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 ——怎么看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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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写《史记》，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司马迁有三句著名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确实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三句话，说中了历史学的精髓，每一句话，都值得写一篇文章甚至写一本书来阐释。今天我用其中的第二句——通古今之变，说说怎么看待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

古今之变，意思是古代和今天有区别有变化。这谁都看得见。古人穿布衣，今人穿化纤。古人坐马车，今人坐火车飞机。古人用油灯，今人用电灯……列举这些变化，并不难。可是如果历史只研究这个，那就没多大意思了。

问题在于，在这些区别和变化之下，是否有某些一以贯之的相通之处呢？这才是历史学要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独特的本领在于：在一般人都能看见的古今之变之下，洞察深层的、内在的人类社会规律。

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历史学家的工作，其实是创造，而不是发现。这里所说的创造，简单说就是要讲个好故事。这个好故事，要能够把古今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变化，揉在一个有逻辑、说得通的框架里。

比如，春秋战国的历史，在当时人看来就是一团乱麻，礼崩乐坏，战乱不止，各种不像话。但经过历史学家的整理和创造，两千多年后的我们，却能从中看出一个故事：分散的、互相争斗不休的成百上千个政治体，逐渐融合，先是融合为战国七强，最终融合为统一的秦帝国。

有了这个框架，就能把春秋战国中种种复杂纷繁的历史，都放置进去，并且井井有条、互相呼应。对各种“礼崩乐坏”，也都有了新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能讲一个“中国第一次大统一”的故事了。而且，这个故事框架，还会在后来持续地影响现实，成为人们预判未来时的背景。

这就是通古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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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已经70多年了。在这70多年中，有一个明显的转折，那就是前三十年和后面年代大不相同。以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为分界点，可以把新中国的历史分为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

前后这两个阶段，之间有明显的“变”。这谁都能看出来。前面三十年，比较穷；以后，越来越富；前面三十年，政治运动比较多，以后，经济建设为主；前面三十年，计划经济，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通古今之变”为方向，在这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阶段中，是否有相通、一致之处呢？

这才是重要的“真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前三十年漆黑一片，毫无可取之处，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后来之所以国家建设越来越好，就是因为彻底抛弃了前三十年的种种做法。

根据这种观点，前三十年和以后显然没什么相通之处。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前三十年是个教训，告诫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这种观点显然过激，和很多事实明显不符，禁不起追问和质疑。

另外一种观点，虽然不那么过激，但对前三十年也没什么正面评价。这种观点承认，前三十年和后来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都致力于为人民服务，但前三十年走了太多弯路，犯了很多本可避免的错误。

这种观点的一种典型想法是：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就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中国早就变成富裕发达国家了。

在这种观点看来，前三十年是被浪费的三十年，最好不曾存在。既然如此，前三十年和以后当然没有什么相通、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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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达到“通古今之变”的要求。它们没能在前三十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发现相通、一致之处。在他们眼中，新中国的历史是断裂的。这就没能真正深入理解新中国何以为“新”，更谈不上真正洞察社会的深层规律了。

事实上，如果抛掉前三十年，甚至都不能正确理解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中国致力于经济建设，在包括制度、技术等很多方面，努力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因此，如果孤立地看改革开放，就会得出中国是国际上的“后进生”“落后生”的结论。中国今后发展得再好，也无非是后进生赶上来了，终究还是不如“学霸”。

只有把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乃至此前的中国革命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才能看出中国国家伟大复兴的完整含义和深远意义。是复兴，而既不是崛起，也不是赶超。

中国历史上，在文明发展水平上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东亚，更是毫无争议的文明高峰和领导者。近代以来的百多年屈辱历史，只不过是短期现象。伟大复兴终结了这个短期现象，让历史恢复了常态。常态就是中国是世界文明的高峰。

理解到这个层次，才能意识到下列问题。

（一）历史上，中国长期文明领先的原因是什么？

（二）中国自然、地理、气候方面的优势是什么？

（三）中国社会文明传统、历史传统方面的优势是什么？

（四）作为农业文明的优秀者，中国为何在工业文明时代也同样优秀？

（五）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有什么独特之处？

（六）中国维系统一大国的力量来自哪里？有没有什么秘籍和诀窍？

（七）是什么力量让中国文明在历史上一次次复兴？

（八）上述这些因素，在前三十年中有什么表现？

（九）前三十年中的很多举措，表面上看是错误，造成了损失，但到底是不是错误，到底是造成了损失，还是为日后的复兴提前支付了必不可少的成本？

（十）前三十年和以后的年代中，新中国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原则和做法是什么？

（十一） 新中国七十多年的进程中，和历史中国共同的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原则和做法是什么？

（十二） 几千年的古代史，其中的种种，在新中国延续了哪些？扬弃了哪些？这其中的推动力是什么？

……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只有放弃成见、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通古今之变”，在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在前三十年和以后的年代中，找到中国和中国人一以贯之、前后相继的那些因素。

在中国积贫积弱之时，这些因素就算被发现了，也只会被认为是糟粕、是教训，要深入揭批，要彻底否定。但是，今日中国已经实现了伟大复兴，这些因素也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们其实是宝贵的珍宝和值得自豪的优点。

是时候重新认识我们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了。充分的自信，只能也必须来自于充分的理解。

前三十年的贫穷 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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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认识和理解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我已经写了好几篇文章。相信至少有一部分读者，已经不再简单地认为前三十年是“走了弯路”“犯了大错”“惨痛教训”等等，而是意识到前三十年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虽然如此，还有一个“共识”有待分析和讨论。这个“共识”就是：无论是否有正面作用，无论正面作用有多大，无可否认的是，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国家和人民，都很贫穷，人民的生活，很艰苦。

看起来，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个事实，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好几亿亲身经历者，都还在呐。这事，也能洗？

这事，还真有可商榷之处。当然，这是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我的分析是初步的，希望能抛砖引玉，看到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

讨论这事，要从一个重要的数据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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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要的数据就是人均粮食产量。

1949年建国时，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是209公斤。到1956年，人均粮食产量增加到307公斤。然后过了20多年，到1978年，人均粮食产量是多少呢？317公斤。

看，建国最初几年，粮食产量有了明显增长，差不多人均增加了200斤。每人每年多200斤粮食。这可不是小数啊。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

但是，从1956年到1979年，20多年过去了，人均粮食产量从307公斤增加到317公斤，只增加了10公斤。实际上，1979年之前的几年，还到不了这个数，比如1977年，只有298公斤，还不如1956年。

数据显示出来的情况是，1949年建国后，粮食生产的发展势头很好，但是，从1956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期间还有大滑坡。虽然后来有所恢复，但1956年到1979年的20多年间，人均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基本没增长。

这个数据，和上面所说的“共识”很一致。新中国建立以后，本来发展势头很好，但从1956年开始，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阶级斗争没完没了，严重破坏了生产和经济发展，导致20多年粮食生产几乎没增长。“共识”很对啊，没问题啊，有什么可讨论和分析的？

你要是这么想，那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你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数据，那就是人口总数。

1949年，全国人口5.4亿。1956年，6.3亿。到了1978年，人口总数达到9.6亿，几乎是建国时的两倍。

也就是说，从1949年到1979年，人口数量差不多翻了一番。同时，人均粮食产量不但没减少，还增加了。这意味着，前三十年间，中国的粮食产量至少翻了一番。

这里面，有什么含义呢？

这其中的含义是：确实，建国以后三十年，到1979年，人均粮食产量还不算高，只有317公斤（相比之下，2022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是483公斤）。1979年时，中国很多人还吃不饱饭，生活贫穷。

但是，这个“吃不饱饭，生活贫穷”并不是全部事实。全部事实还包括：中国的人口总数翻了一番。在国土没有大规模扩展的情况下，我们养活了两倍的人。虽然很多人吃不饱吃不好，很穷，但他们毕竟存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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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人口快速增加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但不限于：大规模对内对外的战争结束了，国家实现了整体和平；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尤其是妇婴保健方面，条件大幅改善。很多过去不可能活下来的人，都活下来了。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人口增长，和历史上新王朝建立初期的人口增长，可大不一样。历史上很多王朝，建立之前有过残酷的战争，人口大幅减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最多的，人口减少达到可怕的九成。历史上新王朝建立以后的人口，是在此前人口大幅减少基础上的恢复性增长。

但新中国不一样。清朝时中国人口已达到4亿，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人口5亿多。可见，新中国建立之前，虽然也有长期的战争，但人口损失的总数并不大，只是增长不快。新中国建立时，人口数量已经很庞大，中国已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这就意味着，新中国建立后，人口增长的空间并不大。如果粮食生产没有跟上，和平和医疗条件改善带来的人口增长，很快就会造成粮食危机。接下来无论是因此发生内乱，还是其他灾难，总之，人口总数不可能增加到10亿级——没那么多粮食供养这么多人口。

问题在于，传统的农业生产，亩产量不可能成倍增长。中国传统农业，早就实现精耕细作。勤劳的中国农民，把土地的潜力已经挖掘到极致。实际上，从铁制农具普及的秦汉时期，到晚清民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差不多，因此，粮食亩产量也就差不多。牛耕人种的传统农业，产量就这么多了。遇到年景不好洪涝灾害，还要减产。

神奇的是，新中国前三十年——被公认是贫穷落后、生产停滞的三十年，粮食产量居然翻了一番还多。具体数据是：1949年，粮食总产量1.13亿吨。1956年，1.93亿吨。1978年，3.05亿吨。

这是怎么回事？

原因就在于工业化。牛耕人种的农业，再怎么勤劳刻苦，粮食产量也不可能成倍增加。只有加入工业化的力量——化肥、拖拉机、农业机械、农业科技、现代运输仓储等等，才能让农业产量成倍增加，养活成倍增加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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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新中国前三十年贫穷的“全部事实”，才显示出来。

虽然1979年时，还有很多人吃不饱，很贫穷，但这种贫穷，已经是巨大发展的结果。在工业化的推动下，新中国的粮食生产有了成倍的增加。于是，成功养活了成倍的人口，只不过，这个“养活”的水平还不够高，还不能让所有人吃饱吃好。

这种贫穷，显然和旧中国那种生产停滞、社会被严重破坏造成的贫穷，不是同一码事。旧中国的贫穷，是国家失败、社会衰败的产物；新中国的贫穷，是国家大发展的产物。而且，这种大发展，已经为后来更大、大很多倍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看，事实还是那个事实，没人否认“吃不饱饭，很贫穷”这个事实本身。但横看成岭侧成峰，同样的事实，从不同角度去看，对“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认识和理解，可能会截然不同。

说到这里，也就理解了毛主席为什么近乎偏执地坚持实行农业集体化，为什么批评对集体化犹豫的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这就是因为，虽然建国后几年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但情况是很清楚的：小农生产已经到了极限，没有什么增长空间了。继续拖下去，是不行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如果不推行和工业化相适应的大农业生产，迅速增加的人口，很快就将成为无法解决的负担。工业化也无从展开。到那时，天下大乱就会再次降临中国。前三十年曾经出现的局部农业危机，和这种天下大乱比起来，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有天壤之别啊。

可见，农业集体化，虽然当时和现在的很多人不理解，但那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关键环节”。

农业集体化，是为国家工业化“量身打造”的。把农民组织起来，组成农业集体，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业要素引入农业。

中国传统农业人均土地太少，这种高度分散的土地所有制，只适合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农业机械、农业科技等工业要素，和高度分散的小农，完全不相容。实际上，中国农业的“工业化”，正是通过人民公社等农村集体组织推广开来的。想想原来遍布各地乡村的农机站、农资供销社、兽医站，以及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水利设施：水库、水利站、灌溉渠、河道管理所等等，等等。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了表面上恢复小农生产的承包制，但后来人们还是发现，现代农业的出路在于规模化、集约化。单纯的小农生产是没有出路的。于是，农业集体化2.0版，也就是种植养殖大户、专业农业公司、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等，再次在农村出现并日益扩大。毕竟，传统的牛耕人种的小农生产，是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另一方面，工业化所需的“初始资金”，只能用“剪刀差”等方法从农业中提取。而要想做成这事，不把农民集体化，不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不可能的。谁也没有能力从亿万分散的小农那里汲取工业化的“初始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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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而言，整体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人口迅速增加，需要启动工业化。这两件事，都要求农业生产突破传统小农，翻天覆地式地大变，成倍地增加产量。

无论是农业集体化，还是启动工业化，都是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新中国前三十年，主要忙乎的，就是这些事。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是政治上、国家治理上的配套措施。这种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是不可能心平气和、你好我好的。必然有激烈、复杂的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么？”

在这个过程中，在新中国前三十年中，确实“很多人吃不饱饭，很贫穷”，但这种贫穷，是正在努力奋斗的人们承受的痛苦和艰辛，是战士冲锋时的凶恶暴烈，是运动员全力争胜时扭曲的表情。这些，绝不是失败和丑陋，而是动人的成功和壮丽。

这还不是前三十年贫穷的全部。在这种贫穷中，还包含着一个有待揭示的重大真相。关于这个，下篇文章继续说吧。

来源：李子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