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国枢:挂职“第九个副市长”,为何不愿当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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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个副市长

1992 年初,经济日报社派出两位部主任到河北挂职。一位是我,时任工交部主任,到保定挂职副市长。一位是庹震,时任记者部副主任,到涿州挂职副市长。

临行前,总编老范找我们谈话说,如今报社工作相当紧张。即便如此,也将你们二位抽出来到河北挂职。希望你们不要辜负 组织期望,下去以后,扎扎实实,认真锻炼,谦虚谨慎,虚心学习, 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挑战!

我和小庹有些激动,表示一定好好干,决不给报社丢脸!当 时,我年纪还轻,尚不满 43 岁,小庹比我还小10 岁。老范谈话 后不久,副总编辑杨尚德亲自送我和小庹出京,将我们交到保定 和涿州市领导手中。

到保定当天,市长周德满,一个温和敦厚、说话慢条斯理的长者,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市里研究决定,你到保定以后,主要协助另一位副市长工作,他有什么忙不过来的事情,可以交给你办,平时工作,就由这位副市长安排。

我说周市长您放心,一定认真完成市里交给的任务!

我心里很清楚,我的实际定位,就是“副市长助理”。我的全部工作,就是全心全意协助副市长工作。这一点,其实大家都很明白 ,既然我是下来挂职的,迟早还得回去!真交一摊事情给 我,不但市里不大放心,就是我自己也觉得,情况不熟,规矩不懂,恐怕难以胜任。

工作定下以后,市长叫来司机刘保柱。保柱开有一辆桑塔纳轿车,这就是詹副市长的专车了!至于住宿,也已安排妥当。就住市长大楼八层我的办公室。房间非常宽敞,一头摆放办公桌、 沙发、茶几,另一头用屏风一隔,放上一床、一柜,即是睡觉的地方。

一切都很陌生,似乎又很熟悉。突然成了一单身汉,倒也有趣!仿佛读高中时离开县城前往西昌,又仿佛念大学时辞别家人到了上海,重新去过没有家人的独身生活。晚饭后,偌大一市长大楼,空空荡荡,只剩下一楼从国家计委下来挂职的吕副市长, 以及八楼我这新挂职的詹副市长,两间屋里,还亮着灯光。

第九个副市长

后来我才晓得,我到保定,是第九个副市长!我的正式任命, 还得走一道程序,等到市人大常委会开会,登台做一介绍,大家举手通过,这才可以公布。人们也才晓得,哦,保定又来了一位副市长!

一日三餐,在食堂吃饭。市政府有一大食堂,食堂旁边,有一单间,是市长、副市长们用餐的地方。除我和吕副市长外,其他市长因为家在保定,大都回家吃饭。我和吕副市长吃的也没啥特殊,就是大食堂的菜,打几份过来,一人一碗白米饭,再来一碗蛋花汤,足矣!吃饱是没得问题的,要说吃好,好像还是差点。有时饭后无事,我会出门右拐,到旁边小吃夜市,来个肉夹馍,加碗羊肉汤,解一解馋。

市政府工作,又多又杂。但副市长们各有分工,我协助的王副市长,主管基建、城管和招商引资。我们每天的工作,也就围 绕这些展开。说忙并不算忙,因为大事都有他盯着,小的不用做 决策的事情,便交我去办。我也确实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办得比较圆满。记得我曾经带队参加厦门招商引资,亦曾带队到对口单位新疆建设兵团某师去做交流活动。这算是我独立承办的两件大事。事前做了充分准备,事后又详细向王副市长汇报,他拍着我肩膀说,詹市长,有办法,有思路,好好干,有前途!

日常工作外,会议特别多。市长办公会就不必说了,上级各种精神的传达贯彻,不知要开多少会!只要上面开完一个什么会, 下面照样要开一个什么会,程序模式,完全一样,规格小些而已。 有些时候,副市长也到市委那边列席常委会。参加几次我就明白, 市委常委是全市决策中心,最重要的事情都在这里商量。正因此, 同样是副市长级,各自的地位和排序并不一样。比如,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就比一般副市长地位更高,排在前面。一个城市, 市委书记是一把手,市长是二把手,属正厅级,接下来是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副市长......这个排序是不能乱的,这也是多年形成的规矩。

不但级别划分非常严格,办事程序也有固定一套。每个副市长,下面都有一个协助其工作的副秘书长,再下面又有一个相对应的科,设有科长和若干办事人员。到保定不久,经济日报社发行部一位副主任想到这里搞发行,给我打来电话,我说你来吧, 我安排一下。我将此事告诉科长,科长说,詹市长放心,一定接待好!此事我几乎忘记,数天之后,科长来见我说,詹市长,经济日报社客人上午到了,我们已经安排其在保定宾馆住下;今天下午6 点在宾馆宴请对方,请詹市长出席。这时我才晓得,以上一切已由科里安排得妥妥帖帖,市领导不用操心,只需出席有关活动即可。

每逢周六,我和吕副市长都会返回北京家中。他怎么回去的, 我不知道。保柱说,詹市长,我送你吧!一百多公里,一个多钟头就到了!我觉得不好,保柱送我一趟,当天还要赶回!周一清 晨,又得接我,岂不麻烦?于是托工交部副主任王若竹帮我办了 一张铁路乘车证。来回乘坐火车,只消将证件一掏,不用买票, 非常方便!

说是方便,也不尽然。保定是京广线中途站,车次虽然很多, 但车上坐的人不少,尤其早晚高峰,上车后已是人头攒动,哪里 还有座位!不过不要紧,杨乔已经考虑周全。在联合公社时,成 都知青小胖给广播站做接线台,顺便给杨乔做了一把小小的折叠 木凳。一拉开木凳,便可坐下。不坐了,收起来,只是薄薄几片 木板!上车以后,我挤过人群,找到厕所旁边过道,从容打开木凳,手持小说一本、杂志一册,优哉游哉,看了起来,不知不觉, 北京到了!

到保定挂职,是我职场生涯一次特殊的经历、难得的历练, 令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尤其对于基层工作,有了切身体验。今后办事,我会更沉稳一些、周全一些。

挂职回京第二年,老范调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此后,我和庹震也先后调人民日报社工作,现在想想,真有些神奇。

我为什么不愿当市长

到保定后,市里安排我住市长办公楼第8 层,一间大大的办公室。屋角,围出一方天地,安放一张小床,每天上班,睡觉,全在这里。

工作还算顺利,市长也很热情,对我比较照顾,配桑塔那轿车一辆,司机一人,叫刘保柱。

我的任务,是专门协助另一位副市长,他有什么事情忙不过来,便交我去办。我将自己定位为“副市长助理”。

大家心里都清楚,我在保定是干不长的,体验一年或者两年,便要回去。

所以,不可能将具体繁重的工作,交由我这“副市长”去管。

干了一年多,大约1993年春吧,有消息说,我们可能要回去了。市长周德满见了我说,詹市长,你们挂职,要期满了,是想继续干呢,还是回北京?

我说谢谢周市长,我愿意回北京。

为啥不愿留下来呀,詹市长?

一位平时和我比较谈得来的朋友私下劝我,像你这样情况,一、在副市长中年纪最轻,40刚出头;二、有中央单位工作经历;三、为人实诚,人缘关系不错;四、笔头子硬,善于写文章,还会出点子。

就凭这几条,继续干下去,肯定有优势,很有发展前途。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也曾反复琢磨,但此时萦绕脑子里的就一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图的什么,打算干什么?如果继续挂职,照这条路走下去,毫无疑问,那就踏上仕途,一辈子走“当官”之路了。

第九个副市长

当官好不好呢?

当然好,普天之下,谁不愿意当官呢?不但要当,当了小官,还想当大官呢。

然而,对我来说,却不一定。

因为,这四十多年养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太适应当官。

首先,最大不适应:感觉浪费时间

记得刚到保定不久,开一市长办公会。除市长、副市长外,还有秘书长、副秘书长、各分管科科长,以及相关部门的局长、科长,约二三十人,一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讨论什么事呢?讨论如何扶持一家企业,给予财政补贴。

首先,由下面主办科长汇报情况。接着,局长谈初步意见。在分管副市长谈了个人看法后,其他副市长,也分别发表意见……

最后,由市长讲话,谈他的意见。

原本以为,这就差不多,很快可以散会了。然而不!那位局长又开始发言,谈学习市长讲话的体会,以及根据此一讲话精神,对补贴方案的初步调整意见。

分管副市长和各位副市长,再次发表意见……

会议从早8点一直开到中午12点多,市长总结发言完毕,已是下午1点。到了食堂,一边吃饭,我一边想,这大半天,大家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于我而言,无非是当了半天旁听生;其他与会人员,包括那些副市长们,不也就是发表发表个人意见,走走过场而已吗?

其实,市长对于此事,早已胸有成竹。倘若,不是开市长办公会,而是草拟一份请示,由局里和分管副市长签署意见,再由市长作出批示,问题不也照样可以解决,而且,解决得更简单更快捷吗?

这不大大提高效率,不必浪费大家时间了吗?

我以为这的想法很有道理,便与我“协助”那位副市长交换意见。副市长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笑笑说,詹市长啊,你刚从北京下来,不太熟悉基层情况……嘿嘿,嘿嘿!

我也笑笑,无言以对。

除开会外,平时下去考察,也是一大帮人,到了企业,先到车间转转,听听汇报,市长或副市长当场作一些原则性的听上去完全正确却不一定管用的指示。大家再到会议室,都坐下来,企业再汇报一遍,市长再指示一遍。

市长讲话时,会议室里,人人掏出笔记本,认认真真地记着,时不时地,还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看市长,表示心领神会,继续埋头笔记……

真是在记录,记些什么呢?只有天晓得。真有什么用吗?我认为没什么用。

然而,大家都这么认认真真地陪着、走着、看着、记着……这就是市长副市长们的一部分日常工作。

对于这样的工作,说实话,我真有些不适应。

我认为没有必要,是白白浪费时间。

当时我就暗暗告诫自己,老詹啊老詹,倘若今后你也吃这碗饭,这样的事情,将会占用你生命的大半时间,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真不愿意。

其次,机关内部关系:确实比较复杂

机关里,谁是谁的人啦,谁又和省里某某领导关系密切啦……我这个局外人,虽然也听了,但并不感兴趣,也记不住,只隐隐约约感觉到,机关里的关系,实在有些复杂。

假如我留下来,我是不可能当然也不愿意去适应这种复杂关系的。

第三,机关工作,干好干坏,缺乏量化指标,很难说得清楚

记得当时就流行这么一句顺口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如此环境,和报社一比,孰优孰劣,高下立见。

在报社,编辑记者干得好不好,非常简单,也很明显,一句话:报纸上见。因为公开,所以,比较公正和公平。

回想1982年我分到经济日报后,短短十年时间,为啥职称破格到了正高,职务很快到了部主任,都非常顺利,上上下下,也比较认同呢?不就因为你的文章写得好,能力比较强,为人也不错,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吗?

倘若在机关,能是这样吗?

以上这些,便是我喜欢在新闻单位而不愿意当市长的原因。

我心里清楚,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不适应。

思前想后,挂职期满,我毫不犹豫回到了北京。

从此,在新闻单位一干几十年,直到退休。

你后悔过吗老詹?有人曾经问我。

不后悔,一点不后悔。我说,这是我人生路上一次非常正确的选择。

来源:衣者朝新,春秋愚林

作者:詹国枢,曾任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2010年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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