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所有中国当代作家背离了平民

一、祥林嫂之问：

人类是精神性的动物。

人类最大的苦难一定是精神苦难。

鲁迅是发现中国平民真正苦难的唯一一个。

祥林嫂捐门槛失败后，其精神的崩塌，直指平民被剥夺信仰申诉权之后的绝望。她问“人死后有无灵魂”时的眼神，是千年无声恐惧的凝结。

完全可以说，中国人至今没有读懂《祝福》，包括中国当代作家。

他们要是读懂的话，不至于把作品写成如下的不堪——

《生死疲劳》用六道轮回的佛教外壳，包装“善有善报”的陈旧逻辑，将西门闹的冤屈简化为因果报应。

余华让福贵在亲人尸体旁悟出“活着就好”，实为道佛精神的当代变体——用麻木替代救赎，用苟且消解存在。

……

二、华夏平民的精神苦难：

华夏平民的苦难，几千年从未断绝。但这份苦难无处可诉。儒家眼睛向上，其庙堂只容圣雄，哪管苍生泣血。罕见平民去进孔庙。进孔庙的可疑性平民，也是为了成为皇家狗仔队。孔子是过滤器。把孔子拜为圣人，是平民的灾难。

道家遁世，躲进小楼成一统，百姓疾苦从不入眼。只管在山上自我逍遥，不管山下的血肉横飞。把庄子奉为真人，是平民的悲哀。

佛门从唐开始，被平民抢回一点领域，但它还是讲“缘分”收香火。终了无非一个“忍”字，仍是精英的玩物。把人变的佛祖拜为倾诉的神，是平民的无奈。

……

几千年，我民精神荒芜，遍地恐惧，求告无门。

最大的苦，不是受苦，而是有苦无处诉。

那年那月，连鬼神都被破除。最后一丝微弱的巫性寄托也被碾碎。怕怕更深，沉入骨髓。沉默变成铁律，话语全部封存。被打了鸡血的中国人，在表面的亢奋之后，彻底地暴露于精神的孤绝之中。

倾诉是人类的精神本能。

为什么华夏文化就没有设计出一个倾听平民声音的绝对者？

三、当代作家的集体背离

中国当代作家在做什么？或歌，或粉。迷恋宏大叙事，沉迷历史荣光。他们把笔墨耗在“主旋律”的喧嚣上——团体如何战天斗地，种群如何雄起。

真正匍匐于泥泞中的灵魂呢？在他们亢奋的颂扬中被故意遗忘。

他们笔下缺乏对平民精神荒原的真正勘探。卑微者无尽的怕怕已被时代完美掩盖。他们不懂，也从不想懂。他们早已远离民之苦难，悬浮于元权与利益的之间。其作品泛涌着谎言的泡沫。

寒蝉的悲鸣时刻存在，当代作家听而不见、视而不闻，他们跟几千年士大夫一样，眼睛的方向从未改变。他们笔端下虚浮的光，照不进被力量与贫困深深踩在泥里的平民苦难。

《活着》，用“活着即胜利”消解福贵的存在焦虑，回避亲人横死后精神崩裂的沉默。

《受活》，残疾人表演沦为猎奇景观，以其掩盖尊严被剥夺的灵魂呐喊。

《一句顶一万句》把“说话难”简化为人际摩擦，回避平民被力量碾压的失语。刘震云从来不知道杨百顺的精神苦闷是因为没有宗教的信靠，因此，竟然荒谬地设计了个杨百顺走千里找知心人的伪情节，并千方百计嘲笑宗教。刘震云要做的是：批判杨百顺竟然被奴化得不解宗教的亲民性。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矿下怕怕被美化为“奋斗精神”，窒息颤抖沦为励志注脚。

《白鹿原》中，田小娥的宗法压迫被简化为“情欲符号”，祠堂哭诉无门沦为道德寓言。整部《白鹿原》根本没有发现平民的精神依靠在哪里，否则陈忠实不会把朱先生作为精神支柱支撑整部小说。

《平原上的摩西》，下岗工人的信仰真空被悬疑叙事消解，申诉无门成为侦探背景。

……

中国当代作家因为怯懦和精神觉悟的低下，每每遇到平民的精神苦难，便自觉不自觉地“王顾左右而言他”。本民一再批判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原因在此。

颤栗更加隐蔽。

我们习惯了咽下苦水，习惯了在深夜睁着眼睛。无处倾诉的痛，千年无解。

它在我们父辈的身体里，我们自己的骨缝里，甚至可能潜伏在我们孩子的睡梦中。

中国文学需要面对这千年的顽疾。作家若继续陶醉于虚假的狂欢，便是对亿万沉默灵魂的背叛。

无声之痛最深彻。

灵魂的呻吟始终撞不进作家的耳朵，这无声便成了最沉重的控诉。

苦难如影随形，他们却忙成了粉刷工。这难道不正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深的悲剧？

四、西方文学的苦难凝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将拉斯柯尼科夫置于上帝的注视下拷问。谋杀后的灵魂撕裂、在惩罚与救赎间的挣扎，直抵信仰与人性的深渊。

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在主教的烛光下忏悔偷窃，在沙威追捕中完成了灵魂的升华。上帝的宽恕与人的罪性激烈碰撞，苦难从未脱离精神。

托尔斯泰的《复活》，让贵族聂赫留朵夫直面农奴卡秋莎的苦难。伯爵的忏悔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对沙皇制度与东正教虚伪的审判。

……

新教改革，直接砸碎教会的高墙，直接把人与神连结。每一个卑微者，皆可对至高者泣诉悲鸣。

这正是西方文学深刻的地方。中国当代作家，读懂了吗？

五、失语的根源

1.无现代意识

跟普通中国人一样，中国当代作家也不过是现代化人，不是现代人。

没有直视每个个体苦难的宗教，没有透视每个个体尊严的哲学，丛林等级文化先天性盲视平民的苦难与尊严。从不构建倾听苦难者的神性系统，唯有建设强者的制度大厦。

在如此的文化圈，中国当代作家竟然乐此不疲地打转转。本民再次呼吁：请当代作家，放下蠢笔，阅读宗教文化与哲学，走出尿圈，再写圈外文学。

2.文化基因缺陷：

儒家将善恶压成道德标签，道家“坐忘”教人逃离痛苦，佛家“忍辱”消解抗争意志。三者合谋，将苦难简化为“忍耐即美德”的麻醉剂。实质都是教化文化。

中国当代作家不但不写平民的精神苦难，反而本能地替主流教化平民。考查他们的作品，无不如此。

他们集体对平民犯了无知之罪和平庸之恶。

3.精神资源断层：

中国作家将“恶”归因于外部环境（如贫困、政策），而非人性固有深渊。罪性认知的缺失，使作品沦为苦情倾销，而非对灵魂的拷问。

把平民的现实苦难，尤其精神苦难，勾兑成苦情，然后在煽情中让平民精神胜利；我民在精神胜利中个个被教化成未庄人。

4.系统与市场的合谋：

主流叙事要求唱歌，市场逻辑催生同质化生产。作家既困于“暴露禁忌”，又沉溺于形式杂耍，最终背叛了沉默的大多数。

煤血被写成“关怀”的颂歌素材，“访”问的呜咽，被消音；外卖骑手成为“奋斗者”的励志注脚……当马有铁喝农药前擦拭结婚照的沉默，被观众误读为“乡村爱情”；当曹贵英溺死后无人问责的荒诞，被导演美化成“宿命论”的唯美镜头——中国作家对精神苦难的集体背叛，已构成对亿万灵魂的二次杀戮。

沉默本身成为倾诉。当平民的颤栗继续在父辈的皱纹里、孩子的噩梦中延绵，文学的镀金不过是精神废墟的画墙。

中国当代文学恶俗在哪里

如何对待平民，其实是个很现代的问题。它决定着人类文明的方向。

尊重平民的人格和权利，是文明社会。但让平民成为某种社会的主人，哪怕是形式上的主人，则是野蛮社会。

文明社会必须精英代议。平民请精英代议的目的，正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平民不能直接左右社会，直接民主比古代皇权专制还要可怕。罗伯斯庇尔未必比路易十四好多少。

因此，下面我们对中国当代作家身份的质疑，绝没有侮辱人格的意思，而是质疑文学经他们手之后为什么如此恶俗。

文明社会呼唤贵族。

文学需要精神贵族。

精神贵族未必一定要看其出身，而是看其道德与学养。如果出身低微，却因为文化（宗教或哲学）修养甚高，他可能就是贵族。比如从小镇和湘西走出来的鲁迅和沈从文，比如小市民出身的顾准和杨小凯。

但是，你能从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中挑出几个精神贵族不？几乎没有。

这个群体，从小不是物质饥饿就是精神饥渴，但他们硕大的脑袋却装满了暴力美学。无论身体与精神，都遭受过极大的摧残。成人之后又没有静下心来阅读宗教与哲学，从而脱胎换骨。因此，别说精神贵族，心态是否正常还是个事情。

至少本民认为，其心态正常的没有几个。

中国当代作家群体基本都是从乡村和城市街道走出来的小农、小市民作家。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通过宗教与哲学的提升成为精神贵族，因此，本民一直高度怀疑中国当代作家和他们捣腾的中国当代文学，那是相当的恶俗。

这么说吧，国民正常度都不高。在当代人眼里，这些变态性作家，不但不会被质疑，反而会成为被变态群体推崇的土豪。在下一个时代，相信后人会惊诧于他们先辈的不正常。本民只是提前泼凉水。

中国当代文学的恶俗源于小农与小市民作家群体的精神贫瘠。这些出身底层的写作者缺乏学术文化修养，仅凭编故事本能创作，他们沉溺于暴力描写、地域猎奇和市井痞性，如莫言的暴戾、余华的恐怖、贾平凹的粗鄙……他们对物质与权力的畸形崇拜——源于童年匮乏导致的成名焦虑——将文学异化为追名逐利的工具。其作品本质是传统文化糟粕与主流灌输思想的杂烩，难见有什么精神高度。

首先，中国当代文学的恶俗性源于贵族精神的彻底消亡。这些出身底层的当代作家，其精神上从未脱离小农意识与小市民趣味。

他们以“平民代言人”自居，笔下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平民。文学成为他们攀附权力的新科举，所谓“为民发声”不过是换取话语权的虚伪招牌。

这种畸态与西方文学的贵族传统形成尖锐的对比——当托尔斯泰在庄园中追问灵魂救赎时，中国作家正忙着用某奖奖杯装点书房；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书写“为何无辜者受苦”的神义论命题时，莫言们却在用《檀香刑》的酷刑细描刺激读者感官。暴力在这些作家的笔下绝非批判工具，而是病态美学的核心。暴力是小农和小市民的精神本能。中国当代文学本质上就是一群文学义和团用文字第二次滥杀无辜或有辜的暴力文学。

他们和西方作家的差距不仅是技巧的差距，更是精神高度的天渊之别。

当暴力不足以刺激读者麻木的神经，低俗便成为小农及小市民作家新的兴奋剂。贾平凹的《废都》堪称典型：知识分子庄之蝶与十余位女性的性事被露骨描写，舔脚趾、狎妓等秽笔充斥全书，正如有人所说：知识界的精神困境被简化为胯下狂欢。

更讽刺的是，此类内容常常被包装成“批判堕落”。其实，这类小说以批判为名，实则与明、清狎邪小说一脉相承，是皇权专制下变态美学的借尸还魂。

更可悲的是低俗化在市场中愈发猖獗。市场没自由多少，低俗却实实地“由自”了。

网络文学则将低俗量产化：“疼痛青春”小说将校园暴力、堕胎包装成卖点，《侯卫东官场笔记》把权色交易美化成职场智慧，《寒门崛起》将科举异化为权术斗争。当文学沦为“眼球经济”的附庸，所谓“现实主义”不过是消费现实的遮羞布。

西方贵族精神的核心在于对人性尊严的守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让弑父疑犯德米特里历经诬告与流放，最终通过苦难的淬炼实现灵魂的复活，展现了罪孽如何通过忏悔与信仰达成救赎。 反观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红高粱家族》将残酷战争简化为剥皮砍头的场景拼盘，“活下来就是本事”的生存逻辑遮蔽了更高价值；苏童《米》描写生存挣扎，五龙吞食生米如“饥饿牲口”的细节违背康德“人是目的”的尊严哲学。他们的创作将人降格为展示野蛮的道具，苦难沦为满足猎奇的奇观。

因为缺乏宗教赋予的大爱，中国当代作家至今对苦难没有一个文明的态度。

贵族精神更体现在对真理的无畏追求上。歌德耗费六十年创作《浮士德》，借魔鬼契约寓言人类精神探索史，最终以“太初有为”的哲思对抗虚无。拜伦放弃世袭爵位投身希腊民族解放战争，用生命践行诗歌理想。

而中国当代作家对权力表现出病态的迷恋：莫言获诺奖后，将童年饥饿转化为对现行结构的感恩叙事；阎连科一面在《炸裂志》中批判GDP崇拜，一面渴望官方文学奖项认可。这种精神分裂与萨特拒诺奖以保持独立性、托尔斯泰晚年为信仰放弃家产的贵族气节形成耀眼的对比。

他们实际上是千年士大夫的借尸还魂——嘴里喊着“民间立场”，笔下却对真实民生疾苦视而不见；以“批判现实主义”标榜，却对本质问题保持缄默。恰如鲁迅所刺：“从生活压榨出渣滓，再用渣滓去喂饱看客。”

当代市民文学将恶俗推向新高度。这类作品以《侯卫东官场笔记》为代表，把权色交易美化成职场智慧；《蜗居》把包养关系浪漫化为生存策略；《欢乐颂》用消费主义粉饰阶级固化。它们共同构建着比现实更猥琐的精神牢笼：既无勇气揭露结构的真相，又无能力提供超越性思考，只能在犬儒主义与功利计算间摇摆。

反观西方市民文学，狄更斯《双城记》写市井小人物为爱牺牲；德莱塞《美国悲剧》揭示物欲对人性的异化；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批判美国梦的虚妄。即便描写底层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也赋予其精神升华的可能；而中国市民文学的主角，最终都沦为适应环境的生存高手，从来没有获得主体性的觉醒。

这些恶俗的根源在于作家群体的精神底色。他们从乡村和城市街道走出来以后，大多通过高校中文系或作家培训班批量生产，接受着重技巧和暴力美学而轻文明修养的畸形教育。这种流水线培养出的是精于文字雕琢和恶俗却无精神根基的文学匠人。

物质匮乏的童年催生对权力的畸形渴望，成名后又陷入存在感的焦虑。阎连科坦言渴望“卡夫卡文学奖”，目的并非成为卡夫卡，而是获取“卡夫卡式的被关注”。

中国传统小说在明清转向平民化，但仍有贵族精神遗存。《红楼梦》写大观园诗社雅集、宝玉黛玉的精神恋爱、妙玉栊翠庵茶道……展现对生活美学的极致追求。而当代作家对“土味美学”的追捧，实则是对精致的懵懂与仇恨。莫言在高密东北乡堆砌尿尿成精、动物交配等粗鄙意象；贾平凹《秦腔》展览酗酒骂街陋习——表面是“民间立场”，实则将农民符号化为没有精神世界的野蛮人。

文学随着他们的农村包围城市、他们的趣味一步到位地直接走向恶俗。

更可悲的是所谓的“平民英雄”书写。《平凡的世界》将矿难死亡美化为精神升华；《人世间》的周秉昆在时代洪流中苟且偷生。这些作品歌颂的“奋斗”，实则是将结构性压迫转化为心灵鸡汤，用“内卷光荣论”麻痹底层痛感。当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让贵族聂赫留朵夫为妓女玛斯洛娃奔走赎罪时，中国作家正忙着将平民苦难包装成励志商品。

中国当代作家从平民中走出，却背叛了平民，这是华夏知识精英千年的恶习。而真正的贵族却眼睛向下，由衷地悲天悯人，以文学和行为证明：爱是一同受苦，是绝望时的降临。

要重建文学的高贵，剔除小农与小市民的恶俗，必须接续贵族精神真髓。贵族精神不在血脉而在担当——威灵顿将军站在滑铁卢炮火中说“像我一样站在这里”；泰坦尼克乐手在沉船时演奏至最后一刻；托尔斯泰晚年出走庄园只为践行“爱你的邻人”。这些精神在中国也不乏火种：鲁迅虽出身破落士大夫，却以尼采式意志解剖国民性；沈从文来自湘西边城，笔下流淌难得的悲悯；顾准、尤其杨小凯在运动中坚守思想探索……

当代作家若想摆脱小农意识，需完成三重超越：在价值观上，用爱取代丛林法则，如雨果般在苦难中点燃救赎之光；在审美上，用精致美学对抗粗鄙趣味，像曹雪芹“十年增删”的虔诚；在立场上，用独立精神拒绝权力诱惑，效仿萨特“拒绝诺奖”的骨气。当中国作家学会像布罗茨基为诗歌尊严对抗力量，像索尔仁尼琴为真理承受流放，文学才能从恶俗泥潭中涅槃重生。

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静下心来，阅读宗教与哲学，脱胎换骨，刮骨疗毒，从精神成为一个高贵的人。

总之——

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溃败，是精神高度的整体坍塌。当西方作家在奥斯维辛之后坚持写诗，在古拉格群岛中守护人性，中国作家却集体沉迷于“活着哲学”的自我麻醉。这种溃败的根源，在于半个世纪以来对贵族精神的系统性剿灭——从将贵族精神等同于封建特权，到把文学贬为力量工具，最终催生出这支沉溺于酱缸文化的写作队伍。

若文学还有重生可能，必始于作家对手中之笔的忏悔：当他们展览民族伤疤，当读者争食“人血馒头”时，所有标榜的“批判”都是二次施暴；所有高呼的“为民”，皆是士大夫的新权谋；所有贩卖的“苦难”，终将沦为投喂看客的精神鸦片。唯有斩断攀附的千年基因，让笔尖重新流淌悲悯与尊严，中国文学才能走出小农狂欢的漫漫长夜。

来源：堡长

本文初摘录于：2025-06-23，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5-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