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毛泽东给斯诺的前夫人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写了一封回信。
海伦·福斯特是在1972年底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她在圣诞节前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说：“我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在1949年离婚）。在三十年代，我在中国待了将近10年。我感到旧的历史阶段结束了，帝国主义完蛋了。我们全都感谢您为保持中国人民和美国的友谊的自然发展趋势而做的一切。其中之一是您1936年至1937年与两个年轻人斯诺夫妇的合作和在埃德加·斯诺后来访问时您继续同他保持私交。每一个美国人了解美中友谊的这个短短历程，并由于这种个人的经历而感到同您和同中国人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我在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并去韶山之前，写这封信向您问候致意，我祝您身体健康。我回想上一次我于1937年在延安见到您的情景，自那之后我游览了陕西的万里山水，这片广阔的历史性的土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您为这片土地制定了宏图。我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我描写延安的书——1938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红区内情》。我在同一时期还写了一本书，并且带到北京来了。自那时以来，我出版了7本书，加上6本油印的书。在尼克松访华后，这些书都再版重印了。这表明美国的政治气候变了。20年中，我未能出版新书。”
海伦·福斯特随信寄上了她的著作《革命生涯》中译本及一张斯诺在北平盔甲厂13号写作《西行漫记》时的照片。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你的信和你写的《革命生涯》一书都已收到。书写得很好，我在很久以前看过这本书。非常感谢。我祝你在回国途中一路平安。如果你想再次访问中国，你将受到欢迎。祝你新年快乐。”
不久，海伦·福斯特在长沙收到了毛泽东这封信。后来她回国后写成《重返中国》一书。她在书中说，由于她没有提出要求见毛泽东，使她失去了一生中许多机会中的一个。
1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1月10日到访的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
早在1960年，扎伊尔的前身刚果在卢蒙巴领导下宣布独立不久，比利时就于7月上旬派兵武装入侵刚果，并策划其代理人冲伯宣布加丹加省“独立”，组织分裂主义政府。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卢蒙巴向联合国请求紧急军事援助，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操纵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勾结比利时政府和冲伯等，解除了卢蒙巴领导的国民军武装。卢蒙巴被劫持后，副总理基赞加宣布代行总理职务。中国政府宣布同基赞加合法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1961年1月，卢蒙巴被杀害。1961年8月，美国支持阿杜拉成立“中央政府”，并诱迫基赞加到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阿杜拉政府中任副总理。9月中旬，中国政府召回驻刚果使节，两国关系中断。1965年11月，蒙博托发动政变，担任了刚果总统。1967年5月，蒙博托创立人民革命党，自任主席。1971年10月，蒙博托宣布把刚果民主共和国改名为扎伊尔共和国，奉行“不左不右”、“积极中立”的对外政策。1972年3月及其以后，蒙博托先后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及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积极寻求同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经过半年的接触和磋商，两国代表在巴黎签署了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决定自1972年11月24日起实现关系正常化。”
1月13日这天下午，身材匀称挺拔的蒙博托，头戴豹皮帽，手持象征权力的黑檀杖，一副军人风度十足的样子，带领着他的随行人员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握着蒙博托的手说：
“欢迎你！”
蒙博托说：
“我为有机会同您会见感到高兴。我代表扎伊尔人民向您表示敬意。”
他见毛泽东打量着他头戴的豹皮帽子，就解释说：
“根据我们党的决定，国家领导人要戴这种豹皮帽子。”
接着，他又指着随行人员头上的豹皮帽子补充说：
“我戴的帽子是真豹皮，他们的是假豹皮。”
毛泽东风趣地说：
“豹皮，吓人啊！”
大家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与其他客人一一握手，尔后徐徐入座。毛泽东说：
“卢蒙巴，他没有来过。”
蒙博托说：
“对。他没有来得及。”
“我们支持过卢蒙巴。”毛泽东坦诚地说：“我们还支持几个，有基赞加、缪勒尔，就是不支持你。”
蒙博托说：
“让过去使我们分裂的事情一笔勾销吧。”
毛泽东说：
“历史就是历史。现在呢，两国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我也没有法子反对了。”
蒙博托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毛泽东又赞扬蒙博托说：
“我觉得你这个人办事爽快。”
蒙博托说：
“时间不等人啊！”
毛泽东说：
“处理台湾这件事快得很。”
蒙博托说：
“本不应该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只是那时美国逼着要那样做。”
“你到中国来，比哪一个都快，只有几个星期，一个半月嘛。”
“对，只有几个星期。”
“说来就来啦，我们欢迎！”
双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会见结束时，蒙博托赠送给毛泽东一本介绍扎伊尔艺术品的画册和一盒扎伊尔矿石样品。他解释说：
“这本画册是展现了扎伊尔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矿石样品是说扎伊尔有着丰富的矿产。所以，我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您，也等于把我的祖国介绍给您。”
“好！好！这个礼品好！”
毛泽东连声夸奖着。事后，蒙博托对周恩来说：“我很欣赏毛主席坦率的性格。”后来他还说：“能够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从毛主席的智慧源泉中汲取教益。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领袖像毛泽东主席那样具有这么丰富的生活经验、执政经验、斗争经验和胜利经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斗争经历和深刻思想，使他成为世界历史的伟人。”
1973年2月1日晚，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德寿、阮维桢。周恩来、张春桥、姬鹏飞在座。黎德寿说：
“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
毛泽东说：
“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气管有病，还有腿关节炎。快了，要消灭了。你们跟我放点空气出去，就说我现在还可以，但是不行，有病，不要瞒着。现在我们政治局就瞒着中国人，凡是外国说我有病的，报纸上、《参考消息》上就不登。”
关于越南与美国在1973年1月27日签订的《巴黎协定》（美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退出越南战争），毛泽东说：
“你们过去总是讲美国人顽固得很。我看美国人不那么顽固，没有料到居然谈出这样一个《协定》，听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事实上承认自己失败了嘛。它顽固不下去，早已是这样。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整个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地位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实在吃亏，再呆下去不好办，再就是别的地方紧张。现在基辛格要到河内，听说是要谈正常化。所谓正常化，是要承认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嘛。他这次先到你们那里，再到我们这里，也是要讲正常化。我们这个正常化，我也想了一想，也不那么容易啊。他这里这位老朋友就叫蒋介石，他要保他。”
在谈到签订《巴黎协定》后的越南形势时，毛泽东说：
“暂时休整一个时间，很有必要。有些左派共产党就是不赞成啊，说最好你们再打下去，没有喘息的时间。这种话，就是不好听，不好相信了。并不是不革命，哪有不革命的？停他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叫不革命？”
阮维桢说：
“现在确实需要有一段休整时间，解决结束美国卷入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政治问题。”
毛泽东说：
“对。只能是这样的方针，列宁从前就是这么做的。列宁那时候比你们弱得多，那时候有个人名叫托洛茨基，他反对同德国人妥协。列宁跟德国订布列斯特和约，那时候苏维埃刚取得政权，也看到德国要垮了。美国整个垮还不是眼前的事，可是阮文绍垮，那是可靠的啊。一两年之后或者什么时候，所谓一段时间，阮文绍要垮。我看将来还是多搞乡村和中小城市，让阮文绍把大城市占领了，让他被陷在那里，分散之，然后逐步吃那些大城市。”
2月4日，是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问章含之：
“给行老的钱送去没有？”
章含之说：
“今年没有送。”
“为什么？”
“主席忘了，当初说定10年分期偿还，还足2万元。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2万已还清了。”
毛泽东笑了笑说：
“是吗？怪我没说清楚，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
章含之说：
“我父亲不会收的。当初说好恭敬不如从命，只收10年嘛。”
毛泽东说：
“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的一点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他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过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管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还多少。就这样还下去，只要行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母的遗产。”
第二天，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这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
他派一位秘书给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章士钊送去了2000元，章士钊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这种特殊的弥足珍贵的礼物，激动地对家人说：
“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息。”
2月7日，毛泽东布置印制《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郃传》和《旧唐书·李愬传》的大字本。
张辽和张郃都是曹操麾下有战功的大将，但他们原来分别是吕布、袁绍手下的人，曹操对他们不咎既往，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加以重用，为成就大业找到了得力助手。
李愬的例子更说明问题。在平定淮西军阀吴元济的战斗中，李愬克服重重阻力，争取了吴元济的大将吴秀琳和李佑；破蔡州城后，“愬不戮一人”，复吴元济部下职务“使之不疑”，攻克了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2月17日晚上11时，周恩来和基辛格正在国宾馆会谈。周恩来突然对基辛格说：
“我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毛主席邀请你和他见面。你可以偕你的同事洛德先生一起去。”
基辛格一行是在2月15日来到中国的，这已经是他第5次访华了。
基辛格和洛德坐上周恩来的车子，从国宾馆沿宽阔的马路驶向市中心。此时，街道上已经没有了行人，车子很快到了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向左一拐，穿过红色宫墙，进入中南海，一直开到毛泽东住处的门廊下面。这里看不到有任何的警卫措施。周恩来陪同基辛格、洛德穿过一个小客厅和一条宽宽的过道，进入会客室。毛泽东迎上前去，走了几步，他说：
“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
基辛格说：
“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
毛泽东说：
“我看来还不错吧，可是上帝给我下了请帖了。”
基辛格问道：
“听说主席阁下在学英语呢？”
毛泽东答道：
“是啊，我只会几个单词，比如Paper tiger（纸老虎）之类的。”
他的巧妙回答，立时引得众人开怀大笑。只听他又说道：
“杜鲁门和约翰逊这两位前总统相继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随着他们的去世，美国旧的对华政策和旧的对越南政策也就被埋葬了。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
基辛格说：
“是两个从前的敌人。”
“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作什么Friendship（友谊）。我们对外交往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耍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互相信任的事情。我们都不要讲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讲到此处，毛泽东又开玩笑似地对基辛格说：“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可以故意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有用。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说：
“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我们也需要嘛。”毛泽东用手指着基辛格的座位说：“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Hand in Hand（手携手）。”
说着，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基辛格则说：
“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
“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
“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毛泽东说：
“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也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可以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思想力量’的‘影响’。你们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辛格说：
“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的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泽东说：
“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美国不要上当。美国总有些人想把祸水向东引。”
基辛格解释说：
“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泽东问道：
“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并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辛格回答说：
“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泽东说：
“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辛格说：
“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泽东认为基辛格讲的是“老实话”。事后基辛格则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有压倒一切的魅力。”
这次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一直到凌晨一点半钟。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基辛格在书房里会谈的大幅照片，并用了一个横贯全页的大标题来报道这次会见。
欲知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如何拓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说：“耍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互相信任的事情。我们都不要讲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Hand in Hand（手携手）”“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指苏修叛徒集团）。这就是毛泽东在处理复杂、险恶的国际关系时所展现出来的非凡个性和伟大品格，也就是基辛格所赞许的“压倒一切的魅力。”怎不叫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