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西方伪史”义无反顾

——西史辨伪重要自媒体遭“群体封号事件”真相

董并生 非 子

2025年06月22日

【西史辨按】：近期发生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西史辨伪自媒体被“群体封号事件”，标志着中西文化“舆论战”进入了短兵相接的白热化阶段。

西史辨伪不是出于“为辨而辨伪”的个人兴趣。也许有人会说：“西方人伪造历史关我何事？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然而，情况没有那么简单。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由以萨依德为代表的进步学者在国际学术界掀起的风潮澎湃的揭露、批判西方殖民主义与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的学术思潮，标志着反殖民主义学术的兴起、敲响了殖民主义的丧钟。与此相反差的是，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而学术界却对国际上这场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缺少回应，依然深陷于西方中心论的东方主义窠臼之中。

什么是东方主义呢？简单而言，就是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文化洗脑及驯服工具。其针对性地杜撰出一套理论，让被殖民者自觉在殖民者前矮人一等。东方主义在中国的典型表现，就是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被称为“古史辨”、质疑中国上古历史真实性的疑古思潮。一时间，原本没有历史的西方列强炮制出庞大、久远的伪史体系，而世界上唯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历史文化却遭到毁弃。

一言以蔽之，东方主义是19世纪西方中心主义文明等级论的一种形式，就中国而言其目的是塑造一种“认知正确”，使中国人觉自己的文化、传统一直落后、腐朽，西方则一直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与中心，中国现代化就是“反传统 ”后的西方化。

西史辨运动的目的，正是为了打破这百年来被文化与思想殖民却毫不自知的心理定势；不彻底揭露西方伪史的假面，就不能彰显中华文化的光辉。而”文化买办 ”所形成的既得利益小团伙，出于一己之私利，妄图将这种文化殖民主义永远继续下去，选择无视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势。

“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霸权主义不愿看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这次“群体封号事件”本质上是境内、境外反华势力为了遏制中国文化复兴而操控东方主义资源发起的一场新时代、新形式的文化殖民战役。

西史辨伪同仁将义无反顾地接受挑战！我们坚信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最近，在多个互联网平台，一批坚持文化自信、颇具影响力并深受广大读者、粉丝喜爱的西史辨伪自媒体，如“生民无疆”“昆羽继圣”等，几乎同时突然遭到无端地大片封杀禁言，引起网络舆论一片哗然。

这显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长期以来坚持西方中心论的拥趸觉得“大快人心”，他们奔走相告、甚至聚会饮酒、弹冠相庆，并在短时间内组织大量水军进一步在互联网各平台集中大批量投喂短文，对西史辨伪运动进行蛮横无理、骂大街式的肆意诋毁与歪曲。

令人不解的，是谁拥有这么大的权力？竟然可以动用网络世界的行政力量，对于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正能量、抵制西方中心论的拥有大量粉丝的自媒体，肆意进行封禁？互联网这块舆论阵地，难道已沦为了任由某些对中国文化抱有偏见的网络把持者恣意妄为的法外之地？

综合来看，这些被封禁的自媒体有着反对西方中心论，对西方伪史进行质疑的共同特点。从文化立场及学术态度来看，这次“群体封号事件”实质是一种文化战争的表现形式。

本文试将这次事件的前因后果及来龙去脉进行简要梳理，一探真相。

一、质疑西方伪史的学术背景

为什么有必要对西方的世界历史知识体系进行质疑呢？其理由显而易见。

首先，近代以前西方没有真正意义的历史。17世纪前后，来华传教士将中国的历史观念带回欧洲，引发了整个宗教界、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于是在欧洲开始了以中国的历史时间观念来改造欧洲神学历史观的启蒙运动。第一部可以称为世界历史的著作是18世纪伏尔泰（1694-1778）所写的《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1740-1756）一书，其中第一章首先讲述的是中国历史，讲到犹太历史时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讲到埃及时，则说埃及历史最为晚近，不值一提。

伏尔泰《风俗论》写作于1740-1756间，后将1765年所著《历史哲学》作为该书导言  

 在伏尔泰的这部著作之前，所谓的欧洲历史依然处于无年代、无历法，草昧洪荒的神学创世观时代，例如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国师太傅”波舒哀（1627-1704）为教育王子所编撰的所谓历史教材——《普遍历史》（1681）——所采用的就是这种创世纪神学历史观。

亚当，或曰创世（世界第一纪）；挪亚，或曰洪水（世界第二纪）；亚伯拉罕的使命，或曰上帝与人立约之始（世界第三纪）；摩西，或成文法（世界第四纪）；攻破特洛伊；所罗门，圣殿的建立（世界第五纪）；罗慕路斯，或曰罗马城的建立；居鲁士，或曰上帝之民从巴比伦之掳中获释；斯基皮奥，或曰迦太基被破；耶稣基督的诞生；君士坦丁，或曰教会的和平；查理曼，或曰新帝国的建立…… 云云

这位“国师太傅”对法国王子说：“在接下去的第二部分，我会给您一直讲到您父王用不朽业绩创立的辉煌时代，而您一心追随父辈的足迹，要去创造一个令人期待的更大的辉煌。”[1]

伏尔泰所处的时代（18世纪），中国风在欧洲盛行，因而他所持的历史观以中国历史为世界历史的起点，并不奇怪。因此，伏尔泰这部著作被西方视为世界历史的开山之作。不过，伏尔泰的这种史观，在欧洲没有形成历史传统，不久即被后来的西方中心论史观所取代。

其次，现行西方的世界历史体系，是19世纪以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论为基础以虚构历史为手段构建起来的，反映西方中心论历史观的学术体系。例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代史学奠基人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在其晚年所著的收山之作——《世界史》九卷本（中译本合为三卷）即是其典型代表，这部皇皇巨著，顶着“世界史”的名目，却对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国历史不置一词，反而对在18世纪之前不见经传的“古希腊”及“古犹太”大加标榜，以巨大篇幅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核心，试图以此将西方中心论坐实。

冯·兰克九卷本《世界史》（2017年中译本合为三卷）    

第三，中国史学与西学中的世界历史系统性接轨为近代现象，早在两千年前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司马迁便以“西域传”的书写传统，将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安息、条支等古国纳入中国史叙述框架，这种以中央王朝视角记录异域文明的实践，在二十四史中形成连续谱系——从班固《汉书·西域传》对贵霜帝国的记载，到《新唐书·波斯传》描述萨珊王朝覆灭，均体现了古代中国无远弗届“天下观”独特的世界认知方式。而作为西学的世界历史体系在中国的形成非常晚近，这来自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体系，一经引入便基本上一成不变，并被视为与中国史等同的“信史”。

长期以来，我们的世界历史体系，是基于翻译与编纂，而非研究与思考。西学在中国的起源、源自英国新教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他在主持广学会期间，出版了不少书刊，其所主编的刊物《万国公报》，介绍了西方的若干历史知识，可以看做是世界历史学科在中国的发端。其承接者是以梁启超（曾任李提摩太的秘书）为代表的清末西化派知识分子。梁启超曾对当时出版的一些西学书刊作过如下介绍：

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始创《万国公报》；通论中国时局之书，最先者林乐知之《东方时局略论》、《中西关系略论》。近李提摩太之《时事新论》、《西铎》、《新政策》；西史之属，其专史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米利坚志》、《联邦志略》等；通史有《万国史记》、《万国通鉴》等；《泰西新史揽要》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2]

梁启超为近代传播西学知识、引介西方思想的关键人物，以他为代表在20世纪告诉国人的世界“古典历史”知识，不过是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者所编造的“古典历史”而已。

梁启超的西学启蒙老师是李提摩太，来自传教士的译作是近代中国西学的一个主要来源；林则徐、徐继畬、魏源等，所谓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晚晴学者，其著作也是从传教士哪里获取资源，雇请翻译进行翻译纂述的。在此基础上，梁启超父子翻译了英国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所著《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1918年他尝试编写本书，于1920年初版。其后几经修订再版。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重版三十余次，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传布于世界各地。

梁启超父子所翻译与推荐的《世界史纲》不仅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进而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再度成为传播世界历史知识的畅销书，其影响非同小可。

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韦尔斯《世界史纲》（1982年版）   其实，韦尔斯并不是什么历史学家，而是一个新闻记者，该书建立在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杜撰的西方历史基础之上，是在一战结束后不足两年时间赶制出来的一篇急就章。

该书中译本最初由梁启超指导其子梁思成译为语体文并进行校阅，其后由一批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再次翻译为现代汉语，通过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不断再版、重印，以知识传播的方式，向国人灌输这部西方中心论著作所传布的“世界历史”知识。这部通俗作品对中国人世界历史观的形成不容小觑。例如，中国著名史学家、世界史学科主要奠基人吴于廑（1985）最早就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我个人最早接触到的由西方引进的世界历史，是十几岁的时候，在一个偏僻小邑里见到英国韦尔斯《世界史纲》的中译本。这部书的翻译起初由梁启超倡议，梁思成等初译，后来又由向达等据新版改译。梁、向等人是我国学术界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眼力确实非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与苏联分道扬镳之后，为了消除苏联学术对中国的残存影响，学术界又将威尔斯的这部《世界史纲》重新搬出来反复重印，几十年间大行其道，至今依然是一部影响中国人世界历史观念的基本读物。

建国后，影响最大的世界历史作品当数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1962年第一版及1972年第二版）。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四卷本（1962年第一版）[3]    

这部《世界通史》四卷本（第一版），是文革前以苏联科学院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为蓝本编译出来的大学世界历史教材[4]，带有浓厚的苏联意识形态印记。这部《世界通史》于1972年推出了第二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略作修订，调整了若干意识形态的表述而行世的，其西方中心论的基本框架无大改动。其后，教育界曾多次组织全国著名教师对其细节方面进行局部修改，依然未能体现出对于世界历史的中国观点。苏联版《世界通史》除了巴黎公社及十月革命等篇章及阶级斗争理论略有特色之外，基本上与西方版世界通史属于同一体系，都是西方中心论的不二体现。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13卷26册（中文版1961年起陆续出版）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国内学术界与教育界的世界历史研究与教学现状颇为不满，却又似乎一时难以找到彻底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的良方。

吴于廑和周一良在借鉴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基础上编写的四卷本《世界通史》，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编著的首部通史综合类教材。对其中存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编著者自己十分清楚。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吴于廑对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已经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担忧，“解放前后引进我国的两种世界历史，虽然体例不尽相同，却具有同样一种中心论”，即“欧洲中心论”[5]。周谷城是最早严厉批评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之一，1961年他在《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中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指出“欧洲中心论”理论即来自欧洲近代化进程。在1982年影印版《世界通史》前言中周谷城进一步指出，欧洲之外的内容“大体都是作为‘西方外的附庸’写的。这种写法，自我开始研究世界史以来整整半个世纪，没有根本的变化”。[6]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为了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必须提高我国世界历史的教育水平，因而国家在院系设立、人才培养、图书资料馆建设等方面花了很大力气。例如，1984年，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4月联名致信教育部《关于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教育部随即于同年5月24日迅速转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积极对该建议进行落实。

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联名上书

《关于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部分书页）及教育部批复   

尽管在教育研究机构的增设、人才培养及图书资料馆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在一些专题学术领域也有一些成果出现，然而，其性质属于对久已定型的世界历史体系的拾遗补阙，对西方中心论世界历史的总体框架没有突破，国际反殖民主义学术领域听不到反映中国学派独立见解的任何声音。

对于这种世界历史研究状况，学术带头人自己也不满意。例如，西方古典学的国内领军人物刘小枫就大为不满。他于2019年5月12日在微信公众号“古典学研究”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是《新史学、帝国兴衰与古典教育》。

这篇“大作”开门见山地指出：“1978年的‘我们’在读什么书、能读到什么书？当时尚且年轻的‘我们’在想什么问题，脑子里有怎样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如今，‘我们’在思想学问和政治觉悟两方面有了多大长进？晚近20年来，我国学术景观变化之快，即便已经成为学界中坚的‘70后’和‘80后’学人，恐怕也有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感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界还很“年轻”，其知识来源实际上是对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的囫囵吞枣式的舶来品，从来没能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术观点，没有采取中国文化的学术立场，缺乏辨别西方中心论世界历史体系真伪的史学方法。

在评论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的时候，刘小枫嘲讽当代中国的世界史学处于爬回“第一洞穴”的阶段。他说：

当“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目标成功“超克”资本主义，人们马上就感觉到：资本、科技乃至“自由”“人权”“民族”“独立”“自主”之类的观念，都不过是“国族相结相排”必不可少的武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点显得更加清楚。借用施特劳斯的说法，人们现在不得不从“第二洞穴”爬回“第一洞穴”。[8]

他进一步强调：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很难理解，为何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尽管我们的人文-政治教育中并非没有世界历史课程，或者说并非没有确立起一种世界历史意识，我们如今却突然感到需要从头学习世界史。

从21世纪第一个10年开始，在中国出现了持续的“世界史热”。刘小枫认为这种“世界史热”是“西学热”的最新表现。他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生存状态逐渐改善，学界也在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尽管学术热点数次更迭，教育面貌不断更新，但“西学热”始终是主流。仅举荦荦大者，自1978年以来，我们至少经历过“经济学热”“现代哲学热”“社会理论热”“后现代哲学热”“古典政治哲学热”。晚近10年来，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面临新的挑战，又迅速出现“世界史热”（晚近5年来尤为明显）。在这里，刘小枫将在中国新兴的“世界史热”归结为“西学热”的最新表现。

他说，推动中国“世界历史热”的动力不在学术界：“在我国大学的文科建制中，世界史专业迄今相当纤弱，明显不能适应国家成长的需要。2011年，教育部将世界史专业从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但这个专业显然没可能短时间内变得强健。

我们值得问：推动晚近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从何而来？在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的世界史专业人士大多在国别研究或区域研究的海量材料中辛勤耕耘，凭靠现代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派方法积累实证成果，不大可能成为这股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反过来说，由于专业划分明细，且受人类学/社会学方法支配，世界史专业人士未必会感觉得到，自己的学问意识、研究取向乃至学术样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刘小枫认为，中国近年大量涌现的各种世界史译著翻译热，既不是学术界推动的结果，也非都出于“大国崛起”意识。将其简单地归之于外国书商与国内出版商的炒作……

实际上，他没有认识到，如今的世界史热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伴生的重新认识世界与复兴中国文化的时代要求，与世界历史自身的发展形势遥相呼应。可以说，这波“世界历史热”经久不衰，正是西史辨伪运动作用的生动体现。

世界历史研究领域的专业学者对于世界史的这种研究现状也颇有微词。例如，向荣教授在题为《史料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论文中说：

汪朝光曾在《中国世界史研究70年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指出，中国世界史研究存在的明显短板与不足中，最大的问题是史料严重缺乏，从而影响世界史研究质量。而马克垚在2015年的回顾与展望文章中，也表达过相同看法，认为现在互联网发达，国际交流便利，获取原始资料不再困难，但由于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缺乏理论和体系上的创新意识等原因，中国世界史研究质的提升还不够。在笔者看来，中国世界史研究不仅缺乏原始史料，而且阅读原始史料的能力和习惯也还需要培养。[9]

我们认为，史料固然重要，提升外语能力也属于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技能。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以中国视角与中国观点来重新审视世界史，要夺回历史文化的话语权，必须对18世纪以来，尤其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形成的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体系进行一种彻底的辨伪功夫，搞清楚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基础是如何被层累构建出来的这一根本性问题，澄清世界历史、文化的真正源流，才是中国学派对世界历史进行研究的当务之急。

按照中国传统的史学标准，合格的治史者须具备“史学”“史才”“史识”与“史德”，中国早期的世界历史学者所做的只是一些翻译、编纂的工作，既无史学也无史才，更谈不上史识与史德；晚近的学者也许有了一点史学及史才，却无非是给西方中心论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尚难具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史识”，遑论“史德”！这两种情况，对于既成的西方中心论世界历史体系不能撼动分毫，如此则民族文化自信何以增长？中国文化何以复兴？

总而言之，对于当今世界历史的研究现状，国家领导人不满[10]，世界历史研究的开创者不满，学术带头人不满，广大学人不满，人民群众不满，国外反霸正义力量不满；有没有什么人满意呢？有：极少数把持学界的所谓学术权威满意、借此获得巨大荣誉的所谓“官科”与既得利益者满意，靠贩卖西方中心论啖饭者、乃至国外的文化殖民主义者，他们不仅大大满意，而且踌躇满志、忘乎所以……

二、“西史辨伪”运动的由来

“西史辨伪”之名是针对西方伪史而言,明拨乱反正之义。它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兴起的针对西方历史进行辨伪的学术运动。

西史辨伪学术运动揭示：西方伪史出现于16-17世纪之际，其代表人为为法国学者斯卡利杰神父；而19世纪前后是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的鼎盛期，期间通过“考古学的十字军东征”，大批量制作所谓的古典古代的伪文明遗迹，为西方中心论提供历史支撑。其所采用的主要手法为：虚构纪年（掇拾伪史资料，抄袭中国时间）、偷窃历史，袭用汉语雅言概念、炮制伪史手稿，在考古方面毁灭真遗迹、伪造假遗迹、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将晚期穆斯林的遗迹指称为远古伪文明的遗迹）；将历史上唯一的真文明古国——中国的上古历史贬称为神话，将中国与其他殖民地民族贬低为未开化或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同时将其所伪造的古希腊-罗马史标榜为人类文明的典范......

1.“古史辨”是殖民主义的文化工具

与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相对照，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了一场质疑中国古史的所谓“古史辨”运动，打着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旗号，质疑并否定中国上古史，宣称其为虚构的神话传说。例如，如古史辨发起人顾颉刚称“大禹是条虫”，“古史辨”的代表人物胡适之，留美海归到北大讲学，开篇就将中国历史拦腰斩断，讲述中国哲学史从老子讲起，鼓吹“东周以上无史”论。

这场运动实质上体现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图谋，是西方中心论打击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种形式，它一方面是受到20世纪初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尧舜禹抹杀论”[11]的影响，另一方面则继承了19世纪传教士对中国古史进行污名化的衣钵。2023年12月，西史辨伪与中华文明复兴学术论坛召集人之一赵驰先生，在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明复兴”学术论坛上的致辞中指出：

在本届西史辨伪论坛（2023年末）举办恰好一百年前（1923年末），历史学者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12至16期连载发表了《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标志着古史辨派“层累说”的正式确立。

古史辨派的出现并非中国学术界的孤立事件，事实上欧洲的来华传教士从19世纪初[12]、甚至更早在传教士袭取中国历史年代编造世界伪史时就开始提出对中国古史年代的怀疑，这是一种“盗憎主人”的心理表现。百年前在国家危亡之际出现古史辨派，不可能不受到西方传教士两、三百年以来污名化中国古史言行的影响。从此，中国的学术界落入了怀疑中国古史、在文化上自我矮化的东方主义陷阱，不啻于将历史文化话语权拱手让给西方殖民主义势力。

古史辨打着学术的旗号，疑古只疑中国、不疑西方，只对拥有真正历史的中国真史进行质疑，却对伪造历史的西方伪史熟视无睹，是殖民主义的学术圈套高明、还是中国学者智力低下？百年间竟然对这种明火执仗的历史学双重标准视而不见！

1926年顾颉刚将部分文章以《古史辨》为名结集出版其后其他成员参与进来

《古史辨》前后共出版了七卷，质疑中国上古史的真实性   据吴义雄的研究揭示，19世纪西方传教士及汉学家基于“西方中心论”及“文明等级论”，曾经大规模质疑中国古史。举例来说，19世纪初较早出现质疑中国上古史的作品，是荷兰学者德胜（Isaac Titsingh）在1805年完成的一篇题为《基于日本人观点的中国年代学评论》的文章。他的文章初稿写成于离开日本后不久，引起了法国汉学家老德经（Joseph de Guignes）的注意。老德经怀疑夏、商及部分周代历史的真实性，认为“这些朝代的历史仅仅基于晚出典籍”之上，“充满了虚构故事和寓言”，彼时居于中国地域的人群乃“未开化者”。[13]

遗憾的是，学术界直至今天尚未对20世纪初“古史辨运动”的危害性形成清醒的认识。如今，学术界依然有许多人还蒙在鼓里，觉得古史辨运动是中国学者自发、自主地出于好奇心提出了对自己古史问题的合理质疑，尽管多年前李学勤先生早已发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号召，却依然恋恋不舍地甘愿留在殖民主义及东方主义的泥坑中，不愿意放弃早年形成的质疑中国古史的思维定式，硬要依着西方中心论的话术，去相信“中国文化西来说”。

2.西史辨伪运动简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以萨义德《东方主义》（1978）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1987）的出版为标志，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兴起了后殖民主义时代揭露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的学术思潮。

进入21世纪，河清《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2004）问世，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中心论反思的开始；其后，黄忠平（生民无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2012）、何新《希腊伪史考》（2013）、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2014）、《希腊伪史续考》（2015）、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2015）、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2017）、非子（裴峰）《大回环——中华文明的辉煌、迷失与复兴》（2018，电子版）、黄河清主编首届西史辨伪论坛论文集《欧洲文明史察疑》（2021）、河清专著《言不必称希腊》、《光从中华来》（2023）等质疑西方伪史的学术专著纷纷问世，西史辨伪的专题网站“爱传统网”（ict88.com）也应运而生。这些著作如雨后春笋，标志着一场深入人心的文化复兴运动方兴未艾。

2019年8月第一届西史辨伪学术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14]，标志着西史辨伪学派的正式形成。西史辨伪的学术观点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例如，2020年被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东方学研究中心所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高度推崇，称西史辨伪“疑西思潮”为我国东西方文化问题四次争论的最新历史进展，“成为中国理论东方学的重要构件”，这种“疑西思潮”代表了现代中国中西文化论战的新方向。[15]

第二届西史辨伪学术论坛于2021年12月在太原再次举办[16]，西史辨伪运动更上层楼。会上还发行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鼎力出版的第一届西史辨伪论坛的多作者合集的学术成果（黄河清主编《欧洲文明史察疑》（2021），一时登上社科类图书热销榜首，受到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其影响日渐深远。

第三届论坛（2023年）依然在太原举办，前全国政协专职委员著名学者思想家何新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等人做了视频发言，西史辨伪同仁济济一堂。社会各界对西史辨伪的关注达到惊人的高度，仅从第三届论坛线上直播的情况来看，在线参会及旁听人数达三万人以上，这在各类社科学术论坛中来说十分罕见。

在中国，自 20 世纪初开始，百余年来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发生了四场论争：第一场论争是20 世纪初关于东、西方文明的性质及长短优劣的论争，主要有守旧派（坚守传统立场）、中体西用派与全盘西化派，其在史学界则表现为疑古派（古史辨派）、信古派与考古派；第二场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关于东西方文明盛衰交替问题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争（简称“河东－河西”论争） ；第三场论争是 21 世纪初围绕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中国出版引发的论争，主要涉及如何从经济学及世界经济史的视角看待近 500 年来的东西方关系；第四场论争就是由西史辨伪学派质疑西方伪史引发的“疑西”思潮及其争论。[17]

这四场论争，是中国学者面对西方中心论世界史观从开始的自我怀疑，最终走向对西方中心论世界史观的根本怀疑和彻底否定。西史辨伪矛头直指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伪史，揭露了西方中心论的虚伪面目及其殖民本性。在首届西史辨伪论坛的论文集——《欧洲文明史察疑》的封底，对西史辨伪运动的历史使命曾有如下宣示：

自东西方交通以来，特别是近百年以内，西方文化如洪水般地输人，西方史携“西方中心论”也随之不假思辨、堂而皇之地流布于中国，国人则如对待中国史一样，认其为“信史”。这既是特定历史时期学术史上的一个盲区，也是早就被指责过的一种“拿来主义”错误;西史辨伪运动正是在新的世纪路口，对此进行历史的检讨和订正，进行系统的思辨和察疑。与其说是对西方史的一种辨伪和抢判，毋宁说是中国信史传统向世界文明史的一种回归和要求。

3.“西史辨伪”不是“西方伪史论”

2010年代西史辨伪学者发起对西方历史的真伪进行辨别的学术运动，我们称之为“西史辨伪”；而反对西史辨伪的学术观点，坚持西方中心史观的人们则使用一个近于藐视的名词——“西方伪史论”来指称这场学术运动。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西史辨伪”也必须从“正名”开始。西史辨伪指对西方中心论所编定的世界历史重新审视，对其真伪加以辨别，剔除其虚构的伪史部分，重写正版的世界历史，找回中国文化的话语权。而“西方伪史论”源于反方对西史辨伪不断攻击而慢慢形成的一种蔑称，其意涵则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形成的世界历史并无不当，而“西方伪史论”者以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论调，歪曲事实硬要将现代版世界历史论证为伪史。显然，这两个概念的立场、方法，所站的历史高度完全不同。一个是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一个是中国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其性质乃至历史方向也迥然不同。区别两者的内涵，属不同站位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可寻常视之。

这场“西史辨伪”运动针对百年前否定中国古史的“古史辨”，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对西方伪造历史的事实进行揭露，一经展开便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正如田辰山教授在第三届论坛致辞中所讲的那样，“西史辨伪是一个全世界都必须关注的大事，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类要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与道路，才能克服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才得以继续存活与健康延续下去。”西史辨伪必须坚持下去，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以期彻底消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使学术研究真正回归到中国文化大道上来。

4.西史辨伪成果举隅——创建中国学派，发出中国正声

西史辨伪学派出版的部分学术专著书影

西史辨伪的观点也反映在了学术期刊的文章中。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24年第10期刊登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地中海文明属性——关于欧洲文明连续性神话的审视》，文中承认：“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欧洲，欧洲文明的连续性叙事是19世纪以来欧洲学术界构造的神话。”这里，“19世纪以来欧洲学术界构造的神话”，明确指控19世纪的欧洲学术界伪造欧洲历史。再如，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梁孝在其《反思现代西方“神话”历史：“古希腊起源”、霸权意识和回溯式目的》一文中写道：“在18世纪以前，西欧主要国家的历史基本上是虚构的历史。”[18]还有，《历史研究》2024年第9期刊载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教授《“多源现代性”视域下德意志启蒙思想家的中国知识生产》一文提出：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意志学者以各种方式理解、消化、评判中国文化，通过中国知识生产，完成德意志性乃至欧洲性的自我建构。这样的观点，无疑都是西史辨伪运动影响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唐科教授与李孝如博士在《史学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尚联名发表了题为《比较视野下的近代西方古史辨伪研究》的文章，对于西史辨伪的研究不再讳莫如深。

习近平在《求是》杂志（2025年第8期）发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中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强调：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国家设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是为了从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中挣脱出来，创建中国学派，发出中国正声。2025年4月16日，在第四届西史辨伪论坛预告中，西史辨伪同仁发出以下呼吁：

西史辨伪，打造中国学派，需要下一番辨别真伪的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反对双重标准，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史学原则。发出中国正声，必须突出中国立场，彰显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清晰界定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破除西方伪史，向世界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是西史辨伪的基本出发点。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西史辨伪同仁不惧势单力薄，坚持反对西方中心论，破除西方伪史，弘扬中华文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

结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西史辨伪运动的出现，不啻于在沉闷的世界历史领域炸响一阵惊雷，使得万马齐喑的史学界出现战马的嘶鸣声。

曾几何时，一些贩卖“西方古典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领头人”及专业学者，对于质疑西方伪史的声音表现出一种充耳不闻、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那些在野民科翻腾不起什么大浪，于是采取闭目塞听、视而不见的态度，以为可以尸位素餐、照常度日；岂料西史辨伪运动在互联网的加持之下迅速扩展壮大，目前，活跃的西史辨伪自媒体数以百计，其“铁粉”更是不计其数。那些书斋中的“西方古典学”学科“权威”就再难鸵鸟埋沙了。如果真的拥有真理，不妨放下身段，学会与人平等相处或交流，或者也可以对西史辨伪的具体观点、论据、论证，发表自己的高论或不同意见，对西史辨伪的观点加以批驳，以理服人，完全可以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形象。然而，不幸的是西史辨伪掌握了真理，受到时代的召唤；而反方始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支撑大厦将倾的西方中心论。要不然，西史辨伪运动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却看不到一篇像样的驳论文章出世，可见西方中心论的伪史实在是千疮百孔，朽木难支。于是那些专业领域靠此啖饭的学者，惶恐不安，生怕自己平生所学付诸东流，其中或有不乏心理较为阴暗的主，想到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招，祭出下三滥的手段，煽动不明真相者恶意投诉，以为这样就可以陷人于阱、封人之口。

去年已经采取了包括采取了针对西史辨伪学者“钓鱼式采访”（6月份），针对“生民无疆”多平台的自媒体封禁半年（7月份）等花样繁多的种种阴暗手段，对西史辨伪进行污名化，极尽诋毁挖苦之能事，西史辨伪的个人专著自2018年以来一直被封堵、鲜能出版。这一次更加变本加厉，竟公然对众多西史辨伪的知名自媒体账号实行“群体封禁”！这种毫无学术底线、职业操守的卑劣行径着实令人震惊！

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无外乎或者是贩卖“西方古典学”的既得利益者和某些心理阴暗者雇佣水军恶意投诉，左右网管人员进行群体封禁；或者是一些西方中心论的拥趸，不甘心自身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而进行恶意捣乱搅局；更有可能是国外反华势力利用资本的力量操纵其所掌控的互联网平台进行远程狙杀。这几天有关视频披露的信息表明，一众得手人员曾网络集会、弹冠相庆，明确指向这是一种组织性、有预谋的构陷行为，其下三滥低级野蛮行径，为文明法治社会所不齿。

西史辨伪运动事关中国文化复兴的大业，只有彻底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基础，建立中国学派，发出中国正声，才能彰显出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一切试图阻挡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这里，我们奉劝那些西方中心论的拥趸们，及早回头，洗心革面、迷途知返；更要正告那些执迷不悟的违规、违法者停止铤而走险，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螳螂挡车没有出路！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某些利益小团伙的私货。学术争论，有理说理，采取这种下三滥的做法，实在见不得人。希望国家网信办管理部门，完善相关法规，支持正义之声，打击非法封禁正能量自媒体的恶劣行径，肃清舆论环境，将这种丑恶的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其幕后黑手无所遁形，“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疑中国古史之伪，如鸡蛋里挑骨头；求西方古史之真，犹沙子里寻金子[19]。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文化复兴，人人有责，西史辨伪，义无反顾。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025年6月22日

尾注：

[1] [法]波舒哀《普遍历史》节本，载刘小枫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谭立铸、王师、蒋开君等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9页。

[2]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

[3] 第一版缺第三册（近代部分上册），照片中该册为第二版（1972年）书影。

[4]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中古部分、近代部分上、下册），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系统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第一版的《世界通史》把1917年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明显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

[5] 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选自《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 周谷城：《世界通史影印版新序》，周谷城著《世界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见张绪强、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学科的创建者和推动者》，载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8-04。

[7] 见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作者：李贺 发布时间：2021-06-29。

[8] 洞穴隐喻的故事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第7篇。施特劳斯洞穴隐喻以古典政治哲学的处境为柏拉图的第一洞穴，现代政治哲学的境况是施特劳斯的第二洞穴，其首要任务是从第二洞穴上升到第一洞穴，然后再从第一洞穴上升到阳光中。他认为在现代启蒙运动因其成功而瓦解之后，不仅现代政治哲学沦为了意识形态，而且哲学本身也失去了可能性与必要性，施特劳斯形象地称这样一种后现代处境为“第二洞穴”。

[9] 向荣《史料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见北外全球史公众号2024年11月24日，文章来源：光明理论。

[10] 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打造中国学派，发出中国正声，恰恰说明世界历史研究的现状还没有形成能够发出中国正声的中国学派。

[11] 1909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的讲演中，提出了轰动史界的“尧舜禹抹杀论”。他说：厘清中国哲学就要研讨中国古代传说，传说的思想背景为儒学，其中可置疑而当否定的是有关“尧舜禹”的传说。

[12] 19世纪初较早出现质疑中国上古史的作品，是荷兰学者德胜（Isaac Titsingh）在1805年完成的一篇题为《基于日本人观点的中国年代学评论》的文章；之后，在传教士之间出现大量污名化中国古史的讨论。详见吴义雄《十九世纪前期西人对中国上古史的研讨与认识》，载《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13] “From M. Deguignes to M. Titsingh,”Paris, 18th February, 1787,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 China and Australia, vol. viii, new series, 1832, pp.18, 19。

[14] 第一届西史辨伪学术论坛得到北京太人经典中医技术有限公司向前静先生的赞助。

[15] 王向远《从东方学史看百年来我国东西方文化问题的四次争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3）的阶段性成果），载《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四期，第56-58页。

[16] 第二届西史辨伪学术论坛得到太原大鼎实业有限公司的赞助。2017年9月，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首发式在太原举行，也曾得到太原大鼎实业的赞助。是为西史辨伪论坛主要发起人的首次聚会。

[17] 参看王向远《从东方学史看百年来我国东西方文化问题的四次争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3）的阶段性成果），载《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四期。

[18] 梁孝《反思现代西方“神话”历史：“古希腊起源”、霸权意识和回溯式目的》，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6月26日网络首发。

[19] 这里，“金子”譬喻坐实“西方伪史”之结论。

来源：西史辨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