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在达沃斯的演讲，震惊全场，也震惊了全球。

虽然他的上任，早已引发全球关注，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不了解奥地利经济学派、不了解自由至上主义者观点的人来说，他的发言让他们无所适从。

因为，他用激烈的语言，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开展了批评：

“所有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社会主义者、保守派、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派。都是一样的。敌人就在所有那些国家霸占生产资料的地方。”

而他对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的批评，让不少与会者震惊。

米莱认为女性被压迫是那些女权主义者的一种无中生有的发明，而环保主义者，则是另一群疯子。

一位匈牙利的与会者认为，米莱和他没有生活在一个星球。

而一位法国记者则认为，他演讲后，不会有几个政治领导人愿意与他合影，只有企业家对他感兴趣。

米莱鄙视的是参与达沃斯会议的所有政客。

一位荷兰外交官说：“现在我开始理解了”。他承认：“米莱总统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所有人，无论是温和的还是不温和的，都应该和‘纳粹、法西斯和极左’一样去地狱……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话！看看他是否是对的，将会很有趣”

很多人的反应是，这个观点太过头了，对他来说，无法接受。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托雷斯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奢侈品，显然，像米莱所做的那样，识别一系列政治思潮，甚至是在场的人，如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派，将它们视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视为想要霸占生产资料的势力，我认为这既不恰当，也不正确。”

他强调“市场充满了失灵，市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国家为其提供了存在的场所。自由放任的信徒已经所剩无几，最重要的是米莱，信仰的是一个不再被奉行的宗教。” 。

托雷斯直言：“所有自由主义国家，包括美国，都在干预以帮助本地产业，保护并补贴它。”“同时，许多听米莱演讲的人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需要他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支持我们。因此，我们不应该利用这些论坛来推动这种几乎是市场宗教的方法。”

企业家们，则对他表示了欢呼，比如马斯克。

他成为了这次达沃斯年会最靓的仔。

媒体们峰拥而至，把其他人扔在一边，视他为此次会议唯一的明星，只因为这一场光芒四射的演讲。

有人评价，米莱去革了达沃斯的命。

德国之声报道说，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有象米莱这样产生如此多的期待。他完全盖过了所有世界领导人的光芒。

主张全力削减政府开支的米莱，这次言行一致，与一众政客包机或专机前往不同，他去达沃斯乘坐的是商用飞机。

他在启程前说，前来与会的目的是为了“在一个被2030年社会主义政策污染的论坛上植入自由的理念”。

毫无疑问，他做到了。

甚至，这一举动，比他在阿根廷做的改革还要重要，因为他向全世界植入了自由主义的观念，他挑战了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正确。

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对于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传播观念才是所有事情中第一位的，说得好，比他在阿根廷总统位子上干得好，要重要一百倍。

米莱的演讲为何会引发巨大的轰动？

网上有不少他的演讲版本，我另一个号也发了一个，但要么简知，要么不完整，今天，我将全文翻译米莱的演讲全文，并进行解析。

在解析之前，我先要对米莱此次演讲中涉及到的概念，针对中国区民众常见的误解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

1、米莱演讲开篇就说明其批评的方向，主要指向西方世界，也即欧美国家；

2、米莱演讲中所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概念，指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不是中国民众经常理解的政治制度意义上的。

欧美国家普遍实施的福利制度、国家救济制度、义务教育制度都属于这个定义范围内。

以下为米莱演讲全文：

下午好！非常感谢。今天我在这里，要正告各位，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

这种危险来源于那些本应捍卫西方自由开放世界观的人，被一种必然导致贫穷的社会主义世界观所同化。

非常不幸，近几十年间，西方各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放弃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观念，转而拥抱了各种集体主义。

（这种集体主义指的是一种与个人主义对立的思维方式，包括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等一系列思想，他对应批评的几乎包括欧美国家左右翼的所有政客，很多人以为米莱与川普是一类人，其实完全不同，川普是一个国家主义者、经济民族主义者，这也是一种集体主义思维）

有两类人驱动了这种改变，第一种是那些出于好意想帮助他人的人，第二种则是那些渴望跻身特权阶层的人。

我在这里要告诉各位，集体主义社会实验永远不能解决困扰全世界人民各种问题；

恰恰相反，集体主义才是问题的来源。

请相信我，没有人比我们阿根廷人更有资格来证明这一观点。

阿根廷在1860年采纳自由市场模式后，仅仅35年，阿根廷就成为了世界上领先的大国。

而当阿根廷在过去的100年里拥抱集体主义时，所有人都亲眼见证了阿根廷人民如何陷入系统性的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了第140位。

但讨论前，首先我们需要看一下以下数据。这一数据展示了：为什么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结束世界贫困的唯一可能的制度，而且也是唯一符合道德的、并能实现目标的制度。

在人类经济进步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全球人均GDP基本保持不变。

如果你再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演变图，你会看到一个曲棍球棒形状的图形。

这代表着在90%的时间里，人类的经济增长保持恒定。

改变发生在19世纪，从此刻开始，人类经济才开始呈指数级增长。

这段停滞历史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15世纪末发现的美洲大陆。

除了这个例外，在公元零年到1800年整个时期，全球人均GDP停滞不前，没有增长。

自从人类开始采纳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那一刻之后，直至现在，带来了财富的爆炸性增长。

如果你仔细分析数据，你会看到，在这个过程中，财富增长在持续加速。

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始终是约0.02%，也就是保持不变，几乎没有增长。

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工业革命爆发，年复合增长率达到0.66%。

照这个速度，要使人均GDP翻倍，需要大约107年。

如果你再观察1900年到1950年之间，增长率加速到每年1.66%，这意味着人均GDP翻倍不再需要107年了，而是只有66年。

如果你再观察1950年到2000年之间，你会看到增长率又提高到了2.1%。

而这意味着只需要33年，我们就可以使全球人均GDP翻倍。

这一趋势至今尚未停止，仍在持续加速。

如果我们观察2000年到2023年之间，增长率再次加速到每年3%，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短短23年内使全球人均GDP翻倍。

也就是说，当我们分析从1800年到今天的人均GDP时，你会看到从工业革命之后，全球人均GDP增长超过15倍，而这意味着增长的财富让全球90%的人口摆脱了贫困。

各位，请记住，1800年时，大约9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这个数字在2020年全球疫情之前降至了只有5%。

各位，结论显而易见：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绝不是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我们结束全球饥饿、贫困，乃至极端贫困的唯一工具。

以上实证证据无可置疑，不容辩驳！

因此，既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生产方面更为优越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左翼社会主义理论就转而用道德来批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他们说，这不公正！

他们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而集体主义是好的。

因为集体主义是利他主义的，当然，这种利他是用别人的钱去利他。

因此，左翼社会主义倡导社会正义。

在他们的鼓吹下，社会正义这个概念，在发达国家也变成时尚，而在我的国家，社会正义作为政治话语中的老调常谈了超过80年了。

（庇隆主义的理念是：政治自主，经济独立，社会正义，阿根廷被庇隆主义者统治了近一百年）

问题在于，社会正义既不公正，也不促进所有人的福祉。

恰恰相反，社会正义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是伴随暴力的。

它不公正，因为国家通过税收来获取所谓社会正义需要的资金，而税收是强制征收的。

我们中谁会说他是自愿缴税的？

这意味着，为了实现所谓社会正义，国家是通过强制手段来获得资金的。而税负越高，强制就越大，自由度也就越低。

那些鼓吹社会正义的人认为，整个经济就像一个可以由不同人分享的馅饼，但是，这个馅饼的大小并非是恒定大小的。

这是伊斯雷尔·柯兹纳所说的：市场在发现过程中产生了财富。

如果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受欢迎，除非它努力改变适应市场的需求，否则企业将会失败。

如果企业能制造出高质量、价格吸引人的商品，那么企业将会生意兴隆，产生利润，并形成资本去生产更多商品。

因此，市场是一个发现过程，资本家在其中找到前进的正确路径。

但如果国家在资本家成功时惩罚他们，并干预发现过程，他们将破坏资本家的激励效果，这种惩罚和干预的后果是：企业家生产将会变少，馅饼将会变小，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

集体主义通过抑制发现过程，并阻碍发现的应用，最终束缚了企业家的手脚，阻止他们以更好的价格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那么，对于一种不仅让世界上90%的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持续让人们脱贫、并且在道德上更优越和公正的经济制度，为什么学术界、国际组织、经济理论和政治界要去诋毁它呢？

正是因为有了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现在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

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从来没有比今天更繁荣的时期。

对所有人来说，今天的世界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加富裕，更加和平和繁荣。对于那些自由更多，拥有经济自由并尊重个人财产权的国家民众们来说，尤其如此。

因为拥有更多自由的国家比压制性的国家富裕12倍。

自由国家中所得最少得10%的群体比压制性国家中的90%的人口生活得更好。自由的国家贫困率是压制性国家的25分之一，极端贫困率是50分之一，自由国家的公民寿命比压制性国家的公民长25%。

那么，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呢？

让我引用阿根廷自由主义最大权威，阿尔贝托·贝内加斯·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 Jr.）教授的话。

他说：自由主义是基于非侵犯原则，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对他人生活计划的不设限制的尊重。

其基本制度是私有财产、不受国家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劳动分工和社会合作，任何一个人想在这样的社会成功，只能通过提供更高质量或更优惠价格的商品来服务他人而实现。

换句话说，资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会的英雄，他们绝非剥夺了他人的财富，而是为社会中所有人的福祉做了贡献。

归根结底，成功的企业家是英雄。

而这，就是我们为未来阿根廷所倡导的模式，一种基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模式：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

现在，如果说企业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已经被证明是消除世界贫困的最好的制度，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那么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会说西方社会正处于危险之中？

我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某些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部门，本应捍卫自由市场、私有财产和其他自由主义制度价值，却有的是出于理论框架上的错误，有的是出于对权力的贪婪，正在破坏自由主义的基础，为社会主义敞开大门，这可能将我们置于贫困、苦难和停滞之中。

永远不应忘记，社会主义不管在哪里，都始终是一个导致贫困的现象，所有尝试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失败了。

它在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都失败了，还导致了很多人的死亡。

西方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来源于那些即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并有了压倒性的实证证据之后，仍然倡导导致贫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些人，还有我们自己的领导者、思想家和学者，他们依靠错误的理论框架，破坏了给予我们历史上最大规模财富和繁荣扩张的制度的基础。

我所指的理论框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它设计了一套工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终服务于国家干预、社会主义和社会退化。

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他们所热爱的模型并不符合现实。

所以，他们将错误归咎于所谓的市场失灵，而不是重新审视模型的前提。西方各国政府以所谓市场失灵为借口，引入监管，这只会扭曲价格体系，阻碍经济计算，因此也阻碍了储蓄、投资和增长。

问题主要在于，即便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理解市场是什么。

因为如果他们真的理解了，就会很快看到市场失灵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市场不是描述供求曲线的图表；市场是一个社会合作的机制，你在其中自愿交换所有权。

因此，基于这个定义，谈论市场失灵是一个悖论。

如果交易是自愿的，就不存在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唯一可能存在的情境是有强制存在，而一般能够实施强制的只有国家，因为它拥有暴力垄断权。

因此，如果有人认为市场出现了失灵，我建议他们检查是否与国家干预有关，如果他们发现并非如此，我建议他们再检查一遍，因为显然有错误。

从来不存在什么市场失灵。

新古典主义者所描述的所谓市场失败的一个例子是经济体中的集中结构（也即垄断问题）。然而，如果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功能，其对应的是经济中的集中结构，我们就无法解释自18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

这不是很有趣吗？自180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八到九倍，而人均GDP仍增长了15倍以上。因此，回报在不断增长，这将极端贫困从95%降至5%。

然而，存在不断增长的回报涉及到集中结构，我们称之为垄断。

那么，为什么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创造了如此多福祉的东西却是市场失灵呢？

当模型失败时，新古典经济学家怪罪于现实。

他们不应该对现实而是应该对模型感到愤怒，并改变模型。新古典模型面临的困境是，他们说，他们希望通过攻击所谓的市场失灵来完善市场的功能，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为社会主义打开了大门，也阻碍了经济增长。

例如：对垄断进行监管，破坏它们的利润，并摧毁增长的收益回报，这将自动地破坏经济增长。

换句话说，每当你想要纠正一个所谓的市场失败时，由于不了解市场是什么，或者是因为沉迷于一个失败的模型，你就在为社会主义打开大门，将人民置于贫困之中。

然而，面对国家干预是有害的理论证明，以及表明其失败的实证证据，情况本不应如此，集体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更大的自由，而是更严格的监管，这产生了螺旋式不断增加监管的恶性循环，直到我们所有人都变贫穷。

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取决于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的官僚。

鉴于集体主义模式的惨败，以及无可否认的自由世界的进步，社会主义被迫改变了他们的政策。

他们抛弃了基于经济体系的阶级斗争，转而替换为其他所谓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对社区生活和经济增长同样有害。

这些新战役中的第一个是荒谬和非自然的男性与女性之争。自由主义已经提供了性别之间的平等。我们信条的基石是所有人生而平等，我们都拥有创造者赋予的同样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所有权。

这种激进的女权主义议程所导致的只是更大的国家干预，阻碍了经济过程，为那些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官僚提供了工作，比如，妇女部门或致力于推广女权主义政策的国际组织。

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另一个冲突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声称我们人类破坏了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地球。

他们甚至走得太远，主张人口控制机制或血腥的堕胎计划。

不幸的是，这些有害的想法已经在我们社会中占据了强势地位。

新马克思主义者设法渗入了西方世界的常识，他们通过占据媒体、文化、大学和国际组织来实现这一目标。

国际组织可能是情况最严重的，因为这些机构对作为多边组织成员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发出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真正且果断地对抗这些观点，我们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增加国家管制的水平，社会主义，贫困和减少自由，因此我们的生活水平将会变得更差。

不幸的是，西方已经开始走上这条道路。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暗示西方已转向社会主义，似乎听起来很荒谬，但这只是因为你将社会主义局限于传统经济的定义，才会显得荒谬，该定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经济体系。

在我看来，这个定义应该依据当前的形势进行更新。

如今，国家不需要直接控制生产资料就能控制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印钞、债务、补贴、控制利率、价格控制和管制等工具，来纠正所谓的市场失败，他们可以控制数以百万计个人的生活和命运。

这就是我们如何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即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许多被普遍接受的政治提议，无论它们是公开宣称为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基督教或基督教民主主义、新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还是全球主义，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

究其根本，它们没有本质区别。

它们都声称国家应该操控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国家实施的这些模式，都是与那个引领人类走向史无前例进步的模式——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相反的模式。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邀请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重回繁荣之路。

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对私有财产的无限尊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而集体主义所产生的贫困并非幻想，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是我们阿根廷人非常了解的现实。

我们经历过这一切。

正如我之前所说，阿根廷人经历这一切是因为：自从我们决定放弃让我们富裕的自由模式以来，我们就落入了一个不断下行的螺旋，我们每天都变得越来越贫穷。

所以，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警告所有西方国家：

如果那些通过自由模式变得富裕的西方国家，继续走这条通往奴役之路，阿根廷发生的一切，也将在你们身上继续。

阿根廷是一个实证示范，无论你有多富裕，或者拥有多少自然资源，或者你有多少的技术熟练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或者你的中央银行有多少金条，如果采取阻碍市场自由运作、自由竞争、自由价格体系的措施，如果你阻碍贸易，如果你攻击私有财产，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贫困。

因此，在结束时，我想对在场的所有商业人士，以及那些虽然不在场却在世界各地关注我们的人说一句话：不要被政府吓到，不要被政治阶层或依赖国家生活的寄生虫所吓倒！不要屈服于只想掌握权力并保留特权的政治阶级！

你们是社会的恩人，你们是英雄，你们是我们所见过最非凡繁荣时期的创造者！有人说你们的雄心壮志是不道德的，不要听信那些人的胡说八道。

如果你赚钱，那是因为你以更优惠的价格，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从而有助于普遍民众的福祉。

不要屈服于国家政府的步步逼近。国家不是解决方案；国家就是问题本身。

你们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角，请放心，从今天起，阿根廷是你们无条件的盟友。

非常感谢，他妈的自由万岁！

（演讲完）

这一篇演讲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是一次面向全球政客和企业家的演讲，并且在社交网络上广为传播，阅读量超过了2000万次了，未来还会更多。

这是一名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自由至上主义者，对全世界的反自由市场势力进行的一次批判，米莱因为成为了阿根廷总统，他得到了这样站在全球舞台的机会，他把握了这个机会，也成功地传播了自由市场的理念，并得到了巨大的响应。

他直接指出了，所有的西方国家早就背弃了自由市场路线，成为了干预主主国家，而一切干预主义的思想来源，依然是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

我想，所有的政客坐在台下都是如坐针毡，因为米莱直接了当，毫无保留，没有给这些政客留一点点面子。

传播科学，是不可能妥协的。米莱之牛逼，绝不在于政治进程、改革进程推进了多少，而在于他能将自由市场观念传播多远。

西方国家多年来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福利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逆向种族主义的泥潭，他们已经不能成为自由市场的灯塔。

米莱这次演讲，还是一次国家招商活动，他在用奥派的自由市场理念呼吁企业家们去阿根廷，那里将是自由之地。

我们希望米莱能成功，能落实在阿根廷的自由市场改革，希望阿根廷能成为灯塔，更希望米莱影响全世界的精英，帮助西方世界重回自由市场，这将是世界民众之福。

来源：网易，古老板的老巢

本文初摘录于：2024-01-19，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4-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