉不详的话，喊几句不会出问题的口号。华国锋是个聪明的好干部，但就整体能力和领导素质而言，他无法与邓小平相比。此外，他不主张让邓小平先前属下的老干部全面复出，他也不能提供稳健而大胆的领导，或是像邓小平那样与外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但是，很多人低估了华国锋和他的改革信念。后来的官方历史对华国锋脱离毛的路线的意愿和支持中国对西方实行开放，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其实，在华国锋当政的过渡期——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到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帮”，而且抛弃了毛的激进思想，减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作用，更加强调现代化而不是阶级斗争，将毛泽东时代不够常规化的党内会议转为正常。华国锋还派一个又一个代表团出国学习现代技术。是他——而不是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经济特区，并进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试验。华国锋确实想拖延邓小平在1977年的复出，但他并没有推翻邓小平在1975年取得的进步，他赞成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采取的改革措施。他不但推动了国家的迅速开放，甚至因为在他的“洋跃进”中走得太远而受到尖锐批评。

华国锋的权威：有名无实

华国锋的权威完全来自于毛泽东的选择和他在党政官僚体制中的官方职位。可是在1976年的中国，体制内的名义权威仍然是根基不牢的。毛泽东位居党政军之首，统治了中国27年，使别人很难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权力的核心一直是个人性的。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于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于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弘的想象以及借助于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华国锋缺少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们的沉着与自信。他对党的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有了解；他当过公安部长，1971年（获邀参加政治局会议）和1973年（被升任政治局正式委员）之后，他有大量机会了解全国的政治。但是，若论个人成就、眼界以及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整体地位，他都难以跟那些经历丰富的老革命家——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或李先念等人——相比。

毛泽东去世后，为了使华能够治国，政治局给了他相应的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军委主席。叶剑英及其同僚宣布，党应当加强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而不再依赖某个领导者的个人人格。早在19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建立稳定的政权结构时，各部门便已制订出各种制度化的程序；在大跃进这场灾难后的1960年代早期和邓小平领导下的1975年，中共又恢复了正常的组织程序，以限制领导人任意作出决定。然而，要使这些正常程序和正在形成中的政府组织结构取得像在西方国家那样的法律效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相反，下级干部在阅读上面发来的文件时都知道，只要一出问题，上面又会造出新的文件，使过去的文件变成一纸空文。

在1976年底和1977年初，叶帅和汪东兴努力树立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以便加强其脆弱的个人权力基础。华抓捕“四人帮”取得的非凡胜利被大肆吹捧，把他抬到普通优秀干部之上，也被大家广泛庆贺。在1976年10月以后的几个月里，涌现出成百上千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书籍和文章。大量歌颂他的领导的诗词歌曲被创作出来广为传播，全国各地都能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画像并排放在一起。当时电视尚不普及，但是从收音机和各个工作单位、农村的广播喇叭里，可以听到对他领导国家的才能的歌颂。

不过，宣传华国锋的做法也引起了反弹。很多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党内革命老干部，都瞧不起华国锋这种1938年以后才入党的年轻暴发户，认为对他的大吹大擂既过头又冒失。况且党内不少有影响的领导人也不想看到个人崇拜，担心这会破坏党内民主。到1978年底时，华国锋因为允许他人将自己的成就吹得太高而退居守势。人们对他并不信服，认为他的领导职位只是被任命的而已，他实际上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个人威望。

华国锋温和的领导风格是他对北京这种环境的自然反应。不过他在湖南时就有这样的名声：和其他同级别的干部相比，他是个谨慎的、瞻前顾后的人。人们觉得与他共事顺心舒服，因为知道他不会冒犯他们。诚然，华国锋认为“四人帮”及其同伙做事太极端，但除了这些人以外，他尽量与大家搞好关系。

在1949年中共掌权之前，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已经花了20多年时间筹划掌权之后应该做什么，华国锋却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过去白手起家建国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宽广的视野，为华国锋和他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学习如何贯彻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针。华国锋在1976年1月突然得到提拔，取代王洪文成为接毛泽东班的第一候选人之前，他对担任最高领导人毫无准备。即便是在1976年1月成为代总理之后，他也一直忙于应付一些紧迫的问题——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毛泽东之死、逮捕“四人帮”，几乎无暇考虑重大的战略问题。1976年10月以后华国锋面对这些重大的问题，就像刚登基的勤勉的小皇帝，需要两位元老臣——叶帅和李先念——的辅佐，而他们也愿意为他出谋划策。

华国锋在1976年之前就认识叶帅和李先念，不过，在为实施抓捕“四人帮”的秘密计划而结成相互信任的小团体之前，他与他们并无特别密切的交往。叶、李两人像华国锋一样，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些被罢官并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的情绪和怨恨。叶帅在文革前就未受重用，因此不属于文革初期受到毛泽东打击的当权派。李先念是“业务组”成员，文革初期的派仗打得热火朝天时，这里的干部一直在从事管理经济之类的政府日常工作。华、叶和李在文革前就与老干部有不错的共事关系，而且他们三人都能同时与文革的受益者和老干部一起工作。

叶帅和李先念既不是整过人的激进派，也不属于要求更多民主、在经济领域进行更大胆尝试的人。与此相反，他们打算协助华国锋，以务实的方式在失去航图的后毛泽东时代平稳航行。具体而言，叶帅能够为华国锋与军队的关系铺路；李先念则能在经济问题上为华国锋提供指导。

华在毛的遗志和中国的开放之间寻找平衡

从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刻起，华国锋就面对压力要向激进派证明自己遵循着毛泽东的遗志。但后者不难看到，华国锋虽然自称毛的追随者，却不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开始了一个“去毛化”过程，这给华国锋造成了更大的负担要去证明自己忠实于毛的遗志。

逮捕“四人帮”在党的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大快人心，但是这激怒了那些认为自己追随的才是真正的毛主义的激进派。他们知道，毛泽东在去世之前，一直想在党内最高领导层为“四人帮”保留一席之地。这种异议使华国锋和他的两个老顾问叶帅和李先念处于守势。他们得竭力证明抓捕“四人帮”与继承毛的遗志相符。华国锋搜集各种材料历数“四人帮”的罪名，他下发的三份材料为逮捕“四人帮”符合毛的观点提供了证据。

自从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一直宣称自己在继承毛的遗志，继续遵行他的政策。但是，一些宣传家和毛泽东的坚定追随者，却不断批评他偏离了毛泽东为党制定的路线。为了响应这些批评，华国锋授意他的拥护者写一篇理论文章，以证明他忠实于毛的遗志。由此而出笼的文章，便是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这篇社论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此即后来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成了华国锋表明自己完全忠实于毛主席遗志的标志。华国锋显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认为中国应当脱离毛在人生最后20年所奉行的路线。

对于华国锋来说，为了在新时期全面领导国家，他需要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就像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八大、林彪在1969年召开九大、林彪死后毛在1973年召开十大一样。一般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制定出经济计划、在重要领域的政策上取得共识、为党代会准备必要的文件。毛泽东刚去世不久华国锋就立刻开始了这项工作，并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大，随后又在1978年3月召开了旨在提供全面政府领导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由于华国锋在掌权之后召开的这次党代会过于仓促，他只能把许多问题先放在一边。在向十一大做的四个小时的报告中，他用意识形态和党的套话来掩盖政策分歧。但确实存在着一些需要领导人给予关注的实质问题，华国锋也试图对其中一部分作出说明。像周恩来和邓小平一样，华国锋继续强调四化建设。在选择最可靠的经济顾问时，他选的是“建设派”（builders），即那些希望抓紧扩大新的基建项目并从国外引进工厂的人，而不是较为谨慎的计划派（cautious planners）和财政干部（关于“建设派”和“谨慎的计划派”详见第15章）。华国锋尤其倚重大庆油田的杰出领导人余秋里，让他领导用更高的指标去充实邓小平的十年规划的工作。华国锋也十分倚重国家建委主任谷牧，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74年10月就选他担任了副总理。

最初，华国锋在外交方面很外行。1976年春天他在北京会见李光耀时，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政策细节，他在回复对方的意见和问题时，只能说些大而无当的套话和口号。但是接过毛泽东的位置后，他非常努力抓紧掌握外交政策问题：当1978年8月他率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时，与1976年时相比，对外交事务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

邓小平在1974年和1975年出国时，仍要受到毛的控制。与此不同，华国锋在1978年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是1957年（毛泽东去莫斯科）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华国锋回国后，对中国能向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学习什么做了报告：这两个国家都接受外国货币，与外国公司开办合资企业，开展补偿贸易，引进外国技术——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损害两国的主权。华国锋表示，他在东欧看到的工厂论规模比不上中国的工厂，效率却要高得多。结论显而易见：中国应当以东欧为榜样，引进更多的外国技术。

改进农村组织的问题，是华国锋有丰富个人经验的领域，他不但尽力保留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开了几次学大寨会议。大寨是被树为全国农业集体化样板的村子，它投入大量人力从事生产劳动，并鼓励兴建大型引水渠这样的农业工程项目。华国锋把全面改善农业的希望放在技术上。和邓小平一样，他也要抢回被浪费的时间，加快发展，然而他在判断取得这些进步所必需的制度建设的速度上却经验不足。他急切地要在四年内（到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技术突破，这不过是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

邓小平在1978年底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华国锋对自己的冒进做法作了自我批评：他没有考虑到中国外汇短缺，没有能力迅速吸收国外技术，中国的预算也不平衡。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例如，华国锋鼓动余秋里考虑在几年内开发十个大庆油田，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他要推动中国快速发展、加快引进外国技术的整体目标，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其他许多领导人是一样的。

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源于1978年12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这些做法始于1977–1978年华国锋的领导，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安排邓小平复出：1976年10月–1977年4月

邓小平是否回来工作，以及回来之后干什么，从“四人帮”被捕那一刻起就是个议论纷纷的话题。党的领导层一致认为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已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把他视为他们认可的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一公布，香港和西方媒体就开始揣测华邓两人之间即将发生权争。不过，在当时的中国，还无人敢向毛泽东挑选接班人或华国锋担任中共主席的权利提出严肃挑战。当时的共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华国锋有权保留毛泽东为他安排的位置。

毛去世后的几个月里，高层圈子一直拿不定主意，邓小平回来后是让他在华国锋主席手下当总理呢——就像当年周恩来效力于毛泽东、或1974年邓小平在王洪文手下工作一样，还是让他成为头号领导人？华国锋的资深顾问叶帅和李先念主张让邓小平在某个时候回来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是要在华国锋的领导之下。逮捕“四人帮”后不久，李先念去看望当时在北京西山疗养的邓小平时，鼓励他为回来工作作好准备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拥立领袖的人也一再向其他人表示，他们支持邓小平复出。

华国锋从未明确说过不应让邓小平回来工作。但是他在1976年10月26日——“四人帮”被捕刚过两周之后——作出指示，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及其让更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即所谓的“右倾翻案风”）。

然而，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不再鼓励批邓了。邓小平曾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认为要对“四五”抗议活动负责，很多干部对此都有意见。华国锋指示宣传部不要再提“四五”事件，他还承认，参加抗议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没有参与策划此事。

1976年12月12日出现了有利于邓小平的另一个突破。叶帅收到他的长期部下、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飙的一封信。耿飙在信中附了一份材料，证明“四人帮”篡改天安门事件报告中的证据，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叶剑英立即对他的部下说，这个新的证据很重要，应当为“四五”事件平反。叶帅收到这些材料两天后，邓小平便重新获准看中央文件。这时有很多人认为，邓小平的复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尽管叶帅仍在说时机尚不成熟。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决定应当让他重新担任一定的职务。

《人民日报》的“两个凡是”的社论——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纲”指阶级斗争）——在2月7日一发表，立刻就成为高层干部争论的焦点。假如毛泽东批准的所有政策和他的全部指示都要遵守，那么对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以及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也就不能再有二话。“两个凡是”的社论刺激了批评华国锋的人，而是否让邓小平复出则成为争论的中心。《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后来说，“两个凡是”一文堵死了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复出的道路，也使参加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人无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错案无法得到纠正。邓力群是奋起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之一，他把这个问题向王震提出，王震又提请政治局给予注意。

按照惯例，在预定召开的党代会之前要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允许比较自由的讨论，取得共识，以便获得参加党代会的人一致拥护。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著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加强了邓小平的地位，巩固了对将在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上得到批准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为筹备8月的中共十一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开始大声疾呼。

在离中南海只有几个街区的京西宾馆召开的这次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会议议程：（1）研究处理“四人帮”的下一步措施；（2）讨论1977年的经济计划；（3）筹划1977年下半年党的工作，包括提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这是在毛泽东去世半年后，中共领导干部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座谈会。但与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相比，1977年3月的会议气氛仍受到那些认为坦率讨论毛泽东的错误还为时尚早的人的限制。即便如此，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取得了共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文革转向四化，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增加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利用。

但是，在文革期间经受过身心折磨的老干部与这一政治运动的受益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许多在文革中靠整人发迹的领导人，托庇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想让权力落入受过打击的人手中；已经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更愿意让他们仍未获准恢复工作的朋友回来。

这两派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在1972年就已经开始向老干部一方倾斜，毛泽东本人在这年年初开始允许开展平反工作。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上，有10名在文革中受过严重迫害的人担任了部长。这个趋势一直在继续。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77年8月仍在世的174人中，有59人在十一大上没有重新当选（其中很多是在文革中发迹的人）。在十一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201人中，除了19人之外，都是1949年以前入党的老干部。相比之下政治局的变化更缓慢一些。政治局常委的四个人都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但其中只有叶帅和李先念赞成让邓小平复出，华国锋和汪东兴则拖延着。

1977年3月，华国锋在向中央工作会议做的冗长报告中解释了为什么抓捕“四人帮”之后他还要继续批邓，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因此要继续进行。”他暗示邓小平不会完全拥护毛主席，并且又加了一句尖锐的话：“我们要记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人人都知道邓小平经常被批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有可能效仿赫鲁晓夫对史太林的全面批判。华国锋想进一步维护毛泽东的遗产，他也意识到了处理“四五”事件引起的消极反应，因此对代表们说，对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然而他并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权威：陈云和王震两人广受尊敬，论资历和个人威望也远在华国锋之上，他们仍然敢于在自己的小组会上大胆直言，表示支持邓小平复出。

陈云是个冷静审慎的人，对党一向忠心耿耿，他由于为党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享有崇高威望。当时他在西南组做了有力的发言，倡议邓小平复出。陈云在准备自己的发言稿时一向很认真，他让胡乔木撰写草稿，发言之前，还在耿飙家中与王震等人见面，以便确定讲话稿中是否还有任何可能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胡子”（王震）暴躁粗鲁，但也是个讲义气的直脾气，在很多忠诚的党员看来甚至十分可爱。他在另一个小组也表示支持邓小平复出。他的发言援引毛曾经对邓小平的赞扬，让毛派的处境尴尬，极难反驳他。他引用毛的话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是个能干的战士，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王震接着又说，在1975年领导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期间，邓小平贯彻执行毛的路线，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是跟“四人帮”做斗争的先锋。王震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热切盼望他早日回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

在小组讨论中很多人支持陈云和王震的意见，可是负责整理会议报告的汪东兴没有把陈云和王震的发言以及随后的讨论收进去。汪东兴对他们说，只要修改一下发言，就可以收进会议简报。陈云和王震长期为党工作，资格远在汪东兴之上，他们回答说，不把他们的讲话收进简报，那就随你的便。他们未经修改的发言虽然未被收入正式简报，但在会上会下广为流传。

开会期间，华国锋对很多想为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他承认，是“四人帮”在1976年4月压制群众悼念周恩来去世，邓小平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人民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依然把它称为“反革命事件”，并且说，有极少数参与者是反革命分子。他又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人都知道邓小平赞成翻案——是正确的。

华国锋意识到了人们普遍支持邓小平复出，他说，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的意思很清楚，时机一到，邓小平的复出之路自然会畅通，但不必操之过急。不过，华国锋对邓小平的支持者也作出一些让步，他说，（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将在这一年夏天举行）适合作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正式决定。

在发生着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华国锋力求掌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以便加强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4月7日，中央传达了华国锋关于如何学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指示，其中提到毛泽东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段话。一周后的4月15日，经华国锋正式批准，《毛选》第五卷出版。但不论华的指示还是《毛选》第五卷的出版，都未能阻止人们对邓小平重新担任要职的不断增长的支持。

在这期间，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帅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邓小平表明了他对那篇有争议的社论的看法。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以这种聪明的说法承认了毛泽东的权威，但实际上他是在说，华国锋并不是解释毛泽东的观点的唯一权威；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去看待，而与华国锋相比，那些长期跟毛泽东一起工作、与毛关系密切的中共领导人，更有资格从这个“更大的背景”对毛的观点作出判断。邓小平随后感谢中央为他洗清了名声，承认他没有参与天安门事件。他说，至于他个人的工作安排，“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他还建议把他这封信，连同1976年10月10日他写给华国锋表示支持其领导的信一起，印发全党。

华国锋在收到邓小平的信时意识到，必须对日益高涨的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力量作出响应，于是他派忠实于自己的高层干部汪东兴和李鑫去跟邓小平商量他复出的事。此时华国锋已经肯定了“四五”示威活动的积极意义，因此邓小平对自己的好友说，他坚信天安门事件不久就会被看作一场革命运动。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没有心情满足汪东兴和李鑫两人向他提出的要求：在为他的复出作准备时，他要肯定“两个凡是”。邓小平告诉他们，如果把“两个凡是”奉为教条，为他平反的事就说不通，对天安门广场示威的肯定也说不通。

邓小平又解释说，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不管什么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邓小平说：如果我死后人们能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人们估计邓小平为了重返工作岗位，会写信公开表示接受华国锋的领导。邓小平也遂了他们的心愿。他在1976年10月10日的信中就已说过：“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4月14日邓小平对信作了稍许修改后，华国锋同意将其印发党内。5月3日这些信在党内印发，一直下发到县团级。华国锋一度尽可能合理地拖延邓小平的复出，但最终，当邓小平写信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后，华还是向势力强大的老干部所形成的气氛作出了让步——他们都希望邓小平回来。

虽然直到三中全会才正式宣布邓小平的复出，但是印发他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信等于向党内中层以上干部发出通知，邓小平的复出已是指日可待。党内人士对饱经考验的邓小平抱有很高期望，认为他能在维护秩序和实现现代化上发挥重要作用。党内人士也在私下议论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将来的关系，外国媒体则在公开讨论此事。

到5月12日时已经很清楚，邓小平将恢复的一切职务，包括接过军队和外交工作。他将像过去一样担任副总理。邓小平还自告奋勇承担起科技和教育工作，因为在他看来科学是四个现代化中最关键的一环，能够促进另外三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和国防）。邓小平的请求被接受后，他把方毅和李昌叫到自己家中，讨论如何促进科技发展的问题。在中国当时的大气候下，他必须首先对付一些残留的反知识分子观点。他对方毅和李昌说，必须强调要把脑力劳动者也视为政治上受尊重的工人阶级的成员。

5月24日，邓小平为了给自己的复出作准备，把他的密友王震和邓力群请到家中，讨论恢复他的写作班子以及如何促进科技和教育的发展。邓小平依然很看重他当年网罗到政研室的那个写作小团队，他要跟其中一些过去的成员初步讨论一下如何组建写作班子。在批邓运动中，有为数极少的人极其坚定地不参加批判，邓力群便是其中之一。他为此受到了惩罚，被下放农村从事劳动。邓力群带来了邓小平写作班子前负责人胡乔木的一封检讨信，胡为自己参与批邓表示道歉。邓小平没有看那封信，而是让邓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说，胡乔木的批评我不介意，胡乔木只是讲了一些套话，这可以理解；没有必要为这种装样子的事道歉。邓小平还称赞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此文已收入《毛选》第五卷）。他说，他欢迎胡乔木回到写作班子。

叶帅和邓小平见面后，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意共同负责军队工作。邓小平重新拾起了他在1975年要解决的问题：推动裁军，征召受过更好教育的兵员，改进训练和纪律，提升军事科学技术，使军队为现代战争作好准备。他在军队会议的讲话中这些仍是中心话题，但他也讲到了更大的政治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过，他用于军队工作上的精力要比用在科技教育上的少得多。

邓小平也没有把很多时间用在外交上。他同意参与重要决策，但他表示不想承担对日常外交工作的领导，他说那让他感到厌倦。邓小平还说，他真正想抓的工作是科技和教育，他认为这是现代化最重要的领域。

邓小平估计，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落后世界20年。例如，他提到中国当时大约有20万名科技人员，而美国是120万。他说，为了急起直追，中国必须承认自己已经大大落后，也要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他重新提出了他在1975年支持的政策，他说，必须通过考试选拔中小学的尖子人才，让他们在最好的大专院校接受最好的教育。

邓小平提出接手科技工作，也是在表明他不会很快就在关键的政治领域挑战华国锋。但是，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触及仍然敏感的政治问题。与那些坚持“红”比“专”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他大胆宣布，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科技人员也是有用之人，军队也需要培养人才。

邓小平的复出

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议需要得到一个月后召开的党代会的正式批准，但邓小平在全会上已正式恢复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政治局常委的五人中邓小平排名第三，位于华国锋和叶帅之后，李先念和汪东兴之前。

7月21日，在实际上是他的复职演说中，邓小平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没有人对邓小平的选择感到惊讶：他是想做点工作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去世后依然挥之不去的大气候，邓小平在规划自己的事业时仍要当心。他首先重复了一句套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然后他才谈到他认为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是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其次是党的建设。他再一次提出，学习毛主席的教导要有灵活性。他说，有人歪曲毛主席的思想，把一些话与当时的情况割裂开来，说它们同样适用于其他场合，但毛泽东对不同的情况是有不同的解决办法的，必须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把他的教导正确运用于每一种实际情况。他还说领导集体要促进党内民主。四年后邓小平的权力得以巩固时，批评者说他对党内民主已经不感兴趣，而是把权力全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7月23日，邓小平讲话两天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宣布了他的新职务。社论说：“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民众在1976年清明节时的感情宣泄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辩论，都证明这句话并非夸大其辞。邓小平复出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在7月30日大陆和香港之间的一场足球赛上。当广播喇叭宣布他来到体育场时，全场起立对他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老百姓显然觉得，邓小平扎实稳健的领导让他们放心，基于他在1975年取得的成绩，他让他们感到有希望。

在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代表们欢迎邓小平的复出，也有一些毛派分子对此感到不安。当时代表们对于如何看待毛的历史遗产，以及实行哪些具体政策，仍未达成明确的共识。党的领导层试图掩盖分歧，展示团结，采用了一些肯定毛泽东遗产的口号，也泛泛地提到了现代化目标。大会宣布文革已经结束，但也肯定了它的意义；尽管中国要学习国外的新技术，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要继续批判右倾主义。一些代表在小组会上表达了对华国锋领导的不满，因为他在四个小时的报告中用套话来掩盖分歧。当然，大会文件并没有把这些批评意见记录在案。

为迎合政治气氛，邓小平也讲了一些套话，以便安抚那些仍然坚持毛泽东路线的人。他在8月18日简短的闭幕讲话中说，大会要“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但是他也试图创造一个更加灵活的空间。他又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谈到毛的“真正路线”，以此表明他忠于毛泽东；但也强调“实事求是”，这就为自己留出了回旋余地，使他可以采取符合当前形势需要的政策，主张毛的具体教导不会自动适用于一切情况。

邓小平此前在8月初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出保证说，他将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工作。他借用了一个军事术语，把自己的工作称为搞“后勤”。代表们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为司令员华国锋当助手。具体来说，他要“协助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邓小平不想威胁华国锋的领导，至少暂时不想。

事必躬亲抓科技教育

中共十一大闭幕几周后，邓小平在对教育部干部的一次讲话中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邓小平打算继续1975年他在胡耀邦帮助下开始的工作，重新赢得科学家的好感。1977年他对一名来华访问的美籍华裔科学家说，只要“马克思不召见”，他打算在科技领域干十年。他说，他希望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大见成效。

邓小平知道中国亟须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但他关注的是更高的目标：能够取得科学突破，推动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研究。在他看来，“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邓小平不断会见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提问的焦点始终如一：中国能为提高自身的科学水平做些什么？邓小平对科学在中国的复兴中所起的作用持有一种近乎着魔的信念，并因此批准了一些相关项目。有人问过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刚刚开始，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搞离子加速器？他说，为了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必须向前看。

1957年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时，邓小平曾是毛的得力助手。但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本能地厌恶知识分子。毛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再想方设法羞辱他们，让他们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邓小平从来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他曾走过接受更高等的教育这条路，尽过最大努力想进一所法国大学念书。他的妻子曾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学物理学，他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个上大学，一个在北大学物理，一个学医，还有一个女儿因病不胜课业繁重的理科转而学了艺术。此外，邓小平逐渐认识到，打击知识分子是在摧残中国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是国家现代化的根基。1973年回到北京后，他再也没有像在1957年那样整过知识分子。有些领导人还会不时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邓小平不再如此。他认为科学没有阶级属性，可以为所有阶级和所有国家所用，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邓小平很快就提出了提高中国科学水平的计划：

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很多时间用于料理生活，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

邓小平认为，当中国需要青年知识分子推动科学发展时，把他们送去参加体力劳动是严重的浪费。虽然他没有用过“精英治国论”的说法，但其实他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他力求吸引最好的人才，为他们提供条件，使其能够为国家贡献最大的才智。

邓小平重用教育和科技精英的做法遇到很多抵制。当他对知识分子待遇表示不满时，明智地不提毛主席的角色——毛是那些政策的始作俑者，而是只讲“四人帮”。他说，必须摆脱“四人帮”的恶习，不要搞给知识分子扣“帽子”的“帽子公司”和打击知识分子的“棍子公司”。

邓小平复出之前，很多保守派仍然认为，建国后的前17年（1949年到1966年）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政策，应当进行批判。邓小平复出前夕，在1977年6月于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与会者就未来的政策究竟应该以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前的政策为基础展开了热烈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仍然要以文革期间的政策作为指导。很显然，邓小平任重而道远。

邓小平后来上了年纪，开始减少工作量，但1977年复出时，72岁的他仍然精力充沛地投身于工作。邓小平一般只抓大事，只对他认为的头等大事才会事必躬亲。在1977年到1978年他认为科学和教育就是头等大事。他第一次谈到这项工作时说：“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

邓小平不断会见各地领导，驳斥激进派对待知识分子的观点，就如何养成尊重人才、促进国家进步的新风气提出具体建议。从1977年7月27日开始，即三中全会正式让他分管科技工作还不到一周，他用数天时间与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副院长李昌和教育部长刘西尧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向他们提出加快科技现代化的工作计划。邓小平说，现在的计划还远远不够，要把各专业最有学问的科学家列一个名单，确保他们得到必要的设备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工作。1964年和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仍没有合适的工作的，要给他们安排更好的工作。邓小平又说，对那些去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要想办法鼓励他们回来，即使不想回来，也要把他们当作爱国人士，请他们回来讲学。学者要搜集国外的教科书，用来更新自己的教材，教材必须做到简明扼要。教育部要选出水平最高的学校，通过考试录取分数最高的学生。邓小平还说，要把国防科技作为整个科学规划的一部分，干部不必担心是否和其他科研工作发生重迭。

如今，邓大司令成了事必躬亲的人。他下达命令，并对执行命令的干部说，我们不要“放空炮”。尽管邓小平言辞坚定，但反对的势力依然强大，因此在8月3日至8日有三十几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感到有必要再次批驳当时仍占上风的观点，该论点将教育视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认为，不能再置理论专家于不顾，只赞扬那些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在邓看来，从生产单位固然可以选出一些科学家，但是从事尖端科学和基础研究的大多数人肯定是出自大学。要想培养优秀的科学家，必须从小学就打好数学和外语基础。大学应当减少校办工厂的数量，增加实验室。

邓小平认为，应当把中国一些最有才华的年轻人送到国外留学，他为此设立了出国留学计划。他坚信，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中国有大量的聪明人。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落后，必须向西方学习。为了向国外学习，中国可以购买其他国家的教材（用来改进中国的教科书），派学者去海外学习，邀请外国科学家来华访问。

9月份，已经是邓小平敦促教育部干部采取行动两个月以后，他的努力仍然受到阻挠。毛泽东曾说部队里的人都怕邓小平，现在邓大司令又把枪口对准了教育部：“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他又说教育部还需要20到40个人：“要找一些40岁左右的人，天天到学校里去跑。搞40个人，至少搞20个人专门下去跑。要像下连队当兵一样，下去当『学生』，到班里听听课，了解情况，监督计划、政策等的执行，然后回来报告。⋯⋯不能只讲空话。”

通过推行受学术界热烈拥护的政策，邓小平重新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他曾因1957年领导反右运动而在他们中间失去人心。这种好感对邓小平的公共形象大有好处，因为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为宣传部门起草文件，给报刊写文章。尽管他们要在领导人划出的界线内工作，但仍有机会巧妙地润色文件和讲话——它们随后会出现在报刊、广播和电视中。有这些人的支持，对邓小平有益无害。

恢复高考

不论对邓小平还是其他人而言，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恢复高考。邓小平早在复出之前就认为，好的学校录取学生，不能根据“阶级出身好”和“思想觉悟高”（这是毛的标准），而应根据学习成绩，必须通过有竞争的入学考试加以判定。1950年代的孩子是在学校进行考试，但成绩高低并不十分重要——干部们不想令成绩较差的农民和工人子弟难堪，因为其分数大多不如地主和资产阶级子女，后者在1949年以前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

1970年代初，一些大学在小范围内恢复教学后，也不是根据考试分数，而是根据工作单位的推荐，接受“阶级出身好”的工农兵子女。干部们固然不能明目张胆推荐自己的子女，但他们可以写信推荐别人的孩子，再让别人推荐自己的孩子。“阶级出身好”的人即使考试成绩不错，那些关系硬但能力不济的人仍能取而代之被学校录取。推荐制度变得彻底腐败。

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因此“出身”不再是问题。他强烈感到，越早恢复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入学考试，越能使中国领导层尽快着手改善国家的教育。邓小平尤其想恢复文革期间被终止的“大专院校统一入学考试”。但是在1977年8月3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正在制定的大学秋季开学计划中录取学生仍然是根据推荐。在秋季学期开学前的几周之内还有可能恢复高考吗？当这个问题在座谈会上提出来时，邓小平转身问教育部长刘西尧是否还有可能。从刘作出肯定回答的那一刻起，邓小平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他在会议结束前宣布：“应当结束推荐制度，直接从高中录取学生。这是一个能够迅速培养人才、见效快的好办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巨变并非易事。要确定考试科目，挑选出考题的人员，公布考试计划，为数百万人举办考试，组织和完成评分，确定哪些大学招生以及录取多少学生——这是一项令人瞠目的任务。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大学的开学时间比预期晚了几个月，也不是事事顺利，但确实重新开学了。

1977年以前，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从未在一年内开过两次会。8月13日，邓小平作出决定没过一周，他们就为筹备秋季入学考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对他的政策变化作了进一步解释：“过去我⋯⋯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邓小平指示说，当年进入大学的学生，要有20%到30%直接从高中录取，将来大部分学生都要直接来自高中。是要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的教育，但不必让他们中断学业。他正式下令在1977年举行全国统一高考。但有些干部抱怨说，这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办到。邓小平不耐烦地回复：政策已定，就在1977年举行高考，不能再变。根据会议内容准备了一份文件，政治局在10月5日进行讨论并予以批准，10月12日经国务院同意后，刊登在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刊登了如何报名参加考试的说明。

共计约578万在过去十年里达到上大学年龄的人——其中很多人当时仍在农村劳动——在那年冬天参加了高考，但大学的录取名额只有27.3万。在1977年和1978年，参加高考者的实际录取率只有5.8%。自中共统治中国以来，大学第一次不把阶级出身作为录取学生的因素，录取完全根据考试成绩。

对大学来说，即使最终在年底开了学，为迎接新生作准备仍然是一个负担。要把已在大学安营扎寨的“工宣队”请出去，要抓紧修好年久失修的设备，已经多年无法从事专业研究的老师要编制课程、准备教材。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抱怨说，由于大学仓促上阵，生活条件和授课经验都不尽如人意。按一些学生的说法是：“80年代的学生，用着70年代的教材，听60年代的老师上课。”

邓小平在1977年采用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给中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成果。就像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一样，中国的高考提高了大学生和就业人口的素质。尤其是在恢复各级教育的考试之后，望子成龙的父母都开始为自己的独生子女（因为城市人口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学好数理化和外语而操心，希望他们能进入重点小学、中学和大学。中小学也开始为学生参加考试作准备，使他们能够在教育阶梯上更上一层楼，大学则开始帮助一些尖子生去西方接受更好的教育。

落在后面的人——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的失落的年轻人中未能通过考试、或考分不够上重点学校而只能就读一般学校的人——对这种新制度未必高兴。但是，很多考试过关的人，以及重视教育素质的人——父母、老师和用人单位——一直万分感激邓小平迅速恢复高考和坚决提高教育质量的做法。

推动科学进步

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不久后便说：“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尽管有胡耀邦在1975年的不懈努力，很多知识分子并未获准回来从事有用的工作，因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受批判的科学家与批过他们的年轻造反派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冲突。科学家就像大学教师一样，生活条件仍很恶劣。

科研人员几乎完全是在各自的科研单位从事自己的工作，而文革期间被派到大学“支左”和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宣队和军队，仍然占据着校园并对科学家发号施令。邓小平认为这种局面太不象话。他宣布：“工宣队的问题必须解决。他们和派去『支左』的军队都要撤出来，没有任何例外。”

邓小平对科学家不断发出的怨言也作出了回应。科学家们认为专业工作应当由内行来领导。邓小平作出指示，每个科研单位要有三个最高负责人，党的领导抓全面的政策，但单位的基本工作要交给懂科研的人领导，还有一名领导要管“后勤”，负责改善生活条件，保证科研人员的工作有充足的供应。邓小平知道知识分子对仍要花大量时间参加劳动和政治学习感到不满，因此作出一条规定：科技人员每周六个工作日中至少要有五天用于基础研究。

由于国家科委在十年前被撤销，1977年时没有一个全面管理科学研究的部门。需要优先考虑恢复哪一些领域？如何培养人才以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对此，邓小平1975年曾让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小组起草有关科学发展的文件。但他在1977年又指示说，要重建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便协调科学发展的工作；还要制定一个七年规划，取代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年–1985年）中有关科学的内容。1975年按邓小平的指示制定完成、曾被激进派打成“三株大毒草”的文件又被拿了出来，成为新规划的基础。

1975年的规划可能是邓小平的起点，但是在赋闲期间，他对国家的梦想又有所提高。他认为，中国已经增加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这使规划的制定者能够、也应该为科学发展确定比1975年更高的目标。为了雄心勃勃的新战略，他不断从杰出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中寻求建议，并且与全面负责科学和教育发展的政治局委员方毅密切合作。方毅和国家科委被指定负责抓工业、军事和其他部门的科学发展，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大学以及独立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和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与社会科学相比，邓小平更加重视自然科学，但是他相信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对不同社会的研究——也是引导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7年5月，华国锋同意了根据邓小平1975年的指示成立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计划。1977年秋天中国社科院成立时有2，000人，邓小平复出后指派1975年拟定这项计划的胡乔木担任了第一任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了直属国务院领导的部级单位。它独立于教育部，使之可以相对摆脱宣传的压力，学者们得以集中精力从事研究，不必去做传播现成知识这种相对普通的工作。

新的科学发展七年规划的初步方案包括108个项目，提交给了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科学大会的开幕词中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说法曾在1975年给他带来麻烦，毛泽东认为这是把科学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然后他介绍了从美国华裔科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他说，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科技革命，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领域：高分子、核能、电子计算器、半导体、航天和激光等等。然后邓小平以他的典型方式，安抚并提醒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听众说，劳动总是与科技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进步具有普遍性，可以为全人类所用。邓小平承认，一些科学家有必要从事工程学之类应用领域的研究，这可以使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加快进步。但是他关注的重点是科学，他一再强调要学习国外的尖端科学。

邓小平的讲话表明他得玩点花样——在与专家共同制订该领域具体发展规划的同时，还得打一场政治战。甚至在领导挑选项目及计划工作时，他也必须继续挑战一些旧式毛派领导的认识。他说，科学十分重要，应当把它看作生产力，应当把脑力劳动也视为劳动，要允许科学家专心从事专业工作，不必受政治活动的干扰。他虽然没有提到“红”与“专”哪一个更重要的争论，但他的回答是明确的：“专”更重要。为了能让专家去做对实现四化最重要的事，他随时准备打一场政治战。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后，他的正式排名在华国锋主席之后。但作为总参谋长，他要负责军队的规划工作。此外，他有多年领导军队的经历，他要维持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权，以免落入华国锋手中。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希望军队的领导干部严格服从自己，他也随时准备要求他们严格服从。军队很清楚邓小平与华国锋相比，对军队握有更大的权力。

“实践标准”挑战“两个凡是”

中央党校在1977年重新开学后，很快就成了党内立意革新的学者和学员的一个中心。研究党的理论和党史的学者从1977年3月开始工作，学校则是在10月迎来它的第一批学员。这一级学员共有807人，其中大约有100名学员是由各部委和各省选送的特别有前途的中年以上干部。他们要在一个“高级班”学习半年。

在头几批毕业后有望跃升要职的学员中，有一种特殊的兴奋感。高级班的100名学员中，大多数人都在文革中受过罪，他们既想分析过去20年出了什么问题，也想讨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当然，这些学员的批评和设想受到了限制，但是在界限之内，他们对各种新思想持十分开放的态度。党校的教员和研究人员也分享着他们的热情，急切地想为确定新时期的理论和政策方向作出贡献。

这种探索新思想的愿望得到了胡耀邦的全力支持。中央党校的名义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但是作为第二副校长的胡耀邦要比他们更经常地到学校里来，对学员、教师和他们的思想也有着更大的兴趣。他鼓励新思想，教师学员对他的鼓励也反应热烈。中央党校很快就成了党内创新思想的中心，一些老干部也偶尔放下日常工作，来这里跟教师和学员一起探讨新思想。

第一批学员来到中央党校之前，胡耀邦的部下就在7月15日创办了一份名为《理论动态》的期刊，它只供一小批高级干部阅读，旨在探讨新思想，提出新解释，在形式上要比党的其他出版物更加自由：它是每隔几天就出一期的带有序号的简报，不对外发行，只供内部传阅；但是它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代表可以被党接受的新思想的最前沿。

《理论动态》在1978年5月10日出了第60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已经酝酿了数月，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孙长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是中央党校1977年秋季入学的学员——数易其稿而完成。杨西光在1978年初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他一向注重为读者提供新思想，在5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上转载了这篇文章。为安全起见，文章的署名是“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和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即又被许多地方报纸转载。

这篇文章认为，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必须根据经验不断重新作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对真理的认识有可能出错，但是如果经验表明它是错误的，就应当加以改正。这样一来新的经验和实践可以带来新的理论。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现有表述带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灾难，也应当加以纠正。

文章问世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读者大加赞扬，但是政治局中负责抓宣传工作的常委汪东兴和《人民日报》前主编吴冷西却十分恼火。一周前的一篇题为“按劳分配”的文章就曾让汪东兴光火，他要求查清发表这篇文章得到了哪位中央领导的同意（后来他才知道是邓小平及其部下支持这篇文章）。

胡耀邦和几位自由派干部利用了一项规定的空子，才使这篇文章得以面世。这项规定是，《理论动态》由“特约评论员”撰写的文章，可以不经汪东兴及其手下人的常规审查就由报纸转载。否则，汪东兴及其手下一班保守派人马在文章见报前就会将其扼杀。汪东兴和吴冷西准确地意识到，此文是在鼓励对他们所信奉的正统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如果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造成了灾难，那就应当加以抛弃。汪东兴和吴冷西也正确认识到，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是在攻击“两个凡是”，并且是在暗指应当对此负责的人——华国锋和汪东兴。汪东兴认为，没有共同的信条就无法维护党的团结，他亲自给胡耀邦打电话，批评他同意发表这种文章。

邓小平后来对胡耀邦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他并没有注意，争论热起来以后他才找来看了看。他说，这是一篇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文章。他表扬了胡耀邦组织的《理论动态》理论班子，并且说应当让它继续工作。胡耀邦希望跟汪东兴等领导人搞好关系，邓小平安慰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另一些领导人支持“两个凡是”而发生一点斗争也是难免的。邓小平在争论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支持，这让胡耀邦大受鼓舞。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胡耀邦和其他很多人也许会心灰意冷地屈服。

“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这两篇文章成了磁铁的两极，各自吸引着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双方的争论暴露和加剧了华国锋支持者和邓小平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前者担心正统思想松动的后果，后者则要极力摆脱顽固僵化的教条。辩论使用的是意识形态语言，其热情却是源于政治背景。在中共内部，公开直接批评领导人一向属于禁忌，但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华国锋，文革的受害者则普遍支持邓小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团结了这样一批干部——他们认为华国锋不足以担当领导国家大任，但又不敢明说。它也有助于军队领导人站到邓小平一边，其中包括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他是文革中最早受迫害的人之一，也是一位极为干练的领导人，曾与邓小平共事多年。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随着围绕两篇文章的论战如火如荼地进行，它也日益成为双方的一场政治斗争：一方赞成“实践是唯一标准”，认为邓小平才是最好的领导人；另一方则坚持“两个凡是”，拥护华国锋。摊牌似乎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