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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原籍是山东省清平县(现改归临清市),家庭是农民。父亲和叔父幼丧父母,家里贫无立锥之地,被迫逃到济南谋生。经过艰苦奋斗,叔父终于在济南立住了脚。我于七岁离开父母往济南依靠叔父,在那里上小学、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改外国语文系)。193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回济南任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国文教员一年。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解放后任原职。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开始学习着写一些东西,也曾翻译过一些欧美文学作品。上大学后,念的是西方文学,以英文为主,辅之以德文和法文。当时清华大学虽然规定了一些必修课,但是学生还可以自由选几门外系的课。我选了几门外系的课,其中之一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以《六祖坛经》为课本。我从来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知道,中国同印度有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要想把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是困难的。陈先生的课开阔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研究印度的兴趣,我学习梵文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国。德国对梵文的研究是颇有一点名气的,历史长,名人多,著作丰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国许多梵文学者是德国培养出来的,连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从瓦尔德施密特(Waldschmidt)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他给我出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印度古代俗语语法变化,从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础。苦干了五年,论文通过,口试及格。以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应召参军,他的前任西克(Emil Sieg)教授年届八旬,早已退休,这时又出来担任教学工作。这位老人待人亲切和蔼,对于我这个异域的青年更是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学习吐火罗文和吠陀。我今天在这方面的知识,都是他教导的结果。我毕生难忘我的德国老师们。

在德国十年,我主要致力于语言的研究,对于印度古典文学很少涉猎。

但是回国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喜欢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语言,由于缺少起码的书刊资料,不管我多么不愿意,也只能束之高阁,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在科学研究方面,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现在干些什么呢?我徘徊,我迟疑,结果我就成了一个“杂家”。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这就是我当时的指导思想。于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对于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我很早就有兴趣。在德国求学时期,遇到有关资料,我随手札记。回国以后,既然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和吐火罗文有了困难,我就更加注意搜集中印文化关系史的资料,写过一些文章。50年代中期以后,集成了一个集子,名之曰《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80年代初,我把这个集子进行了改编,把有关印度古代语言的,用德文、英文和汉文写成的论文,编成了一册,名之曰《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把原有的有关中印文化关系的文章和50年代以后新写的与此有关的文章编在一起,名之曰《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至于翻译,50年代初,我翻译了一些近代德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托马斯·曼的短篇小说等等。翻译最多的是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已经集成了一个集子《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从1957年起,我陆续翻译、出版了古典梵文名著《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十王小传》(选译)等等。从1973年起,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在印度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南亚东南亚各国有很大影响。有很多印度各种语言和国外许多语言的译本。它对中国也有影响。蒙、藏和新疆地区,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罗摩的故事。《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也显然受了它的影响。但是却一直没有汉文译本。在过去,翻译这样一部规模巨大的史诗,对于我这个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都非常繁忙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所谓“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头上被戴上的那一大堆可怕的帽子,一顶也没有摘。我被命令到一座学生宿舍和系办公室合在一起的大楼里,去看守大门,传呼电话,分发信件。后来不知怎样一来,我又成了教师,教一点英文。总之,我是靠边站,除了上面说的那些杂事之外,什么事情也不管。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时机,我从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时间,终于把这部长达二百多万字的巨著译完。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罗摩衍那》第一册,到1984年完全出齐,共八巨册。

与中印文化关系史有关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主要是同一些同志共同校注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记〉今译》。同年,广西漓江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翻译的《家庭中的泰戈尔》。现在正写一部《糖史》。

吐火罗文的研究,由于缺少资料,已经中断了多年。1981年起又收拾起来。因为在1975年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一批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我受新疆博物馆的委托解读这些残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度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从1982年起,我在国内外一些杂志上用汉文和英文发表了一些论文。将来准备把全部残卷整理成一部书出版。

有人可能认为,搞一些枯燥的语法现象同艰深的宗教理论,会同文学翻译与创作有矛盾。也许是因为我在两方面都搞得不够深,我倒没有感到有什么矛盾,反而觉得有利于脑筋的休息。换一个工作,脑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样,顿时锋利好用。五六十年以来,我就是这样搞下来的。我不但翻译文学作品,自己也从事创作。少年时代大概也写过诗。从高中起就专写散文,迄今未断。已经出版了四个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朗润集》,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季羡林选集》,1980年,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季羡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五个集子《万泉集》也已出版。个人回忆录《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从上面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我原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杂家”终了。

---1988年4月15日写完

---原收入《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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