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异十三）《宋史·吕诲传》又说：章 辟光的这一奏章 ，本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引导，章 辟光扬言，朝廷如果加罪给我，我就不放过这两个人。据此来说，则王安石和吕惠卿实际是这一案的罪魁祸首，而且章 辟光又扬言于外，吕诲肯定已经听说，不难根据情况指出实情，而他在弹劾时为什么不说呢？难道是吕诲对王安石有所爱吗？这肯定是后来恨王安石的人，根据吕诲 的话而增加的内容，而史书上还采用了，以至于和原来的奏疏全然对不上，这也是一项欺骗啊。

现在将当时因争议新法而辞去官职的，列举在下面：

熙宁二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因断谋杀狱，不依新法，出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都因与安石议新法不合，拱辰出判应天府，公辅出知江宁府。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皇帝发还他的奏章 ，吕诲于是请求离开，出知邓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聚敛财利，民心不宁，皇帝不听。范纯仁极力请求离开，出知河中府。不久转为成都转运使，因新法不便，告诫州县不得马上施行，王安石对他的阻挠感到愤怒，贬他知和州。

同月，侍御史刘述、刘琦、钱 接连弹劾王安石，贬刘述知江州，刘琦监处州盐酒务，钱 监衢州盐税。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论新法不合，贬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 事富弼称有疾病求退，出判亳州。

三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的危害，力求离开，出判应天府。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因论青苗意见不被听从，上疏请辞去安抚使，只领大名府路，皇上批准。

（考异十四）史书上称王安石痛骂韩琦、富弼，说富弼罪恶滔天，又说依附韩琦是欧阳修的罪，又说他的儿子王雱说将韩琦、富弼枭首于市，新法就可施行等 等，种种诬陷之词不一而足。假如王安石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丧心病狂也不过分。然而从《临川集》中看，恰恰与之相反。集中有《赐允富弼辞免左仆射 诏》，其中说道：“你辅佐我的祖父，功劳施于当时，身有善德，始终如一。忠良贤德，体恤国家，实在应该留下。如果国家有大的疑难，或许要求助于你”等等。 （后略）还有《赐允韩琦乞州诏》中说：“你以公师的身份，将相的地位，统管四路，守卫一方，责任重大，郡臣都无法相比。虽然患病，希望早日痊愈。你频频发 来奏章 ，以病相告。朝中的宗师元老，对你有特殊的看待。恩情和礼义之间，怎么会对你薄情。违背你的意愿，姑且就这样便利安适。”又有《贺韩魏公启》中说：“（前 略）您做官是受了天命，作为当世的人臣之极，真是节操被当世所推重，德行名望可以作为当代的表率。您掌握着朝廷的机密，揽有中枢的大权，毁誉之言多不胜 数，平安和惊险往往在一念之间，因此天下的民众把您的被重用与否作为国家安危的表现。（中略）像您这样进退以仁义为标准，行动时机恰当，实在是太完美了。 我长久地承受您的庇护和收留。我身为近臣，想达到人臣的节义；世道正逢大好的机会，我心中怀有不如您的想法。我自己与高大无缘，不敢忘记旧时的有德之人。 （后略）”由此来看，王安石对于韩琦、富弼二人，实在有不胜向往的诚意。而韩、富二人与王安石，虽然论新法不合，而私交始终没有改变。他多次乞求休息，也 确实是因为老病，未必是因为王安石专于新法的缘故。而史书上所说王安石用难听的话诽谤韩琦和富弼的说法，必定是欺骗，这是无疑的。

同月，授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不拜。

三月，知审官院孙觉，因论青苗法不便，出知广德军。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因论青苗法，出知颍州。同月，参知政事赵汙恳求离位，出知杭州。同月，监察 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安石罪状，不报。三人也没有被罢免和责斥。同月，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上奏说新法不便，各请求 离官。贬程颢为京西路提刑，贬张戬知公安县；贬子韶知上元县，贬常通判滑州。七月，枢密使吕公弼因弹劾王安石，被贬知太原府。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多次 请求离去，留他不从，贬为知永兴军。十月，翰林学士范镇弹劾王安石，以户部侍郎辞职。四年三月，下诏察奉行新法不称职者。先是知山阴县陈舜俞，不散青苗 钱，知长葛县乐京、知湖阳县刘蒙，不奉行募役法，都被罢官。到此，有了这诏书，知陈留县姜潜到官数月，青苗令下，潜就把它贴在县门三日，无人至，遂撤榜给 了小吏说：“民不愿这样做啊。”就很快离开了。四月，监官告院苏轼上疏极力评论新法，皇上不听。乞求外任，贬为杭州通判。五月，知开封府韩维，因论保甲法 不合，极力请求到外郡去，没有挽留成，贬为知襄州。六月，知蔡州欧阳修因老病辞职。

（考异十五）《纲目》中有：欧阳修以风骨节操自持，既已经连连被污蔑，年六十，就乞求辞去职位。在守青州时，上疏请求停止散青苗钱，皇帝想再召他回 来执政，王安石极力诋毁他，于是把他迁官到蔡州，这时他请求辞职的心思更为迫切，冯京请求留下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认为韩琦是社稷之臣，这些 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他有什么用？”于是让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离开了职位。蔡上翔辨析说：自宋代的天圣、明道以来，欧阳修以文章 风骨操守被天下予以重望。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曾巩给欧阳修的信中说：“王安石虽然已经得到科名，他很自重，不愿被别人知道，认为不是欧阳修不足 以了解我。”这时王安石二十四岁。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才第一次见王安石。从此书信往来都见之于奏章 中的，相互称赞，无与伦比，欧阳修的全书中，可以看到这些。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论青苗法不便，并且又擅自不让发青苗钱，这些也只是论国家 大事，希望有益于国家和百姓而已，哪里曾斥责为奸邪，狠如仇人，有如吕诲等人那样过分的言辞呢？而世人传王安石做丞相后，曾痛骂欧阳修。考证欧阳修擅自不 放青苗钱在熙宁三年夏天，到十二月，王安石同平章 事，第二年春，欧阳修有《贺王相公拜相启》，其中说道：“高步儒林，成就三朝非常重的威望；晚年登上朝堂，受天子非常的礼遇。”像欧阳修这样正直的人，假 如在王安石参政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而在他做丞相后又去献言阿谀，难道是欧阳修的所作所为吗？后来欧阳修去世，而王安石写文章 祭奠他，对于欧阳修的做人和做文章 ，他在朝中的大节，他坎坷困顿的生活经历，与他生平的知己之情，死后对他的想念之情，全都显露出来。凭王安石得到皇上的如此专宠，施行新法如此果决，有什 么需要畏忌欧阳修的，而非要把人排挤走呢？于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把他骂为天下的恶人，而死后又把他誉为天下不可多得的人，这难道是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吗？考 证欧阳修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因濮议被吕诲、彭思永所攻击，四年，因流言被彭思永、蒋之奇诋毁，从此极力请求到外郡，于是去知亳州、知青州、知 蔡州，以至于死，那么在熙宁的四年中，欧阳修一天都没有在朝廷上待过，而成年告病，尤其在王安石没有执政之前，这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在一国则乱一 国”这些话，出自杨中立的《神宗日录辩》，这时污蔑之辞已经显而易见，后人以这作为王安石的罪过，而两人的全集中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话，是为什么呢？现在按 蔡氏的文章 ，辨证已经很确凿，不用再增加了，欧阳修的离职，不是因为王安石，而在这里叙说，只是要辨析一下说王安石排斥忠良的污蔑之辞。欧阳修是这样，那么凡是杂史 所写王安石诋毁他人的话，又怎么能都信呢？王安石祭欧阳修的文，实在是中国数得着的文字，录入在本书第二十章 ，可参看。

七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论免役法之害，贬杨绘知郑州，刘挚监衡州盐仓。五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书，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 郡，愿归洛养疾”，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授司空武宁节度使任职。六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请求离开，授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七年二月，监安上门郑侠进献 流民图，说大旱是新法所导致，不久以擅自发马递罪交给御史审查处理。八年正月，放逐到英州。

以上所述，都是当时阻挠新政的大概情形。德高望重的元老们，在朝堂上作梗；盛气凌人的言官们，在下面起哄。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于他们中间，天下 的艰难危险，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王安石在熙宁三年有《答手诏慰抚札子》，其中说：“窃观天赐陛下聪明智慧，确实不难以复兴尧舜的大治，因此不量才力和时 事是否适宜，敢以没有什么才能的之身，任天下怨恨诽谤，想以侍奉圣上的意志。自从参与政中以来，已经有一年了，没能有所作为，而内外勾结，合起来阻挠，一 心要欺蒙百姓来迷惑皇上，流俗如波荡起，以至于如此。陛下又如何不被迷惑，恐怕我太渺小，最终不能获胜。”他危难困苦之情，百世之后读者仍将为他哀痛。如 果不是王安石那样坚韧不拔，那成就什么事呢？后世那些恨王安石的人，就不必再说了；那些欣赏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为任用小人而为他可惜。王安石所任用的 人，果真都是小人吗？我将另外论述；而当时阻挠新政的人，难道不是世人所称为君子的吗？如程明道，如苏子由，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为僚佐的。其余韩、富、 文、吕诸元老，与王安石共事的，有的一年，有的二三年，有的四五年，王安石从什么时候开始排挤他们的呢？而这些贤人动不动就以离职来争论新法，王安石能因 为要慰留僚友的原因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吗？还是要发挥自己的学施行自己的志愿而得罪自己的僚友呢？二者不得不选择其一。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三年，曾上疏请求罢 政事，也因为自己的志向既然不能施行，就奉身以退。而神宗既然信任他越来越深，任用他越来越专，皇帝这样，王安石怎么忍心相负呢？就鞠躬尽瘁，以求大业能 够成功。那些贤人既然不肯苟同，发誓不与他同立于朝廷，也只有听从他们离开了。我们生在今天，为王安石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能不能有个方法得以两方面都保全 的呢？王安石当时所立的法，并不是不好；他所革除的弊端，也都是这些贤人们所指出过的。变法后所取得的成绩，可能不如当初所期望的，则也是因为奉行者没有 找到合适的人的缘故。假使这些贤人们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济，时常帮助而防止过分的行动，怎么能看不到更显著的效果呢？而事实却是不问是非，凡是新法，必死力 攻击。明知攻击它并不能改变皇上的志向，就呈递弹劾自己的状文离去从而成就自己的名声。甚至有的身为地方官，不允许州县奉行朝廷的法令。这些人既然都是大 户，被士庶们所瞭望，于是凡不利于新法的人，都依附到他们这里来，以鼓动天下的耳目，使人民无所适从，比如一只手画圆，十只手画方，虽然有好的法令，而最 终也无法推行，这是必然的。然而使新法的利处不能补偿它的弊端的，是谁的罪过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使用小人的，是谁的罪过呢？即使这样，王安石对待异己的 方法，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对那些元老，都自己请求居于外地，仍然再三挽留，不同意然后才允许他们的。对那些小臣，也不过降职或补缺，没有一人被彻底免官 的，而治罪就更没有了。这中间只有郑侠一人，被驱逐流放，还是王安石罢相回到江宁那一年间的事（王安石在熙宁七年六月罢相，在八年二月复相，而郑侠被放逐 英州是在熙宁八年正月间的事）。知道子产、商鞅是怎样对待贵族的吗？知道张江陵是怎样对待言官们的吗？我的朋友南海潘氏博曾论说王安石，说可惜他纯用儒 术，而缺乏法家的精神，可以说评论得很确切。而世上的评论者，都说王安石行申、商之术，用严峻的法律来束缚百僚，这与当时的情形怎么那么相反呢？王安石对 士大夫们是以礼相待，即使他的新法因为这些人而不能全部施行，然而他的度量，足以成为千古的模范，而元祐间的那些贤人们对待熙宁、元丰间的大臣又是怎样的 呢？我论说到这里不禁有茫然之感。

章 衮在《王临川文集序》中说：

（前略）熙宁的新政，君主以尧舜对待百姓的心意，坚决主持于上；臣子如对待尧舜的心意对待君主，在下极力拥护；关键是都是为天下而不是为自己的私 利。大臣们如果能推究它本来的心意来议论新法，依靠新法的所得来救助它的过失，推广来以探究未明的大义，减少或增加，以矫正那种要胜过对方的偏激情绪，务 求同心同德，寻求贤才以施行新法，对宋室未必不能有利。而竟然是一条令才下，诽谤就跟着来了，今天哄然而攻击的，是王安石，明天哗然而议论的，是新法。言 官们借此来获取敢言的名声，公卿们借此来博得体恤民情的声誉。远方的小官吏，随声附和，以使自己列入朝廷中的某一党，而讨论政事的朝堂，成了相互憎恨仇视 的地方。而当时下面还没有不法之徒，借新法作为变乱的发端，远处也没有二虏的来使，因新法而说出不敬的言语，而这些大臣们，自己先开始相互攻击和诬陷，像 决堤的河水那样来势凶猛，如狂人怀着必胜的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全都认为是好的，果真都是好的吗？新创立的法令，都诋毁为恶的，果真都是恶的吗？还有在 他们议论时，出于一人之口的，也自相矛盾，如苏颖滨曾说官府自己办借贷的便利，而他却极力诋毁青苗钱，司马光在英宗时，曾说农民赋税之外，应当不再有事， 衙前这些职位也不用募民来做，而却极力诋毁雇役法。苏东坡曾说不取灵武，就无法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的强大就不能阻止，而他却极力诋毁熙河之役，又如 他说已经不能施行雇役了，而改天又力争说雇役不可罢之类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事相类似，自己去做就认为是对的，王安石去做就认为是错的，如河北弓箭社，实际 上与保甲法相表里，苏东坡请求增修弓箭社的社约，并加以照顾，而单单深恨保甲法就是这类。（中略）像这样的，既不是知是非的定论，也没有周到详尽分析利弊 得失之后的宏大计划，所以王安石把这些一概看做是平庸之辈的议论，而主张新法更为坚定，施行更为有力。一时的议论，也就如此了。而左右记史的官吏，后世那 些写书记事的人，又都务求用不符合事实的话进行诋毁，甚至有的分离开文义，单独拿出几句话来夸大其词。然而当时攻击新法的人，并不是真要攻击新法，是因为 攻击王安石而才攻他的法。（略）管仲、子产、商鞅这几个人，是诸侯的贵臣罢了，然而都凭他们谋略周密详尽，果敢坚忍，才能在他们的国中得以施展才华。而王 安石以世不常有的奇材，在天下统一之日，君臣相互投合，有如鱼水，而却这样的不顺利，是因为时势不同了，而遭众人嫉妒的缘故。国内多事，四境多敌，就像那 河流中的船，不知去向哪里，这时有才智的人，众人必定归向他，这就是管仲这些人得志的原因。宋代的体制，本来就是宽和温厚的，真宗、仁宗以下，这种风气更 为强盛。士大夫们竟然把含糊当做宽厚，把因循当做老成，又有的高谈雅望，不肯删除繁杂、解决疑难以求取功名。而小人们则悠闲地如同养在厩里的马，即使有时 饲料不足也不会有事，一旦养马的人要给他们整理和擦拭，必然会用蹄子踢，用嘴来咬。在这时想立刻改变原来的轨道而施行新法，他们惊骇和诽谤就没有什么疑惑 的了。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舆论所理解，这就是其中的原因。贾谊年少美才，以疏远大臣的身份，慨然想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周勃、灌婴这些人，虽想害他，也没有 那么去做。是因为贾谊未曾有执政的机会，而汉文帝只以对待众人一样来对待他。现在王安石的声誉倾一世之高，既然已经被人所忌恨，再加上南方人骤然富贵，父 子兄弟相继来到皇上近旁，神宗又动不动就把他看做圣人，而把他看做心腹，等非议峰起时，王安石又悍然自己担起天下人的怨恨，极力与反对者相抗而不顾，王安 石之所以不被舆论所理解，这又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后略）

（考异十三）《宋史·吕诲传》又说：章 辟光的这一奏章 ，本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引导，章 辟光扬言，朝廷如果加罪给我，我就不放过这两个人。据此来说，则王安石和吕惠卿实际是这一案的罪魁祸首，而且章 辟光又扬言于外，吕诲肯定已经听说，不难根据情况指出实情，而他在弹劾时为什么不说呢？难道是吕诲对王安石有所爱吗？这肯定是后来恨王安石的人，根据吕诲 的话而增加的内容，而史书上还采用了，以至于和原来的奏疏全然对不上，这也是一项欺骗啊。

现在将当时因争议新法而辞去官职的，列举在下面：

熙宁二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因断谋杀狱，不依新法，出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都因与安石议新法不合，拱辰出判应天府，公辅出知江宁府。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皇帝发还他的奏章 ，吕诲于是请求离开，出知邓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聚敛财利，民心不宁，皇帝不听。范纯仁极力请求离开，出知河中府。不久转为成都转运使，因新法不便，告诫州县不得马上施行，王安石对他的阻挠感到愤怒，贬他知和州。

同月，侍御史刘述、刘琦、钱 接连弹劾王安石，贬刘述知江州，刘琦监处州盐酒务，钱 监衢州盐税。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论新法不合，贬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 事富弼称有疾病求退，出判亳州。

三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的危害，力求离开，出判应天府。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因论青苗意见不被听从，上疏请辞去安抚使，只领大名府路，皇上批准。

（考异十四）史书上称王安石痛骂韩琦、富弼，说富弼罪恶滔天，又说依附韩琦是欧阳修的罪，又说他的儿子王雱说将韩琦、富弼枭首于市，新法就可施行等 等，种种诬陷之词不一而足。假如王安石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丧心病狂也不过分。然而从《临川集》中看，恰恰与之相反。集中有《赐允富弼辞免左仆射 诏》，其中说道：“你辅佐我的祖父，功劳施于当时，身有善德，始终如一。忠良贤德，体恤国家，实在应该留下。如果国家有大的疑难，或许要求助于你”等等。 （后略）还有《赐允韩琦乞州诏》中说：“你以公师的身份，将相的地位，统管四路，守卫一方，责任重大，郡臣都无法相比。虽然患病，希望早日痊愈。你频频发 来奏章 ，以病相告。朝中的宗师元老，对你有特殊的看待。恩情和礼义之间，怎么会对你薄情。违背你的意愿，姑且就这样便利安适。”又有《贺韩魏公启》中说：“（前 略）您做官是受了天命，作为当世的人臣之极，真是节操被当世所推重，德行名望可以作为当代的表率。您掌握着朝廷的机密，揽有中枢的大权，毁誉之言多不胜 数，平安和惊险往往在一念之间，因此天下的民众把您的被重用与否作为国家安危的表现。（中略）像您这样进退以仁义为标准，行动时机恰当，实在是太完美了。 我长久地承受您的庇护和收留。我身为近臣，想达到人臣的节义；世道正逢大好的机会，我心中怀有不如您的想法。我自己与高大无缘，不敢忘记旧时的有德之人。 （后略）”由此来看，王安石对于韩琦、富弼二人，实在有不胜向往的诚意。而韩、富二人与王安石，虽然论新法不合，而私交始终没有改变。他多次乞求休息，也 确实是因为老病，未必是因为王安石专于新法的缘故。而史书上所说王安石用难听的话诽谤韩琦和富弼的说法，必定是欺骗，这是无疑的。

同月，授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不拜。

三月，知审官院孙觉，因论青苗法不便，出知广德军。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因论青苗法，出知颍州。同月，参知政事赵汙恳求离位，出知杭州。同月，监察 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安石罪状，不报。三人也没有被罢免和责斥。同月，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上奏说新法不便，各请求 离官。贬程颢为京西路提刑，贬张戬知公安县；贬子韶知上元县，贬常通判滑州。七月，枢密使吕公弼因弹劾王安石，被贬知太原府。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多次 请求离去，留他不从，贬为知永兴军。十月，翰林学士范镇弹劾王安石，以户部侍郎辞职。四年三月，下诏察奉行新法不称职者。先是知山阴县陈舜俞，不散青苗 钱，知长葛县乐京、知湖阳县刘蒙，不奉行募役法，都被罢官。到此，有了这诏书，知陈留县姜潜到官数月，青苗令下，潜就把它贴在县门三日，无人至，遂撤榜给 了小吏说：“民不愿这样做啊。”就很快离开了。四月，监官告院苏轼上疏极力评论新法，皇上不听。乞求外任，贬为杭州通判。五月，知开封府韩维，因论保甲法 不合，极力请求到外郡去，没有挽留成，贬为知襄州。六月，知蔡州欧阳修因老病辞职。

（考异十五）《纲目》中有：欧阳修以风骨节操自持，既已经连连被污蔑，年六十，就乞求辞去职位。在守青州时，上疏请求停止散青苗钱，皇帝想再召他回 来执政，王安石极力诋毁他，于是把他迁官到蔡州，这时他请求辞职的心思更为迫切，冯京请求留下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认为韩琦是社稷之臣，这些 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他有什么用？”于是让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离开了职位。蔡上翔辨析说：自宋代的天圣、明道以来，欧阳修以文章 风骨操守被天下予以重望。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曾巩给欧阳修的信中说：“王安石虽然已经得到科名，他很自重，不愿被别人知道，认为不是欧阳修不足 以了解我。”这时王安石二十四岁。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才第一次见王安石。从此书信往来都见之于奏章 中的，相互称赞，无与伦比，欧阳修的全书中，可以看到这些。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论青苗法不便，并且又擅自不让发青苗钱，这些也只是论国家 大事，希望有益于国家和百姓而已，哪里曾斥责为奸邪，狠如仇人，有如吕诲等人那样过分的言辞呢？而世人传王安石做丞相后，曾痛骂欧阳修。考证欧阳修擅自不 放青苗钱在熙宁三年夏天，到十二月，王安石同平章 事，第二年春，欧阳修有《贺王相公拜相启》，其中说道：“高步儒林，成就三朝非常重的威望；晚年登上朝堂，受天子非常的礼遇。”像欧阳修这样正直的人，假 如在王安石参政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而在他做丞相后又去献言阿谀，难道是欧阳修的所作所为吗？后来欧阳修去世，而王安石写文章 祭奠他，对于欧阳修的做人和做文章 ，他在朝中的大节，他坎坷困顿的生活经历，与他生平的知己之情，死后对他的想念之情，全都显露出来。凭王安石得到皇上的如此专宠，施行新法如此果决，有什 么需要畏忌欧阳修的，而非要把人排挤走呢？于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把他骂为天下的恶人，而死后又把他誉为天下不可多得的人，这难道是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吗？考 证欧阳修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因濮议被吕诲、彭思永所攻击，四年，因流言被彭思永、蒋之奇诋毁，从此极力请求到外郡，于是去知亳州、知青州、知 蔡州，以至于死，那么在熙宁的四年中，欧阳修一天都没有在朝廷上待过，而成年告病，尤其在王安石没有执政之前，这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在一国则乱一 国”这些话，出自杨中立的《神宗日录辩》，这时污蔑之辞已经显而易见，后人以这作为王安石的罪过，而两人的全集中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话，是为什么呢？现在按 蔡氏的文章 ，辨证已经很确凿，不用再增加了，欧阳修的离职，不是因为王安石，而在这里叙说，只是要辨析一下说王安石排斥忠良的污蔑之辞。欧阳修是这样，那么凡是杂史 所写王安石诋毁他人的话，又怎么能都信呢？王安石祭欧阳修的文，实在是中国数得着的文字，录入在本书第二十章 ，可参看。

七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论免役法之害，贬杨绘知郑州，刘挚监衡州盐仓。五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书，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 郡，愿归洛养疾”，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授司空武宁节度使任职。六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请求离开，授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七年二月，监安上门郑侠进献 流民图，说大旱是新法所导致，不久以擅自发马递罪交给御史审查处理。八年正月，放逐到英州。

以上所述，都是当时阻挠新政的大概情形。德高望重的元老们，在朝堂上作梗；盛气凌人的言官们，在下面起哄。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于他们中间，天下 的艰难危险，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王安石在熙宁三年有《答手诏慰抚札子》，其中说：“窃观天赐陛下聪明智慧，确实不难以复兴尧舜的大治，因此不量才力和时 事是否适宜，敢以没有什么才能的之身，任天下怨恨诽谤，想以侍奉圣上的意志。自从参与政中以来，已经有一年了，没能有所作为，而内外勾结，合起来阻挠，一 心要欺蒙百姓来迷惑皇上，流俗如波荡起，以至于如此。陛下又如何不被迷惑，恐怕我太渺小，最终不能获胜。”他危难困苦之情，百世之后读者仍将为他哀痛。如 果不是王安石那样坚韧不拔，那成就什么事呢？后世那些恨王安石的人，就不必再说了；那些欣赏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为任用小人而为他可惜。王安石所任用的 人，果真都是小人吗？我将另外论述；而当时阻挠新政的人，难道不是世人所称为君子的吗？如程明道，如苏子由，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为僚佐的。其余韩、富、 文、吕诸元老，与王安石共事的，有的一年，有的二三年，有的四五年，王安石从什么时候开始排挤他们的呢？而这些贤人动不动就以离职来争论新法，王安石能因 为要慰留僚友的原因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吗？还是要发挥自己的学施行自己的志愿而得罪自己的僚友呢？二者不得不选择其一。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三年，曾上疏请求罢 政事，也因为自己的志向既然不能施行，就奉身以退。而神宗既然信任他越来越深，任用他越来越专，皇帝这样，王安石怎么忍心相负呢？就鞠躬尽瘁，以求大业能 够成功。那些贤人既然不肯苟同，发誓不与他同立于朝廷，也只有听从他们离开了。我们生在今天，为王安石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能不能有个方法得以两方面都保全 的呢？王安石当时所立的法，并不是不好；他所革除的弊端，也都是这些贤人们所指出过的。变法后所取得的成绩，可能不如当初所期望的，则也是因为奉行者没有 找到合适的人的缘故。假使这些贤人们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济，时常帮助而防止过分的行动，怎么能看不到更显著的效果呢？而事实却是不问是非，凡是新法，必死力 攻击。明知攻击它并不能改变皇上的志向，就呈递弹劾自己的状文离去从而成就自己的名声。甚至有的身为地方官，不允许州县奉行朝廷的法令。这些人既然都是大 户，被士庶们所瞭望，于是凡不利于新法的人，都依附到他们这里来，以鼓动天下的耳目，使人民无所适从，比如一只手画圆，十只手画方，虽然有好的法令，而最 终也无法推行，这是必然的。然而使新法的利处不能补偿它的弊端的，是谁的罪过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使用小人的，是谁的罪过呢？即使这样，王安石对待异己的 方法，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对那些元老，都自己请求居于外地，仍然再三挽留，不同意然后才允许他们的。对那些小臣，也不过降职或补缺，没有一人被彻底免官 的，而治罪就更没有了。这中间只有郑侠一人，被驱逐流放，还是王安石罢相回到江宁那一年间的事（王安石在熙宁七年六月罢相，在八年二月复相，而郑侠被放逐 英州是在熙宁八年正月间的事）。知道子产、商鞅是怎样对待贵族的吗？知道张江陵是怎样对待言官们的吗？我的朋友南海潘氏博曾论说王安石，说可惜他纯用儒 术，而缺乏法家的精神，可以说评论得很确切。而世上的评论者，都说王安石行申、商之术，用严峻的法律来束缚百僚，这与当时的情形怎么那么相反呢？王安石对 士大夫们是以礼相待，即使他的新法因为这些人而不能全部施行，然而他的度量，足以成为千古的模范，而元祐间的那些贤人们对待熙宁、元丰间的大臣又是怎样的 呢？我论说到这里不禁有茫然之感。

章 衮在《王临川文集序》中说：

（前略）熙宁的新政，君主以尧舜对待百姓的心意，坚决主持于上；臣子如对待尧舜的心意对待君主，在下极力拥护；关键是都是为天下而不是为自己的私 利。大臣们如果能推究它本来的心意来议论新法，依靠新法的所得来救助它的过失，推广来以探究未明的大义，减少或增加，以矫正那种要胜过对方的偏激情绪，务 求同心同德，寻求贤才以施行新法，对宋室未必不能有利。而竟然是一条令才下，诽谤就跟着来了，今天哄然而攻击的，是王安石，明天哗然而议论的，是新法。言 官们借此来获取敢言的名声，公卿们借此来博得体恤民情的声誉。远方的小官吏，随声附和，以使自己列入朝廷中的某一党，而讨论政事的朝堂，成了相互憎恨仇视 的地方。而当时下面还没有不法之徒，借新法作为变乱的发端，远处也没有二虏的来使，因新法而说出不敬的言语，而这些大臣们，自己先开始相互攻击和诬陷，像 决堤的河水那样来势凶猛，如狂人怀着必胜的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全都认为是好的，果真都是好的吗？新创立的法令，都诋毁为恶的，果真都是恶的吗？还有在 他们议论时，出于一人之口的，也自相矛盾，如苏颖滨曾说官府自己办借贷的便利，而他却极力诋毁青苗钱，司马光在英宗时，曾说农民赋税之外，应当不再有事， 衙前这些职位也不用募民来做，而却极力诋毁雇役法。苏东坡曾说不取灵武，就无法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的强大就不能阻止，而他却极力诋毁熙河之役，又如 他说已经不能施行雇役了，而改天又力争说雇役不可罢之类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事相类似，自己去做就认为是对的，王安石去做就认为是错的，如河北弓箭社，实际 上与保甲法相表里，苏东坡请求增修弓箭社的社约，并加以照顾，而单单深恨保甲法就是这类。（中略）像这样的，既不是知是非的定论，也没有周到详尽分析利弊 得失之后的宏大计划，所以王安石把这些一概看做是平庸之辈的议论，而主张新法更为坚定，施行更为有力。一时的议论，也就如此了。而左右记史的官吏，后世那 些写书记事的人，又都务求用不符合事实的话进行诋毁，甚至有的分离开文义，单独拿出几句话来夸大其词。然而当时攻击新法的人，并不是真要攻击新法，是因为 攻击王安石而才攻他的法。（略）管仲、子产、商鞅这几个人，是诸侯的贵臣罢了，然而都凭他们谋略周密详尽，果敢坚忍，才能在他们的国中得以施展才华。而王 安石以世不常有的奇材，在天下统一之日，君臣相互投合，有如鱼水，而却这样的不顺利，是因为时势不同了，而遭众人嫉妒的缘故。国内多事，四境多敌，就像那 河流中的船，不知去向哪里，这时有才智的人，众人必定归向他，这就是管仲这些人得志的原因。宋代的体制，本来就是宽和温厚的，真宗、仁宗以下，这种风气更 为强盛。士大夫们竟然把含糊当做宽厚，把因循当做老成，又有的高谈雅望，不肯删除繁杂、解决疑难以求取功名。而小人们则悠闲地如同养在厩里的马，即使有时 饲料不足也不会有事，一旦养马的人要给他们整理和擦拭，必然会用蹄子踢，用嘴来咬。在这时想立刻改变原来的轨道而施行新法，他们惊骇和诽谤就没有什么疑惑 的了。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舆论所理解，这就是其中的原因。贾谊年少美才，以疏远大臣的身份，慨然想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周勃、灌婴这些人，虽想害他，也没有 那么去做。是因为贾谊未曾有执政的机会，而汉文帝只以对待众人一样来对待他。现在王安石的声誉倾一世之高，既然已经被人所忌恨，再加上南方人骤然富贵，父 子兄弟相继来到皇上近旁，神宗又动不动就把他看做圣人，而把他看做心腹，等非议峰起时，王安石又悍然自己担起天下人的怨恨，极力与反对者相抗而不顾，王安 石之所以不被舆论所理解，这又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后略）

     章 氏的这番议论，讲王安石之所以被阻挠的缘故，可以说是洞见其中的症结。他说到南人骤贵，嫉妒者众，尤其说到点子上。唉！凭王安石洁白的品质，广阔的胸怀， 如凤凰飞翔于千仞高空，哪里会顾得上下面有鹓雏吓腐鼠的事呢？而王安石的失败，竟然是因为这啊。庄子说：“中原的人，在礼义上明白，而在人心上糊涂。”又 说：“人心比山川还险，了解它比了解天意还难。”王安石只是糊涂于知人心了，因此遇到世上所谓的小人就会失败，遇到世上所谓的君子也失败。如果论说王安石 的缺点，大概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即使这样，假如使王安石明于知人心，他就会随波起伏，众人找不出他的错误，拿不住他的把柄，不仅一时间会得到别人的曲意逢 迎，而且还将有传于后世的美好名声，而又怎么肯因为国家的缘故而牺牲自己的安乐和名誉，被众人诽谤而不悔呢。唉！我中国数千年来的士君子，其中明于知人心 的很多，而糊涂的有几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