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犯与遣屯
移民屯田初期，甘肃民众不愿迁往新疆，清政府的内地移民政策落实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做出内地戴罪犯人流放到新疆屯田种地的决定，广东地、广东庄子、湖南村、山东地这些地方，是为刑满释放人员设立的屯垦点，叫“遣屯”，也叫“犯屯”。
《清高宗实录》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己巳条，记录了军机处关于流放犯人到新疆的谕令，“军机大臣等议奏，御史刘宗魏奏请，嗣后盗贼、抢夺、挖坟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于新辟夷疆并安西回目札萨克公额敏和卓部落迁空沙地等处，指一屯垦地亩，另名圈卡，令其耕种”。
发遣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积极执行，山东省把当年判决人犯的一半发配到巴里坤。遣犯是低成本劳动力，新疆的反应更为积极，在托克逊、喀喇沙尔（焉耆）设立两个屯垦点，当年收容内地遣犯500人，跟随绿营军一起屯垦。
那一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战争还在进行中，陕甘总督黄廷桂上疏，请求放缓人犯发配速度。清朝的重兵集结在南疆，后方兵力空虚，遣犯们也是不稳定因素，万一他们再闹事怎么办？黄廷桂建议，遣屯设立先从巴里坤、哈密开始，一步一步往乌鲁木齐、南北疆地区发展，要保证每个地方都有绿营驻军，保持足够的弹压能力。
1761年（乾隆二十三年），清朝收复新疆两年以后，社会面日益稳定，新疆敞开大门，大规模接受内地遣犯。
发遣令规定，全国各地发配到新疆的遣犯，没有成婚的犯人单身入疆，已经结婚成家的犯人，必须携带妻子儿女共同进疆。遣犯到达屯垦点后，由绿营屯垦兵监管，跟随绿营屯垦兵一起耕作，一部分人被派往山区开采煤矿和铁矿石。清政府规定，发配到新疆的遣犯，年龄不得超过60岁。罪行严重、必须严厉惩戒的罪犯，年龄适当放宽，但不得超过60岁。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巴里坤收容遣犯480余名，哈密收容遣犯130名。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乌鲁木齐从事农业屯垦的遣犯共1219名。年末，根据刑部奏报，从甘肃押送到乌鲁木齐的犯人及家眷再增加1600余人。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伊犁统计上报，收容遣犯“积有三千数百余名”。
为鼓励遣犯刑满释放后留在新疆定居，陕甘总督杨应琚于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出台管理规则，凡携带家眷到新疆的犯人，“视其原犯情罪轻重，将原拟死罪者作五年军流罪，轻者作为三年，年满无犯者，陆续编入民册”。也就是说，死刑犯到新疆只关押劳改五年，无期徒刑到新疆只关押劳改三年。如果遣犯在劳改期间无新的犯罪记录，释放后全部编入当地户籍，清朝历史上把这一规定称为“遣犯为民”。
遣犯只要入籍为民，便不再有戴罪身份，按照移民政策分配土地，种地纳粮，成为户屯人口的一部分，称为“遣户”。乌鲁木齐遣户每人给地30亩，伊犁遣户每人给地12亩，从认领土地的第二年开始征收公粮。乌鲁木齐是北疆中部遣户安置最多的地区，所以才有“广东地、广东户、湖南村，山东地”这些地名。
乾隆中后期，清政府担心发配到新疆的遣犯太多，容易发生群体性恶性事件，对新疆遣犯制度做出调整，“将易于约束六条仍发新疆，其余积匪猾贼等项惧发内地”。从此以后，轻刑犯仍然发配到新疆从事屯垦，重刑犯不再往新疆流放，遣犯在新疆的劳动待遇也有所提高。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乌鲁木齐共有遣犯1243户，分布在昌吉、头屯、芦草沟等地屯垦。纪晓岚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写道，“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家。斜照衔山门早掩，晚风时袅一枝花”。这首诗写的是乌鲁木齐遣户村落，从“鳞鳞小屋似蜂衙”可以看出，政府对遣户们的安置还是有区别的，提供给他们的住房应该都很小。
13、林则徐与南疆屯垦
相比于北疆地区轰轰烈烈的移民屯垦运动，南疆移民屯田起步最晚。一方面，和清政府重北轻南的新疆治理政策有关；另一方面，和乌什暴乱有关。
乾隆皇帝在审核《乌什善后章程》时，承认乌什暴乱是官逼民反，朱批要求“整饬吏治，清除积弊”。但乾隆皇帝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认为驻地官兵与维吾尔人杂居，也是导致乌什暴乱的原因之一，要求“民回之居处宜别”，对满人汉人和维吾尔人实行隔离，分开居住。“若听其随意栖止，与回人相杂，不免易滋事端，请交该大臣等彻底清查，俱令赴驻兵处所贸易，若仍与回人相处，即行治罪”。
乾隆不但禁止当地驻军、当地商民与维吾尔人往来相处，而且禁止内地商民进入南疆，所有未经政府审批，私自进入喀喇沙尔（焉耆）以南地区的内地商民，一经抓获，一律治罪。
这就是长期受人诟病的南疆民族隔离政策，出发点本来是好的，尊重当地民族习俗，避免因为语言、风俗不同而产生矛盾，避免因为买卖不公和当地人发生冲突，避免外来人口购买和侵占维吾尔人田产。这个制度后来出现各种曲解，历史解读普遍认为，清政府防止汉、维等被统治民族联合起来，反抗清朝政府。
这是知识分子们的恶意揣测，他们从来不检讨主体民族曾经犯过的错误。同治以前，东疆地区大量少数民族田产被内地商民低价购买，虽然属于自愿买卖，但一部分人挥霍完售卖所得后无地可种，陷入极度贫困。一直到民国初年，杨增新还在日记中怒骂，“西出阳关无好人”。杨增新说，有些人在自己家门口活不下去，两头空空，肩膀上扛个头，来到新疆。挣上一点小钱，便反客为主，欺负本地人。这种情况到现在仍然存在。
民族隔离制度给南疆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置疑，教训惨痛，后果严重。长期的民族隔离，不但没有消弭问题和矛盾，反而加重了民族隔阂，当地人只知道他们头顶上有伯克老爷，不知道伯克老爷的头顶上还有皇帝和国家，他们对清朝既不了解，也没有好感。民族隔离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血缘融合，使当地人长期缺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限制内地商民到南疆地区从事商贸经营，人为地破坏了南疆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使当地生活必需品长期缺乏，客观上阻碍了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
一直到嘉庆年间，清朝对南疆地区民族隔离政策才有所放松，不再对进入南疆的内地商民治罪处理，但要求商民单身前往南疆，不得携带家眷，“如无原籍、年貌、执业之印票，及人票不符，即行递解回籍”。也就是说，内地人到南疆，必须携带户籍证明和营业执照，如果人证不符，解押、遣送回原籍
平定张格尔叛乱后，清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御史钱吉仪上疏道光皇帝，建议在南疆地区开垦屯田，“此次南路办理善后，非增驻兵丁不足以壮军威，而官兵既多，难尽取给于回部，自应仿照北路，开设屯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进一步提出，全面解除民族隔离政策，取消内地商民不得携带家眷进入南疆的禁令，“仿照伊犁、乌鲁木齐，移眷驻防。招内地民人垦种，商民携眷前来亦听其便，其中倘有认垦开荒者，并准拨给地亩，试种纳粮”。
1831年（道光十一年），道光皇帝发布上谕，“将西四城可种之闲地，招民开垦，有愿携眷者听之。其回子地亩，亦不禁其租给民人耕种”。道光皇帝这份谕旨，不但解除了执行七十多年的南疆民族隔离政策，而且准许维吾尔人把土地租赁给外来人口耕种，这在新疆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根据伊犁将军长龄上报的南疆屯垦方案，道光皇帝于1832年2月23日下达谕旨，给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壁昌，“现据长龄等查，喀什噶尔驻扎大营之处所田地名喀拉赫依。计延袤二百顷有奇。现今已招之五百余人，分认种耕。将来逃散回户归来，即以现存叛产照数拨给。嗣后再有承种民人，于大河拐一带附近荒地酌量分拨。叶尔羌境内毛拉巴什、塞克三一带荒地，俟巴尔楚克接连树窝子等处筑堡设汛后，广为招徕。其修渠引水、牛具籽种、按则征收各事宜，须试种一年，由壁昌详议章程”。
张格尔叛乱后，徕宁城被毁，清朝在克孜勒河南岸兴建“恢武城”，根据“喀什噶尔驻扎大营之处所田地名”以及其他史料中“新城附近”两个线索判断，喀拉赫依应该是今天疏勒县境内的草湖镇，兵团四十一团驻地。“巴尔楚克连树窝子等处”，是今天的兵团四十九团。毛拉巴什在今天麦盖提境内的兵团四十六团，赛克三在今天的巴楚县城周边地区，大河拐垦区最终没有建成。
1832年（道光十二年）4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壁昌、绿营副将唐奉，率领绿营军官兵一千人，抵达巴尔楚克驻扎，“纠工筑城，开渠引水，招民种地”。当地维吾尔人纷纷报名，认领土地，“认垦之民，源源踵止”。清政府的南疆屯垦政策与北疆地区一致，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由政府借贷，分三年还清。
1834年（道光十四年），南疆三垦区开发建设初见成效，喀什方面上报，请求降低粮租，开征公粮。“请自十四年起， 纳粮升科。若仿照北路招民开垦成案办理，每亩粮额输纳八升，科则稍重，未免无所区别，非所以广招徕而示体恤。所有该处屯田应升科则，著照所请，按每亩征收小麦三升，俾屯民易于输将，倍加踊跃”。上疏中说，北疆垦区每亩地征收粮租八升，这个标准对南疆屯民太高了，建议国家对少数民族给予体恤，每亩地征收三升粮租。道光皇帝批复照准。
按照古代粮食计量，一石十斗，一斗十升。一石粮食四百斤，折算下来，每升四斤。南疆垦区每亩地征收小麦三升，十二斤，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每亩地征收粮租六公斤。
关于南疆屯垦区的粮租征收标准，以及执行情况，林则徐在南疆考察的路途日记中，有过记录。1845年4月19日，林则徐在《乙巳日记》里记录了巴尔楚克垦区的所见所闻，“所垦之地，十余年来已成着二万四千余亩。所招眷户，闻已二百有零。每户种地百亩，每亩纳粮三升，设一粮员收之”。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清政府决定扩大南疆农垦屯田规模，命哈密办事大臣达洪阿前往南疆考察，制订具体方案。达洪阿在吐鲁番生病，不能赴命，请求换人。军机处要求乌鲁木齐都统布彦泰再派人选，被流放在伊犁的林则徐终于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二春，经布彦泰推荐，林则徐以“戴罪之臣”身份接替阿洪达，与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一起，前往南疆，考察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
林则徐从伊犁出发，经乌鲁木齐，从吐鲁番南下，与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会合，共赴南疆。全庆在阿克苏生病折返，所以，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到达新疆地方最多的第一人，这个结论无须考证，没有悬念。林则徐的南疆之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历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从一个又一个无人区走出来，到维吾尔人村庄借宿、攀谈，再进入大漠和深山，走遍了南疆的沟沟坎坎。
林则徐在阿克苏沙井子台站的日记中写道，“军台两间，驻一外委及兵数名，其屋不堪下榻，因在此吃粥，复行至达旦”。台站的房屋不能住人，只在这里吃了一碗米粥，继续走路，到第二天天明。在前往和田的路上，林则徐一行从木吉台站出发，晚上抵达阿哈雅尔腰台。日记中说，“台屋湫隘不可住，小坐吃粥，复行”。台站的房屋被洪水冲塌了，不能入住，吃了一点小米粥，继续往前走。沿途经过沙窝和陡坡斜沟，到达披雅尔满军台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一昼夜行二百二十里”。
林则徐南行的向导、翻译和车夫，都是维吾尔人，一路上投宿的地方多数在维吾尔村庄。林则徐在日记中，对维吾尔人充满感激之情。
在布古尔台（今轮台县），“行洼泽中，尽是泥淖。回众（维吾尔群众）争以草土填路。沿途每一二里，即有洼处，上下坡陀，冲泥涉水，不可胜计。幸处处皆有回人撒草，轮尚不陷，如是者三十里”。林则徐说，经过轮台县的时候，一路上都是积水洼地，当地的维吾尔群众争先用草土为他们填草铺路，帮助他们走过了坑坑洼洼的三十里路。
经过阿克苏瑚玛喇克河（今温宿县境内库玛拉河）的时候，“深处几欲没马，回众各乘马数十匹，于河水浅处，两旁排列，殆恐车陷入水，可备拯溺也”。这是一个感人的情景，水深浪急，几十名维吾尔人骑马站在浅滩上，随时准备下河救援。
在库车，林则徐借宿在托克苏托玛庄（今新和县新和镇托克苏社区）。在阿克苏，林则徐借宿在玉子满庄（今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在叶尔羌，林则徐借宿在克罗巴特庄（今莎车县古勒巴格镇）。
林则徐南疆之行，深度接触维吾尔底层民众，对维吾尔人贫困状况痛心疾首。在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林则徐对南疆人民的生活疾苦秉笔直言，“臣与全庆奉命周历各城，查勘地亩，复经布彦泰随时函嘱密查各处回情，臣与全庆有所见闻，即俱不敢缄默。查南路八城回子生计多属艰难，沿途未见炊烟，仅以冷饼两三枚便度一日。遇有桑椹瓜果成熟，即取以充饥。其衣服褴褛者多，无论寒暑，率皆赤足奔走。访闻此等穷回，尚被该管伯克追比应差各项普尔钱文”。林则徐说，布彦泰随时发来密函，叮嘱我们如实了解南疆各地维吾尔人的生活现状，我和全庆对了解到的情况，必须要说真话。南疆八城的维吾尔人生活普遍都很困难，一路上很少看见村庄里有人生火做饭，很多人每天只能吃两三个馕（冷饼）勉强过活。到桑椹和瓜果成熟的季节，老百姓都以瓜果充饥。他们的衣服破破烂烂，不管冬天还是夏天，当地百姓都光着脚出门。维吾尔人已经穷苦到这种程度了，地方伯克们还在用各种办法搜刮他们的钱财（普尔钱）。
林则徐认为，南疆维吾尔官员（伯克）向百姓敲诈勒索、横征暴敛，是造成维吾尔人民极度贫困的主要原因，左宗棠后来写给朝廷的《遵旨统筹全局折》中也在强调这个原因。林则徐请求，朝廷向维吾尔民众公开宣传国家的赋税制度，对南疆各地的伯克们严加约束，禁止他们用各种名目盘剥勒索南疆百姓。根据林则徐建言，理藩院在《回疆则例》中增补了“禁止大小衙门及阿奇木伯克籍端苛敛”的条款。
1845年5月29日，林则徐从英吉沙出发，前往喀什。在一个叫葫芦克（今疏勒县艾尔木东乡索克鲁克村）的地方，听到这里发生的一起命案，“此庄回户百余家，汉民在此开铺面者约二十余家，皆放债与回子，其息甚重，每七日八栅（巴扎）一次，不还本钱则加其息。此次回子滋事，杀死汉民十九人，即因重利盘剥，致被仇害。今此处业已平静，而被杀者仅剩空屋矣。沿途枭示贼回首级，累累在望”。汉族商人在这里给维吾尔人放高利贷，利息很重。当地每七天开一次巴扎（集市），如果到每个巴扎日还不了钱，再加一次利息。维吾尔人不堪忍受高利贷盘剥，杀害了十九个汉民。现在这个事已经平静了，杀人犯被处死以后，人头还悬挂在那里，路过的人都能看见。
这件事对林则徐触动很深，他认识到，贫穷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林则徐不顾自己的戴罪之身，在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呼吁，“但当别其为良为匪，不必歧以为汉为回”。国家对人对事的判断，应该看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而不看他是汉人还是维吾尔人。林则徐说，过去限制内地商民进入南疆的做法不可取；现在，因为频繁发生动乱，对维吾尔人百般猜忌，无视他们生产和耕种的需要，也不可取。林则徐建议，“因地制宜，毫无成见，惟应给回户者，仍不能强招民人”。要充分考虑南疆地区实际情况，放下偏见，只要维吾尔人耕种的土地，就不能从内地招募移民前来屯垦。
在后来的南疆屯垦土地分配方案中，清政府根据林则徐意见，将库车、乌什、阿克苏、和田共四个地区的垦区规划土地，全部分配给当地维吾尔人；喀什和叶尔羌两个地区的屯垦规划土地，由维吾尔人、汉民共同分配，以叶尔羌河为界，河东地区由当地汉民认领耕种，河西地区由当地维吾尔人认领耕种，从内地前往南疆屯垦的移民在巴尔楚克安置；喀喇沙尔（焉耆）的屯垦规划土地，全部招募内地人口前来耕种，招募对象以汉回（今天的回族）为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历史不断强调林则徐对新疆水利建设做出的贡献，林则徐对南疆屯垦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反而被淡化。在林则徐、布彦泰、全庆等人的推动下，清朝在南疆地区新开辟了托依伯尔底阿哈吐拉（库车）、达瓦克阿提巴什（和田）、和尔罕（莎车）、朗哈里克（阿克苏）、骆驼巴什（乌什）、巴依托海（喀什河东）、阿奇克雅黑（喀什河西）、环城（焉耆）、北山根（库尔勒）共九个屯垦区，南疆地区重新掀起全面屯垦的热潮，为新疆农垦史留下了波澜壮阔的多彩篇章。
南疆屯垦事业在清朝道光年间大放异彩，有林则徐的苦劳，也有布彦泰、全庆的功劳。全庆和林则徐结伴走到阿克苏，一路上同吃同住，深切感受到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被林则徐的人格魅力感染，两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林则徐以流犯身份考察南疆，没有向朝廷呈报奏折的权力，林则徐前期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全部以布彦泰、全庆二人的名字呈报。道光皇帝对这两个人极为赞赏，颁旨嘉奖，布彦泰和全庆不愿意冒领功劳，联名上奏，说明情况。道光皇帝深受感动，不但免去林则徐的戴罪身份，而且授予林则徐专折奏事权，从此以后，林则徐呈奏的南疆考察报告才有了自己的署名。
全庆，叶赫那拉氏，满清贵族出身，兵部尚书那清安的儿子。全庆离开新疆以后官做得很大，子承父业接任兵部尚书，又更上一层楼，擢升到翰林院掌院学士、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治元年，受柏葰科场舞弊案牵连，被连贬四级。光绪登基后再度被重用，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封太子太保衔，这是清朝很难达到的仕途高位。
吐鲁番坎儿井起源于中亚，“坎儿”是波斯语Karez的谐音，意思是地下水道。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月19日，林则徐南下途中经过吐鲁番，在根忒克台（今小草湖附近）往东20里，第一次看见坎儿井。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里许，见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吐鲁番旅游升温，为提高坎儿井的知名度，有人编出一段林则徐与坎儿井的故事，说，林则徐在吐鲁番，带领维吾尔人挖掘了一条坎儿井，这个地方被称为“林公井”。假话越说越离谱，后来有人干脆说，林则徐在吐鲁番发明了坎儿井引水技术。
林则徐在进出疆路上，经过吐鲁番一共三次，他是吐鲁番的过路人，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带领当地人民挖掘坎儿井，更没有发明坎儿井的可能性。
满清贵族多数都不是吃干饭的，在吐鲁番农业灌溉历史上，全庆反而做出过实实在在的贡献。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积极响应清政府南疆屯垦号召，上疏请求，开垦喀喇沙尔环城、库尔勒北山根两处荒地，计划垦田一万亩，并汇报了详细的水利建设配套计划，“库尔勒应于此大渠南岸接开中渠，引入新垦之地，分开支渠二。其北山根展宽开都河龙口，别开大渠，与旧渠并行，再分支渠四”。
喀喇沙尔在今天的焉耆县，是托克逊和吐鲁番的上游水源区。全庆对吐鲁番地区的农业和水利资源了然于心，他另奏一折，提出在吐鲁番兴修水利、开垦屯田的计划，“伊拉里克在吐鲁番托克逊军台西，地平土润，土人谓之‘板土戈壁’。其西为‘沙石戈壁’，有大小阿拉浑两水，汇为一河。此次引水自西而东，凿成大渠，复多开支渠以资灌溉。伊拉里克西南沿山为蒙古出入之路，垦地在满卡南附近，东西两面，以‘人寿年丰’四字分号，各设正副户长一，乡约四，择诚实农民充之，承领耕种。又因为吐鲁番为南北枢纽，应安置内地民户，户领地五十亩，农田以水利为首务。此次开渠，自龙口至黑山头，地势高低，碎石夹沙，渠身易淤，酌定经久修治章程”。伊拉里克在今天托克逊县伊拉湖镇，全庆所说的河，又称伊拉里克河。
全庆提出的两项建议，全部获得道光皇帝批准。伊拉里克河引水工程到达吐鲁番南部区域后，灌入坎儿井，一直径流到今天鄯善县西南部的迪坎镇。伊拉里克河引水工程，使吐鲁番地区在后面一百年里，新增农业种植面积六十余万亩，对吐鲁番农业生产做了巨大贡献。
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南疆屯垦开始，到道光末年，库车新增农田18万亩，吐鲁番、叶尔羌、喀喇沙尔新增农田在11万到15万亩之间，喀什噶尔、乌什、阿克苏、和田新增农田10万亩左右。
林则徐流放新疆的路上，在河南认识了浙江嘉善人金清安。金清安没有参加过科举，只有一个监生身份，林则徐向吏部的旧同僚推荐金清安，称他“有异才”。在林则徐举荐下，金清安终于入仕，获任泰州府同知。太平天国时期，金清安在曾国藩帐下担任幕僚，官最大的时候，做到了湖北按察使。
金清安对林则徐举荐之恩心存感激，在他著写的《续碑传集》第二十四卷《林文忠公传》中，不吝溢美之词，对林则徐在新疆的功绩极尽夸大，大力颂扬。金安清评价林则徐的南疆之行，“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为百余年入版图未有之盛”。
林则徐以流犯身份到南疆，考察时间只有半年，除了沿路访谈，了解社会现状，其余行程一直都在路上，不可能带领民众建设水利工程，更不可能手把手教农民怎么种地。金清安一辈子没到过新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林则徐本人，他的著作很明显有个人偏向，不切合实际。但金清安的《林文忠公传》是林则徐逝世后出现的第一部个人传记，后来的历史著作不做鉴别，反复引用，林则徐在新疆的故事逐渐被神化，发明坎儿井，手把手教农民种地，成为汉族知识分子们争先传播的虚构历史。但是，南疆屯垦从林则徐以后达到“百余年入版图未有之盛”，也是无可争议的客观事实。
林则徐被召回北京，再次获任云贵总督，和全庆的极力举荐有直接关系。全庆在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对林则徐的评价和赞誉很高，只要涉及南疆屯垦事务，必定要说到林则徐怎么看、林则徐做了哪些工作。全庆比林则徐小十六岁，林则徐对全庆却心存知遇之恩，在应召返回北京的路上，林则徐没有经过喀喇沙尔，行走到辟展（今鄯善县），写了《柬全小汀》诗一首，寄给全庆：“蓬山俦侣赋西征，累月边庭并辔行。荒碛长驱回鹘马，惊沙乱扑曼胡缨。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丈室维摩虽示疾，御风仍喜往来轻”。全庆字小汀，“累月边庭并辔行”指两个人结伴同行的那段日子。历经苦难多卑微，林则徐在这首诗里，多少有一点感激拍马的意思。
14、百年屯垦
新疆同治暴乱后，两任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魏光焘同共拟定《新疆屯垦章程》，经光绪皇帝批准，颁布施行，鼓励内地民众前往新疆从事农业生产，不设地区限制。
章程规定，“不论父子同行、兄弟同居，或雇伙结伴，均以两人为一户，每户给地60亩；官借籽种粮3石，制办农具银、建房银，耕牛两头合银24两，每户月给盐菜银一两八钱，口粮面90斤；成本银初年还半，次年全还，额粮自第三年起征半，次年全征；设屯长、屯正，委员请领成本，督察农工”。
这时候，新疆回归祖国已经一百三十多年，全国各地不再把新疆视为异域他乡，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乱、中法战争、西北回乱后，各省乡民“挟眷承垦，络绎相属”，纷纷报名前往新疆。
本次移民前往新疆的屯垦人员，最远来自湖北、山东，既有汉族，也有回族，多数安置在北疆地区。其中，阜康县汉族农户“十八行省皆有，而北五省人为较多”，回民“自陇右、西宁、狄河迁徙而来者盖十之七八”。绥来县（玛纳斯）在同治暴乱中人口损失严重，尤其回民，被清军清算，剩余人口全部迁往肃州，“民多系兵燹后重新聚集，关内迁居者有之，关外各处迁居者亦有之”。伊犁在同治暴乱时期，满汉人口被屠戮一空。沙俄撤出伊犁时，往哈萨克境内强制移民约十四万人，到清朝收复伊犁时，整个伊犁河谷仅存人口约十二三万，新迁入的农业人口来自全国各地，“系承平后由关内各处陆续迁入本境落业”。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哈密星星峡哨卡呈报，“近年因关内粮贵，从甘肃领票到新疆的回民每月或三四百人或一二百人不等，不绝于途”。另有奏报称，大批难民从山东、直隶远徙新疆，“几于盈千累万”，从山东、河北等地每年迁徙到新疆的人口成千上万。
全国各地移民进入新疆，使新疆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新疆的人口数量逐渐回升。根据1887年（光绪十年）的新疆人口调查，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共有人口266959户，1238583口。在不包括伊犁将军统辖的伊犁、塔城情况下，新疆人口总数为123.8万多人。到光绪末年，新疆全境人口已经增长到40余万户、200万余人，为新疆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乾隆皇帝是清朝在新疆实民充边、开垦屯田的第一决策人。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陕甘总督文绶奏报新疆农业大丰收，乌鲁木齐、哈密等地的种田大户请求捐粮，换取监生资格。乾隆闻讯后欣喜不已，写下《新疆屯田诗以志事》一首：“汉代嘉充国，屯田充便始；尔时实边防，多有戒心矣。今日亦屯田，事乃异乎彼；西域平定后，疆辟二万里。地即无争战，土复甚丰美；雪山引沟渠，水旱均足恃。督臣欲招垦，条奏其事体；甘肃地即瘠，新疆利堪指。去歉就乐土，可广兴耕耔。因忆定伊犁，树碑言大旨。初谓计未得，何期忽有此。额手谢天恩，帲幪锡厚敕。庶几免指摘，讵敢称欣喜。”
乾隆说，新疆的屯垦戍边从汉朝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他们下不了决心啊。我们现在屯垦戍边，干的是同一样事情，但新疆收回来了，开辟疆域二万多里，这个地方以后不会再有战乱了。新疆山河壮美，土地丰饶，我多次督促大臣们招揽移民到新疆屯垦，事无巨细都要了解和安排。甘肃土地瘠，新疆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可以互补。我们当年从准噶尔人手上收回伊犁，才会有今天这些成绩。感谢天恩啊，赐给了我们这样丰厚的土地，我也经常在反省，不敢有一点点的欣喜。
明明很高兴，却说自己不敢高兴。口水诗背后，是血与火的军事斗争，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融合，是国家层面上的千秋大业。乾隆不敢高兴，我们可以高兴，我从内地来，我是新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