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意外不断的闹剧式起义,竟然终结了一个时代
从1895年10月到1911年4月,革命党人进行了十次武装起义。
无一例外,全部失败。
一开始,大家认为起义失败,是因为慈禧还活着。
但慈禧死后,孙中山、黄兴精心筹划,集中了同盟会精英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仍旧以失败收场。
这场起义失败导致的影响,用孙中山的原话说:“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他由此认为,革命党要想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估计还要进行一场二十年的持久战。
然而,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黄花岗起义几个月后,武昌的两个小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组织的一起起义,却阴差阳错地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最终令清王朝土崩瓦解。
1911年,蒋翊武等人在武昌黄鹤楼举行会议,将之前的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
文学社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会员。
蒋翊武为了发展会员,还参加了新军,他的公开身份是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正目(班长)。
当时,湖北新军编练有一镇、一混成协,官兵合计16104人。
这其中,文学社成员占比约五分之一。
文学社在新军中积极扩大组织的同时,同盟会的外围团体共进会也把目标转向湖北,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不过,即便按照这个趋势发展,武昌起义的成功性也不大。
毕竟革命力量还是太弱了。
但就在这时,清政府送上了一份大礼。
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了筹备多年的责任内阁名单。
看到这份名单后,举国哗然。
十三人的内阁,旗人竟然占到九席,其中皇族七人,而汉官却只占四席。
如此扯蛋的权力分配,瞬间让立宪派对清政府彻底寒心。
清末政治格局,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力量都不强,真正强大的是立宪派。
当时,真正的保皇派就是八旗少壮派的那一小戳子。
革命派主要是留学生和会党(帮会),数量也很少。
立宪派是些什么人呢?
广大的地主、绅商,大部分汉人督抚,各省新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乃至一些中下层旗人,都属于立宪派。
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群体。
强大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同盟会都不得不极力拉拢。
然而,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却不在乎这群人的感受。
什么责任内阁,什么参政议政。想分我的蛋糕?想都别想!
立宪派苦等多年,却发现自己被耍了。
一时间,许多人认清现实,转身投入革命。
而就在此时,清政府又下了一步臭棋。
“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偿还列强的借款,取得外国的支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银行。
朝廷言而无信,四川民众立即掀起罢市、罢课风潮。
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镇压,打死三十余人,但形势并未因此好转,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运动。
1911年9月,四川的立宪派、同盟会、哥老会,联手闹事,围攻省府成都。
面对形势即将失控的局面,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六千人入川镇压。
端方带来的这六千新军,倾向革命的官兵不多。
而留在武昌的一万余新军,支持革命的约四千人左右,另外还有许多摇摆派。
如此一来,革命力量在武昌新军中,就占了上风。
1911年9月24日,见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确立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任总理的领导班子,并决定于10月6日发动武昌起义。
会后,蒋翊武派人通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约定湘鄂两省同时在10月6日发难。
起义时间之所以要定在10月6日,是因为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而民间一直有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
可是,就在两个革命团体开会的当晚,武昌城外却发生了“南湖炮队事件”。
9月24日夜,驻扎在南湖的新军炮队,有几名即将退伍的士兵喝酒喝嗨了。
常言道,酒不醉人人自醉。
人一旦喝高了,情绪到位,天王老子来了都得当面扇几个耳刮子。
这几人在酒精的刺激下,想起自己平时被排长欺负的委屈事,顿时愤慨不已,便抄起家伙找排长打了一架。
打完架后,酒蒙子们还不解气,又从军械库中推出三门大炮,准备开炮轰了军营。
只不过,大炮和炮弹平时是分开存放,这几个人当时又是醉醺醺的,没找着炮弹。
等到酒意散去,几人发现闯下大祸,一哄而散,这场闹剧才收场。
事后,虽然湖广总督瑞澂和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选择冷处理,只是将闹事士兵开除军籍,草草了事。
但这件事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打草惊蛇。
瑞澂为了避免再发生此类事件,下了三道命令:
一是收缴士兵子弹(值勤士兵除外),实行械弹分离。收缴的弹药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
二是加强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等名义搞私人团建。宣布农历八月十五不放假,军队提前过中秋。
三是宣布换防,将武昌新军一部分营队与驻防宜昌、襄阳、岳阳等地的新军互换防区。
这一变故,影响太大了。
因为蒋翊武所在的四十一标三营要被调防到岳阳。
与之同时,湖南那边也发来密电,说准备不足,恳请延期十天举行。
不得已下,起义指挥部只好将起义时间推后,延至10月16日。
推迟起义,也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准备工作可以做得更充分一些。
然而革命党人在准备期间,却又出了意外。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一不小心引起爆炸。
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刘公带着弟弟刘同跑去凑热闹,刘同当时正在抽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看到满屋子的炸弹,竟然随手弹烟灰,结果把烟头弹入炸药中,引发剧烈爆炸。
二是说孙武当时喝了酒,精神格外兴奋。他看着满屋子的炸弹,一时兴起,抓起一颗炸弹往案桌上一顿,不料用力过重,导致了爆炸。
不管爆炸是因何引起的吧,反正结果就是一屋子炸弹爆炸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租界的巡捕肯定要来查明情况。
在场人员来不及收拾,只得仓促转移,将受伤的孙武紧急送到城外。
等到巡捕来了后,在废墟中搜出了革命党的名册。这下闹大了。
瑞澂闻讯,立马派人交涉,拿到名册,然后放出狠话:第二天照单抓人,把军中的革命党全部抓出来毙了!
其实,瑞澂只是在作秀。他的实际打算是杀几个革命党头头就罢手。
四千多革命党,如果都杀了,湖北新军也散架了。
但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瑞澂的虚张声势,反倒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
众所周知,造反或起义,都需要做战前动员。
动员力度越大,成功把握才越大。
而最好的动员方式,莫过于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只有当大家没了退路,士气起来了,不得不拼死一搏,才会勇于在战场上玩命,起义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
新军中的革命党并不知道瑞澄的真实打算,顿时人人自危。
10月9日夜,得悉情况危急,蒋翊武从岳阳赶回武昌,召集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邓玉麟等人商议对策。
商议的结果是决定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举行全城起义。
傍晚时分,邓玉麟负责到南湖炮队传达总指挥部的最新命令。
杨洪胜则带着两盒子弹,打算悄悄送给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
但邓玉麟出门前,武昌各个城门都已提前关闭,导致他无法出城。
而杨洪胜送完子弹后,刚走出工程营的营房门,就被清军逮住了。
结果,蒋翊武一伙人没等来炮响,只等来了屋外的大批军警。
面对军警包围,彭楚藩、刘复基当场被捕,只有蒋翊武假扮成厨师,乘隙逃脱。
10月10日清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在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遇害。
1948年,为纪念三烈士,武昌平阅路改名为彭刘杨路
处决了彭、刘、杨三人后,瑞澂在加强督署的防卫及要道巡逻的同时,还禁止各营官兵串门。
不能串门,意味着得不到最新消息。
估摸着大难临头,工程第八营班长熊秉坤赶紧召集蔡济民、吴醒汉、金兆龙等革命党同志,举行密议。
大家一致认为,事情有变,不能再等南湖炮响。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击,成败在此一举!就算起义失败,也能青史留名。
密议后,几人分开搞弹药,通过各种方式弄来六盒一百五十发子弹。
当晚,工程营一个叫陶启胜的排长查房。
陶启胜见金兆龙不睡觉,还在擦枪,便大喝道:“你要造反吗?”
金兆龙早就等着这一刻了,随即站起来说:“你说老子造反,老子就造反。伙计们!还不动手,更等何时?”
说罢,就与陶启胜打成一团。
随后,一个叫程正瀛的士兵向陶启胜开枪射击。
这一枪,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听到枪声,熊秉坤冲到室外,又连放三枪,作为起义信号。
然后,熊秉坤带着工程营的数十人赶往楚望台军械库。
当时的楚望台军械库中,储有数万枪支,子弹数十万发。
如此要地,几十个人显然是拿不下来的。
不过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守卫军械库的士兵主动打开了大门,表示我们也支持革命。
取出军械库内的弹药后,工程营几十人集体朝天放枪。
这一连串枪声,惊动了武昌城内的其它军营的革命党。
虽然起义领头人这会儿都不在,可是先前的谋划早已布局好,蒋翊武的手令,也基本上已经送到各营。大家只是等待那第一声枪响而已。
既然第一枪已经打响了,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很快,各营革命军纷纷赶到楚望台军械库取弹药。总计三千人。
先前,瑞澂为了省事,把新军的武器弹药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
但不想,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反倒在客观上让起义部队不约而同地聚拢在了一起。
瑞澂
不过,虽然这时候参与起义的人很多,其中却没有高级军官,中层军官也没有。
大家相互望去,看到一个叫吴兆麟的连长。
于是,吴兆麟便被众人推举为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火线上任后,作出如下部署:
指挥部设在军械库南端,以两个排守卫军械库和指挥部;
以一个队夺占中和门,迎接城南炮队入城;
派数人向通湘门、中和门一带侦察敌情,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
派人分头递信,催促武昌城北还未起事的各营响应;
另留一支预备队在军械库北端集结待命。
驻守城北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工程队和炮营收到消息后,本打算就近从武胜门入城。
但众人没弹药,连守卫城门的消防队都打不过,只好绕了一大圈,由通湘门和中和门入城。
该来的都来了,起义军遂兵分三路,进攻湖广总督衙门和第八镇司令部。
进攻期间,第八镇统制张彪指挥清军顽强抵抗,以致攻打总督府变成了一场血战。
为了减少伤亡,起义军在总督衙门附近放火,引导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火光处发炮轰击,顿时击垮了清军的抵抗意志。
瑞澂见势不妙,命人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
张彪听说瑞澂跑了,无心恋战,也带着人马退出武昌。
如果瑞澂和张彪不跑,战斗估计还得打上一两天。
但两人仓促逃走后,被甩在城内的清军士兵群龙无首,斗志全无,只好投降了革命党。
1911年10月11日上午,武昌城头飘扬起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宣布武昌起义胜利。
第二天,起义军趁胜追击,渡过长江,接连光复汉阳和汉口。
至此,武汉三镇光复。
但还是那个老问题。
当起义军掌控局面后,大家左看看、又看看,事先制定起义计划的领导人,现在一个都不在武昌。
蒋翊武在先前的大搜捕中逃脱,这会儿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孙武先前因被炸弹受伤,这会儿还在医院治疗。
刘公此时也不知道在哪里。
参加了起义的人中,最大的官依旧是连长吴兆麟。
这种分量,明显压不住场,也无法激发武汉市民支持革命。
所以,起义军接下来只好另找大人物出任都督,组建湖北军政府。
一开始,大家决定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
汤化龙是湖北立宪派领袖,在当地颇有些声望。
如果他能同意,当然很好。
但汤化龙担心万一朝廷反扑,自己会被诛九族,便婉言谢绝。
见汤化龙不干,起义军又找到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
按照以前的说法,黎元洪是被起义军从床下拖出来,强行推上都督之位的。
不过近年也有人考证过,黎元洪“床下都督”的说法,源自民国初年的戏说。
起义发生时,黎元洪确实惶恐过,抵触过,也亲手杀死过一名革命党士兵。
恐慌情绪影响下,使他躲到参谋刘文吉的家中。
但当起义军总指挥部派人来请他后,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出任了都督。
事实证明,推举黎元洪做都督,是相当正确的决定。
毕竟是旅长级别,全国也没几个。
据史载,当第一份《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张贴于武昌街头时,到处挤满了围观民众,不识字的人请识字的人念给他们听。武昌街头巷尾,可谓万头攒动,群情激奋。
受此影响,一些隐匿逃散的军官纷纷出来,表示愿意归附军政府。
之后几天,各省云集响应。
10月22日,长沙新军起义,湖南巡抚余诚格逃走,湖南独立。
同一天,西安新军起义,宣布陕西独立,张凤翙被推举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
10月23日,革命军在九江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政权。七天后,江西全境宣布独立,吴介璋出任江西都督。
10月29日,太原新军士兵起义,山西独立。
10月30日,蔡锷率领云南新军发动“重九起义”,云贵总督李经羲被礼送出境。
11月3日,上海独立。陈其美被推选为都督。
11月4日,贵州巡抚沈瑜庆主动辞职,贵州独立。
11月5日,浙江革命军攻入巡抚衙门,生擒浙江巡抚增韫。
同一天,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反正,被推举为江苏都督。
随后,江苏、浙江革命军组成江浙联军,攻打南京。两江总督张人骏逃跑,江南提督张勋兵败,退走徐州。
11月7日,广西巡抚沈秉堃仿效程德全,宣布广西独立,被推举为广西都督。
11月8日,安徽各方人士请求巡抚朱家宝响应起义。朱家宝最初不同意,后在袁世凯默许下,又改变主意,宣布安徽独立,就任安徽都督。
11月9日,福建新军发动起义,闽浙总督松寿拒不投降,率领驻防八旗与革命军激战,兵败自杀。随后第十镇统制孙道仁被推举为都督。
同一天,广东民众要求两广总督张鸣岐宣布起义,张鸣岐假意接受,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但随后借机逃跑,胡汉民接任广东都督。
11月13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迫于压力,宣布独立,被推举为山东都督。但十几天后,在北洋军的压力下,山东又取消独立。
11月2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无力控制局面,主动释放原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并移交大权。尹昌衡被推举为都督。
四川的独立,让此前率军入川的端方很尴尬。
为了笼络人心,端方为每名士兵颁发发银质奖章一枚,五品军功札子一件。
然收效甚微。端方最终死于军队哗变。
除了上述区域外,革命党在东北、河南、甘肃、新疆也发动了起义。
其中,东北、河南、新疆的起义失败,甘肃起义反复多次,直到1912年3月才迫使陕甘总督长庚移交大权,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
而此时的清朝,已经灭亡了。
回看武昌起义前后,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自始至终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但就是这么一场意外频出的起义,却让清王朝这家百年老店最终垮台。
如果,当时的清政府不搞什么皇族内阁,不打破政治平衡。
即便武昌起义能成功,后面也很难引起十五省响应起义的连锁反应。
但当皇族内阁名单公布后,立宪派内部发生分化,许多人愤而倒向革命派,清政府也失去了统治根基。
怎么说呢,这就是典型的吸口气都能咳死你。
压死骆驼的不是那一根稻草,是那许许多多的山。
来源:定兴卧龙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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