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红卫兵引用历史典故和历史故事，不但打击在位的干部，而且批判几乎所有的小说、故事、戏剧和文章。文革随着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而偃旗息鼓，很多多年不敢讲话的中国人十分渴望有畅所欲言的机会。有人想反击迫害过他们的人，有人要保护自己，还有人只是想诉说自己及其亲友蒙受的苦难。

有些党的领导人从这种被压抑的怨气中，看到了用来对付其敌人的机会。还有一些人并无政治目的，只想表达个人感情。但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对制度有全局思考的中共领导人担心，如果允许“太多的”自由，允许有组织的抗议，国家有可能再次陷入文革那样的混乱。在政治运动或大饥荒中本人或亲人受过苦的有数千万人。强烈的敌对情绪不但针对欺压乡里的地方干部，而且针对上一级干部，因为他们都属于造成这种灾难的体制的一部分。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社会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百姓十分贫穷且相互对立严重，在行为方式上明显缺乏共识，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威。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又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入1949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判断民众的批评浪潮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秩序崩溃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并无公认的标准。因此，对于如何设定和维护这条界线，他们内部也难免发生分歧。主管科学、高教、青年事务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往往会代表与他们共事的人的观点，一般会赞成较多的言论自由。负责公共治安的干部则较为慎重，主张对自由进行更多的限制。宣传部门的领导者往往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受过良好的人文和社科教育，愿意为自己和他人争取更多的自由；但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在传达和实施这些限制时变成了小暴君。

同时，敢于试探可允许的公开讨论界线的人，一般说来都不是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人。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党外知识分子多年来已经被吓得噤若寒蝉，也没有站在公开批评的前列。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冲击言论边界的人，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轻人、党员和老干部，或是有当权的亲朋好友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的人。

从原则上说，邓小平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责任，当他对秩序能否维持产生深切疑虑时，他会迅速收紧控制。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感受到了群众对于结束文革、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广泛支持，因此他允许了两次重要论战的开展，这扩大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两次论战一次是在民众中自发产生并对公众开放的，它最初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道墙上，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西单民主墙”，后又扩散到全国其他城市。另一次是党发起的论战，只局限于党内，它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内主管文化政策的领导干部走到了一起，探讨他们在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

民主墙：1978年11月–1979年3月

在中国的村镇、城市小区以及公车站这类人群聚集的地方，在宣传栏上张贴官方公告和报纸，是一种延续了多年的习惯。北京最受公众关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门以西几百米处的西单一面墙上的宣传栏。这道巨大的灰砖墙有三米多高，二百米长，它旁边是北京最繁忙的公车站之一，有多路公交车交汇于此，乘客熙熙攘攘。在文革期间，西单墙上贴满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他们被称为“走资派”——的大字报。在1976年4月5日示威期间，墙上又贴了许多谴责“四人帮”、歌颂周恩来和拥护邓小平的大字报。

1978年11月19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不到一周后，在新的政治气氛下，报刊销售点还尚未开售的共青团杂志《中国青年》的完整一期，被一页一页贴到了墙上。共青团这个培养未来党员的部门，此刻站在了群众为扩大自由而努力的前线。这本共青团杂志在文革期间被关闭，几个月以前它成为最先获得复刊批准的杂志之一。在胡耀邦的鼓励下，共青团的干部把杂志第一期送厂付印，计划于9月11日发行。但是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看到打算刊出的内容后，立刻下令把它撤回。他批评说，杂志没有华主席的题词、没有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却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

可是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并不那么容易屈服。几天后的9月20日，一些杂志被送到了报刊销售点。但是到了报刊销售点后，汪东兴马上又让人把杂志全部收回，不许再发售，并禁止它再发行。11月19日出现在西单墙上的，便是这一期被收回和禁止发行的杂志，这件事发生在北京市委决定给“四五”事件平反的四天之后。

张贴出来的杂志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这份共青团杂志中的一些文章强烈要求为那些因参加“四五”游行仍在蹲监狱的年轻人平反。还有一些文章反对“两个凡是”，提出的问题不但涉及林彪和“四人帮”，而且直接涉及毛泽东。有一篇文章说：“请大家扪心自问，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林彪能获得权力吗？请大家扪心自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江青是叛徒？没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帮』能达到打倒邓小平的目的吗？”不难理解，毛泽东的前贴身卫士和忠实的维护者汪东兴，为何会对这些批评感到恼火。

共青团的杂志张贴出来以后，几个大胆的人又开始张贴另一些材料，许多材料批评了1976年清明节的镇压。最初，一些路过的人对大字报连看都不敢看，更遑论张贴新的大字报。然而几天以后，并没有人受罚，尤其是有传言说邓小平支持张贴大字报的自由，于是人们变得大胆起来。经历了信息受到严密管制的十年文革之后，很多人仅仅是好奇。还有些人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任何“错误观点”都可能引致惩罚和侮辱，甚至被下放农村，所以仍然心有余悸。然而随着新的大字报在西单墙继续出现，那里开始弥漫着一种兴奋感。

有些人张贴诗词、简略的个人描述或哲学文章。有的大字报是用毛笔书写的，也有的是用钢笔写在笔记本纸张上的诗文。许多大字报出自年轻人之手，他们是高干子女，能窥探到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变化。还有一些贴大字报的，是因为突然获得自由而异常兴奋的年轻人，但他们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缺少经验和智慧去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文革的恐怖时期，个人不敢检验自己的观点，群众运动并不能使他们在策略上变得成熟。此外，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还有一些人写道，他们被灌输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全都是错误的。西单墙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西单民主墙”，或简称“民主墙”，在最高峰时，每天有数万群众驻足于这道墙前。类似的墙也出现在了全国其他一些城市。

大字报写得激情洋溢。有些作者因害怕报复采用了化名；也有些人为了要求得到赔偿而采用真名实姓。一些偏远地区的人，也千里迢迢来到城里张贴他们的申冤材料。很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或有亲人遇害的人，终于有机会诉说他们的遭遇。那些仍有亲友在农村、监狱或被监视居住的人，要求为受害者恢复自由。被迫害致死者的亲人，要求为他们的家人恢复名誉，以使他们自己能够脱离苦海。在1967年后下乡的1，700万知青中，当时还只有大约 700万人获准回城。很多抱怨来自于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农村忍受贫穷的人。还有一些政治上老练的人，隐晦地提到党内正在发生的争论，抨击“两个凡是”，要求重新评价“四五”事件。

11月26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两个凡是”上公开作出让步的次日，邓小平对日本民社党党魁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邓反问道：“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此外，叶帅和胡耀邦也表示支持群众用大字报表达他们的观点。

同一天下午，当《多伦多环球邮报》的约翰・弗莱泽（John Fraser）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一起去看西单民主墙时，围在他们身边的数百人听说诺瓦克次日能见到邓小平，便让会讲汉语的弗莱泽将一些问题转告给诺瓦克，让他向邓小平提出。弗莱泽答应第二天下午向他们报告结果。当弗莱泽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回到民主墙时，有数千人已在等着听邓小平的答复。当听弗莱泽说到党很快要为彭德怀正式恢复名誉时，喝彩声响成一片。当他说邓小平表示“民主墙”是一件好事情时，人们又释然地报以欢呼。

随着人群每天在西单墙前聚集，异常兴奋的中国人渴望了解情况，急切地与外国人交谈，向他们提出了一大堆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既幼稚又极为真诚的问题。例如：你们国家由谁来决定报纸电台的报道内容？多年来一直希望民众能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外国记者，热情地向本国报道了民主墙前真诚的交谈和热烈的气氛。虽然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向中国人报道西单墙上的内容，但是它们透过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传回了中国。

西单墙前的群众一直很守秩序。但是几周之后，有些人开始贴出有政治要求的言论，要求民主与法治。北京的公安干部报告民主墙附近有一些打斗情况发生，并担心那里有增无减的人群可能会威胁到治安。事实上，邓小平在11月底与佐佐木良作的谈话中就已经警告说，有些大字报的言论不利于安定团结和实现四化。但是，在民主墙出现一个月之后，当三中全会临近结束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仍然愿意支持用大字报表达意见的自由。例如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夕的12月13日，邓小平把他的政研室成员、也是为他写三中全会讲话稿的笔杆子之一于光远叫到一边，让他草拟一篇支持西单民主墙的讲话。他对于光远说：“有点儿反对的声音有什么坏处？”尽管《人民日报》没有报道西单的事情，但报社里支持“民主墙”的人在1979年1月3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社论〈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其中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

民主墙上的言论在1月中旬变得更加政治化。1月14日，一群人打出了写有“全中国受迫害的人”的旗帜。他们宣布“要民主，要人权”，从天安门游行到中南海的大门口，这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要进入大门，但被武装军人拦住。目睹这些抗议者的英国外交官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说：“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愤怒的一群人。”

还有一些群体开始自印杂志，向那些来看西单墙的人免费发放。1月17日，一群自称“中国人权联盟”的抗议者印了一份“十九条宣言”，要求言论自由、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评价的权利、公开政府预算、允许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允许与外国大使馆自由接触、为知青安排工作等。这些愤怒的抗议发生在邓小平出发访美的前几天，但邓小平并没有对此进行限制。他知道，如果他在访美前夕压制“民主墙”，这种做法会被西方媒体报道，有碍访问取得成功。然而，当2月8日邓小平从美国和日本回来后，他没有再让于光远给他看那篇支持“民主墙”的讲话稿。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未做过这次讲话。到3月时，民主墙上张贴了更多抨击中共统治基本制度的文章。由于政府未加限制，人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开始批评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开始批评邓小平。

3月25日，曾经当过兵的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大胆迈出了突破旧框框的一步，他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文，点名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魏京生没上过大学，这篇文章也缺乏对民主的深入分析，但是激情弥补了他所欠缺的成熟。他有一个藏族女友，其父被投入监狱，母亲被关起来后因不堪凌辱而自杀。魏京生本人曾被安排到新疆的边远地区工作，他所见到的乞讨者让他内心不安。他想搞清楚的是，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一些干部却享受着极为舒适的生活。他抨击中共享“四个现代化”的口号遮掩这个事实上并未改变的阶级斗争体制的弊病。他质问道：“今天人民享有民主吗？没有。人民不想当家作主吗？当然想⋯⋯人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有了清楚的方向和真正的领导者——民主的旗帜。”魏京生的这些公开言论使他立刻成为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他被奉为中国要求新的民主制度的头号代言人。

大约就在这时，中国的对越战争（中国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结束，邓小平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民主墙”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等国内事务（关于这场战争见第18章）。直到那时“民主墙”在政治上对邓小平一直有很大价值：它使群众能够有一个渠道表明他们反对“两个凡是”，反对“四五”事件的处理方式，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这为邓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使他可以实行新的路线，而又不必亲自参与这种批判。

邓小平刚刚接过令牌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正像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所说的，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虽然华国锋是党的主席和总理，但决定压制批评的是邓小平。3月28日，北京市政府的干部根据正在发生变化的政治气候和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发出规定宣布：“禁止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大字报、书籍、杂志、图片等材料。”

就像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一样，维持秩序靠的是统一命令，对为首者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3月29日，即魏京生在民主墙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四天后，他就被抓了起来，邓小平的压制也在继续。魏京生被捕后，去西单民主墙的人一下子少了许多，只有少数大胆的人还在贴大字报。消息灵通的外国人估计，在随后几周里北京大约逮捕了30人——与1957年或文革时期有成千上万人被捕这一点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一些剩余的大字报被转移到了月坛公园，那里距西单太远，步行前往很不方便，游客相对西单也少得多。媒体开始发表批评民主墙上一些大字报的文章。在月坛公园也派了干部，查问想贴大字报的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西单的大字报在1979年12月才被正式禁止，但是“民主墙”在3月底就已寿终正寝。据于光远说，胡耀邦作为一名听话的干部公开支持了邓小平的决定，但是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公开讨论的干部都知道，胡耀邦个人认为允许更大的自由并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

民主墙被禁时，普通群众中很少有人敢站出来抗议。虽然党内有很多人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措施，认为这对阻止文革式的动乱很有必要，但是也有一些党的干部，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对邓小平的决定深感不安。在于光远看来，邓小平从12月中旬支持“民主墙”到三个月后将其关闭，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

1978年9月底，叶帅担心“两个凡是”的拥护者和赞成“实践标准”的人之间的争论会造成分裂，于是提议开一个会，为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工作确立共同的基本指导原则。叶剑英对经济工作务虚会的成功记忆犹新，他认为通过对理论原则展开自由讨论，能够把进入新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团结在一起。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在得到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后，华国锋正式宣布了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计划。

务虚会的第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开到2月15日，中间有从1月26日起的五天春节假期，主办者是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的具体方案完成时，高层领导对“实践标准”战胜了“两个凡是”已形成普遍共识。胡耀邦刚刚担任了宣传部长，保守势力的领导人、主管宣传的汪东兴也作了检讨。负责筹备会议的人多是宣传领域内思想开放的自由派干部。胡耀邦在务虚会开幕式的全体会议上说明了会议的目的：检讨过去30年宣传领域的工作，就党如何支持对外开放和四化建设制订蓝图。他赞扬了“四人帮”倒台后在解放思想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指出在倡导“实事求是”的邓小平的领导下，这两年的进步在最近几个月里有了新的收获。胡耀邦又说，会议的第一阶段一直开到2月中旬，将分成五个小组。第二阶段是规模更大的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宣传部门的四百多名领导人参加，他们将为落实第一阶段形成的共识制定计划。

胡耀邦为各小组选定的召集人大都是来自报社、大学、研究机构或宣传部门的一些思想开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尽管有些与会者，如吴冷西和胡绳，思想较为保守，但在五个小组的召集人中，有四人——胡绩伟、于光远、吴江和周扬——都是稍早进行的“实践标准”论战中的活跃分子，这场论战间接批评了僵化的毛泽东正统思想；五人中的最后一个是跟于光远关系密切的自由派童大林。到会的两个最重要的高级干部是周扬和陆定一，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他们在宣传部门担任要职，但后来他们都对反右运动十分后悔，因此成了大力主张扩大自由的人。参加务虚会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北京的会议之后，很多地方也各自召开了类似的会议。

会议开始时民主墙前已经如火如荼，但西单的民主墙是无组织无计划的群众运动，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则自始至终都作了细心的安排。此外，西单的大字报作者和读者都是在民主墙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参加务虚会的160人则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党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都能相互交流，与民主墙上的大字报相比他们的讨论更加细致，反映着对党史和世界局势更全面的理解。尽管如此，这两个场合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即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望，要为新时期营造更加开放的思想气氛。这两个场合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是务虚会的成员之一，曾奉命汇报西单民主墙的情况。他去那儿看了之后，回来向务虚会的与会者汇报说，民主墙看起来气氛活跃而平和，大字报上的言论是诚恳的。另一些参加务虚会的人根据自己对民主墙的观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胡耀邦在主持务虚会时，力求同时得到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个人的支持。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先请华国锋过目批准，并在讲话中赞扬了在华领导下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正忙于出访美国和攻打越南的事，但是在1月27日，即邓动身前往美国的前一天，胡耀邦向务虚会传达了邓听取会议讨论情况汇报时的讲话。邓小平说，现在谁也不清楚哪一种民主适合中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他让胡耀邦组织一个二十到三十个人的班子，搞清楚相关问题，然后准备一篇论述民主实践的两到三万字的文章，在五四运动60周年时发表。邓小平说，文章要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将超越资产阶级民主。

务虚会上的气氛可以用《人民日报》前总编吴冷西的遭遇作为一个缩影。吴过去一直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被要求写一份检讨，但他的第一份检讨被判定为敷衍了事，他只好又写了一份。自由派正在占上风，但他们所采用的手法，与过去为支持极左事业而采用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党内团结的做法相类似。与会者提醒吴冷西说，邓小平在1978年8月23日就明确告诉他，《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要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精神。吴冷西承认，他是因为不想损害毛泽东的威望才赞成“两个凡是”。他承认自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胡耀邦的会议开幕词鼓励与会者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新的气氛突破了限制，使人们能以前所未有的坦率批评党内事务。与会者可以批评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思考可接受的新界线，以便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强烈主张更大的自由，他在发言中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及其少数几个追随者为何能把全国人民带入大跃进这样的灾难？他指出，1957年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让他们变得噤若寒蝉，因此无法阻止毛泽东犯下可怕的错误。人民大学的哲学教授张显扬走得更远，他将“四人帮”称为“法西斯专政”。后来担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其则提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应当对所有干部的任期作出限制。

然而，从务虚会一开始，有些人就担心一旦政治风向有变，最高领导人再度变得保守，他们就有可能惹上麻烦。一个与会者说，不能再像1957年“百花齐放”时那样，要提供法律保障，使敢言者不至于受到惩罚。

就像这类会议通常的做法一样，印好的会议总结材料被分送给未出席会议的高层领导。有些高层领导看过报告后批评说，会上的理论家们走得太远了。同时，香港和外国记者开始谈论“非毛化”，这迫使中国领导人要证明他们没有这样做。有些领导人甚至担心，赫鲁晓夫实行的非史太林化政策削弱了党的权威，理论家们有可能步他的后尘。党内的老干部们确实开始批评说，务虚会上的观点很危险，理论家们近乎在批评毛泽东时代发生的一切事情。一些在毛时代担任要职的老干部担心，对毛泽东日益高涨的批评有可能使自己也受到牵连。有些人开始怀疑，胡耀邦等人在务虚会上是不是在搞反毛反党的“修正主义”。

以某些老干部为一方，以“民主墙”和务虚会上大胆敢言的人为另一方，这些人之间的裂痕被证明是难以弥合的。在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上支持邓小平的陈云和李先念等人开始表示担心：对党的批评正在走得太远，有可能威胁到党维护纪律和秩序的能力。胡耀邦觉察到了保守派反击的危险，他警告与会者说，有些个人的批评超出了善意批评和党员行为准则的界限。在2月28日中宣部召开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胡耀邦又说，毛泽东虽然犯过错误，“但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毛主席的伟大贡献”。然而这些话并不足以阻止党内保守派继续批评他和务虚会。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

3月16日，即中国军队打了一个月的仗后撤出越南的当天，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对对越战争作出说明。此时他已经完成了访美和对越战争，因此能够重新关注国内的基本政治问题。他向与会者保证，总的形势是好的，有利于全国的安定团结，但是他警告说，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因此必须坚定地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他警告说，不然的话，党本身也会受到攻击，这有可能导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否定，对整个这段历史的否定。邓小平认为，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党应当把对一些历史问题——例如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先放一放。这位中国头号领导人提醒说，报纸对这个问题必须当心。

邓小平看了务虚会第一阶段小组会的报告后，同意其他高层领导人的观点，认为党内理论家在批评中共和毛泽东上已经走得太远。毛泽东在1957年发动“双百运动”后感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太过分，邓小平在1979年也觉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走过了头。然而，他接受了毛在1957年进行反击的教训，他不想作出过度的反应，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与此同时，支持“民主墙”和务虚会第一阶段精神的人私下抱怨说，由保守派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监督起草的会议总结报告夸大了对党的批评，目的是为了刺激邓小平，让邓小平同那些要求更多民主讨论的人决裂。邓小平对《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尤其气愤，他不但批毛，还让香港媒体发表了他的观点。像党的其他高层干部一样，邓小平始终认为，党内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不应当公之于众。

在准备务虚会的讲话时，邓小平再次咨询了胡乔木，胡也出席了第一阶段的务虚会。邓小平在3月27日与胡乔木、胡耀邦等人一起讨论了讲话草稿，这是在魏京生贴出那张让党内老干部感到恐慌的民主大字报两天以后。邓小平想要允许比毛时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确立一些原则，明确划定哪一些政治言论可以接受，哪一些则不可接受。他对胡乔木、胡耀邦和其他讲话起草人说，要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说明自由的界限。虽然准备这篇讲话只用了两三天时间，但它不仅为务虚会第二阶段定了调子，而且成为此后二十多年判断文章、书籍或电影在政治上是否违规的指导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线。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仍然承认，中国在某些领域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犯下严重错误，也会出现倒退，例如林彪和“四人帮”造成的情况。但是他否认中国的问题是由社会主义造成的；在他看来，中共统治之前的封建历史和帝国主义才是成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缩小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还会继续缩小这种差距。此外，尽管允许“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这仍然是现代化的基础，但是为了对付反对社会主义及其社会秩序的敌对势力——包括反革命分子、敌特人员和犯罪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仍是必要的。他说，就像现代化一样，民主化也只能逐步加以发展。

如果邓小平认为有什么事物是神圣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受到批评时他会本能地发怒，强调公开批评党是不能容忍的。他承认“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他说，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创造的，但人民会对这个人表达崇敬。民主墙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泛滥的批评，能帮助邓小平弱化对毛泽东正统思想的坚持，不再死板地解释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为批评党在过去20年的错误创造了空间。但是，邓小平仍不想让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现，他仍要在公众面前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形象。

叶帅希望统一全党思想的目标未能达成，因为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愿望与顽固保守派的担心之间的裂痕太大，难以用一团和气的辩论加以弥合。最终，邓小平还是要自上而下地强行贯彻统一——他发表了一篇强硬的讲话，并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邓小平见过党内分裂，并对此深恶痛绝，他深信，如不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中国还不足以达成国家团结。在邓小平3月30日的讲话之后，务虚会分成12个小组，与会者就如何贯彻邓小平的指示讨论了3天。

作为一名遵守纪律的党员，胡耀邦于4月3日在务虚会闭幕式的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但是，在务虚会第一阶段听过胡耀邦讲话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他相信国家不会因为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不同观点而陷入混乱。尽管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于现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划定自由的界限上，他们的分歧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邓小平在1987年决定将胡耀邦撤职。

党内领导人固然理解邓小平的讲话，但对知识分子来说，隐含的信息是令人沮丧的：自由的范围已经收窄。民主墙未被正式关闭，但邓小平的讲话如同一盆冷水，再加上魏京生的被捕和对继续贴大字报者的恐吓，“民主墙”结束了，文化领域将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的希望也随之破灭。期盼更多自由的人，难以忘记“民主墙”那段热情洋溢的时光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富有洞见的思想探讨。中国社科院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再多言，但很多人对新政策并不服气。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所导向的更加保守的新路线，也逐渐反映在官方的媒体上，而参加务虚会的人也开始努力适应新的政治现实。《人民日报》5月5日的一篇社论说：“有人认为民主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们主张的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下级干部按照更为收紧的新路线开展宣传。很多知识分子对自由受到的限制深感失望，但是与毛泽东在1957年的反右相比，邓小平的反应要有节制得多。邓小平知道要实现现代化，他需要知识分子的合作。四项基本原则宣布之后，知识分子在公开批评中共上变得更加谨慎，不过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羞辱或被撤职。一些最著名的批评者获准出国居住，在国外继续发表言论。事实上，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个时期，大趋势是自由讨论的空间在不断扩大。虽然不满于那些愚蠢而随意地管制言论自由的做法，但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寻机突破自己的自由界限。为言论自由设定一劳永逸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只要邓小平允许尝试新观念，让知识分子与他合作，他就得允许比1978年以前更大程度的自由。

在1979年10月底的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大会上，邓小平尽力维持着自由与控制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平衡，采取的办法是支持或至少被动接受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时斥责那些他认为可能威胁到中共权威的批评。在准备大会的讲话稿时，邓小平的手下把稿子给了周扬一份——周在1950年代是文化沙皇，1970年代后期却变成了为知识分子争取更大自由的带头人。周扬建议邓小平不要长篇大论，邓按照他的建议念了一篇简短的贺词，他赞扬了中国人民的艺术创造力，肯定了他们在1950年代取得的进步，批评了林彪和江青对创作自由的限制。他说，展望未来，他期待着文化领域的继续进步。他的讲话博得了文学艺术界人士的热烈掌声，包括那些仍对他的“四项基本原则”讲话感到不满的人。不像1957年的毛泽东，1979年的邓小平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主流中失去人心。很多私下抱怨政府任意作出限制的人，继续为四化积极工作。但是，在邓小平统治时期，到1992年他退出政治舞台为止，在自由的边界问题上他将面对持续不断的拉锯战。这场拉锯战最终在1989年6月4日导致了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