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是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刘少奇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重要领袖人物。但是，二人之间却在建国不久产生了很深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二人同访莫斯科期间曾经表现出来。这要从高岗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看法说起。

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告刘少奇的状

1949年5月新中国建立前夕，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工作。在天津，刘少奇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毛泽东一再强调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发表了一些讲话。讲话中，刘少奇对资产阶级在历史的作用和在当前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刘少奇发现高岗领导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有“左”的错误时，在天津即对东北局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批评。后来，刘少奇在为党中央起草的通知中，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本家的问题上有“左”倾错误，反对在对待资本家问题上跟苏联学。

本来，高岗对刘少奇总是位居他之上一直耿耿于怀。刘少奇的这次批评，更加引发了高岗对刘少奇的强烈不满。他让秘书收集刘少奇的“错误”材料。这个材料由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刘少奇华北土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在延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记录稿等组成。高岗不仅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看法，还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到处散布所谓刘少奇的重大错误。高岗在一些党内高级干部中说：刘少奇反复强调中国不采取苏联模式，其实质是对抗苏联；刘少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妻子王光美家与西方有联系。高岗还说，刘少奇就是我们上层中代表帝国主义国家影响的人。

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高岗都十分器重。他把二人之间的矛盾，看作一般的党内意见分歧，希望今后通过一定时机解决。毛泽东更希望刘、高二人团结起来，共同为党工作。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在确定代表中国共产党访问苏联的人选时，既考虑到了刘少奇，也考虑到了高岗。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受到苏方的热烈欢迎。斯大林亲自设宴招待刘少奇一行。宴会中，高岗处处抢风头，抢先回答斯大林的问题。他还对代表团其他成员说，刘少奇不懂得和苏联朋友打交道。

对国家主权两人分歧严重

在莫斯科会谈时，刘少奇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报告。这个报告分四个方面。一是中国目前的形势，二是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三是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四是关于中苏关系问题。

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报告评价是很高的。对于刘少奇报告中谈到的两国关系问题的原则，他也赞成。两国合作的具体方案则可以进一步商量。但高岗却对刘少奇关于两国关系的意见不满。

7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苏联共产党特意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列席这次会议。抓住这次会议的机会，刘少奇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主权的问题，特别提到希望苏联方面在支援新中国时，也尊重新中国的国家主权。刘少奇还代表中共表态，撤销了请求苏军出兵支援解放台湾的要求。

斯大林对于刘少奇提出的要求都表示赞成，本来中苏双方谈得很好，高岗却突然要求在会上发言。他说，东北是苏联红军出兵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东北地区今后建设和发展也要靠苏联的支持。因此，他建议，可以把东北地区宣布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这样做可以避免美帝国主义突然袭击东北，而且东北还是打击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可靠基地。高岗还提出，不仅要长久保持苏联在东北旅顺等地的海军基地，还要南下在山东省的青岛，建立一个苏联海军基地，使苏联海军成为太平洋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高岗要求，驻在大连的苏军，要长期保留，还要继续扩大苏联在那里的驻军，使大连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打击美帝国主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强大军事基地。

高岗的发言，被苏联方面的翻译准确而同步地译成俄文。他的话音刚落，参加会议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立即热烈鼓掌，他们认为，高岗才是真心对苏联友好，而刘少奇则与苏联争这争那。

刘少奇听了高岗的发言，没有鼓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斯大林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在会场上数秒钟的沉寂后，斯大林突然面对高岗说：“张作霖同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明白，斯大林这是嘲讽高岗，把高岗比作投靠日本、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当上东北王的张作霖。这个批评是十分重的。

毛泽东支持了刘少奇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中共代表团同乘一辆车回驻地，苏联方面的科瓦廖夫也与中共代表团同乘一辆车。一上车，刘少奇就严厉地批评高岗，他说，高岗同志，你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这样的发言，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你这个发言存在严重错误，不仅是丧失国家主权的问题，简直就是背叛。高岗则大声说，你刘少奇不维护中苏友谊！二人在车上争论了一路。

高岗的气没有消，他回到驻地，把科瓦廖夫叫到一边，怕别人听见，便用他很生硬的俄语，十分困难地对科瓦廖夫说：我想在一个秘密场合向你报告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高岗还特意夸大其词地说，中共中央内部有许多对苏联不友好的人，有的人亲西方，刘少奇就是一个亲西方的人。毛泽东周围很多支持者都受托洛斯基影响，他们主张改良和保守，有的人是反对斯大林同志的，有的人是反对苏联的。他说，我要在一个秘密而适当的场合，向斯大林或者苏共中央某个主要领导同志单独反映一个很重要的关于中共某些领导人对待中苏关系的虚伪态度和反苏行为的问题。他暗示，这个人就是刘少奇。他还说，他自己是对伟大的中苏友谊十分尽心的人，他要为维护和发展中苏友谊而同中共党内反对苏联的势力进行斗争。

过了几天，由于东北地区经济、军事、土改等多方面工作中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和政委的高岗回去处理，高岗要先行回到东北。经请示中央同意，高岗决定第二天回东北。

第二天早上，高岗回国，只有科瓦廖夫和苏共其他几个级别不高的官员到机场为他送行。高岗十分尴尬，一路上十分沉默，灰溜溜地返回沈阳。

刘少奇与高岗在莫斯科发生矛盾的情况，在中共中央代表团回国后，毛泽东自然知道了前因后果。毛泽东虽然没有因此而撤掉高岗的职务（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在总体上还是信任高岗的），但在事关国家主权问题上，毛泽东明显支持刘少奇，不支持高岗。

这表现在前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支持刘少奇周恩來批评高岗一事上，也表现在毛泽东处理其他事情的态度上。只举一例：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路过东北，专列在沈阳停留时，沈阳市委书记登车向毛泽东报告说：高岗为庆祝斯大林70岁生目，特意准备了一车皮礼物。沈阳市委书记还请示毛泽东：是否可以把这节车皮挂在毛泽东专列后边运到莫斯科交给苏联方面。毛泽东听后很不高兴，告诉沈阳市委书记：我的专列不给高岗挂车皮，把高岗送给斯大林的礼物还给高岗。毛泽东还说了这样的话：“你告诉高岗，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的话意味深长。可惜高岗没有听懂。这可能也是他后来跌入深渊的重要因素吧。

（摘自《党史博采》2010年第5期）

来源：春秋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