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五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这次座谈会，明显地有两种声音。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①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
从半个月的情况来看，在整风鸣放中，一方面揭露出党政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五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他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召开以后，他曾经听取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并要《人民日报》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出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形成为制度，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重要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在六月十二日印发党内以前，作者又对文章作过多次修改。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
毛泽东分析党内的思想状况时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另一部分人是有教条主义思想的，还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后这一种人比较危险，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对文化事业实行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对反倾向斗争提出的一个新的方针。在这以前，他批评的锋芒是针对教条主义。这一变化，对于他继续修改《正处》讲话，有相当的影响。
毛泽东又分析了社会上的状况，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估计，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他还认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并且感到，“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他在文章中提出了鉴别政治上真假善恶的标准：“主要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对于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他仍然认为“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又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说：“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
文章最后提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②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党外批评意见的主流，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另一方面，对如何对待右派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
这样，中共中央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发生了一个变化，有了两种方针。一种是对待善意批评的，无论怎样尖锐，都要让其充分地放，而共产党则要彻底地改。这类的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另一种是对付极少数人的恶意言论的，也要放手让他们放，但暂不批驳，使他们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前面所说的那篇文章和那个指示，当时都没有公布，并且传达的范围非常小，社会上一般都不知道。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仍在继续举行。从五月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又开了七次会。
五月二十一日，第八次座谈会。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治设计院”和共产党的领导怎么摆？他没有明说，但把他在五月八日的发言对党委（党组）领导的否定性批评联系起来看，事情已很清楚了。
五月二十二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解决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③罗隆基主张设立的这个机构，后来被简化称作“平反委员会”。
六月一日，第十二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从章乃器关于“党党相护”的说法讲起，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六月二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二十五次座谈会上，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
与这两个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校园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五月二十三日晚，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④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⑤其实，当时着急的不只是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许多党员也都着急，对少数人那些煽动性的极端言论非常不满。
很快，毛泽东的心里有底了。几个月过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五月二十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⑥
邓小平在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⑦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
五月中旬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一面继续鸣放，一面作反击右派进攻的准备。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指示还要求跟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外可靠的左派分子打个招呼。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通报了一些情况。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⑧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里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⑨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了这段讲话。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
毛泽东又开始修改《正处》讲话稿。这一时期，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更多地体现了面对右派进攻所作的观察和思考。
他发出征求意见的第一稿（即自修稿第四稿），半个月过去了。五月二十四日，又改出用来征求意见的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的范围里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他批了一段话：“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这次修改，对各节标题和顺序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将第六节（关于节约）和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在内容方面，主要作了以下修改和补充：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防御外部敌人作用的论述；把第八节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的一大段论述，移到这一节里。
第三节，增加了关于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合作社的许多矛盾的论述。
第四节，适当强调了工商业者必须加强思想改造。
第五节，增加了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完成世界观上的根本转变的一大段论述。后来，在这一段内容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扩充。
第七节有少量补充，并恢复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内容。
第八节有两处重要变动。一处是把“我国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这句话，修改成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吸收了南下谈话的内容，并根据新近暴露出来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所作的描述。此后几天，五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三次补充修改，形成最后正式发表的定稿。
另一处是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
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尖锐性，强调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是这次最主要的修改。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三稿，要求立即印发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以及当天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负责同志。他在批语中写道：“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并特别注明：“我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他说的重要修改是什么呢？
一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分析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中右三派的情况，以及共产党对他们所采取的方针。后来修改时，又全部删去了。
二是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政治标准，最后形成的文字表述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三是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增加了两段话：“这是我们的愿望。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今后的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当然，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要看那些意见、批评是否合乎上述六个政治标准。如果不合，那就会丧失监督的资格。因此，任何民主党派都要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这些重要修改，都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来的。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一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的第四稿。他在通知中说，“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所谓“重要的修改”，就是增写了一大段关于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的问题。后来再作修改时，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这一修改也很重要。显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到了，不能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强调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将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则强调“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此外，在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之后，又加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把“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样，把已经基本结束的“阶级斗争”又作了一些限制。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改出征求意见的第五稿，要求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这次修改，主要是个别地方的文字润色。当天下午，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修改问题。
六月一日，在几位“秀才”的参加下，毛泽东对《正处》作了一次较大改动，形成征求意见第六稿。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这一重要理论观点。
第五节，对七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进步，以及更好地团结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内容，扩充了篇幅，加重了分量。
第八节，在讲“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地方，加上了两句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加上了“他们要从各个方面首先是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后来这句话又改为：“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在六条政治标准后面，加了一段话，说明：“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却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六月九日凌晨，改出了征求意见第七稿，毛泽东把这一稿称作“六月八日修正稿”。这一稿的修改，仍然是他和几位“秀才”一起完成的。
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节。原先一开头就谈两类矛盾的区别。这次改写，扩充成很长的五段话，分别论述：我国的空前统一和两类矛盾，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分清敌我与分清是非。同时，还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质不同的论述，以及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分析。
第八节，增添了关于各党派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即“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和“得到人民信任”。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可以说，这一篇重要的理论著作，既是毛泽东的精思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
六月九日凌晨二时，毛泽东改完最后一道，批示：“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⑩
①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64-270页。
③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9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
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的谈话记录，1957年9月22日。
⑦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⑧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7年5月23日。
⑨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⑩以上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情况及批语，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修改过程稿。
六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
五月底、六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①当时，还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六月六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②
当时还出现了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恐吓的事件。
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六月六日下午，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卢郁文当众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他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会上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③
毛泽东决心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对右派的反击。
吴冷西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是六月七日上午，毛泽东约胡乔木和他去，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接替邓拓工作的问题。以下是吴冷西回忆的摘要。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没有当场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要我再考虑考虑，十天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④
这以前，毛泽东已从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反击准备。
一是打招呼。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李维汉准备在会上讲话。据李维汉回忆：“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⑤
六月五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他们两位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六月九日晚又约李达在颐年堂谈话。
二是发指示。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它的基本精神，是抓紧做好反击前的准备，要求各地按照左中右的标准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指示特别关照：“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这些日子，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社论抓住卢郁文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用党报社论的形式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这是第一次。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除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六月八日和十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⑥后一个指示，通报了当前反击的进展情况和当前的部署。再次重申：“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⑦
六月八日以后，《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社论，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反击右派的声势造起来以后，毛泽东一边召开不同范围的会议，研究情况，指导运动；一边继续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修改《正处》讲话稿。
六月十四日，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毛泽东注明“六月十四日修正稿”。
这次修改，把第十节的标题“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为“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样，全部十二节的标题就最后确定了下来。
其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第一节加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第二节加了：“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第八节对“双百”方针的表述，改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带着重号的是新加的）第九节，在谈到闹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官僚主义的地方，加上了：“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第十二节，加上了肯定苏联经验的一段话：“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
《正处》一文的修改，已接近尾声。
六月十六日，只作少量文字修改，为第九稿，注明“六月十六日定稿”。
第二天，又有一次修改，这已经是征求意见的第十稿（加上毛泽东最初三次“自修稿”，共十三稿），注明是“最后定稿”。《正处》讲话稿的修改工作，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至此全部结束，前后共五十五天。
六月十九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也都全文刊载。
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他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⑧
文章发表后，在西方国家也引起反响。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美国许多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讲演的消息。⑨
从以上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这篇著作从酝酿到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反复思考的过程。如果从《论十大关系》算起，经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致黄炎培信》、一九五七年一月会议讲话，经过这些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才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这篇讲话。随后，又进一步了解情况，继续思考、研究，经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天津等地干部会议上的四次演讲，先后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反复修改，最后形成正式发表稿。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更加严谨。在修改过程中，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因而毛泽东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到修改稿中，集中表现在：增加了并且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很激烈的论述；在反倾向问题上，由主要反对教条主义，转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更注重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从反右派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十分注意抓舆论导向工作。他亲自起草《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六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文章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文章提出，在新闻问题上也要作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这个讨厌的东西，也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这时，全国反右派运动的局面已经形成。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六月二十九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这时，毛泽东仍注意做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努力争取他们。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后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道：“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比如北京的费孝通，争取过来是有用的。”⑩
①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关于印发6月4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57年6月6日。
③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
④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39、40、42页。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53页。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手稿，1957年6月8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5、286页。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手稿，1957年6月10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502－504页。
⑧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⑨1957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⑩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①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成为政治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如何正确地领导这种斗争，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反右派运动迅速扩大，急剧升温，揭发批判的内容又从右派言论联系到“历史劣迹”，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人越来越多。七月九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把六月二十九日指示中提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的右派骨干名单从四千人增加到八千人，北京从四百人扩大到八百人。报纸上的点名人数，也允许从占右派骨干总数的百分之三，逐步增加到百分之十左右。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迅速发展到哲学和社会科学、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社会各界。
七、八、九三个月，全国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数迅速上升。到十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国已划右派分子达到六万多人。到了一九五八年整个运动结束时，竟有五十五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很不幸的后果。大批正直的包括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共产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受到牵连。大量的所谓右派言论，只是对党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尖锐地批评，甚至只是对党的某个基层组织或者某个领导人提出批评，也都被当作右派言论进行批判，并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极大的妨碍。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
过了二十四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代末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一九五七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②
七月一日清晨，毛泽东乘专机飞往杭州。六日到达上海，出席上海市干部会议，就整风反右问题讲话。他说：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整风）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他点了上海知识界几个人的名。他说，在民主党派整风时，要把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究竟好不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来领导？③毛泽东这次讲话的气氛同三月间在这里讲话的气氛大不一样。这反映了一百多天来中国政局的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的变化。
为了总结前一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开会地点选择在青岛。
青岛会议分两段进行。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会议期间，他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把谈话要点归纳起来，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八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很看重这篇文章，改了十一稿。他曾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确的。青岛会议是个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④
所谓补充，显然是指关于反右派及其有关内容。“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就是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不完全，仅有《正处》是不够的。《正处》是二月的讲话，发表时，反右派刚刚开始，还没有扩大化。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成文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发生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也急剧地向“左”发展，因而这两篇文章在基本倾向上是大不相同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来，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
文章又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这篇文章也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例如：“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在探索从政治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得出的重要成果。
又例如：“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⑤
青岛会议以后，毛泽东继续督促指导整风反右。八月一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就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升级。这时，毛泽东也注意到分化和争取右派分子，说全国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⑦
八月十一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从六月八日社论发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已经两个多月了。经过青岛会议对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和进一步部署，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十八日、二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
为进一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准备材料，毛泽东于九月三日至十八日，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
九月十一日（农历八月十八）上午十时许，他从杭州驱车来到浙江海宁县盐官镇，观看了著名的钱江大潮，赋诗《七绝·观潮》一首，抒发观潮的感慨：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下午二时，离开盐官镇。在返回的路上，畅游了钱塘江。
十七日晚，在上海会见党外人士舒新城、赵超构和束世澂等，一起吃了晚饭。十八日上午，在离上海前，专程到上海国棉一厂看了大字报。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除中央部委和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会议。与会人数四百一十六人。
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一批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
会议前，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先在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说：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功夫讨论。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看来，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了要抓农业的问题。他说，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有两只手，一只手抓工业，一只手抓农业。要偏一下才能平衡。⑧
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要集中搞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加以区别，说明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但是，说阶级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又容易发生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混淆，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应当而且必须肯定，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和主要的都不属于阶级矛盾的范围。
最后，毛泽东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⑨
十月九日下午，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邓小平就整风运动、体制、农业问题和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等问题作总结发言。最后毛泽东讲话。
谈到整风，他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认为这是群众的创造，是我们过去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要传下去。
关于农业，他特别强调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性，重申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他说：“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
谈到建设的两种方法时说：“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引起的。他又批评了反冒进，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他说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
最后，毛泽东再一次谈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⑩
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⑾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样的形势判断作出的。但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尽管他对八大决议的论断，只是说“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不必去修改它。但是，他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程序上正式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八届三中全会，是从整风反右转向发动“大跃进”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还在青岛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形成一个看法：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提出要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为国家打下巩固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⑿
中国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以后，又在酝酿着一场经济建设的大发动。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58、359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页。
③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④毛泽东召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组长会议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7日。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4、489、485、491页。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手稿，1957年8月1日。
⑦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7年8月18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谈话纪要，1957年9月19日。
⑨毛泽东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时的谈话纪要，1957年10月7日。
⑩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⑾见本书第16章第44页。
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90-4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