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伊朗曾制订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年计划，但是由于石油国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经济制裁，该计划几乎濒于失败。1955年，伊朗石油收入开始回升，又从美国那里获得了4500万美元的开发赠款和2.45亿美元贷款，以此为启动资金，伊朗开始了第二个七年发展计划（1955-1962年）。

该计划总投资12亿美元，用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教育等方面的基本建设。工业方面着重建设石油、化工、纺织、制糖、面粉、水泥、化肥等工厂，在全国修建15座发电站和配套的输电网。农业投资侧重于修建三座大型蓄水大坝，以及配套的灌溉运河和坎儿井，恢复两百年前被破坏掉的胡泽斯坦省灌溉网，将这里发展为甘蔗、小麦、稻子的种植区。交通投资包括在主要城市里修建电车和公共交通系统，并延伸铁路网。七年计划还修建了多所医院、中小学和职业学校、盲人学校、幼儿园、结核病疗养所、兽医站、以及电话网络，开凿了伊朗第一座海底油井，建成了伊朗第一座电视台，开辟了伊朗与欧洲之间的第一条海上航线……

穆罕默德·礼萨国王大坝

这个七年发展计划获得了全面成功，伊朗改变了两千年来的古老面貌，焕发出20世纪的新气象。乘此机会，巴列维在1963年1月26日提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计划，并获得全民投票正式通过。这是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其出发点在于避免人民党领导的“红色革命”和宗教领袖发动的“黑色革命”，把伊朗建设成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伊朗的土地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进的，巴列维国王早在1951年便以身作则，成立“巴列维王室土地分配和出售委员会”，将王室土地分给无地农民。1952年又建立了“乡村合作和开发银行”，向农民提供购买土地的低息和无息贷款。1955年伊朗颁布法律，规定土地最高拥有量为可灌溉土地10公顷，或旱地15公顷，或游牧区荒地100公顷。地主不得在本村外拥有土地。凡是超出这一限度的土地全由国家强制收购，然后立即以原价加上最多不超过10%的手续费贷款卖给农民。农民第一年可以缓交贷款，以后15年里从收成中偿还其余款项，然后从农业银行手中领得地契。此外，全国所有的水源和坎儿井全部国有化，以消除地主垄断水源、对农民加征用水费的现象。

经过8年的时间，伊朗政府正式完成了土改，全国92%的农户有了自己的土地，其中120万户拥有3到10公顷土地，100万户农民拥有0.5到3公顷土地，全国拥有30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地主数量从1951年的12000多户减少到1971年的320户。此外，伊朗政府还建立了农业金融机构，向农民提供贷款，到处兴修水利，增加灌溉面积，此外还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和化肥，引进和培育良种作物，增加甘蔗、甜菜、稻子、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此外，伊朗政府还投资兴建了现代的粮食储存库，修建乡村道路，打破农村的闭塞状态。巴列维国王还向农村派出“知识大军”、“开发大军”和“卫生大军”，消灭农村文盲，教农民科学种田，消灭农村疾病。到1973年，伊朗全国平均寿命从60年代初的41岁提高到51岁，农村疾病死亡率从3.3%降到2%。

“白色革命”极大地改善了伊朗农民的生存状况，消除了农村生活落后保守的状态。随着文化的提高，产量的增加，以及城市工业的发展，许多年轻农民离开农村，流入城市，加快了伊朗的城市化。从1956年到1976年，德黑兰的人口由170万增加到480万，伊斯法罕由25万增至100万，大不里士由30万增至90万，从而进一步刺激了伊朗的工业发展。

“白色革命”在工业方面也进行了惊天动地的创举：规定国有和私有企业必须允许工人参加分红，并向人民出售国有工业股份：国有企业出售99%的股份，私有企业则必须出售三分之一到49%的股份。工人购买股份的款项在每月发工资或年终分红时扣除，还可以以优惠条件付款。伊朗政府还成立了工人福利银行和工人信贷合作社，向工人发放住房贷款，帮助工人偿还债务，教工人识字读书，开办夜校提高工人的技术专长。

“白色革命”还对伊朗的社会政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改革行政机构、打击官僚主义等等。国家还为所有公民提供社会保险，并免费供养两岁以下的儿童。从1963年起，巴列维国王开始着手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他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实行免费教育，用世俗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建立以法国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以民法取代伊斯兰法，尤其不准教会干政。为了移风易俗，巴列维提倡穿西装，并要妇女摘去遮盖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纱。1963年，伊朗通过新的选举法，规定妇女拥有选举权，在1967年又通过了“保护妇女家庭法”，取消了男子可以随意休妻的特权。1968年，伊朗政府颁布“妇女社会服务法”，为妇女就业提供保障，同年伊朗诞生了第一位女部长，此后还出现了女经理、女法官、女议员。

伊朗的宗教集团领袖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指控巴列维提高妇女地位的举动是想毁灭伊斯兰，并谴责国王和政府“为了犹太人、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让人民入狱和送死”。这些谴责导致王室同教会发生激烈冲突。圣城库姆的毛拉们走上街头抗议国王的“倒行逆施”，见到不戴面纱的妇女就打。批评“白色革命”最激烈的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教长此后被流放到伊拉克，一去就是13年。

公元前330年，古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受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劫掠，留下了一片荒凉废墟。1971年10月，它又恢复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生命。在荒芜的遗址上架起了3座巨大的帐篷和59座稍小的帐篷。这是巴列维国王为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而举行的盛会，《时代》杂志称之为“整个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会之一”。

这次庆典的规模空前绝后。去波斯波利斯的国家元首包括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九世和王后，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和王后，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二世和王后（他在1967年的政变中被推翻，但是希腊军政府还没有废黜其国王尊号），卢森堡大公和夫人，摩纳哥亲王及夫人，列支敦士登公爵及夫人，约旦及尼泊尔的国王和王后，阿曼、科威特和巴林的埃米尔，此外还有埃塞俄比亚帝国的皇帝和莱索托国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总督虽然是英国女王的代表，但是也作为两国的元首出席了波斯波利斯的盛会。次一级的王室贵宾包括瑞典王储卡尔·古斯塔夫，西班牙元首佛朗哥的继承人胡安·卡洛斯亲王，荷兰女王的丈夫，日本的三笠宫亲王，以及泰国、摩洛哥、阿富汗的王子和亲王。

巴列维国王邀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参加他的庆祝会，但英国大使解释说女王已有约在先，要去别国出访。但是，这个“他国”恰巧就是邻国土耳其，这不能不使巴列维感到恼火。于是他邀请查尔斯王储参加。遗憾的是查尔斯也在一艘驱逐舰上服役，不能前来。不过，当时伊朗正在向英国洽购数百辆酋长式坦克，这些坦克恰恰攸关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白厅建议由菲利普亲王和安妮公主参加。伊朗国王接受了，但并没有因此得到完全的抚慰。

来自非君主制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南斯拉夫的铁托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以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巴西、土耳其、黎巴嫩、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达荷美、塞内加尔和南非的14位总统。法国、西德、意大利、阿尔及利亚、斯威士兰、也门和韩国派出了自己的总理。此外还有葡萄牙外长、波兰副总统、前瑞士联邦主席、意大利废王翁伯托二世和王储那不勒斯亲王，以及美国副总统斯皮莱·阿格纽（尼克松总统很想亲自来参加，但是总统安全人员担心这么多国王和总统聚在一起会招来恐怖袭击事件，不让他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派马克西米连·冯·弗斯滕堡枢机主教作为天主教世界的代表，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首领阿加汗三世则亲自出席了盛典。

在波斯波利斯的庆典上，巴列维国王当众与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的神灵进行精神沟通，保证要继承这位已故统治者的传统和事业。然后，满饰珠宝和佩戴勋章的贵宾们被邀请乘车登上波斯波利斯周围的群山，在闪闪星光下观看震耳欲聋的声光表演，它不可思议地戏剧性再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波利斯的破坏。庆典的膳食是由巴黎著名的马克西姆餐厅供应的。菜肴食品的烹制和递送全由巴黎来的165位厨师、面包师和侍者来承担，所用的松露、鹅肝酱、江鳕、小牛肉等佳肴全从法国运来，“珍馐百味般般美，异果嘉肴色色新”，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宴会用的25000瓶酒也是从法国空运来的。

壮丽的表演和庆祝会的花费估计约为两亿美元之多。当伊朗国会里有人对这样的奢侈提出异议时，巴列维恼怒地反问道：“这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是指我们给五十位国家元首举行三两次宴会的事吗？我们是不可能用面包和萝卜头来招待他们的，我们能这样做吗？谢天谢地，伊朗宫廷还付得起马克西姆饭店的服务费。”

巴列维举行波斯帝国2500周年庆典是为了宣布自己为波斯王居鲁士大帝的传人，上帝的指定人。他现在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权力和自豪的人，正在登上中东和国际舞台扮演一个能起关键作用的新角色。当时的伊朗通过出口石油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可以说是富得流油。

“白色革命”此时已经进行了10年。这10年里，伊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达16%到17%，国民收入从60年代初的160美元跃升至70年代的2250美元。伊朗也成为世界上排名第9的富裕国家，不仅拥有了以前几代伊朗人从来不敢梦想的钢铁、化工、电力、汽车、机械制造等重工业，而且开始向电子和核能领域迈进，仅1975年同美国签订的一项技术合作协议，就一气购买了8座核电站。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伊朗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

为纪念波斯帝国2500周年建造的阿扎迪塔

伊朗帝国空军的F-14战斗机

然而在鲜花烈火、和谐盛世的背后，巴列维王朝已经危机重重。虽然“白色革命”在短短十几年里使伊朗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巴列维国王在政治上却一直不思进取，继续实行专制统治，王室和政府也因此腐败不堪。一般来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辅相成，只有民主和法治才能遏止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腐败，但巴列维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只要牢牢地抓住权力，抓住军队和秘密警察，任何人也撼动不了他。经济改革的成功使巴列维忘乎所以，忘记了自己是个独裁者，所以在政治改革上无所作为。

但是他忘了，经过10多年的教育普及，伊朗的民智已经开化。伊朗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但是当他们得知王室和高官的腐化生活时，不禁对急速拉大的贫富差距感到愤慨。在同外国签订合同时，伊朗王室成员和当权者充当中间人，收取巨额佣金、回扣，同时利用特权经营各种企业，大发横财。王族成员总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国王本人也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用黄金建造厕所，用钻石镶嵌马车，花费10多亿美元为自己预修坟墓，花费上亿美元操办一场波斯帝国烟火晚会。

伊朗帝国皇冠

由于工业规模膨胀过快，伊朗在1975年以后经常出现电力危机，此外由于农民纷纷抛下土地进城打工，农业生产水平下降，伊朗每年要进口大量粮食，仅1974年就进口了250万吨小麦、30万吨大米、2.2万吨食油和250万只肉羊，相当于全国一个月的口粮。此外，伊朗飞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就是通货膨胀。大量石油美元滚滚而入，导致购买力下降。领取高薪的经理、医生、工程师尚可不乏衣食，但是工资不到500美元的普通工人就不得不面对飞涨的物价、房租，以及经常性的断水、缺粮。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传统的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也成为“白色革命”的牺牲品，这自不待言，但就连“白色革命”培育起来的伊朗中产阶级也对国王的独裁政权感到厌倦。经过10多年的时间，伊朗人已经充分享受了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成果，但是也开始注意到因现代化而暴露出来的专制独裁。人民早已经对巴列维王朝的经济成就不屑一顾了，“我们认为这个国王是撒旦，就算他做的好事，我们也认为是邪恶的”。这就是百姓的看法。人们开始怀念过去虽不富有但是还算公平的社会。伊朗一蹴而就的现代化梦想随着人民不满情绪的积聚破灭。

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巴列维显现出了专制本性。他加紧控制舆论，任何不满言论都将遭到严厉处置，甚至连百科全书也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而遭到禁止。国家的司法机器越来越充当着执行独裁意志、镇压民间异见、剥夺自由和迫害人权的工具。在美国和以色列特工组织的帮助下，巴列维组建了“伊朗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即臭名昭著的“萨瓦克”，血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制定了“颠覆罪”、“煽动罪”、“泄密罪”等等罪名，用来打压媒体、拘捕异见者和制造文字狱。进入70年代以后，伊朗的人权记录极其糟糕，成了美国人权外交批评的对象。

为了消解社会矛盾，巴列维也不得不下决心“反腐”、“反贪”。他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其成员隐姓埋名，走访全国各地，调查贪污和渎职，甚至“萨瓦克”也包括在内。此外还有一个比“皇家调查委员会”更秘密的组织，由15名忠心耿耿的上校组成，以国王的名义迅速地、全面地调查高级官员中的贪污腐化、徇私舞弊行为。然而，巴列维王室，尤其是留着一副长指甲、被西方记者称为“黑豹”的国王孪生姐姐阿什拉芙公主，是伊朗一切腐败的根源和总后台，这个后台不倒，一切零零碎碎的“调查”都无济于事。

1977年，伊朗已经是山雨欲来，危机重重。巴列维国王的“洋跃进”导致伊朗外债累累，通货膨胀严重，食品和住房严重短缺，罢工、罢市和学潮越来越多，还出现了大学生组成的“人民圣战者游击队”，抢劫银行、炸毁警察局、暗杀萨瓦克军官。侨居国外的霍梅尼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让人在国内组织反国王的群众运动。

1977年10月，霍梅尼的长子突然死亡，人们怀疑他是被“萨瓦克”毒死的，纷纷走上街头吊唁、游行，谴责萨瓦克的残暴和国王的专制。12月19日，伊朗政府控制的全国最大报纸《消息报》用恶毒语言攻击霍梅尼受外国政府收买，一下子激怒了伊朗的全部宗教信徒和大多数普通群众。他们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但是被警察开枪驱散。在圣城库姆，有7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

按照伊朗传统，人死后第40天要举行悼念活动，“库姆惨案”40天后，12个城市爆发了新的反国王示威，在大不里士又有100多名示威群众被军队开枪打死，600多人受伤。“大不里士惨案”后第40天，35个城市发生示威，又导致新的死亡。这种每隔40天一次的群体性事件犹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示威行动中的伊斯兰宗教色彩越来越浓，最终导致9月7日德黑兰的50万人大示威。军队再度向示威者开枪，打死87人，打伤205人。

国王的专制印证了霍梅尼的警告，打破了温和派分子的最后幻想，导致自由主义者和民主派也加入到反国王的行列中。1977年11月6日，巴列维任命原帝国卫队司令爱资哈里将军为首相，在全国实行军管。霍梅尼说：“这是伊朗国王的末日”，并宣布任何与政府合作的人都将被视为伊斯兰的叛徒。

12月10日和11日，德黑兰爆发100万人的特大示威，示威者高喊“打倒国王”、“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打倒中国”（中国总理华国锋不久前对伊朗进行访问，霍梅尼认为这是对国王的支持）的口号，通过决议，拥护霍梅尼为国家领袖，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兰政府。

面对危如累卵的国内局势，巴列维国王的政治顾问说，如果允许“皇家调查委员会”逮捕最腐败的500名官员，也许能平息街头的抗议活动，但是美国使馆却建议国王什么也不要做。美国本来在伊朗政治危机中支持国王，但是随着反对国王的声势越来越浩大，吉米·卡特总统开始考虑抛弃这个盟友。1979年1月3日，卡特派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副司令罗伯特·休塞将军前往伊朗，要求伊朗军队高级将领在反国王示威中保持中立，避免爆发内战。见大势已去，巴列维国王于1月16日放弃王位，带着家人出走埃及。2月1日霍梅尼教长从巴黎飞抵德黑兰。为了保持穆斯林清贫艰苦的生活方式，他把自己的头等舱座位卖给了随行的记者，自己则坐在飞机的地板上。

1979年2月9日，德黑兰空军基地的军校学院举行了支持伊斯兰革命的示威，保皇派的帝国卫队赶来镇压，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伊斯兰敢死队和伊斯兰圣战者游击队也赶到现场，与帝国卫队作战。军校学员向支持者们打开了武器库，最后迫使帝国卫队撤出阵地。在大不里士，帝国卫队同武装群众之间的战斗持续了3天。德黑兰的军队和警察部队也遭到袭击，伊朗陆军总司令和帝国卫队副总司令在战斗中被杀。2月12日，巴列维国王的王宫和帝国卫队的军营被攻占，伊朗政权完全转入伊斯兰革命者之手。

2月2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当年1月13日在巴黎成立）宣布组建“伊斯兰革命卫队”，其成员大多是在推翻国王的战斗中获得武器的普通群众和市民。他们身穿五颜六色的服装，手持德国冲锋枪，把巴列维王朝的高官显贵、军队将领投进了监狱，然后集体处决。

3月7日，霍梅尼教长发表就妇女着装讲话：“妇女不应裸露羞体，她们必须戴面纱。”次日是国际妇女节，15000名妇女在德黑兰集会示威，反对戴面纱，但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鸣枪驱散。接着，不戴面纱的妇女在首都和各省受到恫吓、侮辱和攻击。7月23日，霍梅尼又就音乐问题发表讲话：“毒害我们青年的东西之一就是音乐。只需片刻，音乐就会让听者懒散迟钝……音乐和鸦片之间没有区别……演奏音乐就是对国家和青年的背叛行为。因此，全面阻止演奏音乐。”同样的政策很快也波及到电影、戏剧、舞蹈、绘画、雕刻和摄影等艺术领域。

1979年3月30日和31日，革命后的伊朗就国名问题举行全民公决。霍梅尼一再指示，国名中不要“民主”这一反映西方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词汇，不要“人民”这一反映东方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词汇，只要“伊斯兰”三字。这个指示反映了霍梅尼对东方和西方意识形态的看法。他提出了“七个反对”，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霸权主义、西方化和世俗化。1979年12月3日，伊朗举行全民公决，正式通过了新的宪法，建立在伊斯兰教义、古兰经和穆罕默德圣训基础之上的伊斯兰宗教政府遂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来源：哲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