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隶书之于古文字的变化还不止于此。有人总结了这样几条变化规律：一、形变。形变是指字体的形状结构保持原有状态基本稳定，只把篆书的曲线改为平直方折的笔划，使字体的形象发生改变；二、省变。省变是指在发生形变的同时，将繁体字进行简化，省去部分偏首。如“秦、春、奉”等字，在篆书中上部都不相同，隶变后被同一个新构件取代；三、讹变。讹变是指在发生形变的同时，改变笔画方向和下笔顺序等，让文字的形体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重新组织字形。比如“黑”字下面的两个“火”字分化成“土”和“四点”，“光”字将上面的“火”字变作“小”字等等。

通过这样的变化，绝大多数汉字变成了完全丧失象形意味的，由点、画、撇、捺等笔画组成的符号，无规则的线条变成了有规则的笔画。从字形上看，通过合并、省略、省并等方式，汉字形体大大简化了，变成了完全符号化的文字。无怪乎《汉字学概要》如此总结：“从篆书到隶书的转变，是汉字史上的一大飞跃，从此，汉字完全失去了古文字阶段的象形意味，摆脱了古文字蜿曲线条的束缚，开始步入今文字阶段。”

在汉代，除了符玺（符信、符契和印章）、幡信（题官号职衔的旗帜）和有些碑额、砖瓦还采用篆书外，其他场合都普遍使用隶书书写。当时，写隶书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写好隶书是入仕的手段。社会上曾有这样的谚语：“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意思是何必讲究“礼义”呢？能写好隶书（汉代人称为“史书”）就可以为官做宦了。这当然大大推进了隶书的发展。到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蔡文姬之父）建议正定经本文字写定《鲁诗》 《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仪》《论语》等七经文字，共刻46块石碑立于太学门前，世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上的字书体一致均形体方正，笔画匀称，波挑工整，庄平典雅，在东汉晚期被作为标准书体的隶书，世称“八分”体。至此，“隶书”的演变也宣告基本完成。

由于东汉树碑风气兴盛，优秀的汉代隶书也因此得以流传到了今天。在大量的汉碑当中，《乙瑛碑》算较早的作品。它的全称名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或称做《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汉孔子庙置卒史碑》等。乙瑛其人为鲁相，他在汉桓帝元嘉（151—152）时奏请在孔庙设置百石卒史，碑以此而取名。此碑高260厘米，宽128厘米，18行，每行40字，刻有公牍和对乙瑛的赞辞。此碑的出现，标志着汉碑标准隶法的完全成熟，因此《乙瑛碑》曾受到历代书家的高度评价，无不视为汉碑中的典范作品。如清人郭宗昌说：“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神助，弗由人造。”

《乙瑛碑》明代拓本（局部），现藏故宫博物院

之后的《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又称《曹景完碑》，刻制完成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十月丙辰（185年11月30日），碑阳20行，每行45字，碑阴题名33行，分5横列，内容为记述曹全（字景完）的功业。其字法遒秀，逸致翩翩，结字匀整，方圆兼备。清代的书法家万经评价，“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距离《曹全碑》只差一年，另一块汉末名碑《张迁碑》（全称《谷城长荡阴令张迁颂》）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

此碑书风与《曹全碑》不同，其用笔以方为主，棱角分明。在名碑林立的汉碑群中，《张迁碑》可说是“最后的辉煌”。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朝廷无暇顾及树碑立传之事。后来曹操又颁发禁碑令，桓帝、灵帝以来盛极一时的建碑之风，便随之步入低潮了。而在同一时期迎来相似命运的，还有刻于石碑之上的隶书字体：“隶书的体态，很大程度维系在特定的书写材料——简的书写要求之上，因而呈横展之势。而横展的体态特征，却不符合一般书写场合的高效要求。因此，一旦离开简这种书写材料，隶书的体态便没有维持不变的理由。事实的发展变化，正依从了这种逻辑的规定。”

《张迁碑》明代拓本（局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