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年来，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已经成功渗透进我们的体制（国家机关/政策、学校课程、大学校园、主流媒体）。除非首先解决根本问题，即文化马克思主义/多元文化主义——

伊斯兰仇恨意识形态，（针对基督徒、犹太人、佛教徒、印度教徒、无神论者等）……才能停止伊斯兰化的进程。

在当代中国，除了“门宦”这种表层的本土化现象之外，伊斯兰教在历经数百年的传播与调整后，其核心思想究竟融入了多少中国特色？换句话说，在中华文明这一极具同化力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伊斯兰是否成为了一个例外？是否将汉文明的精髓部分地内化进其核心教义体系中？

答案却令人失望：中国伊斯兰的思想内核至今仍深受阿拉伯文化影响，充满了异域色彩。这也正是为何中国穆斯林群体不断强调“和而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它并非真正实现了文化融合，而是在力图保有某种独立性。

尽管如此，在官方话语中，我们却常常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论调。无论是报刊文章、学术论文，还是政府文件，许多民族宗教学者与官员一致宣称：伊斯兰教已经实现本土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例如，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汉族）曾指出：

伊斯兰教自盛唐时期传入中国以来，始终在思考如何在保有宗教特性的前提下，适应中国传统社会，融入本土文化并为之所接纳。最终，他们找到了一条路径：将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相结合（后人称之为“以儒诠回”），从而成功实现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正因为伊斯兰在教义与思想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其本质也逐渐具备了中国文化的品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叶小文，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

这一观点虽然在政策层面广为接受，但是否真正反映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核心思想发展，仍值得深思。

再比如上海师范大学的王建平教授（汉族），作为一位伊斯兰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他不仅坚定主张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在网络上展现出对伊斯兰的深沉温情。他的一些言论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在回应公众对清晨四五点高音喇叭宣礼扰民的投诉时，他提出的“将窗帘布换厚一些，或在耳朵里塞些棉花”等建议，引发了广泛争议。令人遗憾的是，他却对这一行为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问题避而不谈。

王建平曾明确表示：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的伊斯兰文化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中国伊斯兰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种亚文化。

——王建平，《中国穆斯林与中国传统文化》

这类观点在学界并不少见。中国著名宗教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金宜久（汉族）也持类似立场。他认为，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并发展，本身就说明它已实现“中国化”。他在论述中指出：

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亦即其“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地方化与民族化的进程。今日我们所见的中国伊斯兰教，实际上是在中国土地上完成了地方化和民族化的伊斯兰教；它是中国的宗教，为两千多万中国人所信仰，构成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在明代，才真正完成了由“外来宗教”向“中国宗教”的转化。

——金宜久，《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与民族化》

然而，与这些官方或学术界对“伊斯兰中国化”的论述相对的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这一国家认可的最高穆斯林组织，其官方网站却强调伊斯兰教与中华文明的根本不同，并频频提及“和而不同”的理念。通读其相关文章可发现，其核心诉求在于：尽管伊斯兰教为外来宗教，但它理应在中华大地上与本土文明拥有平等地位，获得一个对等的文化与宗教生存空间。

换言之，这种“和而不同”的强调，不是融合的象征，而是一种文化自我意识的表达，体现出在现实层面伊斯兰教尚未真正融入中华文明的内核结构之中。

《古兰经》的“天启性”决定了伊斯兰教的若干核心特质——封闭性、不妥协性、进攻性，以及渴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阿拉伯式治理秩序”的意图。这些并非后天形成的宗教策略，而是伊斯兰教自身所具有的原生属性。换句话说，即便远离阿拉伯本土、扎根于千里之外的中国，伊斯兰教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些内核特征。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该文强调：中国伊斯兰在中华大地上追求“和而不同”，要求与本土汉文明并列而立，互不吞并。

那么，这种立场是否代表了中国穆斯林的普遍认识？或者说，广大中国穆斯林是否已经脱离了《古兰经》中所强调的“二元世界”基本观念？是否已不再致力于构建阿拉伯伊斯兰教法体系中的“和平世界”（Dar al-Islam）？换句话说，他们是否真正放弃了阿拉伯伊斯兰教义的内核？

这个问题宏大而复杂，涉及宗教、文化、历史、政治等多个层面。为了简化探讨，我们不妨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看看在执政党提出“伊斯兰必须中国化”的政策导向之后，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回族学者做出了怎样的回应。或许这些回应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以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的马强教授（回族）为例，他是中国伊斯兰学界的活跃声音之一。他明确主张“中国的伊斯兰就是中国的伊斯兰，它不同于阿拉伯伊斯兰”。在回应有关回族“文化离心力”引发的争议时，马强曾这样表示：

将阿拉伯世界虚构为中国穆斯林的故乡，是对文化持有者认同心理的无端臆测。

——马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教授在此处使用了一个模糊词汇“故乡”，而并未明确区分“地理故乡”与“精神家园”的概念。从语言策略上来看，他选择回避“精神认同”层面的讨论，转而聚焦于“地理归属”的字面意义，由此削弱了对“宗教身份认同”的质疑力度。

同样的策略也出现在他对伊斯兰“二元世界观”（即战争与和平）概念的批评中。他否认中国穆斯林普遍认同这一宗教逻辑，并再次采取字面解释的方式，将其理解为“现实中的战争与和平”，从而以“百年来回族及其先民与中国主体民族的和谐共处”为论据，否定这一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

然而即便从字面意义出发，这一论证也难以成立。他显然忽略了（或有意回避）如同治回乱等历史事件的存在。当然，考虑到他同族中如白寿彝等人对历史叙述的“重构”努力，他或许并非无知，而是有意为之。这是他在2011年前后的立场。

然而到了2016年，当“伊斯兰中国化”成为国家层面的最高政治指引时，马强又说了些什么？他的回应，或许更能反映出在权力话语面前，中国伊斯兰知识分子的真实态度——是坚守宗教本质，还是顺应政治语境？这是我们继续追问的关键。

“中国化”不是“汉化”？

“伊斯兰中国化”在当前的官方话语中被反复强调，然而一些回族学者却对其进行了一种有趣的“再诠释”。他们强调，“中国化”并不等于“汉化”，更不意味着对伊斯兰教本质的稀释。甚至有人认为，一座带有浓郁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化”的成果。

例如，有回族学者宣称：

“如果中国化意味着加入了太多非伊斯兰因素，就会影响伊斯兰的纯洁性……盖了一座有异域风情的清真寺，有人批评为阿拉伯化或极端化，我反而认为这就是中国化。我们回族胸怀开阔、极具包容性，能够将两个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这番话的核心逻辑在于：只要是回族所认同的，即使是充满阿拉伯异域风格的宗教表达，也可以被视作“中国化”的体现。文化的“中国化”在这里不再是指文化融通，而成了“族教绑定”下的身份正当化工具。

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周传斌（回族）的公开言论。这位一度被美国大使馆列为“重点保护对象”的学者，除了频繁在国际场合批评中国“缺乏宗教自由”外，对清真寺建筑风格的解释也颇具代表性。他表示：

“伊斯兰教中国化不能被理解为‘汉化’……所谓‘兴建阿拉伯风格清真寺’的论断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存在一种较为统一的伊斯兰艺术风格，那么中国伊斯兰建筑在继承、发扬并加以改造后形成独特风貌，这是完全正常的；不仅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内容，也是对世界伊斯兰文化的一种贡献。”

换言之，这类论调本质上延续了金宜久等学者的逻辑：伊斯兰教只要在中国传播了，就是“中国化”了；回族作为伊斯兰的代表，是天然的“多元”与“包容”的载体，因此本土汉族社会也必须展现相同的宽容，将“阿拉伯伊斯兰”接纳为平等一员。至于其是否真正融入本土文化传统，则被刻意忽略，甚至认为无关紧要。

这种逻辑在历史经验中并不罕见。在伊斯兰世界，这正是其典型的“文化代治”模式——以“包容”之名进入本土社会，在强调差异合法性的同时争取独立地位。其潜台词是：不是伊斯兰融入本土，而是本土必须为伊斯兰让位。

这种鸠占鹊巢的现象在自然界也有生动的类比。杜鹃以“巢寄生”著称，它将自己的蛋产于他种鸟类的巢中，借他种之力繁育后代。这一行为被称为“巢寄生（Brood Parasite）”。回看今日某些文化立场，“中国化”是否正沦为类似策略的伪装外衣？

而在学术圈内，类似言论更趋系统化。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马明良教授（回族穆斯林），长期以学术身份活跃，亦是推动上述立场的重要代表人物。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通常被定义为：在不违背其基本教义、礼仪制度与核心价值的前提下，与中国社会文化积极互动，从本土文化中汲取有助于其在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元素，并作出一定程度的适应与变通。这种本土化强调的是一种“表面融合、内核坚守”的策略，即在形式上适应中国社会，但实质上始终坚持伊斯兰的原教旨精神。换言之，若脱离了伊斯兰的基本信仰体系，它也就不再是伊斯兰，所谓“本土化”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伊斯兰的中国化，首先不能违背其教义立场，其次应以中国式话语对其教义进行再表述。这种表述逻辑，其实是“去汉化的中国化”。

但当我们认真阅读这些专家教授们的表述时，不禁会产生疑问：他们究竟想表达什么？“中国化不是汉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过度中国化会损害伊斯兰纯洁性”的说法，又是基于怎样的逻辑？“说汉语就是中国化”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掩饰而非融合。他们反复强调“在不违背根本信仰的前提下积极融入中国”，难道是说，只要身在中国、讲讲普通话、盖清真寺用上中国建筑符号，伊斯兰就已经完成中国化了吗？更荒谬的是，有学者甚至主张“只要来到中国传教就等于实现中国化”。细细推敲，其实他们所有花哨的论述背后，核心主张只有一个：伊斯兰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不需要改变也不需要融合，只要存在，就是本土。

这种话术，其实是对“中华文明”概念的偷换。他们将“中华文明”人为拆解为多元并列体，并试图将伊斯兰以阿拉伯原教旨面貌强行纳入其中，从而回避伊斯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冲击。

要探讨伊斯兰是否真正完成本土化，首先必须澄清何为“宗教本土化”。一般而言，宗教本土化经历三个阶段：

形式适应：包括语言、服饰、节日风俗的本地化；

文化诠释：借助本地哲学体系（如儒家、道家）来解读其教义；

思想重构：用寄居地的哲学思想对原始教义进行系统重构，从而彻底完成内在融合。

伊斯兰在中国历史上短暂进入过第二阶段，即“回儒”思潮，即试图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中国哲学元素解读伊斯兰经典。然而，该尝试在清中期就因缺乏伊斯兰教士的支持而趋于停滞，到了清末因回乱冲突几近瓦解。时至今日，除了“回族医学”中偶尔蹭用中医框架以谋合法性外，几乎已无伊斯兰学者再用中国传统哲学解读《古兰经》。可以说，当代中国伊斯兰不仅没有向更深层次的本土化推进，反而在某些领域倒退至仅仅使用本地语言与日常风俗的阶段。

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部分穆斯林群体重新穿戴阿拉伯服饰、拒绝参与本土节日、排斥春联灯笼等中国传统文化，已呈现出某种“脱嵌”甚至“去中国化”的趋势，实则是文化回流阿拉伯、精神疏离中华的表现。

现在再回头看那些所谓“支持中国化”的穆斯林学者的言论，就不难理解其中的“策略性曲解”：他们有意将“本土化”第一阶段（语言服饰层面）偷换为“完全本土化”，同时利用执政党内部对“大汉主义”的警惕心，将“宗教融合”等同于“汉文化压制”，将国家提出的“伊斯兰中国化”曲解为民族同化。某些汉族宗教学者也因缺乏文化辨识力或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误将“融合”误解为对“多元”的压制，为其提供了理论便利。

这些专家热衷于在学术文章中兜售“回儒”概念，实质上是试图用一个已经失败的本土化案例为其“拒绝融合”立场提供伪装。他们口中的“中国化”不过是塔基亚式的表忠手法，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其根本目的并非融合，而是拖延与掩饰。

事实上，部分中国穆斯林的文化行为已退回阿拉伯化的表现阶段，而伊斯兰在中国也并未形成独立于阿拉伯本源的教义系统，更遑论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宗教”塑造。伊斯兰在中国的主体价值观仍然深深植根于《古兰经》中的“二元世界”理念——信士与异教徒、达尔·伊斯兰与达尔·哈布——而这正是伊斯兰的封闭性、进攻性和扩张性的思想根源。

简言之，中国伊斯兰至今仍秉持一颗虔诚的“阿拉伯之心”，距离本土化尚远。

对此，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丁士仁教授（回族穆斯林）的一段话堪称直击要害：

“伊斯兰不同于其他宗教。它只信奉一本经典——《古兰经》，高度强调其天启性和神圣性，并将其视作永恒真理。因此，经文中所载的原则、信条、戒律与伦理构成了伊斯兰教的本质，是不可更改的。这也决定了，伊斯兰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本土化或地方化的。”

这段话在实质上已道破真相：所谓“伊斯兰中国化”，如果不是肤浅的表面包装，就很可能是战略伪装。

在欧洲每一个批评伊斯兰化或多元文化主义并支持以色列的人都会被标签为种族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欧洲人对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标签化手段越来越免疫。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伊斯兰并不是一种种族，而是一种充满仇恨的政治意识形态。

中国人对这种贴政治标签的下三滥手段简直见多识广，各种政治运动，文化革命的标签有成千上万种，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产生了免疫力，反而引以为荣。什么“黑五类”，“反革命分子”“右派”……这些稀奇古怪的犹太中世纪意识形态巫术咒语已经失灵了。

本文初摘录于：2025-05-31，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5-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