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出访日本，是要争取日本与中国合作对抗苏联和越南的扩张。但是他也清楚，除了美国以外，或许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日本那样有助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日本拥有现代技术和高效的管理；它在如何加快发展、扩大现代工业、从以管制为主的经济转型为更加开放的经济等方面都能为中国提供经验教训；它与中国隔海相望，是中国的近邻；并且很多日本人愿意向中国提供慷慨的帮助。邓小平知道，为了搞好中日关系，需要让日本人相信中国是稳定的，而且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合作伙伴。他还知道，他必须克服国人对于同过去的敌人合作将会产生的抵制。
在邓小平访日期间，随行的中国电影工作者所拍下的画面将有助于改变中国对战后日本的看法。他们制作的电影展示了现代的工厂和铁路，也展示了祥和友好的日本人欢迎中国客人、并表示愿意为中国提供帮助的画面。邓小平知道，这些画面对一直接受仇日教育的中国民众十分重要，能帮助他们将日本人作为客人、雇主和老师来接纳——这项任务的艰巨程度不亚于说服日本为中国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技能。日本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夺取台湾，使其成为它的殖民地，自那时以来，它便一直是中国的敌人。1978年时那些40岁以上的中国人还对抗战的苦难记忆犹新；而且30年来中国的宣传机器或学校和单位大喇叭里的广播，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些日本军队的战争暴行。那些有关日本人侵华期间累累暴行的纪录，是最有效地激发爱国主义的宣传方法。
作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个人不难对国家利益作出冷静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年轻时曾激烈抨击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但是当他担任要职时，他会依据所看到的国家利益变化而审时度势。对于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懈地追求自身利益这一点，他不存有任何幻想；并且在与之合作时，他会坚决捍卫中国的利益。但是在1978年，日本和美国警觉到苏联的扩张，都想让中国进一步疏远苏联，这就为邓小平带来了一个可能合作的机会。
对邓小平而言，要说服中国那些充满激情的爱国者，让他们向日本学习，是需要政治勇气与决心的。尼克逊总统之所以有政治基础来和曾是旧敌的中国发展关系，是因为他已证明了自己是坚定的反共派；同样，邓小平本人是参加过八年抗战的军人，他一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能够采取大胆的措施改善中日关系。
邓小平在访日之前首先要与日本谈成一个条约，以便为他的访问铺路。毛泽东和田中角荣首相在1972年匆忙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此后中日关系一直停滞不前。毛泽东和田中没有处理建立领事馆、通商和促进民间交流等一系列必须解决的法律问题。在赴日之前，邓小平首先要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当邓小平1977年夏天恢复工作时，为了签订一个加强中日关系基础的条约而进行的谈判已经拖延多年，其中关键的症结是日本不愿接受中方将反霸权条款写入其中的要求，该条款规定两国同意不谋求在该地区称霸，也反对任何其他寻求称霸的国家。中方谈判人员想让日本进一步疏远苏联，他们清楚这个反霸权条款会激怒苏联。1976年9月一名苏联飞行员驾战机叛逃到北海道，日本人和美国人一起分析了飞机的性能，并且拒绝将其归还苏联，从而导致日苏关系的恶化。不过，日本是一个贸易国家，当时它在境外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尽量避免与任何国家全面对抗，尤其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它不想跟一个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对抗。
中方最初提议两国政府通过谈判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但日方回答说，它已在1952年与代表中国政府的蒋介石签订过《中日和约》。于是中国又提出建议，就像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所做的那样，两国签订一个和平友好条约。但是直到1977年这一思路仍未解决问题。田中角荣的继任者三木武夫首相和1976年12月取代他的福田赳夫首相都作出过努力，但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拒绝与立场坚定的中方妥协。无论在国内和国外事务上，邓小平都对慢吞吞的民主议事过程感到不耐烦，他希望迅速解决问题。不过尽管日本人有国内政治的麻烦，他仍然和他们保持着交往。
双方仍在僵持不下时，邓小平于1977年9月和10月分别接待了一些来访的日本政界领袖，中方认为他们对中国抱有同情，这些人中包括二阶堂进和河野洋平。邓与他们探讨了达成条约的可能性。同时，日本国内的各种商业团体和地方社团热心于增加对华交往，也在游说以更灵活的方式签订这样一份条约。前财政大臣福田赳夫是个聪明的前大藏省官员，曾经提出过由日本向东南亚邻国提供援助的“福田原则”，因而得到其他亚洲领导人的赞扬。福田在1977年11月28日组阁时任命园田直担任外相。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园田直是最有可能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官员。福田赳夫鼓励园田直与中国外长黄华举行谈判，早日解决阻碍签约的争议。
从1977年末到1978年7月中旬，中日双方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了数轮有关条约细节的谈判，但反霸权的条款仍然是主要症结。1978年3月谈判出现了进展的迹象，日本似乎愿意接受一个稍作修改、措辞更为谨慎的说法。日方认为，如果写入一个缓和语气的条款，说明条约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苏联也许能够容忍。
1978年7月21日，在邓小平引导下正式谈判开始，双方举行了第一轮会谈。整个谈判总共进行了14轮。在随后的几轮谈判中，双方交换了若干次条约的修改稿。8月初的时候在北京的日方谈判人员已经充分相信，中国会在缓和条款语气上作出让步，于是园田直亲赴北京加入了谈判。后来据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副局长东乡和彦说，邓小平显然已经作出“政治决定”，当黄华外长接受了日方的措辞时，“我们非常高兴，我在桌子下面和我的上司紧紧握了一下手”。采用缓和语气的反霸权条款措辞如下：“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该条约于8月12日在北京由黄华和园田直签署。
经过八个多月的谈判后，邓小平为何突然决定打破外交僵局，同意日本把语气缓和的条款写入条约？一方面是由于邓确实急于搞现代化，但当时与越南发生冲突的前景也使加速谈判变得更为迫切。此前两周的7月3日，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撤回全部中国顾问。当时邓小平感到越南很有可能入侵柬埔寨，此事一旦发生，中国就要被迫作出反应。为了不让苏联插手，邓小平希望尽快加强与日本和美国这两个重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出所料，苏联因这一条约而对日本感到不快，但是因为有缓和语气的条款，苏联容忍了它。
这个和平友好条约并不需要中国高层领导人亲临日本参加签订仪式。不过对田中角荣1972年的访华，本应有一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回访，但六年来还没有哪位中国领导人访问过日本。现在很清楚，邓小平准备出访这个岛国了。
邓小平的成功访日：1978年10月19–29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60年里，有三位访问过日本的外国政要给日本民众留下了具有震撼力的印象，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看待对方国家的方式。在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拔・肯尼迪（Robert Kennedy）与日本的学生和普通民众团体进行了坦诚活跃的公开对话，这在日本民众有关外国领导人的经验中是前所未有的。罗拔・肯尼迪朝气蓬勃，胸怀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精神，真诚地希望服务于全世界的人道主义事业，对他人的观点表现出十分的尊重。他的访问加深了日本人对民主含义的理解，增进了日本对美国人的好感。
30年后的1998年，另一个外国政要——南韩总统金大中——向1973年救过他性命的日本人表达谢意，给日本民众留下了同样难忘的印象。南韩中央情报局曾在东京绑架了金大中，把他放在一条小船上试图将他淹死，多亏一支勇敢的救援队他才获救。金大中试图克服南韩人对日本的敌意，他满怀真诚地用日语演讲，韩日两国不应当往回看，只应向前看，走向和平与友好的未来。他这一番话感动了日本的听众，在随后几个月日本和南韩的民意测验中，两国国民对于对方都表现出更加正面的态度。
在这两次激动人心的访问之间，邓小平1978年的访日之行在日本人民中间同样引起了震撼性的反响。在中国与这个相邻岛国2，200年的交往史中，邓小平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也是第一个拜会日本天皇的人。邓小平说，尽管有20世纪那段不幸的历史，但两国有过两千年的友好交往，他愿意向前看，使两国走向友好交往的未来。这让日本人大受感动。他们知道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灾难，非常想表达他们的歉意，伸出友谊之手。邓小平带着和解的精神而来，也带来了两国人民可以共同生活在和平友好新时代的希望。很多人觉得，二战结束三十多年后，疗伤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邓小平访日期间，很多日本人对日本曾经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表达了歉意，日本政要也发誓绝不再让这种悲剧重演。邓小平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并没有要求他们详述那些暴行。对于很多不同领域的日本人来说，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既是对日本人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也是为中国的繁荣作贡献的方式，这种帮助本身就可以增加两国和平相处的机会。
邓小平访日时，几乎所有日本家庭都已经有了电视，他们的领导人代表国家向邓小平道歉时，民众也能感同身受。在中国虽然电视机尚不普及，邓小平访问日本工厂时拍摄的电影和照片，也能让中国民众看到日本人对邓小平的热情欢迎。此外，人们从影像中看到的那些新技术，也证实了中国其实还多么落后。
邓小平曾在1974年和1975年负责接待外国高层领导人，当时他所会见的日本客人，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通过与日本代表团的个人交往，他知道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都对中国文化抱有好感。日本东道主一再向邓小平说，他们要感谢中国，它是日本文化——佛教、文字、艺术、建筑——的源泉，这在被日本人视为传统日本的中心的奈良和京都尤其如此。在日本的十天访问中，邓小平会见了各行各业的人：政府领导人、执政党和反对党成员、大企业代表、不同小区的普通公民和媒体人员。他受到了很多人的款待，他们都是邓小平在1973至1975年和1977至1978年在北京接待过的人。邓向他们致以问候，称他们为“老朋友”，这是中国人对熟人的称呼。
邓小平于1978年10月19日抵达日本，当时他尚未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但已被当作中国的代言人看待。邓小平在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作为一个对纪律严明深信不疑的前司令员，他对于东道主为其行程所作的精心安排，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就像日本工厂里的质量控制工程师一样，对细节的关注无微不至。
10月23日上午，福田首相和400名日本人在赤阪迎宾馆大厅举行了欢迎邓小平的正式仪式，然后两人参加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出席活动的还有28位主要国家的驻日大使，但是按照中方的请求，苏联大使未获邀请。
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在与福田举行会谈时打开了一包熊猫牌香烟，递给每人一枝，气氛立刻变得轻松起来。邓小平说：“几年来我一直希望来东京访问，现在终于实现了。十分高兴和首相结识。”福田回答说：“近一个世纪来日中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终于结束了。条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日中两国的永久友好关系。这是邓小平副总理下决断的结果。”福田说，他只了解战前的中国，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访问中国。邓小平立刻答道：“现在我就代表中国政府邀请首相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他的东道主当场接受邀请，“我一定要访问中国”。然后福田谈到了要加强两国关系，邓小平笑着说：“日本也把穷人﹝中国﹞当朋友，真了不起。”
园田直和黄华签署并互换了正式文件后，邓小平出人意料地给了福田一个热情的拥抱，福田显得有些尴尬，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将其视为善意的表达（邓小平通常对外国的共产党同志才会有这种举动）。邓小平说，和平条约将推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也将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中日两国要和睦，要合作，这是十亿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邓小平还在皇宫花了两个小时与天皇共进午餐。为保证天皇能够与客人随意交谈，日方不会保留此类谈话的纪录。但是邓小平后来说，他们谈得非常好。据在场的黄华外长讲，邓小平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黄华提到天皇用了“不幸的事情”这个说法，黄华说，这“相当于对战争损害作了间接道歉”。天皇和邓小平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现在两国能够共享和平友好关系，要把它永远保持下去。
当天下午邓小平与福田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然后福田为邓小平设宴，大约有100名日本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出席，包括自民党总裁大平正芳、前外相藤山爱一郎和政坛新星、后来担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福田在宴会的讲话中回顾了中日两国两千年的密切交往，然后说：“到了本世纪，经历了不幸关系的苦难。”这时他脱离讲稿补充说：“这的确是遗憾的事情。”中方把这看作是一种道歉。福田继续说：“这种事情是绝不能让它重演的，这次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相互宣誓的。”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虽然有过一段不幸的往事，但是在中日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中，这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邓小平对他的东道主说，他来日本有三个目的：一是互换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几十年来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友人表达中方的感谢，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日本人听后都笑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很熟悉徐福的故事。传说中，两千两百多年前秦始皇曾派他东渡扶桑，寻找能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邓小平又说，他所说的仙草，其实是指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秘密。他说，他要来学习现代技术和管理。日本国会下院议长保利茂随后善意而风趣地说，最好的仙草就是良好的日中关系。后来邓小平参观京都旧皇宫御所时，东道主对他说：“这里的文化，全是我们的祖先向中国学来，而后又以独特的方式培育起来的。”邓小平马上答道：“现在，这个位置﹝师生关系﹞颠倒过来喽。”
邓小平对自己在国内的权威地位很自信，也熟悉他遇到的很多日本人，因而能轻松展示他的自然魅力与率真。当人群聚在他身边时，他意识到自己可以打动他们，就像一位自知正在赢得听众的政治家一样兴致勃勃地作出回应。
邓小平在日本的主要向导是廖承志。在日本、香港和华侨事务上，他在北京与廖承志有过多年的密切合作。廖承志比邓小平大四岁，很受日本人的喜爱。他们知道他生于日本，在日本念完小学，又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多年来在北京接待了很多日本客人。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是孙中山的重要接班人之一，1925年遭政敌暗杀身亡。廖承志像邓小平一样参加过长征，1945年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对日本有直觉上的理解力，与日本人有密切的私人交往，在中国又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无论他之前还是后来的中国领导人都难以与他相比。他是邓小平日本之行的理想旅伴。
在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时，邓小平意识到好的技术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个国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表示有兴趣学习日本的经验，即它如何从二战时期的政府指令性封闭经济向1950年代以来更开放和有活力的经济转型。他知道，日本政府在日本的现代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又避免了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他们是如何做到的？邓小平对于在工厂、公共运输和建设项目中看到的现代技术也很着迷。他要想办法将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带入中国。日本的商人，尤其是日本侵华时期在中国住过的商人，很乐意为中国提供慷慨的帮助。
邓小平拜会了前首相田中角荣、参议院议长保利茂和自民党党魁大平正芳，然后又去国会参加了招待会。当时田中角荣正因洛克希德（Lockheed）丑闻而被软禁，很多日本人都躲着他，但邓小平主动提出前往田中角荣的私邸拜会。他对田中说，他来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向那些为发展中日关系做过工作的老朋友表达谢意的。他要感谢田中前首相为两国友谊作出的贡献，感谢他签署了《中日共同声明》。邓小平说，田中访华时他还在“世外桃源”里（指他下放江西的岁月），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为两国关系所作的贡献”。然后，邓小平正式邀请田中作为政府的客人访问中国。当天稍后，田中对记者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带来的两国的团结，是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喜事。他说，在他见过的外国领导人中周恩来给他的印象最深，“今天会见邓副总理，使我有当年会见周恩来一样的感受”。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为维持日中关系发挥过作用的日本人，1978年时多已亡故。10月24日的下午，邓小平和妻子卓琳在赤阪迎宾馆招待了这些人中仍然在世的几位和其他人的遗属——主要是在那个困难时期与中国保持交往的已故政治家的遗孀和子女。邓小平向他们表达了歉意，他说，他没有时间亲自去拜访他们每一个人；就像周恩来（1917年至1919年曾住在日本）一样，他想对日本朋友说：“饮水不忘掘井人。”他又说，即使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他们就相信两国总有一天能实现正常邦交。邓小平说，虽然他们不能分享今天的欢乐，但他们的努力不会被人忘记，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于两国友好关系的史册，激励两国人民继续前进。邓小平还说，这些人，以及他们的遗孀及子女，都是中国的朋友，使中国人民更加“坚信中日两国人民一定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邓小平然后请他们常去中国看看。很多听到他讲话的人都感动得潸然泪下。
这天下午，日产公司总裁川又克二陪同邓小平，花了一小时时间参观了公司在神奈川的工厂。该厂刚在生产线引进了机器人，号称全世界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汽车工厂。邓小平参观了生产线，听人介绍说每个工人一年平均生产94辆汽车，邓小平说，这要比中国排名第一的长春汽车厂多出93辆。他在参观完日产公司后表示：“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次日邓小平再次与福田首相会面，出席了日本最主要的工商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举办的午餐会，稍后又召开了日本记者招待会，会见了祖籍中国的日本人，并主持了一个晚宴。出席经济团体联合会午餐会的有大约320家公司的执行官，超过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来访时300人的纪录。
邓小平在中国从未举办过记者招待会，而他在这一天成了第一位举行西方式记者招待会的中共领导人。来到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大约有400人。邓小平首先谈了一些国家谋求霸权的危险和中日两国共同对抗霸权的重要性。不过，他也感觉到日本有强烈的中立主义情绪，因此他说，中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中国为了搞现代化，其实也需要和平的环境。之后邓邀请记者提问。当有记者提出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时，气氛骤然紧张，然而邓小平回答说，中日两国看法不同，对钓鱼岛的称呼也不同，不妨先把问题放一放，把它留给后人，他们会比今天的人更聪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场的人如释重负，感叹邓小平有如此巧妙的回答。最后，在回答毛泽东在文革中给国家造成的灾祸时，邓小平说：“这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错，而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们很多人都犯过错误；我们缺少经验，缺少判断力。”他又说：“我们很穷，也很落后。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学习很多东西。”
在回答有关四化的问题时，邓小平宣布，中国已经制定了目标，即到20世纪末要在四化建设上实现突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好的政治环境和正确的政策。“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他说，“必须承认自己的缺点。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需要向日本学习。”在被问及访日给他留下的印象时，他对日方出色的接待表示感谢。他说，他受到了天皇、日本工商业和各界人士十分友好的接待。又说，他与福田首相进行了很好的会谈，中日两国领导人以后每年都要见面。他说，访问时间虽然短暂，但他要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很希望听到这样的话，他的讲话结束时，全场起立为他鼓掌，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首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部分答案是，邓小平具备在国内向不同的人解释政策的长期经验。但是他的成功也来自于他对日本国情和观点的了解、谈到中国政策时的自信、承认中国有问题时的坦率态度、对日本明显的善意、轻松风趣的语言。此外，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人普遍认为，邓小平对日本的访问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日本为它所造成的可怕悲剧道了歉，并立誓帮助中国的现代化，日本人希望这次访问能开创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纪元。
次日，新日铁社长和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陪同邓小平乘气垫船（当时在中国闻所未闻的一种快船）穿过东京湾，参观了新日铁的君津制铁所。君津制铁所是一个自动化钢铁厂，仅此一家工厂生产的钢铁量，就相当于当时中国全部钢铁厂总产量的一半。邓小平参观完工厂设备之后，立刻宣布他希望在中国也建一座君津这样的钢铁厂。事实上，在邓复出之前，以君津为范例的宝山钢铁厂已经在筹划之中。
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子弹头列车”从东京前往京都，然后又参观了邻近的奈良和大阪。邓在关西地区的一家饭店走过一个充满喜庆气氛的房间，瞧见一个穿着漂亮白衣的女子，便问那里在做什么，当听说正在举办婚礼时，邓问道他是否可以看一看。一对新人很高兴他们的婚礼将成为国际新闻，愉快地摆好姿势和邓小平合影，旁观的人都觉得颇为有趣。
邓小平游览了有800年历史的京都，它的城市规划、艺术和建筑皆模仿唐朝古都长安。他在那里会晤了京都府知事、京都市长和当地的工商界领袖。然后他从京都乘专列去了奈良，这座城市也是依照中国样式兴建的，建城时间甚至比京都还要早。邓小平参观了按南宋寺庙风格建造的东大寺，与奈良市的官员共进午餐。
离开奈良这座古都，邓小平又去参观了松下公司在大阪的电器工厂，在那里会见了松下幸之助。上世纪20年代松下以制造自行车灯起家，带领他的企业不断成长，邓小平到访时松下已是全球领先的电器公司。就像许多日本企业领袖一样，松下也对日本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深感内疚，他表示愿意帮助中国人改善生活水平，生产出质优价廉的电视机，让当时还买不起电视机的中国家庭也能看上电视。
邓小平在松下不但看到了大规模生产的彩色电视机，还看到了尚未进入中国的传真和微波设备。邓小平知道松下幸之助的名望，称他为“管理之神”，并请他把所有最新技术都教给中国人。但松下幸之助接下来的解释显然是邓的顾问未曾提醒过他的，松下说，像他这样的私人企业要靠开发的技术养活自己，因此不愿意转让最新的技术秘密。不过此后松下的工厂在中国发展迅速，也确实教给了中国人技术，并在十年之内就帮助中国实现了松下的梦想——生产出中国民众能买得起的电视机。
当晚，邓小平和大阪政府官员共进晚餐，在座的还有已故的高碕达之助的女儿。邓请她来是为了向她父亲的贡献表达敬意和感谢的。高碕达之助曾与廖承志合作，在1962年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这个协议使两国得以互设贸易办事处，并且在1972年中日建交之前就能进行有限制的中日贸易和新闻交流。
日本广播公司（NHK）全程报道了邓小平参观工厂的经过，展示了一个精力充沛、观察力敏锐而又自信的邓小平。他充满好奇和热情，但并没有对他看到的日本新技术一味说奉承话。如果过于谦恭的话，他可能会受到“崇洋媚外”的指责，因此他得把握好分寸。在邓访日之后，中国的小学生被教导说，当记者问邓小平对新干线列车有什么看法时，他给出了完美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快，真快！”——他既承认外国技术的价值，又没有伤害中国人的自尊。
日本领导人在邓小平访日期间的言行，也对日本民众起了很好的作用。甚至多年以后，年轻人在评价接待过邓小平的老一代日本领导人时，都将他们称为“大人物”——这个称呼的意思是，他们不同于后来那些陷于财政琐事和无聊的派阀之争的人。接待过邓小平的各界领袖（福田赳夫首相、园田直外相、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以及公司领导人稻山嘉宽和松下幸之助）都是大胆的计划者和建设者：他们引领着一个荒芜破败、不敷温饱的战败国，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在1978年时仍在快速增长的生机勃勃的国家。这些老一代日本领导人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本造成的灾难都有亲身了解。他们知道日本给中国造成的破坏无法弥补，但他们希望能让子孙后代生活在和平之中。他们愿意用他们的经验和技术创新帮助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仅仅看重自己公司的利润。因此邓小平在重建自己的国家时，能够与这一代日本领导人交往，并向他们学习，因为日本从战争浩劫中复元时，他们自己也曾面对同样的挑战。
稻山嘉宽是在日本招待邓小平的一位重要的工商界人士。他从1957年就开始向中国出售钢材；到1971年，他的公司已在改造武汉钢铁厂、使之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钢铁厂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他的一些雇员对他向这家过时的苏联式钢铁厂转移如此多的技术、而不是去建新厂赚钱而有所不满。稻山回答说，他很乐意改造这家工厂，因为1901年他的钢铁公司八幡制铁在日本开办第一家工厂时，铁矿石就是从武汉运来的，他很高兴现在能回报这个城市。
稻山信奉“隐忍哲学”，对其他公司和国家非常大度，甚至不顾自己公司的利益，他为此而受到部下的批评已不是第一次。他并不想让自己的公司损失钱财，但他也想造福社会。他认为转移钢铁技术对南韩和中国有好处，给其他国家送去这样的礼物，与它们分享繁荣，对双方都有利。他甘愿冒着日本人所谓“自食恶果”的风险——即向中国转移技术，然后中国会把更廉价的产品再出口到日本，损害日本国内的生产基地。他表示，他相信中国的市场足够大，能够消化中国生产的钢材。在乘气垫船去君津的途中，邓小平和稻山在闲聊中得知他们原来是同年出生，稻山便问邓小平怎么把身体保养得这么好，邓小平说，因为他“只是一个丘八﹝当兵的人﹞”。稻山后来说，邓小平很感谢那些愿意帮助中国的人。
邓小平希望他的日本之行能推动在中国沿海地区建一座完全现代化的大型钢铁厂的计划，一年前稻山嘉宽和李先念副总理就曾讨论过这个项目。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君津钢铁厂，邓小平参观了新型的连轧生产线和计算器控制技术，它后来成为了上海以北宝山的中国第一座现代钢铁厂的样板。邓小平说，为了管好宝山，需要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学习管理技能。他还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学生做得不好，那就说明老师没教好。”
邓小平访日之后，对“管理”一词的含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开始更频繁地使用它。他的同胞都相信毛时代教给他们的东西，认为西方工人受着剥削，邓对他们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日本工人挣的钱能够买房子、买车、买那些中国还根本没有的家电。邓小平在日本不仅看到了他过去只是读到过的东西，他还要学习日本人是如何组织工人、如何将他们的敬业精神和效率发挥到最大的——他将其总结为“管理”。他从日本之行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抓管理，光搞生产是不行的，还要提高质量。”百年以前，中国的爱国者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邓小平用“管理”这个中性词提倡学习西方，并同时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这就使他既能够引进比技术更多的东西，又能减少中国保守派的抵制。他确实认为，社会主义也能运用现代管理，共产党也可以提倡现代管理。
日本媒体对邓小平访日的报道大力渲染这次访问取得了成功，并加强了日中关系；中国的报道则更为正式和低调，但传递的信息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在中国，邓小平访日的电影和照片使中国民众看到了现代工厂是什么样子，使他们明白了中国多么落后，要追赶世界水平需要做多少工作。
访日的成果
在邓小平结束访日之前已经安排了一个经济代表团去日本进行更具体的考察学习，成员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主要经济官员。由邓力群担任代表团顾问，团长是国家计委副主任袁葆华，他们在邓小平离开几天后就抵达日本，在那里考察了一个月。考察之后代表团写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报告，概述中国应如何学习日本的经济管理。
考虑到读报告的中共领导人仍然深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因此代表团的报告里解释说，日本对马克思所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作了重大修正。日本的管理人员聪明地学会了如何通过激励工人获得利润，他们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待遇要比马克思看到的那些受剥削的工人好得多。代表团回国后，邓力群牵头成立了新的协会，包括质量控制协会和企业管理协会，这些都是以代表团在日本考察过的协会作为样板的。根据考察中学到的东西，他们为各省负责经济工作的高层干部制定了培训计划，向他们讲授日本的做法，例如如何调整价格使其反映生产成本、如何依据市场需求而不是主观臆断的指令性计划来制定生产指标、如何依靠细致的生产过程而不是检验方式来实现质量控制，以及如何利用指标来评估生产过程的绩效。一些中国的工厂打出了标语，强调学习日本管理体系和制定培训计划的重要性。
邓小平也启动了文化交流，使日本文化——电影、故事、小说和艺术——进入中国。比如日本的电影就很受中国观众的欢迎，这增进了中国人对日本人民的理解。邓小平知道，这可以为扩大中日两国的经济和政治交往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邓小平领导时期，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大为改观。
可以说，邓小平在为坚实的中日工作关系打基础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他访问日本之后，由于中国的紧缩政策限制了外国投资，有三年时间里商业交往受到了阻碍。尽管有波折，但在邓小平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中日两国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事实上，到1980年12月时中日关系已大为改善，使两国能够第一次举行内阁级的联席会议。此外，黄华和日本外相伊东正义在该月还签订了协议，由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向中国提供条件优厚的长期贷款。从1979年到2007年，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多于它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贷款，总计达到2.54万亿日元（按2007年汇率计算约合250亿美元）。日本企业在中国各地设厂，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前身）在上海开设了办事处，它利用与日本企业广泛的关系网，寻找愿意对中国各部门的培训计划请求作出回应的日本企业。在邓小平时代的鼎盛期，日本在为中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提供援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