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我们细细说说锺繇。
生平
锺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东汉末年因举孝廉走上仕途,历任尚书郎、阳陵令、廷尉正等。察举孝廉并不容易,举孝廉每年推举一次,且有人数的限定。汉武帝之后,察举一途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亦成为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东汉和帝永元之际,举孝廉以人口为标准,人口满20万每年举孝廉一人,满四40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推之;人口不满20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人口不满10万,每三年举孝廉一人(具体可见《后汉书》)。由此可知,锺繇是以才华(孝行与廉洁是品德的加成)显闻于乡里的。
(立于河南长葛的锺繇像)
后来,锺繇因自己身在皇帝身边的缘故,做了两件事,获得了曹操的好感:
第一件,在汉献帝被李傕、郭汜控制时,锺繇从侧面帮助曹操实现了与献帝的联络;第二件,锺繇帮助汉献帝摆脱了李傕、郭汜的控制。这很重要,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北方统一,也就不会有魏国的代汉立国了。
后来,袁绍与曹操的官渡之战中,锺繇又在后勤保障中为曹操提供了两千匹战马,这又使锺繇在曹氏集团中获得了更好的印象。
曹丕代汉称帝,锺繇是上表劝进的大臣之一。可见,锺繇不是书呆子,纯艺术家,他还是一个“识时务者”。
其实,锺繇还是一个学问家,他好春秋左氏学,
此后,曹丕敬重锺繇,拜锺繇为太尉(三公之首),后迁太傅,所以后人称锺繇为“锺太傅”。
锺繇三体
锺繇擅篆、隶、真、行、草多种书体,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他推动了楷书的发展,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后世尊为“楷书鼻祖”。他与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南朝庾肩吾《书品》评为“上品之上”,唐朝张怀瓘《书断》评为“神品”。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对锺繇的记录)
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对锺繇的书法师承、书法特点、擅长的书体介绍的最为具体,这也是所谓“锺书三体”的来历:
(锺繇三体)
注意,羊欣这里所记的“公车征”,并非人名,而是秦汉以来的一种选官制度。
所谓“铭石之书”,指的是用于书写碑刻的书体,依照当时的实际情况,书写碑额或用篆书,或用隶书,而书写碑文,更多情况下是隶书,因此,这里的“铭石之书”可以认定为隶书。
锺繇的“铭石书”作品,历来没有定论,曹魏时期的牟准说《上尊号奏》(见下图)是锺繇书写;
(《上尊号奏》拓本局部)
而唐代张怀瓘称《受禅表》(图亦见前文)是锺繇的作品,此二说均未获得普遍认可。但锺繇擅长铭石书是南朝、唐朝人的共识。推想一下,锺繇的铭石书,应当与前文所述的《熹平石经》《上尊号奏》《受禅表》的隶书体态相仿。
所谓的“章程书”,依照唐兰的解释:
(唐兰《中国文字学》143页)
“章程两字的合音,是正字(平声),后世把章程书读快了,就变成了正书,又变成真书。”我们可以认为“章程书”就是早期的楷书。人们之所以称之为章程书,大概是因为锺繇已经用这种书体写奏章了。传世的锺繇正书书迹,包括《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都是他写给朝廷的奏章。这从侧面说明,正书已经获得了官方的认可,成为了正规合法的书体。
锺繇并不是正书的创制者,但他是文献记载中第一位擅长正书而闻名于世的书法家,这与他的社会地位大有关系,大概他对正书的提倡推广或者加工整理的功劳,后人便把正书的发明权归到他的名下,秦他为“正书之祖”。
(“正书之祖”锺繇画像,苏文画)
所谓的“行狎书”,即所谓“相闻者也”,就是专门用于书信往来的用途。其实,它就是介于草书和正体书之间的流畅书体,既便于书写,也便于识读,这是比较进步而合用的新书体,因为主要用于私人间的尺牍书疏,又称之为“相闻书”。说白话一点,互相传递消息、通报新闻的书体。
锺繇写行书,取法于东汉的刘德昇(刘德昇的介绍见前文《汉代士大夫书法家》),刘德昇被推认为“行书之祖”,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人是不可能发明一种书体的,只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刘德昇的贡献,在于他对行书这种书体的加工以及推广。
刘德昇有两个直传弟子,即锺繇和胡昭,“胡书肥,锺书瘦。”胡昭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消失,渐渐不为人知了(毕竟他的社会地位是与锺繇无法相比的)。而锺繇的行书也最终湮灭于时代尘埃里,我们再也无法见到了,只能在“肥、瘦”之间获得一点两人行书特点的消息了。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西晋之后,向锺繇取法的书法名家很多,比如:王廙、王导、卫夫人、王羲之等。这些人都是书法名家,我们大约可以从他们的作品里寻到一些锺繇行书的影子吧。
书迹流传和书艺特色
锺繇的书法,特别是他的行书和正书,曹魏以来十分流行。但是,在他逝世约八十年后的东晋时期,他的书迹已经格外珍稀。
南齐王僧虔《论书》有记载:王导“师法锺、卫,好尚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锺繇《尚书宣示帖》(即《宣示表》)衣带过江”。所谓“衣带过江”,即把书帖缝在衣带之中带过长江,也称“怀帖过江”。
(王导像)
此帖后来在王羲之处,王羲之又将其借给了王脩(敬仁)。王脩死后,他的母亲见此帖是儿子的心爱之物,便把这件《尚书宣示帖》作了殉葬品。
锺繇书迹的毁佚方式当然不止殉葬,自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即307-317年间匈奴灭亡西晋的战争)以来,公私聚敛法书名画伴随着战乱、流徙,传世数量本来就很少的锺繇书迹就更是稀罕之物了。刘宋泰始六年(470)秘府所藏的“锺氏纸书”不过“六百九十七”字。
至唐朝,内府所收锺繇书迹,是与张芝、兄弟、王羲之父子归为一类的,因此未列具体数量。其后历经整理及汰除赝品之后的具体数量亦没有准确数字,但其总量不会过多。
宋朝大兴刻帖(刻帖已远不同于原迹了)。锺繇书迹见于丛帖中,太宗淳化三年(992)的《淳化阁帖》有锺繇书法《宣示表》《还示帖》(即《张乐帖》)《白骑帖》《常患帖》(即《常羸帖》)《雪寒帖》《长风帖》六种。
仁宗庆历五年至八年(1045-1048)刻《潭帖》(《长沙帖》)第一卷,见《力命表》《贺剋捷》(《贺捷表》《戎路表》)两种。徽宗大观三年(1109)《汝帖》收刻《墓田帖》;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刻《淳熙秘阁续帖》,收《荐季直表》。宋朝丛帖所见锺书,大抵不出以上十种。
明朝,还有一件传为锺繇所书的《调元表》,收刻在《泼墨斋法书》中。
汇总一下,锺繇书迹流传如下图:
(锺繇书变流传)
现在所见的锺繇书迹,不出上述十一种(即宋代十种加明代一种),皆刻本。而锺繇传世的著名作品,为《宣示》《力命》《荐季直》《贺捷》四表(上图标红),都是小楷。大概因为是呈送朝廷的奏表,因此都是正书。
1、《宣示表》。《宣示表》是锺书最负盛名的作品,对后世影响至大。
(《宣示表》局部)
目前所见的《宣示表》笔体平正整肃,隶意殆尽,与传世的王羲之楷书十分相似,所以后人定为王羲之临本。
2、《力命表》。《力命表》文字形体扁方,不及《宣示表》那样平整,笔体有迭宕之致,疏瘦自然,书体特征也有与王羲之笔体相通的嫌疑,因此,后人也认为是王羲之的临本。
(《力命表》局部)
3、《荐季直表》。《荐季直表》字势横扁,饶有隶书笔意;其结体颇显松散,又带有行书笔法,为传世的锺繇其他正书作品中所未见。不仅如此,此帖的笔画在锺繇作品中最见肥厚,纵向的笔画尤其明显,与“锺书瘦”的特征明显不吻合,估计是后人临摹失真造成的。
清代帖学家王澍断定其为伪迹。另,此表元朝以来,一直有一纸与刻本笔体相同的墨迹本传世,并有历代名家题跋,曾入藏南宋、清朝内府,毁于民国年间。
4、《贺捷表》。《贺捷表》中,横画、撇画和捺画伸展得过长,可见楷书形成之初保留的隶书写法,因此,《贺捷表》在写法上吻合一千七百年后考古发现的曹魏、西晋人的笔体真迹。可以说:《贺捷表》是现存锺繇书作中最能体现锺繇书法风格的作品。
(《贺捷表》拓本)
《贺捷表》中,纵向的笔画写得短促,横向的笔画写得伸展,即使字内没有横向的长笔画,也要通过结构的安排将字处理成疏散而横阔的状态,造成字的横势。
锺繇的书法,历代书家都表示了由衷的推崇和心悦的诚服。汇总锺繇的书法风格特征,可以用三个字形容:瘦劲、天然、古雅。
历史地位与影响
锺繇的书法成就及其历史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正书的形成有开创之功,为正书成为官方认可的正体字奠定了基础;二、为行书立法,使这一流便的书体得以迅速地普及。
锺繇书法对当世和后世的书法家一直具有影响力。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情形也不大一样。汉魏之际,锺繇与张芝擅美。对锺繇名望的推崇和体态的效法,是并举不废。王羲之擅名东晋后,虽比肩锺、张,但是他仍然推重锺、张。“二王”之后,别开法门,锺书影响力骤减。到了当代,锺繇及其书法,终于成了一种书法理想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