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王公大臣、官僚绅商在举办喜寿宴会时，常要请戏班子前来助兴，以烘托喜庆气氛，藉以炫耀“天恩祖德，功名富贵”，俗称办堂会。天津的堂会始于清代中叶，兴盛于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尤以1920年至1930年为鼎盛期，1935年后走向衰落。

同咏社在黎元洪宅中演出《长生殿》的情景

天津的旧“八大家”与清廷的王公大臣往来密切，遂将由北京发韧的堂会带入津城。清乾隆间，天津城里只家胡同的卞家、北门里的益德王家和振德黄家都曾有办堂会的记载。当时，清政府曾明令禁止妇女进戏园子，堂会时，男女也不能同坐，中老年妇女可列坐两厢廊下；少妇及闺阁少女均须隐于两侧厢房，隔门窗垂帘观剧。

清末民初，清廷一些旧臣遗老、失势的军阀政客及各路富商相继迁入天津租界，他们住着舒适宽敞的宅院，深居简出，隐身养性，多以戏曲自娱。每值喜寿庆日，则招戏班演堂会。许多富商大户也趁机争强斗富，指名遍请名伶、名票加入堂会演出，讲究排场。堂会之风随即由城内蔓延至租界。

民国时期，外地人长期在津居住的人口数以万计。异乡人漂流在外，恐受人欺，故多联系同乡，自发地形成行帮，集资兴建会馆，供同业同乡集会、联欢、团拜或寄寓之用。从清末到30年代初，天津已建成广东、江苏、闽粤、浙江、江西、云贵、安徽、中州、山西、卢阳、济宁、怀庆、吴楚、延邵、高阳及浙江纸帮等16家会馆、公所。这些会馆多自设戏台，每值年节团拜或集会时，多招戏班演戏助兴。

30年代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张宗昌宅中演出堂会戏《六五花洞》时的盛况

堂会多在私宅中举办，也有借私家戏楼或戏院举办的，重庆道的庆王府，英租界的张（勋）家戏楼、黎（元洪）家戏楼和犹太教堂后的小德张家都经常举办堂会，在1931年4----6月间，明星戏院就接待了4场堂会。30年代前后的戏园、茶园，经常在门口摆出一木牌，上写：今日全班堂会，明日准演请早。观众往往跑到戏园却看不到戏，当时这种现象很普遍，观众也司空见惯，并不介意。早期各绅商家中有“广蓄伶官”之风，清末时堂会多从北京邀请名角，再从天津的各茶园选演员配戏。进入民国后，常有戏园包场，更有名票友的加入。

1936年3月，天津市长萧振瀛在北平家中为其母庆寿大办堂会，名伶李世芳正在演出《昆仑剑》。

办堂会之前，主家事先须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梨园名流或对戏班子十分熟悉的亲友负责组织演出活动，行中人称之为“戏提调”。堂会有演一天一宵的，叫做“全包”堂会，主家可以自由点戏；也有演半天或只演一晚上的叫做“分包”堂会，戏码由戏班子自定。堂会戏主要包括京剧、昆曲、河北梆子和各种曲艺节目。

堂会因为集中了名伶、名票的拿手好戏，平常是在戏园子里难得一见，所以，戏迷们对堂会是趋之若骛，想尽一切办法混入看戏。每值大堂会戏，主家的宅门多是戒备森严，把门的更是只认请柬不认人。

萧宅堂会中程如伟与近云馆主合演《四郎探母》

1936年春，天津市长萧振瀛在秦老胡同的私宅内举办的一次堂会，可谓盛况空前。开场照例是昆曲吉祥戏，后面的吉祥折子戏唱完，就是名净郝寿臣、名丑郭春山主演的昆曲《虎囊弹.醉打山门》；中轴是由坤伶陆素娟主演的《廉锦枫》，配演的全是梅兰芳的原班名家，天津名票近云馆主（杨慕兰）、程继先的《坐宫》，程砚秋的《红拂传》，余叔岩的《盗宗卷》；大轴是尚小云和谭富英的全部《四郎探母》；压轴是“国剧宗师”杨小楼的《落马湖》。名角云集、名戏荟萃，这在营业戏中是极为罕见的。

堂会原本是用来渲染、烘托喜庆气氛，为被祝贺者讨“口彩”、取吉利的家族大聚会，也是一个联络亲朋好友、官场人物，沟通关系，交流感情，为日后办事铺平道路的机会。但后来却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官僚、富商炫耀功名、争强斗富的盛会。

名伶陆素娟正在家中读书

堂会戏演员得的戏份约为戏园演出的两倍甚至更多，所以，演员多愿意参加堂会戏。余叔岩在青年时代即染痼疾，身体虚弱，后竟患上失血症。故在30年代前后，他极少演营业戏，但在堂会戏中却屡见他粉墨登场。因他每演一场堂会戏就有千元以上的收入，他晚年的生活来源与积蓄，大多来自堂会。民初，堂会戏演一昼夜，开支在二三千元上下，而到1920年后，名伶的包银陡增了6倍，举办一场较有规模的堂会非万金不可。

“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地方不靖，抢案迭起，官绅富户不敢再肆张扬，况一些富户的子孙后代不学无术、坐吃山空，也无力再举办这奢侈的活动。天津沦陷后，军政要人、巨商、富户纷纷携眷南迁。于是，到30年代中期，天津的堂会逐渐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