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经典诵读推广中心主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秘书长、学术委员，老子学研究会副会长。

道教与现代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 罗安宪

严格意义来讲，道教是少数人群的信仰，是他们的精神追求，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与其他宗教不同，其他宗教基本不涉及人的世俗生活，道教虽然也不干涉人的世俗生活，但比起其他宗教而言，道教对人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有助于改善人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改进人的人生活状态，有助于改良人的精神生活。

一、求道守道是道教的根本

道教的产生距近大约有五千年，[①]最早的道教人物为广成子，广成子被认为是达道者。广成子与黄帝同时，[②]而年长于黄帝。

《庄子·在宥》言曰：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天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

黄帝认为广成子达于天道，故向其寻问“至道之精”，欲以“佐五谷”“养民人”“官阴阳”“遂群生”。

而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黄帝欲问至道，此“物之质也”；而欲以佐五谷、养民人云云，此“物之残也”。“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间居三月，复往邀之。”再而问曰：“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

何以治身比治国更为根本？

《庄子·让王》曰：

道之真以治身，其余绪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黄帝与广成子所谈论者“至道”，黄帝所求者亦至道。

广成子之后，有名女禹者。“南伯子葵问乎女禹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庄子·大宗师》）女禹年长而色若孺子，因其闻道矣。闻道守道是其年长貌美的关键。

《庄子》书中还讲到尧时一些神仙级的人物。《庄子·逍遥游》讲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又讲到：“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藐姑射山之“四子”当是《庄子·天地》篇所言之被衣、王倪、啮缺、许由师徒四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藐姑射山之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③]当非虚言也，因其“闻道”、守道也。

自广成子起，一直到秦皇、汉武时代，在中华大地上，一直有一批人坚持寻道、求道、守道，他们努力求索，并且代代相承。如：“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庄子·天地》）这不只是传说，这也许正是历史。人物名字也许只是一个记号或符号，但所传达的历史还是真实的。

东汉末年，出现了组织化的道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正一道与太平道。

正一道，也称“正一盟威之道”、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④]《云笈七签》卷六《三洞经教部》云：“汉末有天师张道陵，精思西山，太上亲降，汉安元年五月一日，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⑤]“正一”是指正一道徒，其义为真正不二；“天师”是指代天行道之得道之师。正一道由张道陵所创，经由其子张衡、其孙张鲁所延续，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太平道的创立者是张角。

《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⑥]

正一道与太平道之创立，有一定政治倾向与政治诉求，但其所高举的旗帜，是最具有号召力的“道”。东晋之时，葛洪对道教进行改造，驳离了道教与政治的关系，恢复了道教原本的神仙道教的性质。

神仙道教以求长生为根本。葛洪认为：“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⑦]要求长生，就须修玄道，如何修玄道？葛洪认为应该思神守一。“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⑧]

继葛洪之后，北魏寇谦之继续整顿道教，宣称太上老君降临嵩岳，授他天师之位，要他“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⑨]寇谦之对于道教的改造，主要是坚决制止利用天师道与政府对立，整顿组织，加强科律。葛洪与寇谦之，通过理论与实践，对道教进行改造，使道教脱离政治，而专注于求道、守道。

金代年间，王重阳创建全真教，并经马钰、丘处机等“全真七子”的传教，成为后世影响最大的道教派别。全真教不追求肉体的长生不死。王重阳认为：“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⑩]肉身会死，而心之性、亦曰元神、本真、真性，却永远不死。在王重阳看来，“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11]所以全真道追求的是超生死。

丘处机说：“吾宗所以不言长生者，非不长生，超之也。此无上大道，非区区延年小术耳。”[12]

全真道提倡修道。如何修道？全真道提出性命双修。王重阳说：“根者是性，命者是蒂也。”[13]把获得法身，精神超出生死修道者称之为“真人”。

道教自其产生，自广成子以至张道陵、葛洪，再而至于全真道，以及后世之正一道，一直贯穿着对于道的追求与坚守。

二、道教与日常生活

基督教曾经有过政教合一时期。伊斯兰教在世界不少国家，现今还是政教合一的体制。

但就基本情况而言，现代宗教一般都保持着对于日常生活的距离。

基督教、伊斯兰教除礼拜、斋月以及某些禁忌外，并不干涉人的日常生活。佛教更是将入教称作“出家”“断尘缘”，坚决断决与现实的联系。

但是，基督教有强烈的传教传统，由此而基督徒都具有自觉的传教意识，这是基督教势力得以扩大、扩张重要因素。伊斯兰教有重要的民族特色，这使得全族信教成为现实。并且，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并不要求信教者脱离现实的日常生活，这使得此二教之入教没有门坎的限制，由此其发展也不受制约。

佛教虽宣扬脱离尘世，但佛教又有普渡众生的意识，这是佛教得以传承、传播的重要因素。

相对而言，道教的基本性质是“自修”，即道士个体的自我修炼。自广成子始，道士们都是自己修炼，或是师徒之间的单线传承。道教不仅不关心现实，不关心道教之外的众生之生活境况，甚至不关心别的道士的情况。

道士们的基本观念是：我成仙是我个人的事，与他人无关。别人情况如何，别人能不能成仙，也与我无关。道教这一性质，造成道教传播缺乏内在动力。

道教的代序传承基本上是靠信道者自我信念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力量或机制加以推动而完成的。

但是，比起其他宗教，道教的思想学说对于现实社会，对于现实人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督教与佛教基本上只是一种信仰，伊斯兰教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无法自我选择的文化。

比如一个阿拉伯人，不具有不信仰伊斯兰教这一“宗教自由”。此三教之思想学说作为宗教信仰，指导并影响着各自教众的生活，但对教外人士，基本上不能起到作用，不能发生影响。道教的思想学说，不仅指导着信道群众，而且对普通大众以至于不信道的群众，都可以起到指导作用。

并且，其他宗教都具有排他性。

基督教、伊斯兰教最具有排他性。在此二教看来：“异教徒”比“不信教者”更为可恶。而道教则最不具有排斥性、排他性。

历史上，道教对于佛教一直采取包容的态度。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在道教中成为慈航真人。

中国普通民众，对于道教、佛教，以至于民间宗教，一般都采用兼容并包的立场。这一立场也是道教的基本立场。

三、道教对现代生活的指导意义

1．守道。

何谓道？老子认为道难以明言：“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但老子又认为道无处不在：“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老子》第三十四章）道是人所不能脱离的，更是人所不能背离的：“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老子》第六十二章）道虽然难以明言，但其根本，即是人所必须遵守、奉行的基本原则。所以，人必须遵道而行，人必须守持作为人的根本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意思是说，早晨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晚上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什么是道，虽然难以明言，但在具体情境之中，还是非常显然的。

有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

哈里斯是一家知名广告公司的女高管，有一天她和朋友正在用餐，中途到门外抽烟，遇到一个人，这人向她说道：“我叫瓦伦丁，我失业了，好久没有收入，我想得到您的帮助。”哈里斯兜里没有零钱，只有一张没有密码的信用卡。瓦伦丁说：“如果您相信我，我可以用您的信用卡买一些生活必须品吗？”哈里斯说：“可以。”在瓦伦丁走后，哈里斯有一点担心，如果这个人拿了她的卡，一去不返，她可怎么办？然而，当她们用完餐，瓦伦丁已经在门口等着她们。他向哈里斯报告了自己所买的用品，并告诉她一共花了25美元。面对这位诚实守信的失业者，哈里斯和她的朋友很是感动，她们直接去了《纽约时报》报社，将发生的故事报告了报社，《纽约时报》即时对此事作了报道。事件报道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报社不断接到读者来信来电，表示愿意帮助瓦伦丁，有人甚至向瓦伦丁寄去6000美元，以奖赏他的诚实。

几天后，瓦伦丁接到威斯康星州航空公司的电话，表示愿意召聘他为公司职员。试想：如果瓦伦丁拿了别人的银行卡一走了之，他也许可以得意于一时，但他一生的人生道路可想而知，他也许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正当的职业，他也许永远不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这种背离正道的人生一定是有问题的，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生的基本问题。瓦伦丁没有辜负他人的信任，他没有背离人生正道，所以，他不仅得到了社会的救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他经受住了考验，并因此而得到了满意的工作。

瓦伦丁不懂道教，也没有读过《道德经》，但他懂得人必须走正道。

守道，依道而行，应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支柱，应该成为生活的航标。一个人要走正道，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也一定要走正道。企业的发展一定要建立在正道上。那种依靠坑、蒙、拐、骗等手段，通过不法途径，也许可以获取暂时的利益，但这种利益注定不可长久。守道，依道而行，就是眼中要有“光”，心中要有“标”。眼中的“光”，是对生活、生命的热情，是居贫处困而不气馁，是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心中的“标”，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混乱或迷乱中的定力，是孔子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有道斯有天，有道斯有人。人而无道，非人也；舍道弗由，非士也。

老子感叹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这一感慨是老子写作《道德经》的主要思想动机。老子之主要用心，就是要将“好径”之人拉回到正道上来。现今社会，唯利是图，极功近利，不择手段，无法无天，已经成为各种社会问题最主要的思想隐患。

2.养心。

道家道教特别注重和强调养心。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致虚守静是养心之根本。此后，庄子提出：“心斋”说。《管子·心术上》更提出：“洁其宫、开其门”。“宫”是心，“门”是感宫。只有“洁其宫”，眼耳等感官才能看得远、听得清。《清静经》讲：“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修道的过程，就是致虚守静的过程。

庄子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又讲：“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用心若镜是一种境界，这一境界是通过对于功名利禄之过分追求之扬弃而达到的。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浮躁的时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为口食谋？是自私自利？是建功立业？是光宗耀祖？是青史留名？道家与道教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但它让我们静虑、静思，让我们通过静虑、静思而去思索这些问题，而去面对这些问题，而去体会、品味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去正确面对每天所遇的一切。道家道教使人静，静则清，清则不扰，此即庄子所谓的“撄宁”。“撄宁者，撄而后成者也。”（《庄子·大宗师》）我们无法排除世界的烦扰，但是我们可以在烦扰的世界保持清静。

3.养生。

道教是讲养生的。道教在其初期，追求的是长生。为了追求长生，道教几千年来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并且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包括各种炼养，内修外修，内丹外丹，辟谷食气，吐纳导引等等。诸种道术对于保持身体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这些养生智慧、养生方法，不能只局限于道教内部，应该使其造福于普通大众。历代高道所创造、所凝聚的养生智慧，应当成为全人类，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道教自广成子以来，其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寻道时代，自广成子到汉代，努力的目标是探寻大道。第二个阶段是混道时代，是道教与政治混成的时代，是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兴起并流行的时代。第三个阶段是仙道时代，由葛洪、寇谦之对于道教的改造开始，一直到北宋时代。努力的目标是修仙、成仙。第四个阶段是明道时代，自全真教的兴起，一直到现代。

长生不老既不可能，道士努力追求的是什么？是修道，是修真，是性命双修。

现在，道教应该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第五个时代，即广道时代。就是要使道教的思想智慧向教外传播，使教外大众普遍受益。道教界以及各种关心道教发展的人士应该为这一时代的真正到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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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认为道教产生于东汉末。任继愈先生认为：“道教的历史渊源虽然可以上溯于久远的时代，但它毕竟酝酿于汉代，诞生于汉末，它是汉代社会的产物，是汉代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五斗米道与太平道为最早的组织化的道教，组织化的道教并不是道教的唯一形式。任先生所言“汉代社会的产物”，只是就五斗米道与太平道而言。

[②] 黄帝纪年历今年为4721年，此年黄帝50岁。

[③] “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大体应是一种道法或道术，与后所谓辟谷相类。

[④] 正一道、天师道与五斗米道应有所区分，五斗米道只能局限于东汉末年这一时期，而后代所延续不断的是正一道或曰天师道。

[⑤] 〔宋〕张君房纂辑、蒋力生等校注：《云笈七签》，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⑥]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册，第2299页。

[⑦]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8页。

[⑧]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⑨] 《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册，第3051页。

[⑩] 《道藏》第32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

[11] 《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99页。

[12] 《藏外道书》第11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84页。

[13] 《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07页。

（注：发表于《中国道教》2024年第6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