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注：收录此文旨在引入对王阳明理学理解认识的不同视角，以让我们生发更广泛的思维，本站对作者观点不持立场。

前些天在一次直播里提到了王阳明，今天想起来就多说两句。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思想史也没有系统研读过，只能随便讲讲自己的看法，算是读后感吧。

01

心灵鸡汤书最爱提到三个古人：“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缺觉的胡雪岩；“结硬寨、打呆仗”，笨人逆袭的曾国藩；还有就是“知行合一”的王阳明了。尤其是王阳明，被他们当成完美无瑕的圣人一样捧。但说实话，捧也是叶公好龙式的瞎捧。那些书里对王阳明的描述，充满各种各样的误解，有的时候简直说的不是同一个人。

比如说，很多人都以为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则主张“人欲即天理。”这个说法我不知道从谁开始的，但大部分人可能是从《明朝那些事儿》里看来的。《明朝那些事儿》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王阳明的悟道。只见王阳明“一声大笑破空而出，打碎了夜间山谷的宁静，声震寰宇，久久不绝。”他为啥这么大笑呢？因为他领悟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随心而动，随意而行，万法自然，便是圣贤之道！

存天理，去人欲？

天理即是人欲！

然后——“中华文明史上一门伟大的哲学‘心学’就此诞生。它的的光芒终将照耀整个世界，它的智慧将成为无数人前进的向导。”

可问题是王阳明从来没有说过“天理即是人欲”，包括后面的感叹号也没说过。恰恰相反，王阳明在《传习录》里一再说“去人欲，存天理”、“天理人欲不两立”，说得比朱熹还频繁，还激烈。我检索了一下，在几万字的《传习录》里，“人欲”总共出现了38次，平均四五页出现一次，每次出现都是贬义，都是要灭的目标。

如果把《传习录》和《朱子语类》做个对比，就会发现，王阳明比朱熹更像个一丝不苟的道德家，反而是朱熹说话更符合人情世故些。朱熹经常说“不要拘泥”，就像女人再嫁固然不好，但老公太不像话，或者实在没饭吃，不再嫁怎么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程颐说的，朱熹理论上赞成，但马上又说“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反而显出灵活性来。倒是《传习录》里没有什么“不可拘泥”之类的话，在王阳明眼里，天理就是天理，没有什么退让的余地。天理人欲不两立。

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但实际上王阳明就是这样。他并不开通，脑子里那份道德的弦比朱熹绷得更紧，更像大家心目中的道学家。

王阳明标准像

说到这里，还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王阳明不赞成程朱理学，但是心学本身并不反理学。严格来说，心学是理学的一个分支。王阳明和程颐、朱熹有区别，但那是内部的区别。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一致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使用的术语也是一致的。普通读者如果不带先入为主的意见，是不大能读出其中的差别来的。看起来几乎是一回事。

这就像禅宗争论顿悟还是渐悟，二者当然有差别，但是如果找个罗马城的老太太来读这些辩论文章，她就会觉得这是王二麻子和王三麻子的争论，都是偶像崇拜的一路货。

02

王阳明的心学很难懂，朱熹的理学也很难懂。难懂不是因为其中的道理有多复杂，而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咱们现代人不一样，使用的术语跟咱们也不一样，看起来容易一头雾水。心、性、命、道、天理、气质这些词很难搞明白，因为它们过时了。它们背后折射出一种前现代的思维方式，而现代人已经不会那么思考问题了。

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误解。比如说“知行合一”，大家都觉得这话很重要，也了不起，但它到底啥意思？大部分人好像都理解为“实践出真知”，或者“理论实践相结合”什么的。但是大家想想，王阳明苦苦思索多年，忽然在龙场恍然大悟：“原来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啊！”，这不是有点搞笑吗？这个道理需要王阳明悟吗？随便找个教导主任就把这事儿办了呀！

据说这里就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地方

其实王阳明说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程朱理学。不明白他们的争论，就不能理解这句话。朱熹认为世界上有一个天理。这个天理无所不盖，甚至可以说成是“宇宙规律”。我们要努力求知，理解了天理，做起事情来才会合乎天理。所以按照朱熹的说法，知识越多越好。多知道一件事，就有多知道一件事的好处，知道的事情越多，掌握的天理就越多，做事就越靠谱。多知多懂，自有好处。

而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就在唱对台戏。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并不是说“理论实践相结合”。（其实朱熹的想法更接近于“理论实践相结合”）相反他是把知识大大窄化了。王阳明对外界知识毫无兴趣，甚至觉得那不叫知识，因为“良知之外无知”。竹子为啥抽节，蛤蟆为啥叫唤，那算什么知识？我们并不需要去了解。

“知行合一”，再往下推一步是什么？就是王阳明自己说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那么再往下推一步呢？就是不能付诸于行动的知识，就不叫真知识。

王阳明拿“孝顺”举过例子。你光理论上知道要孝顺是没有用的，并不叫真知道。你必须自己去践行孝顺，才叫真的明白孝顺。在伦理领域，这个说法也许说得通。但世界上绝大部分知识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费马大定理”，你怎么去知行合一？证明出来费马大定理，不叫知道，只有践行这条定理，才叫真知道了费马大定理？可你怎么践行？

所以说，王阳明把知识大大地窄化了。

我再打个比方。天狼星距离我们8.6光年，如果朱熹知道这条消息，肯定认为这是有益的知识，是“天理”的一部分，很值得记录下来。但是在王阳明看来，这就是无谓的好奇。天狼星跟我们的距离，和良知有关吗？我们可以用这条知识来“知行合一”吗？当然不能。既然不能，那就不叫知识，无需加以重视，记不记都行。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朱熹的说法无疑更有道理。

朱熹跟王阳明一样，形象也是被歪曲过的

朱熹说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规律，我们都要取研究，“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学习的过程也是无穷无尽的。这听上去很繁琐，但确实接近于现代科学原则。王阳明却说“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发来诚得自家意”，只要有了良知，这些乱七八糟的知识都没多大意义。朱熹说的“格物”方法粗陋幼稚，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能要求朱熹是牛顿。但是《朱子语类》里就对各种各样的知识都很感兴趣，什么都想琢磨琢磨。而再看《传习录》，基本就是讲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的大道理，范围非常狭窄。

王小波在杂文里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个年轻人对科学、文艺等等都没多大兴趣，但声称自己有一个长处，就是明辨是非。王小波说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当然，王阳明本领很大，诗写得也好，多知多能，但那是他个人的本事。从他宣传的理论来讲，跟这个年轻人其实没啥区别。

这里就有一种强烈的反智倾向。这不是我扣的帽子，而几乎是研究者的共识。余英时就说，儒家内部有智识主义和反智识主义的两种倾向。朱熹是信奉智识主义的，而“王阳明学说的出现把儒学内部反智识主义的倾向推拓尽致。”

当然，我们不能说反智倾向即一定不好。但是，大家在称赞“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时候，要明白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再决定成称赞不称赞，不然就是瞎胡闹了。说什么王阳明反对“去人欲、存天理”，说什么王阳明主张“理论实践相结合”，那都是拿着奥特曼当关公拜了。

03

还有“致良知”。

到底什么是“良知”？王阳明自己说的也很含糊，不同场合下说法不一，看了让人眼花缭乱。但大致来说，应该就是人心中“善”的种子。——当然我这么说不精确，但是王阳明自己说的就不精确。过去大家都是这么模模糊糊地说。

比如王阳明有个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就惹出无数麻烦，你说是这个意思，我说是那个意思，越说越复杂。门人弟子们因为这个还搞分裂。它为什么引发这么多争论呢？很大原因就是“心”“意”“体”“良知”这次词本身就含糊歧义，让人迷迷糊糊的。你也用这个词，我也用这个词，但这个词到底指什么，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

不光王阳明，整个理学都有这个问题。当然，这样也有好处，就是越复杂模糊的东西，我们越容易崇拜，一听就理解，我们就不崇拜了。

但模糊归模糊，大意还是可以猜到的。王阳明是说人心里天然有种东西，能够分清善恶，无比光明。你不需要到外头研究竹子研究蛤蟆研究天狼星，你只要守住心里这个先天就有的好东西，把它发扬光大就行了。可是，人心里头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还有坏人呢？就是因为人欲作祟，把这个好东西给蒙蔽了。所以一定要灭人欲。

要是不深究的话，这跟程朱理学其实差不多。深究起来有个区别。朱熹的想法虽然有点多变，但大致认为人心和天理是两回事。天理到底是什么？人心并不全然知道，所以要去不断学习，摸索这个天理。因此，认知发展是一个建设的过程，一砖一瓦的建设，慢慢接近真理。王阳明则认为天理本来就在人心里。因此，人的认知发展是一个拆的过程，把坏东西去掉，天理自然呈现。“拆去房子墙壁，总是一个天矣”。

前者认为学习是加法，后者认为学习是减法。如果大家对思想史略有了解的话，就会明白，王阳明的说法非常非常像禅宗。

按照朱熹的说法，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外在的天理。但是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内在的人心/良知。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所有念头本身都是人心想出来的，那么人心岂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谁来判断是非？你觉得自己的念头是良知，我也觉得自己的念头是良知，那么谁来判断谁是谁非呢？难道还有个“良知之良知”来判断孰乃真良知？

当然，王阳明会觉得这是多虑了。他觉得，良知是人类的天然本能，只要把人欲去掉，它就活生生地在那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一样，不存在冲突的可能。

有一个关于王阳明的故事，也有人说不是王阳明，是泰州学派的韩贞，但不管是谁吧，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有个老头问他，你们天天说良知，可到底什么是良知呢？他就让老汉脱衣服，脱啊脱，脱到裤衩的时候，老汉说：“不能脱了。”他就对老汉说：你看，这就是你的良知。

这个故事能唬住古代人，唬不住现代人。倘若王阳明去了非洲原始部落，黑老汉脱得毫无愧色，哪又怎么办呢？说到底，这种羞恶之心是社会化的结果，并非人类的天性本能。那么良知还是没有着落。

现在看来，王阳明确实太过乐观天真。人心是靠不住的，其中的黑暗隐秘远远超出王阳明的想象。拆去房子墙壁，露出的未必是蔚蓝天空，也可能是骷髅荒原。

倘若非要把人心分成善恶，然后把成色好一点的部分命名为“良知”，说是与生俱来的好东西；把成色坏一点的那部分命名为“人欲”，说是后天沾染的污秽，这实在是牵强附会，无论是生物学家还是心理学家都不会赞成。而且，说到底，谁来定义这个“好”与“坏”呢？

所以说，“致良知”这一套是很有危险性的。它把是非善恶的标准交给了人心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某种东西，就可能造成完全没有标准。没有任何标准，也就没有任何辩论沟通的可能，社会公共伦理也就很难存在。比如说李逵拿斧子就砍，连人肉都吃，他也可以说杀人吃人就是自己真诚的良知，那么站在“心学”的标准，我们怎么反驳他呢？事实上，李贽这些心学粉丝就称赞李逵有一颗“童心”（童心其实就是良知的翻版），天真无邪到底，是梁山第一尊活佛。

但是，这样的童心/良知到底行得通吗？

王阳明自己素养很高，品性也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心学一旦流行，很快就露出了这个苗头，这就是所谓的“王学末流”。他们既不求知，也不践行，却捧着一份“良知”，以圣人自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王阳明的心学极易培养出妄人，后来人们攻击“心学”门人，说他们肆无忌惮信口雌黄，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04

当然，我并不是故意批评人家。王阳明自是绝顶聪明之人，心地也光明，值得我们去尊重。至于心学，在具体的那个时代，当然也有它的意义。

它是对程朱理学的一种矫正。在这个角度看，它有点像马丁路德之于天主教。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也未必比天主教更有道理，但作为一种矫正和反击，它是有意义的。同样，王阳明的心学也未必比程朱理学更有道理。从现代人的观点看，两者都不成立（这并不是因为现代人更聪明，无非是后见之明而已），但如果非要比较两者，那么程朱理学其实倒更接近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但是程朱理学也有自己的问题。它就像中世纪末期的天主教一样，有点过于僵化。按照朱熹的说法，我们应该不停的格物求知，以发现真理。但实际上，到了后来，“天理”就像天主教的“神恩”一样，被固定下来。大家并不是不停求知以发现“天理”，而是不断求知以印证这个已知的“天理”。知识变成了证明天理的手段，那么一切就变味了。

这时，心学就可以成为对程朱理学的一种抗议。它的意义主要在于破坏，而不是建设。换个角度看，如果心学占据绝对主流，那么程朱理学同样可以来矫正它，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点燃理性的火炬。

说到这儿，已经写得太长了，而且这篇文章又比较抽象枯燥，恐怕大家也没有耐心，不如就此收束。那么我最后来总结一下文章的观点：

1、网上关于王阳明的说法大部分都是胡说。比如王阳明从来没有提倡过人欲，他强烈主张“存天理，去人欲”，比朱熹还要激烈。

2、王阳明和朱熹基本属于一个系统，基本底色没有差别。

3、“知行合一”不是说“理论实践相结合”。它是对知识的窄化，本身有强烈的反智倾向。

4、 朱熹的理学更接近于现代科学思维，而王阳明的心学则不是。

5、 “致良知”取消了外在的是非标准，避开了程朱理学的僵化，但也极易培养妄人。

6、王阳明当然是了不起的杰出人物，他的心学也有历史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在于破坏和矫正，打开理学的缝隙。

最后再补充一句，这些意义主要都是思想史上的意义，就像笛卡尔的机械论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争辩一样，如果我们现代人还想从“单子论”里挖掘出宇宙真理，或者从“致良知”里挖掘出人生指南来，那可就太天真了。

来源：押沙龙yas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