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我在南韩济州岛。一天，悠闲地用过户外晚餐后，我心情放松地对我的友人、20世纪美国最了不起的东亚事务记者之一唐・奥伯多弗（Don Oberdorfer）说，我就要退出教学工作，想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很多人都说，我在1979年出版的Japan as Number One（《日本第一》）有助于美国商界和政界的一些领袖对1980年代震撼不少西方人的日本崛起有所准备。那么，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做点儿什么最有益于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未来的发展呢？唐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一直进行亚洲事务的报道，他毫不迟疑地说：“你应该写邓小平。”思考了几周后，我断定他说得对。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写邓小平并非易事。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文革期间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错误纪录，但没有找到任何书面证据。为正式会议准备的讲话稿均由助手撰写，有纪录可查，但其余大多数谈话或会议发言都不需要讲稿，因为邓只靠记忆就能做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条理分明的讲话。此外，就像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和妻子儿女下放江西时，他也从来不跟他们谈论党内高层的事，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邓小平批评那些自吹自擂的自传。他没有写自传，并且坚持别人对他的任何评价都“不能夸大，不能太高”。事实上，邓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过去的经历。人们都知道他“不爱说话”，出言谨慎。因此，相比于通常情况下研究某位国家领导人，写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是一项更不寻常的挑战。
遗憾的是，我从来无缘与邓小平本人会面并交谈。1973年5月，我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成员初次去北京访问时，见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高官，但没有见到邓小平。那次访问给我留下的最强烈印象之一是，邓小平刚刚结束了文革下放回到北京，高层内部正对此事议论纷纷，对于他将担任某种重要角色并带来重大变化抱有很高的预期。担任什么角色？带来哪些变化？我们西方人都在猜测，但谁也没有预料到后来20年中国行将发生的巨变，以及中国的未来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位非凡领导人的努力所推进。
我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招待会上，当时我离他只有几步之遥。这个招待会是一次盛大的集会，来自政界、媒体、学界和商界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齐聚一堂，庆贺美中两国正式建交。我们参加招待会的很多人已相识多年，过去常在香港见面——当中国对大多数西方人紧闭大门时，香港是中国观察家聚会的重要地点，在那里我们分享最新消息或传言，力图穿透竹幕。而我们中一些人已久未谋面，于是热切地攀谈叙旧。此外，举行招待会的国家美术馆的音响效果十分糟糕，不是个适合演讲的地方，从扩音器中完全听不清邓小平和译员在说些什么。于是我们这群聚在一起的中国观察家同行朋友继续着自己的交谈。据接近邓小平的人说，这群叽叽喳喳、心不在焉的人令他懊恼。然而他给我们大多数在场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对着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中国听众一样念着讲稿。
因此，我要了解邓小平，就像一个历史学家要去了解自己的研究主题一样，只能通过研读文字材料。而关于邓小平一生的不同方面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纪事。尽管邓小平告诫写作者不要吹捧，但在官方或半官方历史写作中，褒扬英雄、贬抑他人的传统在中国依然流行。由于另一些官员也会有秘书或家人写一些溢美的文字，细心的读者便可以对这些不同的纪录进行比较。党史专家中也有一些出于职业责任感而秉笔直书的人。
随着更多党内档案的公开，未来将有更多写邓小平的书。但我相信，对研究邓小平的学者而言，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写作时间。很多基本的年谱资料已被整理和发表，大量回忆录已出版，况且我还有一个以后的历史学家无法再有的机会：我得以跟邓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这些同事的家人会面交谈，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未必能从文字材料中获得的见解和细节。过去几年中，我总共花了大约12个月的时间在中国、用中文采访了那些了解邓小平及其时代的人。
就研究邓小平事迹的客观纪录而言，最基本的一部文献是《邓小平年谱》：2004年先出版了两卷，共计1，383页，从官方角度记录邓小平从1975年直到1997年去世前几乎每一天的活动；2009年又出版了三卷，共计2，079页，记述1904年到1974年邓小平的生平。由党史学者组成的编写这部年谱的班子可以接触到大量党内档案，并力求做到记录准确。年谱不提供解释，不进行褒贬，不作揣测，没有涉及一些最敏感的主题，也不提政治斗争。不过，它对于确定邓小平曾在何时跟何人会谈，以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都大有帮助。
邓小平的很多重要讲话经过编纂整理后，收入了官方的《邓小平文选》。这部三卷本的著作提供了关于邓的很多重大政策的有用纪录，尽管，极为关键的是，仍需要参照当时国内和国际事件的大背景对之作出诠释。有关陈云、叶剑英和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和文章的编年数据同样很有帮助。
最有助于深入理解邓小平个人思想的著作，是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所写的有关复出之前的邓小平的两部书。它们是根据她的个人回忆，她对了解邓小平的人的采访，以及中共档案写成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邓榕一般都会陪同父亲外出。尽管邓小平不跟家人谈论高层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了解国家形势，所以足以领会和理解他关切的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其中有些东西也只有他们看得到。其中《我的父亲邓小平》讲述了1949年以前邓小平的经历，另一部《邓小平：文革岁月》记述的是1969年至1973年间她陪同父母从北京下放到江西省的岁月。她在书中明显表露出对父亲的感情和崇敬，描绘了一个十分正面的人物形象，但是她也讲述了很多细节，揭示了不少邓小平的品格和态度。事实上，考虑到党的政策限制，以及她要描绘一个正面形象的努力，她已经是惊人地坦白、开放和具体了。她在写这些书时得到了党史学者的协助，由他们核对日期、人名和事件。她的写作仍在继续，正在写建国初期邓小平的活动，但还未写到1973年之后仍很有争议的时期。她慨然同意接受我的几次长时间采访，对她所写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
在我扎进大量中文文献之前，有些英文著作为我研究邓小平时代提供了很好的起点，但除了孙万国和弗利德里克・泰伟斯（Frederick Teiwes）的著作外，它们大多撰写于为纪念邓小平百岁诞辰而出版的年谱和回忆文字面世之前。以下作者的著作令我格外受益：鲍瑞嘉（Richard Baum）、理查德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梅勒・谷梅（Merle Goldman）、马若德（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莫里斯・迈斯纳（马思乐）（Maurice Meisner）、钱其琛、陆伯彬（Robert Ross）、阮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泰伟斯、孙万国和于光远。
理查德德・伊文思大使是一位聪明干练的英国外交官，1984年至1988年任英国驻华大使。他根据自己和邓小平的会谈以及英国政府文件，写了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中文版为理查德德・伊文思着（武市红等译）：《邓小平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此书主要涉及邓小平在1973年以前的经历，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文笔极佳的概述。在西方的政治学者中间，鲍瑞嘉对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做了最为细致的研究，写成Burying Mao（《埋葬毛泽东》）一书。他利用了1994年其著作出版之前可见的中国资料和香港分析家的著作。他慎重使用了香港的报道，我则极少使用，因为很难核实它们的信息来源，故而很难评价其可靠性。莫里斯・迈斯纳（马思乐）是一位很有思想、熟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他的The Deng Xiaoping Era（《邓小平时代》），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作为背景研究了邓小平。我在费正清研究中心长期共事的同事梅勒・谷梅在她的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在中国播种民主：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一书中，回顾了邓小平时代不断变化的思想潮流。她利用的材料不仅有出版物，还有她跟书中所记的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交谈。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中文版为阮铭着：《邓小平帝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的作者阮铭在1983年被党内保守派清除出党之前是中央党校的研究人员。他流亡美国后，激烈批评了那些拖改革后腿的保守派意识形态宣传家。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中文版为钱其琛着：《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的作者钱其琛，在邓小平时代的大多数时间担任外交部长和副总理，他的著作对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做了中肯的、信息丰富的纪录。帮邓小平起草过三中全会讲话稿的于光远，在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中文版为于光远着：《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一书中讲述了这个历史转折点。由于我参与过这两本书的英译本编辑工作，所以有机会同这两位和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前官员进行补充性讨论。
已故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一位记者，也是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新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的作者。毛泽东去世不久后他有机会见到中国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虽然他的一些描述——例如邓小平和三线工业的关系——显示出严重误解，但他较其他记者而言接触到更多材料，并且讲述了当时人所不知的新鲜观点。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邓小平上台时担任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的主编，1992年邓小平退出权力舞台不久后，他召集一些学者对邓小平及其时代进行评价，并把这些评价文章收入了他编的Deng Xiaoping（《邓小平》）一书。
泰伟斯和孙万国为写作他们的三卷本着作，较之所有西方学者掌握了更多1974年至1982年这个时期的中文文献。他们出版的第一卷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毛时代的终结》）的时间跨度是1974年到1976年。他们仔细评估关于各种事件的不同解释，旨在以极为细致的方式厘清基本事实。孙万国在过去20年里致力于探究这个时期的每一个重要事实，其坚持不懈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任何人。后来他还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核对我手稿的不同版本，修正错误、建议补充说明及推荐关键性著作。
傅士卓所著The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中国改革的困境》）是有关这个时期经济论战的最好的英文著作。陆伯彬写了几本研究这个时期外交关系的杰作。穷数十年之力研究中国精英政治和文革的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撰写过三卷本的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文版为马若德（麦克法夸尔）着（魏海平、艾平等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两卷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同书另有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1990 年本。]，并与沈迈克合着讲述文革史的Mao’s Last Revolution[中文版为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沈迈克着（关心译，唐少杰校）：《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2009）。]。我认识所有这些作者，并就邓小平及其时代与他们进行过交谈。他们总是慷慨地对我补充他们书中所述，使我对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已经面世的中文数据浩如烟海，即使最杰出的中国学者也无法全部阅读。从1990年代开始，又可以从中文互联网上获得爆炸般增长的信息。我一直得到许多研究助理的协助，其中尤其应当提到任意和窦新元。任意的祖父是前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位了不起的广东改革派领导人。窦新元曾在广东省经委工作多年，他既有个人经验，又具备学者从历史文献中探知真相的毅力。任意和窦新元两人都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帮我搜集大量材料，并力求深入理解不同立场的中国人的感受和行为。姚监复曾是赵紫阳领导下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官员，也花了数周时间阅读我手稿中有关经济的章节。
中文互联网是查询人名和日期这类问题的难得的信息源，但除此之外，往往很难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臆想或趣闻。如果互联网上的一些文章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没有注明来源，我会尽量核查原始出处，或至少在采用前将之与另一些数据进行比较。这样做时，我发现China Vitae是一个有关在世的中国官员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网站。
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官员所写的回忆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三卷本的《回忆邓小平》是这类文献中最好的文集之一，类似的文集还有三卷本的《邓小平人生纪实》。《炎黄春秋》和《百年潮》这两本出色的杂志发表了很多与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人撰写的文章。《炎黄春秋》是由既了解内情又有改革意识的前任高官主办的刊物。从保守派官员邓力群所写、出版于香港的《十二个春秋（1975–1987）》，以及他在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个由他建立的研究所，为很多研究建国后重大事件的历史著作提供了条件——的未发表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另一种观点。
还有很多有关这个时期的所有关键人物——包括陈云、谷牧、胡耀邦、万里、叶剑英和赵紫阳——的文献，往往是出自优秀的记者之手，他们提供了各不相同的视角。最出色的记者所写的有关邓小平的著作是杨继绳的《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官方历史如《陈云传》，虽经过精心编辑，仍是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朱佳木谈陈云的书（朱佳木、迟爱萍、赵士刚着：《陈云》）虽然简略，却得益于他为陈云当过五年助手的经历和他本人的细心研究。除了《邓小平年谱》外，还有一些官方为陈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一些与邓小平有密切工作关系的高官编订的年谱。
另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是有关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该书已出版七卷，仍有三卷待刊，由中国大陆的学者撰写，包括高华（已故）、陈东林、韩钢、沈志华、萧冬连等人。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由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为这个时期客观全面的学术研究树立了新的标准。
虽然中国政府已大大放宽了人们的写作空间，但大陆一些知情的局内人所写的东西仍被认为争议太大，无法在大陆出版。香港的出版业则更加开放，因此很多这类著作在香港出版。其中信息最丰富的是邓力群、胡绩伟、杨继绳、赵紫阳和宗凤鸣的著作。在写过回忆录的改革派官员中，有《人民日报》前总编胡绩伟，他写了《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
中国大陆没有出版胡耀邦的年谱，但他大陆的朋友在香港出版了两部篇幅浩大的年谱，一部是盛平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另一部是郑仲兵编的《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还有张黎群等人所写的三卷本《胡耀邦传》，其中二、三卷迄今仍未出版。胡耀邦的朋友汇编了四卷本的文集《怀念耀邦》，编者为张黎群等，在香港出版。在大陆方面，胡耀邦的女儿用“满妹”的笔名发表了《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赵紫阳1989年后被软禁在家期间，设法记录下他的个人经历和观点，并被译成英文以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香港版为《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台湾版为《国家的囚徒》（台北：时报出版，2009）。]为书名出版，编者是鲍朴、蒋悦磊（Renee Chiang）和殷阿笛（Adi Ignatius）。1989年之后，赵紫阳与之交谈时间最长的局外人是宗凤鸣，他写了《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赵紫阳并未授权宗凤鸣写下这些回忆，但他授权出版并亲自审阅了与记者杨继绳进行的三次主题集中的谈话纪录，该纪录发表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这些著作包含对邓小平一些做法的严厉批评，提供了有别于大陆出版文献的富有价值的视角。
我还观看过记录邓小平的讲话、会见、出访以及与家人休闲的纪录片。我的研究助理还应我要求翻译了一些俄文文献。
除了上述有关邓小平时代的一般性著作，我还使用了很多与本书某些特定问题相关的专业文献（见注释及英文、中文和日文文献的在线目录http://scholar.harvard.edu//ezravogel）。
除了多次在中国的短期访问外，我也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2006年住了五个月，2007年一个月，2008年数周，2009年一个月，2010年数周。这使我有机会采访到三类知情人士：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除了几位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选择用英语交谈，其他访谈都是直接使用汉语，没有翻译在场。具体而言，我受益于同朱佳木、程中原、陈东林和韩钢的深谈，他们都是专治党史的杰出历史学家。我也采访过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陈云的两个子女（陈元和陈伟力）、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胡德平和胡德华）。此外我还采访过陈毅、纪登奎、宋任穷、万里、叶剑英、余秋里和赵紫阳等人的子女。他们都是聪明、有头脑的人，出言谨慎且深怀孝心。他们的具体回忆令人感受到他们的父母及父母的同事的气息。
我采访过的前任官员中既有邓小平的仰慕者，也有他的严厉批评者。后者认为邓没有充分支持胡耀邦和知识分子，悲剧性地丧失了推动政治改革的良机。有些人是曾与邓小平共事或在邓手下工作过的著名官员，包括前外交部长黄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前副总理钱其琛和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所有这些官员都已退休，这使我们之间的交谈可以比他们在任时更为放松。
我还受益于对一些有才华的退休官员的采访，他们曾为邓小平工作过，其中有些人现在还在给《炎黄春秋》写文章，如杜导正、冯兰瑞、孙长江、吴明瑜、杨继绳和已故的朱厚泽。有些人因敢言而一时受到过批评或警告，但大体上他们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此外，我也有机会采访中国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与那些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党政干部相比，即使是身为党员的学者一般也不太了解党内的事情，但他们往往有机会认识一些要人，有些人阅读广泛并仔细研究过可以看到的文件。
虽然一些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党史，如中央党校、几所大学和当代中国研究所，但是研究人员最多、文献最丰富、接触党内资料最便利的部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会辖下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该机构的大约15名工作人员编写了《邓小平年谱》。此外，目前还有大约15人正在编写官方的邓小平传，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完成。
多年来，我在哈佛有机会与诸多来访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交谈，他们中有些人十分熟悉北京的政局。其中有一批杰出的政治异见人士，他们极有才干，富于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在1980年代与党的正统发生冲突。我同陈一咨、戴晴、高文谦、已故的刘宾雁、阮铭和已故的王若水等人的交谈均使我受益匪浅。我也跟天安门“六四”事件中的学生领袖王丹有过交谈，还和曾因1978年在民主墙贴出著名的大字报〈论第五个现代化〉而被判刑15年的魏京生交谈过。我也跟较年轻的前官员，如吴国光、吴稼祥（后来回到北京）和郁奇虹进行过交谈，他们都曾在中央机关工作过。我也从在北京和哈佛结识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樊纲、卢迈和钱颖一那里深受教益。
除了以上提及的这些人外，我还采访过鲍朴、储百亮 (Chris Buckley)、陈方安生、陈广哲、陈昊苏、陈开枝、陈伟力、陈先奎、陈小鲁、陈元、陈知涯、郑在浩、邓英淘（已故）、杜芬（John Dolfin）、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杜蒲、杜瑞芝、杜润生、高华（已故）、高尚全、高西庆、龚育之（已故）、顾汝德（Leo Goodstadt）、何方、何理良、胡晓江、黄平、黄仁伟、纪虎民、江绵恒、金冲及、刘遵义、冷溶、梁振英、李德全、李捷、李君如、李普、李盛平、李慎之（已故）、李向前、林京耀、柳述卿、刘亚伟、陆恭蕙、龙永图、卢跃刚、罗援、马立诚、马沛文、马诚礼（Charles Martin）、狄迪（Dede Nickerson）、彭定康（Chris Patten）、皮尼（Mario Pini）、沙祖康、单少杰、申再望、宋克荒、宋一平、孙刚、曾荫权、万叔鹏、王建、王军涛、王雁南、王毅、吴敬琏、吴南生、萧冬连、熊华源、严家其、杨成绪、杨启先、杨天石、叶选基、叶选廉、叶刘淑仪、余晓霞、曾彦修、翟志海、章百家、张国新、张显扬、张星星、张新生、张颖、张蕴岭、赵树凯、郑必坚、郑仲兵、周明伟、周牧之、周琪和朱启祯。我感谢所有帮助过一个外国人理解中国的中国朋友和熟人。不过他们对我的任何观点都不负有责任。我的看法是我本人根据所接触的各种资料而作出的最佳判断的产物。
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经历过的环境，我去邓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点分别小住过数日，包括他的出生地四川广安县，他打过八年游击战的山西太行山，1949年到1952年他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基地——重庆和成都，以及1930年代初他生活过几年的江西瑞金。我还走访过上海近郊陈云的出生地青浦。每到这些地方，当地学者和干部会向我深入讲解博物馆里的资料和实物，有助我在当地环境中理解邓小平的角色。
我曾前往新加坡与前总理李光耀交谈，他对邓小平的了解大概不亚于任何其他外国领导人；我也访问了前总理吴作栋、前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顾问吴庆瑞和总统纳丹（S. R. Nathan）等官员。我还与一些学者进行过长谈，尤其是王赓武、黄朝翰和郑永年。在香港，我会见过杨振宁和郑维健，后者与其岳父包玉刚同往中国大陆时，曾多次见到邓小平，而包玉刚这位香港船王跟邓小平见面的次数多于中国大陆以外的任何人。
在澳洲，我有幸与前总理罗伯特・霍克（Robert Hawke）、前驻华大使罗斯・加诺特（Ross Garnaut）、前外交部官员理查德德・赖格比（Richard Rigby）、罗杰・尤伦（Roger Uren）等人交谈。此外，我去莫斯科时会见过列夫・德留辛（Lev Deliusin），他在中国住了多年，主持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写过一本有关邓小平的书。亚历山大・潘索夫（Alexander Pantsov）——一位细心严谨的学者，目前在美国教书，熟谙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及谢尔盖・齐赫文斯基（Sergei Tikhvinsky）的俄语文献——与他的讨论使我尤其受益。
我还数度前往英国，寻访对邓小平有特别见识的人，故与前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爵士（Sir Alan Donald）和理查德德・伊文思、前任港督卫奕信（David Wilson）进行过交谈。我还在北京会见过前驻华大使安东尼・格尔斯沃齐爵士（Sir Anthony Galsworthy），同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也有过交谈，并多次与香港和北京谈判小组的成员之一邵善波座谈。
我在日本与之进行过交谈的有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国广道彦、谷野作太郎；还有日本外务省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如畠中笃、加藤弘一和下荒地修二；以及十分了解日本外交政策的川岛裕、东乡克彦和渡边宏二等博学之士。我还同日本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专家做过交谈，特别是平野健一郎、川岛真、国分良成、毛里和子、添谷芳秀、高木诚一郎、高原明生、田中明彦、辻康吾、矢吹晋和山田辰雄。益尾知佐子和杉本孝这两位日本的中国问题学者使我受益尤多，他们也是本书日文版的翻译。益尾知佐子写过一本论述邓小平外交政策的杰作，她协助我搜集日文文献，其中包括日本政府的解密文件。
我有幸跟一些见过邓小平的美国官员进行过交谈，包括前总统占美・卡特（Jimmy Carter）和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他们都是1979年与邓小平有过关键性会面的人物；还有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我也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已故的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有过交谈，他们曾是负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白宫要员。尼克逊的女婿、曾跟岳父一起见过邓小平的爱德华・考克斯（Edward Cox），和我分享了他的回忆。我还同一些前美国驻华大使交谈，包括恒安石（Arthur Hummel，已故）、李洁明（Jim Lilley，已故）、洛德（Winston Lord）、乔・普理赫（Joe Prueher）、桑迪・雷德（Sandy Randt）、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尚慕杰（Jim Sasser）和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已故）。伍德科克大使的遗孀莎朗・伍德科克（Sharon Woodcock）友好地与我分享了她丈夫的文件。我也有幸同一些任职于白宫、国务院或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中国问题专家交谈，他们是阿马柯斯特（Mike Armacost）、克拉克（Chris Clark）、费舍尔（Richard Fisher）、傅立民（Chas Freeman）、格里斯（David Gries）、希尔（Charles Hill）、凯德磊（Don Keyser）、科雷斯伯格（Paul Kreisberg）、黎赫白（Herb Levin）、李侃如（Ken Lieberthal）、麦卡希尔（Bill McCahill）、包道格（Doug Paal）、卜励德（Nick Platt）、容安澜（Alan Romberg）、芮效俭、索乐文（Richard Solomon）、斯皮尔曼（Doug Spellman）、苏葆立（Robert Suettinger）、沙利文（Roger Sullivan）、沙特（Robert Sutter）、宋贺德（Harry Thayer）和汤姆森（John Thomson）。我过去的两名学生李淑珊（Susan Lawrence）和刘美远（Melinda Liu）曾多年在北京从事报道，十分慷慨地同我分享了他们的时间和见解。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白丽娟（Jan Berris）一向是我获得各种有关人与事的信息的一个绝佳来源。我还访问过邓小平的四位翻译：冀朝铸、施燕华、唐闻生与已故的章含之。
我还受益于仔细阅读过本书全部手稿的柯文（Paul Cohen）、傅士卓、谷梅、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凯德磊、黎安友（Andrew Nathan）、赛奇（Tony Saich）和沈大伟。还有一些人细心阅读过部分手稿，也令我感到荣幸，他们是白志昂（John Berninghausen）、叶叙理（Ashley Esaray）、坦梅・戈尔斯坦（Mel Goldstein）、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蓝普顿（Mike Lampton）、拉里（Diana Lary）、李淑珊、李成、林重庚、林至人（Edwin and Cyril Lim）、林培瑞（Perry Link）、麦卡希尔、芮尔登（Lawrence Reardon）、陆伯彬、芮效俭、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索乐文、宋怡明（Mike Szonyi）、怀默霆（Martin Whyte）和赖特（Dalena Wright）。（阅读过第18章手稿的人见该章列表。）中国的一些党史专家，如陈东林、程中原、韩钢、齐卫平、沈志华、萧延中、杨奎松和朱佳木，也阅读过先前被译成中文的手稿，帮助改正了一些错讹之处。不过，只有我本人对尚未纠正或在他们阅读后仍未发现的错误负责。
与哈佛大学同事的讨论让我获益匪浅，他们是安守廉（William Alford）、包弼德（Peter Bol）、张伯赓（Julian Chang）、柯文（Paul Cohen）、科尔登（Tim Colton）、温奈良（Nara Dillon）、欧立德（Mark Elliott）、傅士卓、谷梅、戈迪温（Steve Goldstein）、何晓清（Rowena He）、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萧庆伦（William Hsiao）、江忆恩（Iain Johnston）、柯伟林（Bill Kirby）、凯博文（Arthur Kleinman）、马若德（麦克法夸尔）、奥格登（Suzanne Ogden）、欧伟伦（Bill Overholt）、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裴宜理（Liz Perry）、陆伯彬、赛奇、宋怡明、戴胡慧心（Tam Tai）、杜维明、王宁、华琛/屈顺天（James L. Watson）、瓦特夫妇（John and Anne Watt）、怀默霆、韦杰夫（Jeff Williams）、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沃尔夫（David Wolff）。我也同其他地方的学者讨论过相关问题，他们包括白志昂、伯恩斯坦（Tom Bernstein）、陈广哲、戴维斯（Deborah Davis）、杜芬、高尔德（Tom Gold）、坦梅・戈尔斯坦、桂本青、蓝普顿、林培瑞、赵文词（Richard Madsen）、戴慕珍（Jean Oi）、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白鲁恂（Lucian Pye，已故）、赛缪尔斯（Dick Samuels）、沈大伟、谢淑丽（Susan Shirk）、索林格（Dorie Solinger）、谢德华（Ed Steinfeld）和魏昂德（Andrew Walder）。
我还得到过以下人士的帮助：安和丽（Holly Angell）、夏滴翠（Deirdre Chetham）、埃斯帕达（Jorge Espada）、高申鹏、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罗索（Anna Laura Rosow）、索耶尔（Kate Sauer）、石文婴和张烨。同在哈佛查阅1949年以后资料的所有学者一样，我对费正清研究中心冯汉柱图书馆的馆长南希（Nancy Hearst）深怀感激，她一向以对数据的惊人熟悉和似乎无限的热诚，去帮助学者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她曾数次纠正我的笔记，核对我的手稿。随着中国在21世纪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在哈佛享有的特殊优势愈发凸显出来——我们得以利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Fairbank Center Collection of the Fung Library at Harvard）的特藏，它们对研究当代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其中很多文献不但在西方的其他图书馆见不到，在中国也无法见到。
我还要感谢熊景明，她以同样的帮助学者的热诚，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搜集并创造性地整理了中国大陆以外这一时期最完整的文献收藏。我也有幸得到亚特兰大卡特图书馆馆员的协助，他们帮我查找和使用了卡特政府的文件。我的编辑伊尔・哈伯特（Earl Harbert）认真细致，逐行逐句地加工手稿，以便让那些不是中国专家的人更易于理解。我的手稿编辑朱丽叶・卡尔松（Julie Carlson）既有创意又工作投入，不辞劳苦地帮我使手稿最后成型。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凯瑟琳・麦克德默特（Kathleen McDermott）也发挥其创造精神，热情勤奋地照料着与本书出版有关的方方面面。
我的妻子艾秀慈是中国人类学专家，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始终是我的思想伴侣。她以最大的耐心为一个身不由己的工作狂提供了平衡及精神支持。
虽然我在1993年到1995年担任过与东亚事务有关的美国国家情报官员，但在本项研究过程中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保密资料。所有关于事实的陈述、表达的意见或分析，均出自作者本人。书中提供的任何材料都不反映中央情报局或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的官方立场或观点。书中任何内容都不应被推测为表明或暗示美国政府对作者观点进行过信息认证或认可。这份材料已经中央情报局审核，以防保密信息外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