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祥林嫂之问：

人类是精神性的动物。

人类最大的苦难一定是精神苦难。

鲁迅是发现中国平民真正苦难的唯一一个。

祥林嫂捐门槛失败后，其精神的崩塌，直指平民被剥夺信仰申诉权之后的绝望。她问“人死后有无灵魂”时的眼神，是千年无声恐惧的凝结。

完全可以说，中国人至今没有读懂《祝福》，包括中国当代作家。

他们要是读懂的话，不至于把作品写成如下的不堪——

《生死疲劳》用六道轮回的佛教外壳，包装“善有善报”的陈旧逻辑，将西门闹的冤屈简化为因果报应。

余华让福贵在亲人尸体旁悟出“活着就好”，实为道佛精神的当代变体——用麻木替代救赎，用苟且消解存在。

……

二、华夏平民的精神苦难：

华夏平民的苦难，几千年从未断绝。但这份苦难无处可诉。儒家眼睛向上，其庙堂只容圣雄，哪管苍生泣血。罕见平民去进孔庙。进孔庙的可疑性平民，也是为了成为皇家狗仔队。孔子是过滤器。把孔子拜为圣人，是平民的灾难。

道家遁世，躲进小楼成一统，百姓疾苦从不入眼。只管在山上自我逍遥，不管山下的血肉横飞。把庄子奉为真人，是平民的悲哀。

佛门从唐开始，被平民抢回一点领域，但它还是讲“缘分”收香火。终了无非一个“忍”字，仍是精英的玩物。把人变的佛祖拜为倾诉的神，是平民的无奈。

……

几千年，我民精神荒芜，遍地恐惧，求告无门。

最大的苦，不是受苦，而是有苦无处诉。

那年那月，连鬼神都被破除。最后一丝微弱的巫性寄托也被碾碎。怕怕更深，沉入骨髓。沉默变成铁律，话语全部封存。被打了鸡血的中国人，在表面的亢奋之后，彻底地暴露于精神的孤绝之中。

倾诉是人类的精神本能。

为什么华夏文化就没有设计出一个倾听平民声音的绝对者？

三、当代作家的集体背离

中国当代作家在做什么？或歌，或粉。迷恋宏大叙事，沉迷历史荣光。他们把笔墨耗在“主旋律”的喧嚣上——团体如何战天斗地，种群如何雄起。

真正匍匐于泥泞中的灵魂呢？在他们亢奋的颂扬中被故意遗忘。

他们笔下缺乏对平民精神荒原的真正勘探。卑微者无尽的怕怕已被时代完美掩盖。他们不懂，也从不想懂。他们早已远离民之苦难，悬浮于元权与利益的之间。其作品泛涌着谎言的泡沫。

寒蝉的悲鸣时刻存在，当代作家听而不见、视而不闻，他们跟几千年士大夫一样，眼睛的方向从未改变。他们笔端下虚浮的光，照不进被力量与贫困深深踩在泥里的平民苦难。

《活着》，用“活着即胜利”消解福贵的存在焦虑，回避亲人横死后精神崩裂的沉默。

《受活》，残疾人表演沦为猎奇景观，以其掩盖尊严被剥夺的灵魂呐喊。

《一句顶一万句》把“说话难”简化为人际摩擦，回避平民被力量碾压的失语。刘震云从来不知道杨百顺的精神苦闷是因为没有宗教的信靠，因此，竟然荒谬地设计了个杨百顺走千里找知心人的伪情节，并千方百计嘲笑宗教。刘震云要做的是：批判杨百顺竟然被奴化得不解宗教的亲民性。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矿下怕怕被美化为“奋斗精神”，窒息颤抖沦为励志注脚。

《白鹿原》中，田小娥的宗法压迫被简化为“情欲符号”，祠堂哭诉无门沦为道德寓言。整部《白鹿原》根本没有发现平民的精神依靠在哪里，否则陈忠实不会把朱先生作为精神支柱支撑整部小说。

《平原上的摩西》，下岗工人的信仰真空被悬疑叙事消解，申诉无门成为侦探背景。

……

中国当代作家因为怯懦和精神觉悟的低下，每每遇到平民的精神苦难，便自觉不自觉地“王顾左右而言他”。本民一再批判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原因在此。

颤栗更加隐蔽。

我们习惯了咽下苦水，习惯了在深夜睁着眼睛。无处倾诉的痛，千年无解。

它在我们父辈的身体里，我们自己的骨缝里，甚至可能潜伏在我们孩子的睡梦中。

中国文学需要面对这千年的顽疾。作家若继续陶醉于虚假的狂欢，便是对亿万沉默灵魂的背叛。

无声之痛最深彻。

灵魂的呻吟始终撞不进作家的耳朵，这无声便成了最沉重的控诉。

苦难如影随形，他们却忙成了粉刷工。这难道不正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深的悲剧？

四、西方文学的苦难凝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将拉斯柯尼科夫置于上帝的注视下拷问。谋杀后的灵魂撕裂、在惩罚与救赎间的挣扎，直抵信仰与人性的深渊。

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在主教的烛光下忏悔偷窃，在沙威追捕中完成了灵魂的升华。上帝的宽恕与人的罪性激烈碰撞，苦难从未脱离精神。

托尔斯泰的《复活》，让贵族聂赫留朵夫直面农奴卡秋莎的苦难。伯爵的忏悔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对沙皇制度与东正教虚伪的审判。

……

新教改革，直接砸碎教会的高墙，直接把人与神连结。每一个卑微者，皆可对至高者泣诉悲鸣。

这正是西方文学深刻的地方。中国当代作家，读懂了吗？

五、失语的根源

1.无现代意识

跟普通中国人一样，中国当代作家也不过是现代化人，不是现代人。

没有直视每个个体苦难的宗教，没有透视每个个体尊严的哲学，丛林等级文化先天性盲视平民的苦难与尊严。从不构建倾听苦难者的神性系统，唯有建设强者的制度大厦。

在如此的文化圈，中国当代作家竟然乐此不疲地打转转。本民再次呼吁：请当代作家，放下蠢笔，阅读宗教文化与哲学，走出尿圈，再写圈外文学。

2.文化基因缺陷：

儒家将善恶压成道德标签，道家“坐忘”教人逃离痛苦，佛家“忍辱”消解抗争意志。三者合谋，将苦难简化为“忍耐即美德”的麻醉剂。实质都是教化文化。

中国当代作家不但不写平民的精神苦难，反而本能地替主流教化平民。考查他们的作品，无不如此。

他们集体对平民犯了无知之罪和平庸之恶。

3.精神资源断层：

中国作家将“恶”归因于外部环境（如贫困、政策），而非人性固有深渊。罪性认知的缺失，使作品沦为苦情倾销，而非对灵魂的拷问。

把平民的现实苦难，尤其精神苦难，勾兑成苦情，然后在煽情中让平民精神胜利；我民在精神胜利中个个被教化成未庄人。

4.系统与市场的合谋：

主流叙事要求唱歌，市场逻辑催生同质化生产。作家既困于“暴露禁忌”，又沉溺于形式杂耍，最终背叛了沉默的大多数。

煤血被写成“关怀”的颂歌素材，“访”问的呜咽，被消音；外卖骑手成为“奋斗者”的励志注脚……当马有铁喝农药前擦拭结婚照的沉默，被观众误读为“乡村爱情”；当曹贵英溺死后无人问责的荒诞，被导演美化成“宿命论”的唯美镜头——中国作家对精神苦难的集体背叛，已构成对亿万灵魂的二次杀戮。

沉默本身成为倾诉。当平民的颤栗继续在父辈的皱纹里、孩子的噩梦中延绵，文学的镀金不过是精神废墟的画墙。

来源：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