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在举世瞩目之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4月15日胡耀邦骤然离世后的最初几天，示威者绝大多数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们要向这位刚离世的英雄和他所支持的民主表达敬意。最初开始集会时，他们表现出对中共的尊重，游行过程秩序井然，并未给交通造成干扰。起先他们也没有政治纲领，然而，随着示威日益扩大，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内容也越来越激进，示威者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冲突在6月4日达到顶点，军队在这一天向北京街头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恢复了秩序。
当时邓小平已84岁，他没有去街头会见示威学生，也没有插手中共每天作出的反应。但是他身居幕后，一直关注着局势的演变，是最终的决策者。他并不赞同示威者的言行，他们都是邓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的政治稳定的受益者，而现在他们正在威胁这种稳定。
邓小平试图避免东欧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那里因国家领导人向民众的要求让步而导致了失控。邓小平最初想避免流血，他知道那只会给示威者火上浇油。但是他从事发之初就相信必须立场坚定，尤其是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他开始更为直接地参与掌控党对示威者的反应。他要确保干部能够落实他认为恢复秩序所必需采取的措施。
在6月4日之前，无论何人，不管是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还是学生领袖，事实上都无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乱局。党内领导层的分裂，对中国当时能容许多少自由的分歧，曾为革命浴血奋战的老干部和习惯于舒适生活的学生之间的观点差异，城市居民担心通货膨胀与就业的不安全感，示威运动的浩大规模，以及学生领袖在控制自身运动上的无能，国内外民众对示威者的同情，中国军队在控制群体事件上缺少经验——凡此种种，使中共领导人在控制局面上一筹莫展。
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1949年以前参加的学生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纲领，到1949年时学生领袖们已经共同奋斗了多年。1960年代后期的学生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但是在1989年以前的十几年里，严密的控制阻碍了有组织的独立学生运动的发展。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市民没有和政府站在一起限制示威者，因为他们赞同学生的批评。即使有些受到多年政治打压的老知识分子试图阻止学生采取激进行动，但实际上也赞赏学生们大胆表达了他们自己不敢表达的观点。最初自发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演变成了游行、政治辩论、露营、愤怒的示威、绝食和日益失控的冲突。
示威学生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满于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企业主。不过他们也从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即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对于他们的事业很重要。因此他们在1989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条件，而是采用了能引起民众共鸣的吁求：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负责任的党、献身公益的干部队伍。
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被中国青年人这些发自内心的温和要求所打动，这反过来又让示威者更加振奋。外国驻华记者的工作长期受到中国官员的骚扰，他们的活动被监视，敢于揭露问题的受访人被逮捕，因此外国记者热衷于倾听学生的要求。在4月15日之前，大多数学生还不敢跟外国记者公开交谈，然而在1989年春天的事件过程中，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记者们将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憧憬传播出去，为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
学生一方情绪高涨，不仅因为他们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支持，还因为政府最初限制示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当大批学生突破警察的封锁线时，学生和外国观察者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政府最终会向他们的理想让步。当时学生们很难想象政治领导人会动用武力，人民解放军会向北京街头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
中国的领导层一方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关注与支持在鼓舞着学生，但他们很难相信中国民众对自己的领导人会那么愤怒，因而易于认为示威有国内外的“幕后黑手”从中操纵。有关这些“幕后黑手”的传言在高层干部中间广为流传，并被保守派用来作为促请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
胡耀邦去世
胡耀邦从南方过冬返回北京后不久，出席了1989年4月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还不到一小时，他便因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栽倒在地。紧急送往医院后他似乎有恢复的迹象，但在4月15日凌晨猝然去世。群众从晚间7点的电视新闻中得知了他的死讯，次日的电视和报纸又发布了正式的讣告。这一消息令举世震惊，他的去世完全出人预料，引起了巨大的同情，甚至连一些强硬派也不例外。邓力群是胡耀邦最高调的批评者和1987年1月批胡的带头人，但这时他也赞扬了胡耀邦。他后来写道，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抱恶意。邓力群还说，与胡相比，赵紫阳则参与过阴谋和整人。
群众能够长期被胡耀邦所感动，不仅因为他热情亲切，还因为他做人正派，对党忠心耿耿。他是知识分子的希望，曾为他们作过勇敢的斗争。他是他们心目中好干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无任何腐败劣迹。他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记，能够与他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打成一片。然而他在1987年却被冷酷地免职，因为他被指责为对1986年的学生示威太软弱。
1989年的示威活动是对邓小平无意促进民主和没有支持胡耀邦工作的含蓄批评。胡耀邦的朋友觉得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据他们说，胡耀邦为此深受伤害。他曾忠心耿耿为邓小平工作，邓的批评尤其让他伤心。1987年被免职后，胡耀邦不再看电视，人也瘦了下来。很多人认为他死于彻底失望，是自由民主事业的烈士。但是，很多参加示威的人关心的并不是胡耀邦个人，而是把他作为推动自由民主的一个契机。事实上，很多知识分子后悔自己在1986年的学生运动中过于顺从，使运动轻而易举地得到平息。现在他们决心更坚定地站出来。
当学生们利用悼念胡耀邦去促进自由民主事业时，1976年4月5日的示威（为悼念周恩来）和1989年4月的示威（为悼念胡耀邦）之间明显的相似性，足以使学生们受到鼓舞，也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担忧。1976年的示威称为“天安门事件”，而1989年的示威也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像周恩来一样，胡耀邦努力保护人民，含恨而终。不论1976年还是1989年，群众对于受他们爱戴的人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而义愤填膺。1976年的示威者借机抨击“四人帮”，现在不是也可借机批评邓小平和总理李鹏吗？1976年春天被逮捕的人在1978年秋天就得到了平反并被称为爱国者；那么1989年的示威者难道不可能以后被称为爱国者吗？在那些希望有一个更仁慈的政府的人们中间，胡耀邦已经取代了周恩来，成了当时的大英雄。
骚动的根源
1989年春天，高层领导人——特别是赵紫阳与李鹏——之间的政治分歧，加上邓小平逐渐退出对日常工作的领导，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信号和困惑。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引发社会骚动的严重问题在下层进一步发酵和加剧。在19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和摆脱“政治辅导员”的权利。大学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如何在学生的档案中写“小报告”，政治辅导员便成为政府监控的象征。这些给学生写报告的政治辅导员的教育水平很少赶得上学生，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权影响学生的前程。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于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取消这些政治辅导员，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
知识分子，不论年轻年长，仍对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耿耿于怀。大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1980年代末播放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被保守派封杀），它批判象征传统中国的黄河，赞扬给中国带来国外新思想和现代行为方式的蓝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愤怒。这个问题又因腐败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钻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农民工开始纷纷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
官方数字尽管低估了实际变化，仍显示1987年至1988年北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30%以上，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资、过去30年来一直有着物价稳定预期的家庭感到恐惧。此前为养老和以后生病而攒钱的节俭家庭，却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贬值。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政府又声称要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使愤怒变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餐馆，住好房子，穿着时尚，买得起摩托车甚至是汽车。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那样，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资的机关干部或将在毕业后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大学生。这些人认为，国营企业应当用它的更多收入给职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1989年春天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甚至一些愤怒的机关干部也冒险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自己机关单位的旗号。不过，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愤怒。
中国民众提到“贪官”时，并不是在说犯法的人，因为当时法制的观念并不强；他们指的是那些利用别人没有的职务或个人关系谋取私利的人。对“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议学生要求公布他们的收支、他们拥有的别墅数目以及他们子女的金钱来源。1966年时有很多高干子女踊跃参加红卫兵反对“走资派”，但在1989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议活动。相反，他们和父母一起因为享有特权而受到抨击，因为他们把权力地位变成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谋利的资本。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一切。 因此，利伯维尔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很多农民工涌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机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大量人力的建筑业。但是1988年底为控制通货膨胀对经济采取的紧缩政策，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很多失业后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财富。总之，对很多人来说，市场力量带来的巨变让他们深感不平。
除了这些不满的来源，还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迁徙之外的更多的权利。他们厌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错误”而挨整和受罚的恐惧之中。自由民主的呼声和对胡耀邦的赞美凝聚成了一种要求，要摆脱国家的监管，摆脱官方强加的批评会。
从悼念到抗议：4月15–22日
4月15日傍晚，在宣布胡耀邦去世几小时后，北京大学的墙上就贴满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报。次日，大约800名学生从学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对于从大学前来悼念的人并未进行干预。
随着广场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动也开始有了政治意味。4月18日一大早，数百名学生穿过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几条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推翻1986年惩罚抗议者的决定，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当晚11点左右，数千名愤怒的抗议者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几百米开外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他们不断高呼口号，要求进入中南海。警察请求他们离开但遭到拒绝。人群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点，警察才终于将其驱散。自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进入中南海。正如李鹏所说，在4月18日这一天，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
中南海里很容易听到新华门外人声鼎沸，这使高层领导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从日本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么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作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
4月21日的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广场上的演讲者也开始要求更多的民主。为了使学生平息下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指示大学干部维持校园的各项正常活动，对学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中南海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以防学生冲进大门。《人民日报》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并警告学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误以为是软弱”。但是领导层严重错估了形势，学生们夸示着自己的力量，拒绝平复下来。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大约有2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通过广播喇叭仔细聆听20分钟的悼词。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遗体被送往安葬高级干部的八宝山。追悼会过后，三名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等了大约三小时要求见李鹏。他们后来抱怨说，他们受到怂恿，相信李鹏或另一名高级干部会出来见他们，但李鹏和其他官员声称李鹏对此并不知情。当时李鹏不同意接见任何非官方的学生团体，因为他担心这会使这些团体获得他所不愿给予的合法性。李鹏还担心这样做会削弱党所支持并具有更强控制力的官方学生组织。
李鹏和邓小平的“四二六社论”
学生悼念胡耀邦时，邓小平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不论邓小平在胡耀邦掌权的最后几年如何批评他，胡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为改革开放作过贡献的忠诚干部。邓小平知道，压制学生的悼念活动只会激怒他们，就像1976年4月阻止悼念周恩来逝世点燃了抗议者的怒火一样。但是，悼念活动一结束，邓小平已经打算向学生发出警告。恰在这时，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李鹏临时取代赵紫阳，接过了处理示威活动的工作。
按照早已确定的行程，赵紫阳出访北韩将从胡耀邦追悼会后的4月23日开始。据赵紫阳说，他动身之前去见邓小平时，邓小平告诉他仍然应当去北韩访问，并且他回国后将被提拔为中央军委主席，这说明当时邓小平仍把赵紫阳视为他的接班人。因此赵紫阳按照行程于4月23日准时从北京火车站动身前往平壤。李鹏为了平息他与赵紫阳有冲突的传言，去火车站送赵紫阳离京。赵紫阳对李鹏说，自己不在时李可以自行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
赵紫阳等人希望，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人群就会散去，然而他们并没有散去。就在赵紫阳离京的当天，尽管有不允许学生成立组织的禁令，来自21所高校的学生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他们决定不能像1986年的学生那样轻易结束示威，现在这个学生团体要更加顽强。学生的组织者早先曾宣布将在5月4日以后复课，现在他们推翻了这一决定，宣布将无限期延长罢课时间。
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咨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六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事态之严重。邓小平同意要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了应对示威者的决策之中。
李鹏于次日召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负责监控首都事态的北京市领导陈希同和李锡铭的汇报。有观察家认为，这两人由于害怕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夸大了示威的严重程度，使邓小平对实际情况产生了误解。但其他干部认为形势确实严峻，李锡铭和陈希同对天安门广场情况的报告是准确的。
4月25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家里与李鹏和杨尚昆会面，听他们汇报情况。李鹏在日记中说：邓小平在4月23日就决定了必须发出严厉警告。听完他们的汇报后，邓小平说，必须终止这场动乱——像波兰那样纵容示威活动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党的权力垮掉了。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确坚定地结束动乱，控制住局势。邓小平还说，要立即发表一篇权威社论向学生发出警告。要告知北京地区的领导人坚定立场，并指示高校的党政领导把事态平息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