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冈掠影
云冈石窟，原称灵岩寺、石窟寺、北台石窟寺、恒安石窟等，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州山南麓，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明朝时期为防边患，在石窟寺旁设云冈堡，故后人在调查时称之为“云冈石窟”。
公元265年，司马氏篡夺魏国政权自立，最终在公元280年统一了三国，建立西晋政权。而此时北方的匈奴、鲜卑和其他几个少数民族一直都在北部边境上虎视眈眈的注视着中原的政治动荡。
4世纪初，鲜卑拓跋氏在今山西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建立代国，公元376年被前秦苻坚所灭。公元386年，代国王族拓跋珪乘苻坚淝水之战兵败之机复国，称代王，同年改称魏王，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建立北魏。
北魏（386年—534年），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王朝。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由盛乐迁都平城（今大同），至公元494年孝文帝南迁洛阳，平城作为北魏都城长达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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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并将所征服地区大批的富家豪族、工匠、僧侣等迁徙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使平城成为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为云冈石窟的开凿奠定了基础。
十六国时期的北凉王朝崇信佛教，译经传法，开凿石窟，让凉州成为当时佛教和开窟造像的兴盛之地。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并将当时凉州的能工巧匠和僧侣迁徙到了平城，【魏书】中曾记载道：“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凉州僧团的输入，使平城佛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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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的开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凿的洞窟为第16-20窟，由著名禅师昙曜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至和平五年（460-465年）主持开凿，俗称“昙曜五窟”。窟内五尊主尊佛像分别象征着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五位皇帝。
昙曜开窟造像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从公元446年开始，北魏太武帝曾主持了长达七年的灭法运动，这让凉州僧团对于【涅槃经】中所预示的末法时代深信不疑。昙曜想利用皇帝即当今如来的观念达到他的护法目的，使佛法永存，于是昙曜在平城之西的武周山为北魏皇帝开凿了五座大窟。
云冈石窟第一期造像样式是“沿着西方旧有佛像服饰的外观，摹拟当今天子之容颜风貌，正是一种新型的佛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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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开凿主要集中在云冈石窟的中部和东部，即中部第5-13窟和东部第1-3窟，开凿年代约在北魏迁都洛阳前的献文帝和孝文帝时期（公元465-494年）。
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最显著的标志是双窟和模拟汉式传统建筑样式石窟。其中，双窟的开凿与两度临朝摄政的冯太后和孝文帝并称“二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双窟中开凿年代最早的是第7、8窟，大约完成于孝文帝初期；最为富丽的是第9、10窟，开凿于孝文帝太和八年至十三年（484-489年），学者根据洞窟规模推测第9、10窟应属皇家工程；第5、6窟约开凿于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至十九年间（489-495年）；第1、2窟为一组塔庙窟，同样开凿于孝文帝太和年间，但规模较小，应属于民间工程，非皇家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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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的开凿主要集中在西部，另外在中部和东部的第4、14、15窟以及二区外壁崖面上补凿的一些小型窟龛，开凿年代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至北魏正光四年（494-523年）。
北魏迁都洛阳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大规模的开凿工程也由平城的云冈石窟转移到了洛阳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只剩下一些地方和民俗性质的小规模活动，洞窟的规模形制都无法与前期相比。
在第三阶段开凿的洞窟中，内容较为丰富的是第38窟，第39窟则为典型的塔庙窟。
第39窟中心佛塔 | 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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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的调查与研究：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建筑学家伊东中太是最早对云冈石窟进行调查研究的。1902年6月，伊东中太在云冈意外发现了北魏拓跋氏时期的遗迹。其后，又有诸多的外国学者、专家来到云冈石窟进行全面调查、记录和实测。
陈垣（1880-1971）是我国最早研究云冈石窟的学者。20世纪初，陈垣从史料学的角度对云冈石窟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的考证。
1936年，白志谦在其著作【云冈石窟寺记】中对云冈石窟的现存状况和窟檐遗迹做了客观详细的记录。
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从建筑学的角度调查了云冈石窟，系统地分析了云冈石窟的北魏建筑样式，并详细地指出了北魏建筑的西方元素和汉文化传统元素。
参考文献【中国石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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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趣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