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4年12月22日，美国飞虎队友好协会会长许绍理先生一行专程来到湖北省监利市周老嘴镇飞虎队村，寻访了八十年前美国飞虎队一名飞行员在紧急跳伞以后，被当地村民舍生相救的罗家湾。许绍理此次飞赴北京原本是为了参加姑父“两弹元勋”朱光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同时，作为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的亲外甥，他对中国人民与美国飞虎队的深厚友情充满了敬意，于是，在朱光亚先生纪念活动之前，轻车简从来到罗家湾寻访。

2005年9月，重返监利的本尼达与罗必书紧紧拥抱在一起。（资料图）

在一些历史事件中，时间的腐蚀性往往比硫酸还强，无数记录往昔的文字和记忆早已变得模糊不清。随着见证这一事件的老人们逐渐离世，加上地方史志的疏漏和缺失，致使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和人物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几十年时间中一直是个谜。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究竟是谁？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村民究竟是哪些人？为此，笔者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来华助战的美军飞行员负责，对舍生相救村民的义举负责，对舍生相救村民后人的情感负责的态度，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口述历史和相关史志为依据，以这一事件的发生地周老嘴罗家湾为中心，全面细致逐一进行梳理。

1944年5月6日，洪湖西岸的革命老区周老嘴罗家湾，抗日军民正在紧张地筹备保卫夏收工作。正是春夏之交时节，田里的油菜已经结荚，麦子正在灌浆，到处峰鸣蝶翠，鸟语花香，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勤劳的庄稼人已经开始整理禾场，准备迎接油菜和麦子登场。下午3点钟，天空中突然响起一阵阵飞机的轰鸣声，十余架战机在远处的天空飞来绕去，不时传来闷雷般的炮击声，一场激烈的空战正在几千米的高空展开。大约十分钟后，一架尾部拖着黑烟的战斗机从东南方向往这边飞来。飞机越飞越低，几乎擦着了屋顶和树梢，树枝和屋顶上的瓦片都掀翻了。飞机飞到毛沟北面突然折回身经罗家湾上空往西南方向的赤射垸湖中坠落下去，随即一团白色的东西从飞机中弹射出来。飞机摇摇晃晃像打摆子一样颤抖着，朝湖中的蒿草丛中一头栽了下去，“轰隆”一声，一股白色的水柱腾空而起，紧接着一团熊熊大火在蒿草丛中升腾起来。与此同时，从飞机上弹射出的白色物体张开一张美丽的大伞，一个像秆砣一样悬吊着的人，徐徐降落在一块麦田中……

飞虎队队员随身携带的求救“血符”。（资料图）

小小的罗家湾震动了！村民们纷纷涌向出事地点。

与罗家湾三华里之遥的乾家湾嵅马沟，一位乾姓老人正在耕整水田，看见一团白色的东西从天而降，老人愒得说不出话来，等到白色物体着地后，老人不看不打紧，一看愒出了一身冷汗：一位红头发、蓝眼睛、白皮肤、高鼻梁的洋人出现在眼前。老人吓得丢下耕牛和犁耙，拔腿就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高声大叫。闻讯赶来的村民听了老人的叙述，也不敢贸然上前。过了好一会，才有几个胆大的一步挪一步地凑上去。这位天外来客可能是着地时腿部受了伤，正在用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割开缠在腿上的降落伞。看到围上来的村民们手里拿着锄头和扁担，天外来客有些恐惧，连忙扔下匕首，一边用手比划，一边向村民们解释：“I'm an American. I'm here to help you fight ”（我是美国人，我是来帮助你们作战的）。对这些叽哩哇啦的语言，村民们一个也听不懂，大家一个劲地摇头。天外来客又从腰间找出一块白布，白布上印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还有竖写的几行字：“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救护”、“航空委员会”。有几个粗通文墨的人看了，这才明白是美国人来帮中国人打老东（日本人）的。村民们立刻改变了态度，帮他收拾好降落伞，准备扶他到村里去。可是天外来客腿伤很严重，根本走不动。于是马上派人赶回去找来一块门板，将美军飞行员抬回村里。

听说从飞机上掉下来一个洋人，全村男女老少都涌出来观看这位红头发、蓝眼睛、白皮肤、高鼻梁的怪人。所到之处，村民们均投来惊异、新奇的目光，古胭脂河两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夹道欢迎的队伍。看到村民们慈祥、善意的目光，天外来客渐渐解除了最初的紧张和不安，队伍一直行进到中湾朱同炎老人的门口才停下来休息。

晚七时左右，美军飞行员被送至周老嘴区公所（属监利县委领导下的一区）。经过镇上唯一上过教会学校的罗栋生（后任国民党周老区党部书记，1949年5月被镇压）询问，终于弄清了美军飞行员的情况。

二

《监利县志》和《周老嘴春秋》均记载：美军飞行员名叫葛莱格，是美国十四航空队上尉飞行员，代理中队长，驻防鄂北老河口市，当天奉命袭击汉口日军设施，在返航途中遭到从监利杨林山机场起飞的十余架日机拦截，在激烈的空战中受创，于是弃机跳伞逃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监利县志》和《周老嘴春秋》均记载为5月8日。1944年6月22日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的报道中也记载为5月8日，葛莱格所驾战机“即刻爆炸”、“机身受创”、“沿长江向西疾飞，五分钟后机身全毁”。

当时，战事正紧，除周老嘴外，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敌我之间可谓犬牙交错，距离周老嘴一步之遥的新沟嘴、张家场均有日伪军把守，周边地区可谓险象环生。周老嘴也是在一个多月前，也就是3月31日，新四军五师45团经过一场激战才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敌伪随时都有可能反扑。

周老嘴区政府了解情况后，很快制定了三条紧急措施：一、连夜将美军飞行员转移到较为偏僻的福寺湾（现唐剅村）隐蔽，以免日伪获悉后搜查；二、严密封锁消息，在各交通要道布置哨卡，有情况随时报告区政府；三、迅速与新四军襄南指挥部联系，安排接应，用最快的速度护送美军飞行员脱离险境。

本尼达和P-51战斗机。（资料图）

笔者查看了相关资料：45团光复周老嘴以后很快组建了新的监利县委，但武装力量还很薄弱，整个监利县委只有三十多人的武装，长枪七支，短枪三只，根本无力对付日伪偷袭，只能巧妙地护送美军飞行员。经过周密布置，于5月7日凌晨两点出发，安排小分队在陆路暗中保护，由村民驾小船将美军飞行员藏在船仓稻草中，再码上柴禾，经新口剅、双鸣寺走白鹭湖进入潜江熊口华林桥，转交襄南指挥部。

襄南指挥部指挥长李人林热情接待了美军飞行员，并安排医生为他治疗腿伤。一星期后，指挥部决定安排武装力量护送美军飞行员去新四军五师师部。临行前，李人林备酒饯行，并以指挥部的名义赠送他一把缴获的日本军刀、一面日本太阳旗。美军飞行员感激不已，连连称谢，说：“我在天上打日本人是缴获不到这些战利品的！”

美军飞行员怀着对襄南指挥部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在一支精干小分队的护送下，一路上云淡风清，心情愉悦，或骑马或步行，虽然经历了一些险阻，但很快抵达了大悟新四军五师师部。

三

美军飞行员在抗日军民的全力帮助下获救了，可他遗下的战机却长久地湮没于罗家湾赤射垸湖中。

1998年秋天，笔者曾在罗家湾采访过见证这一历史事件的两位老人。

第一位：罗美世，时年80岁，原国民党一二八师在监利沔阳一带坚持抗战时曾任五保保长，后一二八师兵败，罗美世也卸去了保长职务，由同村罗福世接任。老人向笔者讲述了事发经过：“……那天起的是南风，飞机爆炸后燃起的黑烟直往北吹，大火一直烧到二更天才熄灭，周边的蒿草都烧焦了。过了不久，新四军就来了，带队的是一个连长，组织人到湖里查看后，与周老嘴区公所协商，决定把飞机挖起来。那真是不简单，首先从各家各户收集门板，沿着飞机坠落的周边插下去，围成一个圈，然后用船装了土把周围垒起来，安了十几台水车，好不容易把水抽干，可里面全是淤泥和细沙，折腾了七八天，一点效果也没有。后来，又有人出主意，用锁船的铁链子把飞机尾部套住，一百多人站在水中齐心合力往上拉，因飞机陷得太深，一动也不动，忙乎了几天，新四军的那个连长说算了，看来是没有办法了。”

第二位：罗本厚，时年81岁，老人向笔者讲述了一件事：“……第二年正月十七，日本人也来找飞机，这些家伙来了以后不公开找，而是明察暗访。一天夜晚，大概是正月二十左右，我们几个在打纸牌，“维持会”的人找到我们，说是日本人要拉差，把我们几个抓过去后，一个长小胡子的日本军官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旁边一个翻译官说，要我们带日本人去找飞机。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我们几个撑了一条船来到飞机坠落的地方，那天晚上天气很冷，湖面上黑沉沉的，“小胡子”命人用竹篙在飞机坠落的地方乱捅了一气，因为范围太大，新四军挖过之后，飞机淤得更深了，我们几个也担心捅到飞机后，日本人让我们下水去捞，所以只好敷衍塞责地捅了一阵，就骗日本人说可能是新四军挖走了。“小胡子”不相信，又亲自用竹篙捅，仍然没有捅到。一直到天蒙蒙亮，日本人才放我们回来。”

根据《环球飞行》杂志社出版的《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一文记载，对飞机的打捞一共有五次。

第一次：1945年1月，新四军沔东区委派遣刘正红带一个班的士兵进行打捞，将一部分零件、摔碎的机尾、机翼拆下来用四条船运到剅口邓庙区委驻地，安放在罗家土地庙里。

第二次：1945年2—3月，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到罗家湾明察暗访后，派人下湖打捞，拿走了少量零部件。

第三次：1967年冬，周老嘴乾家湾村民秦正松等人挖走了飞机上的油箱和少量机枪子弹。

第四次：1970年2月，罗家湾周孝槐、王泰山等人挖掘5天，挖走了飞机机翼上的一些部件，重约150千克。

第五次：1987年冬，监利县文化局在省文化厅支持下，组织人员打捞飞机。打捞工作于11月11日动工，调动了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历时一个多月，触及飞机主体和发动机，后因地质情况和经费不足而停止。但是，这一次打捞却颇有收获，共出土机上机关枪三挺，螺旋桨叶一件以及子弹、弹壳等物。机关枪上的制造商标及铭文清晰可辨，其中有“MAGNUOXCO INC1942”和“N.Y.U.S.A”等。

后来，又有一些部门和个人包括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后裔杨本华先生均倡导打捞，却一直未能进行。至此，这架战机仍然湮没在赤射院湖中。

四

2001年9月，“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日6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隆重举行，时任罗家湾村党支部书记罗必书参加了此次活动，罗书记之所以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他声称营救了那名美军飞行员，有关方面也默认了此事。会上，罗必书急切地希望见到那位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然而组委会遗憾地告诉他，一直没有找到这位叫“葛莱格”的飞行员。

这样一来，问题出现了，飞机埋在这里，当年被营救的飞行员却找不到。究竟是译音错误，还是记载不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笔者注意到，上文频频提到的飞虎队，它其实是个俗称，正式名称叫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英文名Americon Volunteer Group，缩写为AVG，严格来说，飞虎队仅指1941年8月至1942年7月间，完全由志愿来华参战的飞行员组成，在中国空军编制下对日作战的一支航空部队，出于对飞虎队和陈纳德将军的热爱和敬佩，加之对部队番号沿革等缺乏了解，不少人习惯地将抗战时期陈纳德指挥过的部队，乃至二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航空兵部队一律称为飞虎队，不仅如此，曾经为飞虎队工作过的中国人也常被当作飞虎队成员。

无独有偶，与监利紧邻的沔阳县（后改为仙桃市）也声称营救过一名叫葛莱格的飞虎队成员。

1996年，原沔阳县沙湖镇张家祠村村民姚道平受“中山舰事件”启发，想起本村联合院埋有一架美军飞机，并于1996年12月率本村二十余人到垸中挖掘，在3米多深的湖中挖掘出一台飞机发动机。令人遗憾的是，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飞机上一些能拆的零部件都被当地人当作废品卖了。

《沔阳县志》和《沔阳人民革命史》均记载了当年发生的这一事件。

参加营救的董家远老人讲述了这一事件经过：1944年5月7日，美军飞行员葛莱格驾驶的战机在武汉战斗中受伤，葛莱格跳伞逃生后，飞机坠落到沔阳县沙湖镇张家祠附近的芦苇丛中。驻沙湖的日军四处搜捕葛莱格，抗日游击大队汉沔支队和当地群众积极营救飞行员。当时是民兵的董家远和几个群众划着小船在芦苇丛中找到葛莱格，连夜护送到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受到李先念师长的热情接待。后来，葛莱格和另一位在监沔地区遇救的飞行员一同被送往盟军司令部。

199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内参第81期刊发了这一消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指示：请外交部商湖北省保护好飞机残骸，由外交部研究处理意见。

飞机残骸现存于仙桃市博物馆。

这样，在监沔地区出现了两架美军战机，两个葛莱格，而且都送到了新四军五师在湖北大悟白果树湾的司令部。

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在1944年5月16日作了《鄂中新四军，救出美飞机师》的报道，现援引如下：

（本报鄂中十六日电）五月七日我活动于洪湖东之部队，在沔阳沙湖营救出美机师白来德中慰一名，现正送我后方医疗中。据白来德中尉谈称：我盟国机队在七日上午空袭武汉，并在沙湖上空击落敌机八架。

另一个有力的佐证是时任新四军五师师长的李先念送给美军飞行员的半身照。照片左边是李先念的半身戎装照，右边上部是三行英文，内容为：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共产主义、新四军。竖写的是中文“柏纳达中尉存念，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样一来，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译音：葛莱格、白来德与柏纳达，从英文译音：葛莱格（Greg）、白来德（Bernaid）、柏纳达（Bernard）比较，白来德与柏纳达可能出现译音错误，但葛莱格则不可能出错。

2001年底，华夏工程组委会和（美国）《美中晚报》社联合发起“寻访1944年美国援华抗日飞行员活动”。但由于当年译音错误与报道中人物混淆，监利方面虽多方努力但一直无法查找到当年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寻找一度陷入了僵局。

2004年，组委会秘书长李靖和《美中晚报》社社长李景明专程来到监利。监利县文化局的一位领导与之闲聊，提到了1987年打捞的三挺机枪上有铭文和编号，这让二人心头一亮，当即去观看了这三挺机枪，并将机枪编号抄了下来，然后向美国有关方面查询，找到了当年生产机枪的厂家，厂家查找了那些泛黄的资料后，明确告诉他们：“那批机枪都运到了芷江机场。”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他们碾转见到了原芷江机场的伞包管理员，一个94岁的黑人退伍女兵，女兵查看了相关资料，回答说： “飞行员叫格伦·本尼达（Green Benida），外出执行任务，伞包一直没交回来。飞行员要么是被俘，要么是阵亡了。”

至此，事情真相大白。因为本尼达、柏纳达以及白来德这三个单词都容易出现译音错误，而葛莱格的全称应是葛莱格李（Greglee），当属沔阳沙湖营救的美军飞行员。于是李景明又在《美中晚报》上刊登“寻找格伦·本尼达”的启事，巧的是本尼达的一位朋友看到了启事，并且马上电话告诉了他。次日，本尼达来到报社，激动地说：“我一直想寻找救我性命的中国人，现在终于有了线索，我要去见我的救命恩人。”

五

2005年8月，中国政府邀请100多位飞虎队老兵及其家属，来华参加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格伦·本尼达也应邀出席。

2005年9月9日，81岁的本尼达偕夫人及子孙重返当年坠机处，受到当地政府和罗家湾村民的热烈欢迎。本尼达无比激动，拿出十几顶事先准备好的飞虎队棒球帽分发给大家，与前来迎接的罗家湾老书记罗必书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本尼达感慨地说：“我跳伞时，你还是个小孩子，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本尼达坚持要去坠机现场看看，因为刚刚下过一场大雨，田埂上泥泞不堪，村民们要用竹竿抬他去现场，本尼达坚决地摇了摇头，连说：“No!No!我不能让中国朋友再抬我了！”但因为年事已高，走不多远，双腿陷进淤泥，差一点摔倒，在村民的劝说下，本尼达这才同意坐了竹椅。

当年芦苇丛生的赤射垸早已被改造成成片的稻田和藕池，只留下一个约5公顷的水塘，飞机的尾翼从水面露出来。本尼达的孙子看着曾经陪伴祖父战斗过的飞机，心情激动，不顾众人的劝阻，“扑通”一声跳进湖中，一边用手抚摸飞机，一边热泪纵横……

次日上午，监利有关部门用卡车装着从坠机处打捞上来的部分残片，送到本尼达居住的宾馆，其中有三挺机关枪、两个飞机起落架、一个轮胎和另一些残片，本尼达蹲下来仔细查看，辨认出了飞机轮胎上的英文标识“Goodrear”（固特异，一种轮胎品牌），本尼达的太太埃莉诺用一条手帕包起两块玻璃碎片，说：“我要把它带回美国，作为永久的纪念。”

2010年10月，已近87岁高龄的本尼达携家人再次来到中国进行“感恩之旅”，到北京后决定前往监利时，本尼达的身体突感不适，便吩咐儿孙代为前行，儿孙到罗家湾再次看了飞机残骸，然后带本尼达回到美国。回家后的第三天，本尼达突发心脏病在加州去世，遵照他遗愿，本尼达的太太埃莉诺带着两个儿子，将他的部分骨灰安放在红安李先念故居纪念园。

2017年9月14日，原罗家村、七台村、长河村合并为一个大村，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改名为“飞虎队”村。

六

寻找到当年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究竟是谁救了美国飞行员？究竟是谁冒着生命危险用小船将美军飞行员送到了新四军襄南指挥部？在罗家湾，这已经成了一段公开的悬疑，各种说法铺天盖地，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第一种说法是罗甫世、罗必书说。

2001年北京之行与2005年本尼达回访，相关部门安排的是罗家村党支部书记、退伍军人罗必书。此前媒体报道也各不相同。最初的报道是罗必书营救了美军飞行员，将受伤的本尼达从麦田中背回家，并且在家中给本尼达安排了晚饭，其中特别强调有一碗炒碗豆米。5月6日，正是江汉平原碗豆成熟的时节，农家饭菜里有一碗炒碗豆米是最平常不过的。而且罗必书还提到本尼达不会用筷子，是用调羹把饭菜送下去的。这些细节无疑很真实。但问题是有人质疑罗必书年龄太小，根本没有能力营救美军飞行员，沿用罗自己的说法，当时他有7岁，跟着父亲和哥哥去看飞机，看到受伤的飞行员不能动弹，于是将本尼达背回家。对于村民明确无误的质疑，罗后来改称是父亲罗甫世把本尼达背回家，他们兄弟在一旁帮忙。笔者注意到后续的报道在谈到营救人员时，改成了“村民罗甫世、罗必书将其救回家中。”

笔者了解到，罗甫世过世时，中美关系还未完全解冻，直到2001年，才发起寻找美军飞行员的行动，罗必书时任罗家村党支部书记，接待方方面面的来人，信息掌握较多，加上对营救美军飞行员一事早有耳闻，如果站出来“承担”这一事件是有优先条件的。原监利县外事办主任罗必寿回忆：“当时我们也无法决断，后来华夏纽带工程组委会秘书长李靖说‘就定他吧，他说话得体，又参加过几次活动，没有人比他更合适。’”

笔者在周老嘴镇组织办公室查阅了罗必书的入党材料。资料显示：罗必书，曾用名罗炎成，男，1940年8月出生，贫农成份。按照贯例，农村登记的出生年月为阴历，罗必书的真正出生月份应在9月。在罗家湾罗必书旧址后面，是罗老先生夫妇的墓地，墓碑上清楚地镌刻着：父（罗必书）生于1940年庚辰八月十三日，卒于2022年壬寅腊月初五日；母（王氏）生于1939年己卯八月初二日，卒于2019年己亥十月廿七日。毫无疑问罗必书的出生年月应为1940年9月14日，在本尼达跳伞受伤时，罗必书四岁还差四个月零九天。无法想像，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是如何把受伤的美军飞行员背回家的，即便是协助父亲罗甫世也可能力不从心。因此，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很难成立。

七

究竟是谁救了美国飞行员？第二种说法是戴月、魏泽铭说。

1994年出版的《周老嘴春秋》一书有专门章节讲述了当年营救美军飞行员的事情，并且提出了一个与罗甫世、罗必书之说完全不同的版本。题为《盟军机毁赤射垸，营救美国飞行员》，提供这一情况的魏泽铭老人当时是中共监沔县委领导下的第三区（周老为一区，陈沱为二区，分盐为三区）秘书，区长戴月是中共监沔县委组织部长（兼三区区长）。按照魏泽铭老人的回忆：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中，区机关经常流动，三区移驻在周老嘴东南约三华里的乾家湾”。5月6日这天下午，区长戴月和秘书魏泽铭正在屋里研究工作，突然空中传来“咔嚓、咔嚓”异常刺耳的声音，他们跑出大门朝天空一望，只见一架尾部冒着浓烟的飞机从东北方向飞来，同时从机舱的腹部跳出一个小圆球，霎时，飞机坠毁在赤射院湖中。小圆球徐徐下降，隐约看到是降落伞时，区长戴月和秘书魏泽民，还有区里其它同志，不约而同地奔向降落伞着陆的地方。少顷，一位金发碧眼高鼻体魄健壮的飞行员在他们面前降落。此时周围忙活的农民拿着锄头、扁担涌来将飞行员围住，飞行员惊恐万状，急忙将手中的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丢在地上，又从制服口袋里取出2本袖珍地图，指着扉页上的中国国民党党旗，送给戴月和魏泽民看，戴月区长将这个飞行员带到周老嘴找商会会长安排地方休息。

魏泽铭老人还讲到一个细节：当时，天气炎热，安排人端茶给他喝，这位飞行员却不接受，戴月意识到飞行员有疑心，就将茶壶里的茶自己喝了一点，再递给他，飞行员这才接下喝了一大盅。接着戴月找来了一位略通外语的人与飞行员对话，当他知道自己降落的地方是新四军的范围后，立即转忧为喜，并伸出大拇指称谢，说他有救了。过了两天，戴月区长派人将他送到襄南指挥部去了。

2005年7月出版的《监利历史研究》第四期载有束继敏先生根据魏泽铭老人回忆录整理的《美军飞行员在监利获救记》一文更详尽地披露了这一历史事件。束文介绍，戴月区长把飞行员带到周老嘴后，找商会会长夏家璋安排地方休息，随后找来上过教会学校的罗栋生作翻译，最后派了6名武工队员绕道双鸣寺，走白露湖边缘将这位飞行员护送到潜江孙家桥襄南军分区司令部。

根据魏泽铭老人的回忆，美军飞行员在降落后没有老百姓参与救助，更省去了罗甫世、罗必书将飞行员背回家中吃炒碗豆米的细节，而是直接由三区区长戴月安排武工队员将美军飞行员护送至襄南军分区。

笔者查阅了《监利人民革命史》、《中国共产党监利历史大事记》、《监利抗日史稿》等资料，发现1944年5月初周老嘴地区尤其是罗家湾一带的敌我形势，可谓犬牙交错，危机四伏。

首先，1943年2月10日，日军纠集重兵围剿原国民党军一二八师王劲哉部，至22日一二八师全军履没。王劲哉腿部中枪，躲藏在柳关彭李湾一农户草垛中间，被一向好吃懒做、官瘾十足、绰号“叫花子”的彭明辉告发，王落入日寇之手（彭后来任黄卫军大队长）。至此，整个监沔地区的抗日斗争暂时归于沉寂，周老嘴乃至罗家湾一度成为真空地带。

1943年3月中旬，隐居在监利的共产党员胡良发、王哲夫等人在潜江熊口联系上新四军襄河军分区敌工科长韩白起（海南文昌人）。3月下旬，韩白起带一个武装侦察班来到周老嘴，4月，正式建立中共监利县临时工委。韩任书记兼组织部长，胡良发任宣传部长，王哲夫任武装部长兼敌工部长，领导监利的抗日斗争。6月，襄河军分区襄南指挥长李人林率45团一营到周老嘴成立监利抗日游击大队。

1943年9月，正式成立了以李秉范为书记的监沔县委，组建以原45团参谋长青雄虎为团长的三十一团，改联乡为区，周老嘴为一区，陈沱为二区，分盐为三区，由于周老嘴地理位置特殊，是襄南、江陵、潜江通往洪湖抗日根据地的必经之道，又是监利的门户，因而成为敌我必争之地。

1944年2月，驻监利县城日军司令福冈率日伪军重点进攻周老嘴，李人林调集45团、31团以及地方武装共二千余人与敌斗争。鉴于当时的形势，襄河地委决定分设监利县和监沔县，原监沔县委班子全部转移到洪湖剅口，监利县委暂由江陵中心县委代管，但由于中间敌伪据点林立，扫荡频繁，江陵中心县委对监利是鞭长莫及，因而以周老嘴为中心的监利县陷入混乱，东西南北的日伪军反复扫荡周老，老百姓几乎天天跑反，亦称“跑兵荒”。1944年3月3日，伪军饶子骐旅攻占周老嘴，饶旅李明显部进驻分盐，襄南至洪湖的要道被全部切断。在此期间，监北各区、乡只能各自为战，在各种敌人之间穿插游击。因此，原先逃走的汉奸、恶霸纷纷回头，作为还乡团为敌带路，烧杀抢掠。

在此危急时刻，襄南指挥部指挥长李人林果断决定，花大气力也要夺回周老嘴。1944年3月31日，45团从潜江出发，4月1日凌晨两点多钟完成对周老嘴敌军的包围，经过两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我军以十多人的伤亡毙敌数十人，俘敌两百余人，饶旅坐阵的副旅长侯学义当场毙命。周老嘴大捷，老百姓欢天喜地迎接新四军。

1944年4月中旬，襄南指挥部决定重建监利县委，调任谭扶平（河南光山人，后在英山县牺牲，葬于英山县烈士陵园）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戴月任组织部长兼农会主席。谭到任后，随即调整区乡领导班子，更换了部分工作不力的保长。当时周老嘴为一区，区长王哲夫（7月调任监西二区区长，一区区长由黄绍之继任）。另外，谭扶平从青训班带来几个进步青年，充实县政府机关人员。没有县大队，仅有一个不到三十人的警卫排，虽然力量薄弱，但周老嘴光复后形势大好，尚能顺利开展工作。

根据上面所述，当时的周老嘴是监利县委的驻地，营救美军飞行员应在县委领导之下，由周老嘴区政府主导，而不可能由分盐区主导。相关资料表明，1944年4月中旬，戴月已不再兼任三区区长，而是县委组织部长兼农会主席。

另外，本尼达在回忆营救事件时，多次提到当地百姓“用门板抬着我”这些细节，并没有提到是新四军的的县委干部救了他。

综合以上情况，笔者认为魏泽铭老人的记忆有误，应不予采信。

八

究竟是谁救了美国飞行员？第三种说法是罗福世、李德祥说。那么，究竟是谁救了美军飞行员呢？

罗家湾的人清楚记得，在罗必书和本尼达相拥而泣，并接受了相赠的飞虎队棒球帽后，本村罗姓家族的罗必高和他的表妹李艳珍找到罗必书家中讨要说法。理由是，美军飞行员不是你救的，你父亲也没有参加，而是我们两老表的父亲救的，并且一直护送到襄南指挥部。作为村支部书记，你冒认英雄，张冠李戴，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罗必书的老伴王氏被吵得不行，劝老伴说：“你得了什么东西就拿出来分一半给他们，免得外人看笑话。”罗必书先是苦笑，后来很生气地说：“我就得了一顶棒球帽，他们要拿去好了！”

罗必高和李艳珍是姑舅老表，罗必高的父亲罗福世是周老嘴光复后中共监利县委领导下的一区五保保长，前任保长罗美世因为胆小怕事、工作不力被区政府撤换了。罗福世当时三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家中弟兄四人，分别是福、禄、寿、喜，另有堂兄弟几人，在罗家湾是说得起话的人。三弟罗寿世在1949年解放军攻打毛家口的战斗中是支前队长，带领100多名支前民工冒着枪林弹雨给解放军送给养，解放后担任过洪湖县长、县委书记。村里年岁大的老人告诉笔者，罗福世身强体壮，为人仗义，曾经因为本姓户长罗毓垓处理一家寡妇的田产不公而当面掌掴户长。新四军光复周老嘴后，几次在罗家湾开会，罗福世都是积极分子。

罗必高的表妹李艳珍是周老嘴李家老台人，父亲李德祥是罗福世的妹夫，又是老亲，当时李德祥只有14岁，原本在一二八师某部当通讯员，日本人攻打一二八师时，李德祥躲在一床芦席下面才侥幸逃生，因为担心日伪军搜捕，所以避难于老亲罗福世家中。

按照李艳珍的回忆，事发当天，父亲李德祥正在当保长的大舅哥家里躲难，听到飞机轰鸣的声音才跑出来。保长罗福世命人把美军飞行员用门板抬到家门口后不知所措，是父亲在一二八师当通讯员时受过教育，说是遇到美军飞行员要救，遇到日军飞行员要抓，并且要马上报告上级。罗福世听取了他的建议，于是马上安排人将飞行员用门板抬着送到周老嘴区公所。

李艳珍的爱人朱怀庭退休前是周老嘴镇红色老区办公室的主任，据他说，这些年为岳父和大舅伯营救美军飞行员的事多方奔走，跑了几十个部门，搜集了厚厚一摞资料，一心想搞个水落石出，但因为当事人大多已去世，找不到直接证据来证明，所以至今未有说法，这让朱怀庭感到愤愤不平。

按照李艳珍父亲生前的述说，美军飞行员在送到区公所后，请来了街上唯一上过教会学校的罗栋生询问，才知道是美国援华陆军十四航空队的战斗机驾驶员，区领导很快汇报给中共监利县委领导，领导很快作出决定：一、连夜将美军飞行员转移到比较偏僻安全的福寺湾联系点；二、安排专人用小船将飞行员经新口剅、双鸣寺、走白鹭湖到潜江熊口，交给襄南指挥部；三、安排专班在陆地上暗中保护。

任务交给了五保保长罗福世，为隐秘起见，罗福世只叫了自己的二弟罗禄世（前一二八师壮丁，溃散后逃回家中）帮忙，另外带了14岁的李德祥放哨。李德祥的记忆中，他们三人在二更时分出发，在福寺湾联络点接到美军飞行员后，搀扶着他一路跌跌撞撞找到河边预先备好的小船，船上铺了很多稻草，又装了一些柴禾作掩护，把美军飞行员藏在柴禾中，由李德祥坐在船头望风，罗福世摇桨，趁天亮之前让罗禄世回家听动静。就这样，一路无语，经过一整天的行程，于傍晚时分到达潜江熊口华林桥。襄南指挥部的同志热情接待了美军飞行员和罗福世二人，给他们安排了丰盛的晚餐，并安排地方休息。

次日上午，罗福世与襄南指挥部的领导以及美军飞行员辞别，美军飞行员心怀感激地取下手中的金戒指塞给罗福世，罗福世婉言谢绝了。指挥部的同志紧紧握着罗福世的手表示感谢，并掏出一叠纸币递给罗福世，叮嘱他回去以后不要跟任何人讲，以免日伪报复，罗福世连连点头答应。但就在这时，同来的李德祥提出不回去了，要参加新四军，罗福世考虑了一会答应了。

罗福世卸掉柴草轻车熟路赶回了罗家湾，拿出一部分纸币分给二弟罗禄世，同时又叮嘱二弟：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讲这件事，否则日本人会杀我们全家，甚至全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日本投降之后，新四军北撤，国民党军占领周老嘴，罗福世赶快辞掉保长，担心国民党说他跟新四军有瓜葛。随后，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紧接着是抗美援朝，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在朝鲜明火执仗。解放后的二十多年时间，我们又一直生活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氛围中，罗福世兄弟更是三缄其口，让这个秘密埋在心里。

另一边的李德祥却是戏剧一样的人生。

在襄南指挥部陪同美军飞行员养伤一段时间后，指挥部首长看到两人关系融洽，决定让其陪同美军飞行员前往大悟新四军五师师部。在本尼达的回忆中几次提到：“新四军的一个小战士，一路陪同着我。”有资料表明，此人正是李德祥。到达大悟以后，鉴于沿路关卡林立，五师领导决定护送美军飞行员的人员全部留在师部，这样李德祥从襄南指挥部的小战士成了五师师部的小战士。随后的中原突围中，李德祥在湖北房县被俘，经过国民党军一段时间“教育”，李德祥被编入国民党军某部。再后来，人民解放军攻克房县，李德祥又一次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在审查了李德祥的历史后，解放军政工人员问他何去何从，他心灰意冷地说：“我想回家种田！”就这样，李德祥领了五块钱纸币独自踏上了返乡的路。

1987年，清理中原突围掉队人员时，李德祥再一次经历了波折，有关方面认为，他虽然当过新四军，但被俘后又当了国民党兵，不属于落实政策的人员。李德祥上下呼号却得不到回应，这应该是他人生最黯淡的时刻。后来，终于峰回路转，在房县当国军时被安排看守抓到的一名共产党高级干部，看到这位干部遍体鳞伤，但气息尚存，李德祥和另一位被俘人员商量后，把这位干部推下了山坡。后来，这位干部得救了，成了一名重要领导，几十年后辗转找到李德祥，了解到情况后，马上给有关部门写信，于是李德祥成为监利乃至湖北省最后一位被平反的新四军战士。遗憾的是，笔者查遍了监利市委组织部、退役军人事务局、民政局和市档案馆，却没有他的半点信息。

在这里，笔者讲一件题外事。1988年10月，前国民党一二八师副旅长候若愚给监利县人民政府写信，请求查找45年前日寇攻占监利柳关时，救助他脱离险境的柳关农友。候若愚在回忆了他遇难脱险的经过后，在信的末尾写道：“在日军搜捕频繁，大肆屠杀无辜的情况下，该农友敢于收留我，并冒险送我过河，其义行虽时隔45年，但每念及此，时怀涓滴图报之恩……”监利县外事办在查找调查过程中，有五户人家的后人都写了材料，证明是自己父亲所为，其中一位写得最平实、最模糊的被候先生认定，其父朱同信正是冒死相救的农友。后来，候先生亲书“敬军爱国，义行流芬”字屏一副，以及美金100元赠予朱同信后人朱元伯先生。

这件事让外事办的同志很不解，一桩历史事件出现后，我们为什么要群起而攻之呢？不顾事实，不顾影响，甚至编造细节，混淆真相，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这真应了民间一句话：“历史事件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

另外，有媒体报道：在本尼达受伤送往周老嘴区公所后，周老嘴同仁堂医生罗楸声为本尼达出过诊医过腿伤，并展示了一张泛黄的处方。笔者专门找到罗楸声的女儿、曾经担任过周老嘴卫生院院长的罗忠慧，目睹了这张传奇的处方，这其实不过是一张祖传的药方秘籍，在治疗妇科、胃病诸多病症后面是治疗扭伤的几味草药名，根本不是什么处方。

笔者查证，周老嘴同仁堂堂主是老中医罗声振，曾经享誉监北及沔南一带，罗楸声生于1923年，1944年才21岁，在同仁堂应该是学徒，罗声振怎么会把治疗美军飞行员这样重大的事件交给一个学徒？何况中医在治疗创伤方面当时并不被西方所接受。

世事沧桑，往事如烟。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格伦·本尼达也于2010年10月23日以87岁的高龄在美国加州去世。2014年1月6日，是本尼达的百岁华诞。

来源：监利发布，作者｜李思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