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年有条“咖啡弄”。

始于南京西路的江宁路一路向北，遇到长寿路一个熊抱便造就了个繁华的十字路口，“五福里”三十余排石库门正好位于江宁路与长寿路以及昌化路的转弯角子，当年被叫作“咖啡弄”。 作为石库门，它算是较新的，都是“双亭子间”，客堂的后面， 一左一右还有两个采光拔风的小天井。老辈爷叔讲，因为“德胜咖啡行”（上海咖啡厂的前身）的老板张宝存曾住过这里，长期地免费送邻居咖啡，久而久之，尽管他后来搬走了，喝咖啡（上海人叫 “吃咖啡”）的风气却弥漫了开来，大概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沪西一带的教师、牧师、小公务员、银行职员、账房、跑街、医生、律师都入住了“五福里”，这些人小资情调足，和原住民好咖啡的风气一拍即合，“咖啡弄”便在沪西出了名。

弄堂里的早餐“四大金刚”不太热乎，居民晨起大都一杯咖啡，佐以切片面包，条件好点的吃蛋糕、华夫，为此，西边弄口还开了一家专售西点的“甜香公司”，生意极好。

尽管这样，如果没有“咖啡阿三”，咖啡弄的咖啡就没这么香了。

他住我家隔壁，小时候我常跟着他，从老虎天窗爬出去，坐在屋顶的大瓦片上，望野眼。首先就是左邻右舍的“万国旗”,晒台与弄堂，凡能拉线的都拉了，凡能撑杆的都撑了，然后晾满了五颜六色的尿布、毛衣、衬衫、内衣……从衣物的质地可以直接判断邻居的经济状态。再就是年货，鳗鲞、风鸡、酱油肉。咖啡阿三的真名就不说了。那个“十年”之前，他还是个无业的“社会青年”,黑圆眼镜，长条脸，成天捧着一杯咖啡——听大人说，他家是虹口搬来的，爷爷就是开咖啡店的，后来关忒了，就搬来了咖啡弄，用“条子”顶下了客堂与前楼。阿三的中学同学多，三天两头上门，都挟着一叠叠黑黑的胶木唱片而来。

我边浪看看，咖啡阿三招待同学，其实是看人头的。对付“草根”的同学，他就用上咖的“鹅牌”方块咖啡招待，“给他们好咖啡，是乌龟吃大麦——浪费粮食”——他常对我冷冷地撇撇嘴；“克勒”一点的朋友，他会动用3.25元1听的铁罐咖啡（这种咖啡吃完后罐子是不扔的，要放在玻璃橱里炫耀）,小壶一煮，纱布滤一滤后悠悠地细品，品它的酸度，品它的香型；只有最好的而且也懂咖啡的同学，他才会提前一天取出密封的生咖啡豆，亲自烘烤，老辈人都知道，这是一门很高级的手艺，一般买来业经烘烤的咖啡豆，自己研磨，已经够“克勒”,但只有真正的老克勒才敢买来生咖啡豆，自己烘烤。牙买加的蓝山咖啡只能“中度”烘烤，出“轻油”，而墨西哥咖啡则必须深度烘烤，出“重油”，才能尽显风味。他的烘烤箱也传自爷爷，很老式的那种，用撑脚固定后温度可达200多度，因此常常要小孩走开。他用一个手柄来操纵机器内部的两个垂直金属片，它们可以在烘烤时旋转咖啡豆，那过程不但发出满屋的奇香而且高温将导致咖啡豆“出油”,出“轻油”还是出“重油”都靠手控的。再比如烘烤十多分钟后，咖啡豆就爆裂，爆米花一样“乒乒乓乓”地欢蹦，这时咖啡阿三就紧张地观察咖啡豆的颜色，针对不同的咖啡，他必须适时地取出咖啡豆，放到窗外竹匾里，摊摊开冷却。

整个过程，无以名状的咖啡香弥漫全弄堂，香得你饥肠辘辘，香得你抓耳挠腮，坐立不安。与板烟斗丝一样，闻香的，才是真正的享受。

等同学来了，他就招呼同学一起研磨，粗磨、中磨、细磨，刚烘烤的咖啡豆并不适合马上研磨饮用，一般来说，咖啡的最佳享用期为隔天烘烤，当场研磨，此时的咖啡最“鲜滑”。然而咖啡的调制方法又惊艳无穷，阿三最最惊为天人的绝招是：邻居的围观下蒙住他的双眼，给他一根筷子，点尝一下，就能分清哪一杯是意式浓缩、法式欧蕾、美式黑咖，哪一杯是港式鸳鸯、爱尔兰咖啡酒、希腊法拉沛……

那是咖啡弄特有的乐趣。不过这一切都突然中断了。1966年的那场巨变突然来临，弄堂里的牧师、旧公务员、旧职员、账房、跑街、旧律师，大都落魄了，每个月只拿12元生活费。咖啡阿三的家也不例外，烘烤箱与研磨机突然被收缴，而且“定息”取消，只拿生活费， 一下子沦为弄堂贫民。

弄堂里的咖啡香于是突然消失。

要知道那时的普通收入是“月工资36元”,“阿三”他们的收入一下子跌进了“月入12元”，7分一包的鹅牌方块咖啡也吃不起了。

不服，可以算一算：7分一天， 一个月2元，设若每个家庭3人喝咖啡，还加糖，一个家庭一个月就是10元以上，当然吃勿消。

鹅牌方块咖啡，听说是上海咖啡厂的下脚料制作的，以前咖啡弄的人不碰，现在当宝了。7分钱毕竟可以买一副大饼油条，酱油虾皮汤泡泡，就是一顿主食，谁敢不当回事。

问题是，咖啡不饶人。它的成瘾性众所周知。

自从喝不起咖啡，咖啡弄很多人就无精打采，饭后都焦躁不安。

因为是“咖啡世家”,邻居都把希望押在阿三身上，盼望他像“糖精”“代盐”一样研发出一种“代咖”聊补无咖之炊。

一天，阿三把我叫去前楼，品尝他发明的“代咖”。先不说穿，让我把一大杯褐色的饮料喝下。还真有点像，甚至非常像。他得意地说，这叫决明子，中药里挑出来的，再放了一点板蓝根粉，怎么样？还别说，经他精心煽炒浓缩以后，那味道苦隐隐有点像清咖。另一次他要我喝另一杯褐色的液体，那是他加入决明子混炒的大麦茶，熬得非常浓稠。加点炼乳，差一点像奶咖。

这一切他像贼一样偷着试。几位邻居尝了以后，都说 “像”,最想咖啡的时候，猛呷几口是可以忽悠的，但多喝了不行，毕竟是大麦茶、决明子，都不提神，不过瘾。而“咖啡”不提神，等于打牌没王炸。“代咖”研发失败了。

他有个同学的父亲是上海咖啡厂管仓库的，以前不太在阿三的眼里，现在阿三开始动他的脑筋了。

没几天，他带回来一口袋咖啡豆，左眼圈却黑得像熊猫，说是不小心撞的。要我们几个孩子跟他上楼分拣一下，可这都是什么垃圾货呀，很多咖啡豆是畸形的、变色的、变酸的、过度发酵的，大量的泥沙、草屑、叶梗与豆豆混在一起，先用粗筛，继而细筛，再人工剔除各种原因混入的咖啡外皮、果肉、内果皮、银皮……

整整四五个小时，累得我等差点脱水。分拣后用锅炒，毕竟是咖啡店小开，从小耳濡目染，阿三以极其娴熟的手法，手持木铲飞快地翻炒。

但最难的是研磨了。研磨机早没了。阿三苦想了多天，忽然打起了我们家那只每年磨“水磨粉”的小石磨主意，试着干磨了一下，虽然效果不太好，再也分不清什么粗磨、中磨、细磨，但毕竟磨碎了，磨细了。磨，也是硬道理。

尽管豆豆是“畸形的、变色的、变酸的、过度发酵”的，但尝过的人都说，比鹅牌方块咖啡不知要好多少。

那个特殊的年代，咖啡居然复活了!一时间，邻居间都悄悄来蹭咖啡，偷偷地，倒一杯就走，阿三家本来被斗得抬不起头，那几天忽然被笑脸包围了，咖啡弄又有咖啡香了。

只有我对阿三的“熊猫眼”心存疑虑。这咖啡豆虽然脏乱不堪，但毕竟还是咖啡豆，哪来的呢?

天气渐渐热了，阿三的“熊猫眼”渐渐褪色，但白天常常不见踪影。

那天我去西康路外婆家， 一时心血来潮，去西康路码头张张，陡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眼帘——阿三！干什么？扛大包吗？

我叫了他一声。发现是我，他也有点慌张，赶紧解释。原来，正是咖啡厂管仓库的同学他爹，告诉了他一个秘密，咖啡厂的原料都是在西康路码头装卸的，那时的生咖啡豆主要是云南咖啡豆，也有进口的，装在黄麻或波罗麻织成的粗纤维袋子里，驳运与装卸的作风则是一贯地野蛮粗糙，码头上到处是洒落的咖啡豆，如何“揩油”就看造化啦。

阿三闻讯混进了西康路码头，开头几次借“扫垃圾”收罗咖啡豆时每每被码头工人痛扁，不过说他“偷”也勉强了一点，那豆沙相混的严重程度，不是垃圾还能是什么呢？所以当阿三坚持再去时，师傅们对其更多的已是怜悯，阿三也很“识相”,抽空也帮忙扛几个大包，收工时的“垃圾”也就都归他了。

三层阁里，类似的“垃圾”已经五六袋了，看他的意思似乎不能排除继续囤积。“就是对不起你们了!”他的长条脸一直红到脖子，拍拍我，满面的羞惭与无奈。作为咖啡弄曾经的“课代表”,喝咖啡，在他的口气里一直是一种“克勒”的腔调与“爷叔”的修养，谁会想到是如此瘪三般的沦落与不堪呢……

我们后来搬离了五福里，和阿三渐渐失去了联系。

咖啡弄也于20世纪90年代被拆迁。但它在人心里的印记却难以磨灭。五十年多前的上海，只有它才菌类般地遇冬不死，并稍有阳光就绽出了绿意。

来源：老胡捉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