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译者｜毛俊杰

选自｜《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苏维埃出现新专业阶层

二战后，苏维埃出现了技术和管理专业的新阶层。从1945到1950年，大学和高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一倍，在此后数十年内，他们成为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官员和受益者。这些新精英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干部：他们教育水平更高，眼光更灵活，更稳定。他们的专业资质，不但保住了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高级职位，而且确保自己不会因出身不好或思想不纯而遭到剔除。创造这个专业阶层是斯大林政权的既定政策。它承认，苏联需要一个广泛可靠的工程师、行政官员、经理的阶层，既要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又要为苏维埃制度的安定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为了在职业道路上取得成功，这些新精英至少在表面上必须遵循政权的要求。一名工程师在1950年解释：

如想取得进步，必须充满活力、坚持不懈，还要做到闭嘴并戴上面具……如果某人能高声呼喊“斯大林万岁！”……并顺口唱出歌曲《我找不到呼吸更自由的国家》，那他一定会成功。

据接受本书采访的逃亡者说，苏维埃行政官员中最常见的，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信徒和积极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通过这些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即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其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

极力隐瞒家庭出身求生

掩饰和隐瞒一直是苏俄必要的生存技能。但在战后，阶级出身和政治热情逐渐让位于外表的遵循和顺应，戴上面具的艺术能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多数公民明确的意识到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的差别。为了维持这两个身份的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设计出很多对策：如何压抑具有潜在危险的想法和冲动，如何应付会让自己问心有愧的道德困境。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年轻专业阶层，与20世纪30年代的父母相比，面临着全新的难题。从父母身上继承了污点履历的人，在职业道路上所面临的第一个道德选择，即是在招工和申报大学的履历表中，是否透露自己亲人的被捕。讲真话会有遭拒的风险，不讲真话，万一被当局识破，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伊琳娜·亚历山德罗娃1946年进入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在经济学系注册时就隐瞒了父亲的被捕。然而，到了第二年，在旅行考察之前的另一张表格中，又披露了真相。伊琳娜认为：“时代变了，大家变得更加自由；出身对于人民公敌家庭，不再带有任何的耻辱。”理工学院的共青团组织收到第二份表格后，组织了同年级全体学生的“清洗会议”，要她解释当初为何“隐瞒家庭出身”。共青团的领导指责伊琳娜的行为“卑鄙可耻”，犹如她的“人民公敌”父亲，也算是一种“反苏维埃态度”。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理工学院开除伊琳娜。伊琳娜的得救，全靠一名身为系副主任的讲师。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工业清洗中被捕，最近才从前线复员回来。伊琳娜回忆：“那时，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仍掌控理工学院的道德基调，不容许清洗文化的回潮。他们牢牢掌控学生和宿舍，确保积极分子不再欺负像我这样的人。”该讲师保住了伊琳娜，伊琳娜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理工学院。但到1949年，由于“列宁格勒案件”，讲师本人在理工学院的大清洗中遭到开除。列昂尼德·马赫纳茨1949年申请莫斯科电影学院时，称父亲弗拉基米尔（被捕于1941年，判处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服刑10年）只是在战争期间“消失了，无迹可寻”。他干脆扔掉自己的姓，改用姨妈的姓。当初，父母被捕后，他是在列宁格勒的姨妈家长大的。1948年，他在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找到工作。他回忆道：我在每一份表格中填写同样的信息。姐姐帮我准备一张答案纸，可随时参照，每次都能提供统一连贯的答案。我总是填上虚假但一致的出生地点和日期，总是说从小就失去父母，“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至于母亲，我总把她叫作尼娜·伊波利托夫娜（假名字）。我还虚构了一个故事：她曾在战争中赢得三枚勋章，从未结过婚，但有个来自巴黎的情人，自己当时太小，只记得他是一个艺术家，画了很多母亲的素描。我一直编造这个故事，直到1980年。其时，我终于让已86岁的母亲“寿终正寝”。这种谎言只有在苏联，即世界上最官僚最低效的国家，才能存活这么长久。安吉丽娜·布舒耶娃，1946年与母亲、姐姐一起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归来，她从不与身为工厂党干部的丈夫谈及自己的父亲：我们在家里常说：“知道得越多，就老得越快！”或者“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在1991年从工厂退休开始领取退休金之前，我从没跟任何人谈起我的父亲。

靠举报他人获优渥报酬

有些年轻人拼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着想，心甘情愿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的举报人。安全机关喜欢从“人民公敌”的子女中招募举报人，知道那些人很脆弱，其中很多人极想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苏维埃公民。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一直靠举报来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她1930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农民家庭，父亲被送去流放地，留下母亲和两个幼女，栖身于以废墟材料建成的窝棚。由于是“富农”的女儿，不得上学，瓦伦蒂娜的童年与母亲一起从事各式低薪杂活。她们先搬去伊尔库茨克，然后再到阿巴坎城——位于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在阿巴坎时，她和母亲重又见到父亲。经过多年的劳改营苦役，父亲体病心伤，只能在一所学校担任看门人，母亲也在同一学校当清洁工。瓦伦蒂娜13岁时才开始上学，之前都不识字。她回忆：基本上，我只是一个街头野孩子，衣衫褴褛，蓬头赤脚……我童年的全部记忆，全以饥饿为主……我害怕挨饿，更害怕贫困。这种恐惧支配了我的一生。在学校里，瓦伦蒂娜强烈地感受到“富农”出身所带来的耻辱。她对父母的贫穷、白俄罗斯背景、愚昧无知（父母都是文盲，不会讲俄语），感到越来越深的羞愧。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以自救，先后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她解释，只有这样，才“有希望逃离自己从小忍受的贫穷和饥饿”。瓦伦蒂娜长大后，相信斯大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完全接受党有关“间谍”和“敌人”的宣传。她甚至想成为一名律师，以便帮助政府追捕那些坏人。她回忆：“像斯大林一样，对所有被送去古拉格的人，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1948年，18岁的瓦伦蒂娜离家出走。她先去会计学院读书，再去萨哈林岛（库页岛）的海军基地担任实习会计，享受保留给军人的较高的工资和口粮。瓦伦蒂娜嫁给一名海军军官，成为海军基地中的可靠员工，在行政大楼工作，能看到所有人员的档案。由于这一条件，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招募她来举报其他军官的妻子。她的任务是赢得这些女子的信任，然后再汇报她们的私生活和个人意见：在某些情况下，我会主动接近，要求她们制作我想购买的小玩意。许多妇女喜欢在闲暇时做些缝纫和针织的手工活。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我会与她们交朋友，去她们的住所喝茶。还有的时候，我去她们的工作场所拜访。我的控制人提供购买这些活计的金钱（我保留了很多，主要是外套和罩衫，都是我的“客户们”自己制作的）。他也给我钱购买蛋糕或其他礼物，以便我打开局面，赢得那些女人的信任。关键是拉上关系，这倒也不难。只是有一个规则：与人谈及重要内容时，一定要单独相处。只有如此，她们才会畅所欲言。瓦伦蒂娜担任举报人好几年，写了几十份举报，涉及的人后来都遭到拘捕。她获得优渥的报酬——足以汇大笔款子给年迈的父母，在阿巴坎城购买房子，足以供自己和丈夫于1959年退休（她那年39岁）。在采访中，她仍坚持说，她是被迫的，有违自己的意愿，认为自己也是压迫的受害者：

拒绝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我父母和富农出身了如指掌……我知道，他们曾囚禁我父亲。我害怕他们也会因此囚禁我……此外，如果我拒绝合作，我的丈夫可能会遭殃。

另一方面，瓦伦蒂娜坚持认为，她所举报的人是真正的人民公敌，即“被裁定有罪的间谍”。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悔恨，事实上，她为自己在“反间谍”工作中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信奉马克思而非斯大林

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1940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她的父亲曾是一名资深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格勒著名的神经学家，两年前被捕并遭枪决。她于1946年毕业。至此，她已形成了反斯大林政权的见解。对她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他是一名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招生，拯救了不少“人民公敌”的子女。他充满道德勇气和人道精神，既有魅力，又长得英俊。柳德米拉回忆，沃兹涅先斯基是“我理想中的苏维埃人，我甚至写信向他倾心吐胆。在某种程度上，他代替了原是我理想人选的父亲”。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让柳德米拉对马克思有了更多的了解，马克思的早期作品更成了她的福音和反斯大林政权的道德基础。柳德米拉反思：“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我听了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攻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才开始懂得：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与我们在斯大林统治下所经历的，完全是南辕北辙。我们的任务是返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父亲那样的人，在那里是不会被捕的。

柳德米拉供奉的是马克思的肖像，而不是斯大林的。她每天都会在马克思肖像前，一边画十字，一边自言自语，像是在做祈祷：“卡尔·马克思，教我如何生活吧！”她与大学朋友组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每周在公共图书馆聚会一次。像19世纪地下革命者一样，学习小组中的友谊全以政治原则为基础。也像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想找出一种“道德准则”。如柳德米拉所说的，有了它，“即便在一个全然否定道德准则的社会，我们仍可活得更加诚实，无需口是心非”。柳德米拉回忆说：从马克思那里我们学到了但丁。马克思引用了他的座右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们经常讨论这一条，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可完全忽视他人的意见，但应尽量遵循自己的道路，无须牺牲自己的原则，无须追随大流，人云亦云。

斯大林去世意味着什么

斯大林中风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影响：我成年后的时光都是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列宁死于1924年，当时我16岁——我的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在拉斯金的同龄人或更年轻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们的道德基准。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际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有些大恐怖的受害者也对斯大林的去世感到真正的悲哀。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泪流满面，尽管她丈夫于1937年被捕，自己最美好的时光是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但对观念在早年即已形成的老一辈人来说，斯大林的去世同样可以成为欢庆的理由。

斯韦特兰娜·斯比特涅娃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巴尔瑙尔。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即已被捕，枪决于1938年。母亲的16名亲属在大恐怖中被捕，要么被布尔什维克枪毙，要么在劳改营丧生。斯韦特兰娜对此知之甚少，从小就学做苏维埃的模范女生，像所有女生一样，热爱斯大林。宣布斯大林去世的那天，她从学校回来爬上屋顶，那是她喜欢独处的地方，结果发现外祖母也在那里：她坐在那里，静静地哭，以我从没见过的方式画十字。看到我哭肿的眼睛，她说：“别担心，亲爱的，我因幸福而哭。因为他杀了我的家人：儿子、兄弟、丈夫、父亲——斯大林把他们都杀了——只留下我和你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然后，我们两人坐下来一起哭，既为欢乐，也为悲伤。对绝大多数苏维埃人民来说，无论斯大林的去世意味着什么，却都不能摆脱恐惧。担心斯大林的去世将导致新一轮的大规模逮捕，尤其是曾在大恐怖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记得：

我们家的普遍反应是，“接下来会是怎样？”我们害怕政府，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我们提心吊胆，它可能以更多的逮捕来报复斯大林的死亡。

事实上，斯大林的去世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恐惧，他们不知道未来将有怎样的灾难。

来源：达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