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路军，这是一个悲壮而又沉重的名词。西路军2万余人在河西走廊基本全军覆没，这在我军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惨烈一幕。

也正因于此，这段历史成为了争议非常大的一个话题。争议原因也不复杂，这么大的一个损失，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历史定位上，都需要有人去承担这个责任。

然而，对这段历史的定论，很明显会带有时代烙印。即使按照当事者的回忆，局限于时代背景和个人立场，也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在里面，这个不需过多赘述，懂的都懂。

不过，随着对这段历史越来越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相对客观的结论也慢慢浮出水面并形成共识。

关于这段历史，一度成为主流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张国焘责任论，说是张国焘为了跟中央分庭抗礼让西路军去河西走廊抢地盘，是造成西路军悲剧的罪魁祸首。另一种则是有阴谋论的味道了，说是中央为了整张老四有意让西路军失败。

第一种说法也是有依据的，一个是当时陕北中央的定论，让“张国焘右倾逃跑路线”背了这个锅。最主要的是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也说自己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是很多人持这个观点的依据：张国焘自己都没否认，你们还想替他洗白？

第二种说法的依据则是根据当时的来往电报，得出的结论就是当时中央军委朝令夕改，频频变化，让西路军无所适从，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上述的两种说法都过于片面了。

抛开背景只说结果都是耍流氓。要聊西路军，必须先理解当时我党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一句话，生死存亡之际。

壹 陕北困局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经历千辛万苦，终于跟红四在四川懋功会师。张国焘一看红四的实力远大于红一，心态一下子膨胀了，就要争夺中央的话语权，接着就发生了著名的“北上南下之争”。

然后毛主席就带着红一一路去了陕北，张老四带着红四去了四川腹地，然后在四川“另立中央”，甚至把中央那几个大佬全给开除了党籍。他这个做法完全是要结死仇，所以说后来去陕西之后虽然受了批判，但是也没怎么着他，实话实说，毛主席他们已经够宽宏大量了。

不过中央红军去了陕北之后才发现，这地方也是个绝路。

咱们一直以为长征结束我党就脱离困境转危为安，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比在江西苏区严峻得多的局面。

一个是经济问题。

西北那地方极度缺水，土壤也不怎么行，导致粮食产量非常低。结果很明显，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突然来了这么多人要吃饭，根本满足不了。

冯玉祥的西北军当时在西北时就非常穷困，以至于后来大多数将领都被蒋介石收买。没办法，穷日子过够了，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糖衣炮弹，一般人还真顶不住。

如果对陕北还没啥概念，那就想想前些年挺火的《血色浪漫》那部电视剧，钟跃民几个人知青下乡去的就是陕西榆林那一带。也就是说即使解放后，当地依然是说断粮就断粮，一年有好几个月得靠出去要饭维持生活。

简单一句话，陕北这地方人口少，缺水缺粮食，根本养活不了一支军队。

彭老总给中央发电报，说能不能准备30万元的经费？没有棉衣棉被也就遭点罪，但是不吃饭是要饿死人的。

实际上这么多人要30万元还真不多。但是中央有什么办法？别说30万，3万也拿不出来。

此时的陕北，抛却军事因素不谈，单从经济角度来说，红军自身也难以长时间维持下去。

另一个则是军事问题。

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了7千余人，加上刘志丹和徐海东的陕北红军，也不过区区1万3千多人。

而他们面对的是啥？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当地民团等，合计30万人，可谓是重重包围，把红军压缩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

随着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包围圈越来越小，对弱小的红军来说，覆灭似乎已经是早晚的事。

说到这里，有一点非常明确，当时中央极其盼望红四和红二来到陕北会师，只有会师才能壮大红军力量，才能跟国民党军有一搏之力。所以有人津津乐道的陕北中央有意让西路军失败、“借刀杀人”的这种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

面对这种困境，毛主席为此也是想破了脑袋，寻求生存良策。

贰 打通国际通道的设想

为了解决陕北红军的生存问题，在1936年2月，毛主席亲自带队东渡黄河去了山西阎锡山的地盘，也就是历史上的“红军东征”。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筹款五十万元，扩红八千多人，陕北红军算是缓了一口气。

不过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除了经济问题，最紧急的就是要解决国民党那边的围剿问题。

这时候红军这边就跟张学良搭上了线，然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搞了一个“三位一体”，暂时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危机。

不过话又说回来，红军的心头之患并不是只有东北军西北军，国民党的中央军也正在虎视眈眈。更何况蒋介石天天催促东北军对红军进行进攻，张学良也跟红军通气了，说时间长了恐怕也顶不住蒋介石的压力。

这时候实际我党也在尝试跟蒋介石在秘密谈判，不过蒋介石眼看着优势在我，直接狮子大开口，要把红军师长以上的人员全部遣送出样，红军进行改编。

这个条件我党怎么可能同意？

既然固守陕北困难，谈和也没有希望，当时中央就准备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争取红二四尽快到陕北会师，壮大红军力量，看能不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固守陕北。

一个是如果陕北守不住，就夺取宁夏，连接外蒙，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也就是“宁夏战役”的方案。

这时候对红军来说，要想生存下去，最迫切的就是拿到苏联的援助。而如何拿到苏联援助，有两条通道可以选择。

一条是外蒙通道，叫做“北上”，以前冯玉祥就是通过宁夏至外蒙这条通道，接受苏联军火援助的。所以说这是一条已经被证实的可靠通道。

我党这时候选择的就是这条通道，打算拿到苏联的援助武器后，然后把队伍拉到绥远抗日前线。

另一条是新疆通道，叫做“西进”，就是通过河西走廊联通新疆，从新疆接受苏联援助。新疆当时是盛世才主政，正跟苏联打得火热。

不过不管是“北上”还是“西进”，谁也不能保证能够成功。眼看着红二四已经向陕北靠拢，中央有了两条腿走路的想法，也就是同时“北上”和“西进”。

北上和西进路线

大体意思如上图所示。其中涂红色的那一片区域就是位于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的位置。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提出了“红一北上打通外蒙、红四西进打通新疆”的方案。

也就是说，在红四还没有到达陕北前，中央就有了让红四西进的想法。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蒋介石在解决了南方的“两广事变”之后，胡宗南的第1军就抽出了身，被蒋介石调到陕北围剿红军。

胡宗南第1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出工不出力的东北军西北军不一样，完全是蒋介石指哪打哪。这一下子陕北根据地压力剧增。

对陕北中央来说，目前最紧急的不是北上还是西进的问题了，而是要先保住陕北根据地。毕竟大本营如果没了，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于是中央放弃红四单独西进的计划，指示红四迅速北上，与中央红军一起保卫陕北，然后合兵一处进行“宁夏战役”，北上打通外蒙通道。

咱们要理解一个事。当时的形势瞬息万变，根本不可能奢求中央制定出一个一成不变的方针。

那现在正在向陕北中央靠拢的张国焘是怎么想的？他还真有他的小心思。

叁 分裂风险再次出现

其实在1936年8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红二四过完草地，到达甘肃包座的时候，张国焘就在考虑一个问题：带着红四去哪？继续往北还是转头向西？

有人该问了，这还有啥疑问？不是说好了北上跟中央红军会合吗？

并不是。咱们回顾一下红四北上的这个过程。

1935年红一红四第一次在四川懋功会师的时候，红一和红四进行了混编，朱老总和刘伯承包括董振堂的红5军都去了红四。当时谁也没想到会发生分裂，朱老总他们这些人只好跟着红四南下。

朱老总和刘伯承自然心向中央，跟张国焘闹的极其不愉快。1936年朱德力主让贺龙任弼时他们的红二方面军北上会合红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充实反分裂的力量，钳制张国焘。

事实也确实如此。红二本来对分裂这事一无所知，跟红四会合后，经过朱德、刘伯承对事情经过的叙述，毫不犹豫的站到了中央这边。在甘牧会师的欢迎大会上，贺龙就半开玩笑的对张国焘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这还真把张国焘吓了一跳。谁不知道贺老总是拿着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哥老会龙头大哥？要玩横的，谁也玩不过贺老总。

红二拥护中央的坚定立场，对张国焘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就是说，红二四会师后，张国焘已经不能再一手遮天。

加上陈昌浩等红四的高级干部也开始转变思想，反对分裂赞成北上，张国焘知道再耗下去就成孤家寡人了，无奈之下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他的“中央”，同意北上与红一会合。

历经一年的红军分裂事件，终于宣告结束。

不过这不代表张国焘完全转变了思想。他实际上并不愿意去陕北。原因也不复杂，他担心去陕北之后会被算旧账，毕竟他自己也知道自立中央、开除陕北领导们党籍这事，明摆着是势不两立了。

目前的红四方面军，仍然是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张国焘虽被迫取消“中央”，实际上仍然心有不甘。他在红四内部的会议上说，要陕北和四川都取消中央的名义，陕北称作北方局，红四称作西北局，都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很明显，张国焘这是要和中央平起平坐。

1936年8月中旬，红二四走出草地到达包座，然后拿下岷州，作为了临时根据地。这时候争议再次出现。

中央三天两头来电催促红四北上，进攻胡宗南部队，拿下会宁。会宁就是后来红一和红四会师的地方。

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实际上这时候红四内部出现了巨大的争议。

红一的朱德、刘伯承，红二的贺龙、任弼时，甚至包括红四的陈昌浩，都坚持按照中央指示北上会宁。

张国焘则坚持西进甘肃青海。

这相当于是张国焘打算再次分裂了。

张国焘的考虑是，第一，红四人数已经减少一半，战斗力大降，单独跟胡宗南决战，取胜的把握很小。第二，陕北中央也来电说明了陕北的情况，极度贫瘠，缺水缺粮，人口稀少，并不适合大军久住。那还去干啥？与其去陕北挨饿，还不如去西部开辟一块根据地。

最主要的是他有他的小心思，西进打通苏联通道，拿到苏联援助，红四的实力将会大增。到时候红军内部不还是得靠实力说话？

鉴于张国焘犹豫不决的态度，1936年9月19日，陕北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说明了今后的方向，就是红四北上会合红一之后，合兵共同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通道，取得苏联物资援助。

这就说明中央明确告知张国焘，红军不打算在陕北硬抗了，你不用担心过来挨饿。

张国焘也就失去了拒绝北上的理由。

接着朱德与陈昌浩当天就制定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张国焘也签了字，意见达成一致北上会师。

不过张国焘签字之后接着就变卦了，命令红四西进。

陈昌浩现在已经坚定的站在了中央一边，眼看部队要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西进，就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了原地待命不得西进的命令。为此张国焘跟陈昌浩大吵一场，彻底闹翻。

不过张国焘又跑去前线指挥部，跟徐向前他们一顿哭，说陈昌浩跟中央一伙整自己，去陕北之后自己就要被开除党籍坐监狱。这一下博取了大家的同情心，觉得陈昌浩是野心家打算取代张国焘。加上张国焘又把单独跟胡宗南作战难以取胜、去陕北也生存不了的观点一说，徐向前他们一听也是这么一个理，都支持张国焘西进的想法。

这一下子陈昌浩就成了红四的孤家寡人，孤掌难鸣，也被迫同意了西进方针。至于朱德，本来就是红四的外人，虽然暴怒依然改变不了红四内部已经决定的西进方针。

中央虽然极力反对红四西进，但实际上对张国焘并没啥约束力。

这就表示，饱受苦难的红军又将再一次面临分裂。

不过，一个阻止分裂悲剧发生的因素出现了。

肆 孤军渡河

红四的先头部队来到洮河岸边准备西渡，才得知黄河对岸已经大雪封山，即使过去了也无法通行。加上没有渡船，根本过不去。

张国焘只能放弃红四的西进计划，转而接受中央的主张，北上会宁。

一场再次分裂的危险，被洮河给化解了。

1936年10月，红一攻占甘肃会宁。10月7日，红四的先头部队到达会宁，10月15日，红二方面军到达会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这就是历史上大书特书的红一红四的“会宁会师”。

会师后，中央决定三个方面军统一指挥，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张国焘一看中央并没有剥夺他的职务，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形势越来越严峻。虽说三大主力实现了会师，但是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合围也已经完成，即将发起“通渭会战”。

拿弱势兵力跟敌人硬拼不是毛主席的作战风格。

针对于敌军势大的现实，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并于1936年10月11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指示红四一个军作为先头部队西渡黄河，其他红四各军、红二各军、红一各军随后跟进，跳出敌军包围圈，共同占领宁夏，打通苏联通道。

1936年10月21日，各路国民党军开始对红军发起全线攻击。

面对这个严峻形势，西渡黄河成了刻不容缓的事。只有渡过黄河，才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才能实现宁夏战役的计划。

1936年10月25日，在中央军委的催促之下，红四方面军第30军成功渡过黄河。

写到这里咱们基本上也明确了一点，发出红四西渡黄河指示的，并不是张国焘，而是中央军委。或者再说的细一点，是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执行中央命令，对红四发出了渡河指示。

至于以后有些老将回忆说是张国焘违抗中央指令私自命令红四西渡，这就有点不讲理了。

按说红四30军渡过黄河，后面就是红四9军了。

不过随着国民党军的迅速推进，中央的部署又有了变化。毛主席担心红四主力渡过黄河万一守不住渡口，那南线红军再顶不住敌军进攻，被挤压到黄河边上就成了背水作战，风险巨大。

所以决定还是稳妥起见，先顶住南线敌军，然后再从容过河。针对于此，指示9军及后续部队暂停过河，先一起在南线打退敌军进攻。

战况瞬息万变，中央的这个考虑并没有问题。

不过红四前线总指挥徐向前和陈昌浩就有点懵了，不了解中央是啥意思。既然9军不让渡河，但是过河的30军需要指挥，于是徐向前和陈昌浩带着指挥部、直属部队以及老弱病残提前渡过了黄河。

然而胡宗南部队的战斗力异常强悍，河东防御的红四第4军、第5军、第31军抵挡不住，一路退向黄河岸边。

这就说明在黄河岸边等待渡河的9军已失去等待的意义，再等下去损失更大。

10月26日，中央指示9军过河。

这时候国民党军已经追到了黄河边。看守靖远渡口的红四第5军（原属红一的董振堂部）挡又挡不住，冲又冲不出去，只好仓促渡过了黄河。

国民党军随即抢占了靖远渡口，并炸断了红军修的浮桥。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有一点已经明确，河东的红军西渡黄河已经不可能。

红四第4军和第31军只好突围向红一方面军靠拢。

也就是说，西渡黄河的30军、9军、5军，已经脱离大部队，成为了一支孤军。

伍 孤军西进

眼看着黄河渡口沿线已被国民党军控制，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已不可能，占领宁夏打通苏联通道的设想已经无法实现。

而陕北又守不住，针对这个局面，1936年11月8日，中央发布《作战新计划》，决定红军主力向陕南和山西发展。

那河西的红四三个军怎么办？没办法，想回来也回不来了。

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也对此做了明确说明，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的三个军为“西路军”，在河西设法建立根据地，以打通远方（苏联）为目标。

实际上是给了西路军一定的自主权。

那西路军怎么想？

要打通苏联通道，一个是北上宁夏，一个是西进新疆。不过西路军最终选择的是西进新疆。

原因就是单独去打宁夏且不说胜算不大，而且要经过大沙漠，也不知道去哪能接到苏联的援助物资。而新疆是亲苏的盛世才主政，只要能到达新疆，拿到苏联援助的概率就大得多。而只要能拿到苏联援助，那红军的处境将立马改变。

实际上红四内部受张国焘的影响颇深。独自打出一个根据地打通苏联通道，这也是张国焘在会师之前的战略思想。

既然西路军有了自己的目标，中央也不好再说什么，批准了他们的西进计划。

然而事实证明，西路军严重低估了西进的困难程度。

首先，先说说西路军的战斗力问题。

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合计3000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合计6500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

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合计7000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加上直属部队及机关人员，一共是21800人。

看着人数不少，但是其中非战斗人员（机关、后勤、家属、伤病员）占到了40%。

从这些数据就能看出来，非战斗人员占比过多，更要命的是缺枪缺子弹。战斗人员不到一半人员有枪，即使有枪的也没几发子弹。

战斗力可想而知。

其次，最要命的是西路军没有任何后勤支持。

青海甘肃属于回民区，是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地盘。一个是历史上的回汉历史上的民族矛盾非常严重，另一个是马家绝不容忍有其他势力侵入他们的地盘。

在内陆地区还可以就地筹粮筹衣，就地补充兵员，那在这个西北边陲什么也补充不了。

也就是说，本来就缺乏战斗人员和枪支弹药的西路军，牺牲一个人少一个人，打完一颗子弹少一颗子弹，只有消耗，没有补充。

那有人该问了，枪支弹药为什么不能从敌人手里抢？之前在苏区和长征路上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补充不了。马家军都是骑兵，来去如风，打也打不过，追也追不上。加上马家军也防备红军从他们身上补充弹药，每次出击带弹药不多，打完了就骑马回去取。

此时河西走廊正值冬天，晚上温度达到零下二十度，穿着单衣的红四所遭受的苦难可想而知。

总之，不管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西路军都是落尽下风。

这也注定了西路军的西进之路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陆 饮恨祁连山

西路军一开始打了马家军一个措手不及，在一条山打了一个大胜仗。打胜仗是好事，不过弊端也很大，导致西路军对马家军产生了轻敌之心，更加坚定了一路向西，打到新疆去的决心。

西路军的大举西进对马步芳震动极大。和内地军阀出工不出力的态度不一样，马步芳一开始就决心要置红军于死地，为此集结了7万兵力进入了河西走廊。

然而西路军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1936年11月15日，西路军9军占领古浪城。接着就迎来了马家军优势兵力的围攻，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古浪战役之后，9军基本被打残，后面的战斗只能依靠30军和5军了。

古浪的失利，让徐向前和陈昌浩对马家军和西路军有了新的认识，对西行之路能否实现也产生了怀疑。为此向中央汇报情况，请示下一步的方针。

11月18日，中央回电，大意是如果西进困难，则考虑在当地建立根据地。

针对中央的建议，徐向前和陈昌浩两人爆发了巨大的争论。

徐向前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西路军补充全无（粮食衣服弹药全无着落），留在当地完全就是被动挨打，建立根据地根本无法实现。

而陈昌浩则坚持执行中央方针。

陈昌浩现在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去年草地分兵时陈昌浩是张国焘的铁杆支持者，后来在北上途中跟张国焘闹翻，就决心跟张国焘划清界限。陈昌浩因为之前的支持张国焘分裂这事，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包袱，以至于不管中央指示合理与否，铁了心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古代打仗都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个说法，意思是一名合格的将军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事后来看，陈昌浩这种唯中央是从的做法，让西路军更加陷入了困难之中。

陈昌浩作为西路军政委有最终决定权，争论的结果就是遵从中央指示，就地建立根据地。

从11月中旬一直到12月上旬，接近一个月的时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跟马家军死耗，减员严重。

问题来了。中央一开始让西路军西进，为何又让西路军就地建立根据地？出发点是什么？

原因是这时候陕北中央确实顶不住了，打算向陕南或者东渡黄河向山西转移。

让西路军留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目的，其一是造成河东红军要西渡黄河跟西路军会合的假象，以此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守黄河，减轻陕北压力。其二是西路军如果建立根据地成功，则相当于河东红军有了退身之所，毕竟谁也不能保证去陕南和山西能否成功。

陕北中央已经紧急到了什么程度？在11月底就通报了张学良，说陕北保不住了，红军要撤离。

没想到张学良说你们别急，再坚持几天，有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当时陕北那边百思不得其解张学良说的这个“较大变化”是什么意思。

十几天之后，西安事变爆发。我党才明白他说的这个变化是什么。

西安事变实实在在的挽救了中国革命。正因为西安事变的爆发，陕北中央才算是危机解除，并在陕西一直留了下来。

不过西安事变从12月12日爆发一直到12月25日和平解决，这期间国民党军把西安团团包围，张杨和国民政府的战争一触即发，而我党作为“三位一体”之一，自然是和张杨共进退。

中央给西路军的指示也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而频频变化。

12月18日，因西安事变的爆发，国民党军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陕北的军事压力随之解除。中央指示西路军继续实施打通苏联通道的任务，向西进发。

12月22日，中央又改变指示，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掉头东返。原因是西安形势不乐观，红军要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击南京政府的进逼。

12月27日，因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陕北再次压力解除，命令西路军停止东返，继续西进。

短短的时间内，中央的命令可谓是朝令夕改。这也是中央有意整西路军的说法的由来。

不过咱们现在是站在上帝视角看这段历史，觉得频繁调动西路军没有必要。不过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处于当时形势瞬息万变、前景一切未知的生存压力之下，就完全可以理解陕北中央的做法。

不过有一点，身处陕北的中央，虽知道西路军有困难，但并不能真正感同身受西路军现在所处的艰难境况。对陕北中央来说，长征途中什么样的苦没吃过？西路军再苦能有多苦？

随着西进方针的确定，西路军开始真正面临生死关头。

1936年12月底，西路军以5军开路、9军居中、30军殿后的队形，向西推进。

1937年1月1日，5军攻克高台县城。然而在马家军的围攻之下，1月20日高台失守，5军基本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牺牲。

1月28日，西路军全部集中到倪家营子。此时的西路军仅剩1万人，而战斗人员不足半数。此时的西路军三个军，9军在古浪城已经被打残，跟指挥部在西进途中又遇到马家军的围攻，基本失去了战斗力。而5军在高台全军覆没，现在有点战斗力的，也就剩一个30军了。

其实西路军指挥员们已经意识到了再这么下去根本没有希望。徐向前力主东返，虽说陈昌浩反对，但是徐向前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7年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掉头向东走。不过如上文所说，有着巨大政治包袱的陈昌浩，觉得这样做是违背中央指示，在打了一个胜仗后，又坚持让西路军回到了倪家营子。

这一下子就彻底把西路军的生还希望葬送掉了。回到倪家营子的西路军，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马家军的疯狂进攻。

3月5日，剩余不多的西路军从倪家营子进行突围，向祁连山方向行进。

3月13日，经历了康龙寺之战之后，西路军所剩无几。陈昌浩召集开会，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返回陕北，其他人组成小股队伍分散行动。

这也标志着西路军的彻底失败。

西路军行军路线图

那中央真的就放任西路军自生自灭？并没有。

面对西路军的告急电报，在毛主席的指示下，2月27日，由红4军、红31军、红28军、红32军，加上一个骑兵团，组建了“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准备西进救援西路军。

不过这时候西路军已经损失殆尽，加上路途遥远，没有个月儿八载的根本到不了西路军的位置，很明显远水救不了近火。援西军还在准备西进的时候，就接到了西路军失败的消息。

柒 尾声

最后总结几句。

比较幸运的是李先念他们，一共420个人，历尽艰难到达了新疆。这批人是西路军2万多人最后的幸存者。

徐向前和陈昌浩向延安走，中途分开。徐向前一路乞讨回到了延安，他的党性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而陈昌浩的经历就比较耐人寻味。他没有回延安，而是回到了鄂豫皖老家，据说曾联系高敬亭，打算重新拉起一支队伍。估计是西路军在他手里全军覆没没脸或者是不敢回延安，想拉起队伍做出成绩好将功补过。不过也没搞成，没办法才又回到了延安。他这个做法也彻底葬送了中央的信任，送他去了苏联学习，从此就算是退出了历史舞台。

至于西路军被俘将士的悲惨遭遇，咱就没必要细说了，感兴趣的可以上网搜索，总之是非常凄惨。

说了这么多，基本也捋清了西路军的来龙去脉。

咱们也看出来了，西路军西征，是当时严峻形势的产物，并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某个人身上。

不过不管是张国焘也好，中央也好，陈昌浩徐向前也好，都也没法说西路军的悲剧跟自己没一点关系。

西路军西征很明确是中央命令，把失败责任推给张国焘显然讲不过去。但是他在会师之前就有西征甘肃背靠苏联的念头，他这种想法显然对西路军的高级指战员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央犹豫不决之际，西路军都倾向于继续西进，很明显是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所致。

至于中央，确实是出现了过朝令夕改这个问题。但究其根源，绝非为了整西路军，而是受制于当时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咱们公理公道的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中央的做法并无可厚非。

如果说到个人责任，那陈昌浩的责任要大一些。他不顾现实情况惟中央是从的做法，也的的确确是造成西路军悲剧的重要因素。

不过话又说回来，参考晚清左宗棠西征新疆的过程，西路军即使从一开始一路向西，到底能否成功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左宗棠为了西征向英国银行借了一千七百多万两白银，大部分都用在了后勤上。西路军即使打到肃州（今酒泉），还要经过大沙漠才能到达新疆。无后勤的情况下孤军深入，大概率很难成功。

最后说一句，从陕北中央到红四他们心心念的“远方援助”，大概率是我方的一厢情愿。并没有资料记录当时苏联确实准备了物资要运到新疆交给红军。相比起红军的死活，对苏联来说，新疆的地缘政治和支持蒋介石抗日替苏联拖住日本更加重要。

毛主席他们也是深刻的认识到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成了我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

来源：猫老板锐视角

相关阅读：徐向前与陈昌浩：西路军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