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75年指定邓小平取代王洪文主持党的会议时，中共仍然处在文革的争斗所造成的混乱之中。邓小平在党内的新职务使他得以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整顿全国的党组织。在北京之外的第一步整顿工作是在省级层面进行的，三个月之后进一步推向县和公社两级。7月2日叶帅写信宣布了由邓小平主持党内工作，两天之后邓小平便在很多省委领导参加的中央“读书班”上做了讲话，会议的重点是团结和整党。

邓小平知道毛对他盯得很紧，因此他在会上大讲毛主席的教导，至少是“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这是他为了配合自己当时的工作目标，从毛的教导中挑选出来、组合在一起的。邓小平的目的有二，首先是让毛泽东放心他会反修防修，其次是强调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了加强党的团结，邓小平采用了毛在1945年抗战结束时召开的中共七大上的做法。在那个邓小平第一次参加的党代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把抗战期间占领山头跟日本人打游击的各个单位统一起来。邓小平结合前一段时期的情况说，各自为战的打游击时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山头”思想，同样，在文革期间自然也出现了派性。他总结道，现在我们党要响应毛主席在七大上发出的团结号召，再次克服派性。不管什么人，只要“没有犯过罪”，愿意配合整顿、放弃派性，都要给予善待，包括过去的激进派。

邓小平小心地避免触动毛的敏感神经，同时大胆地、策略性地选拔善于治国而不是闹革命的人。他没有公然表示要清除党内的左派或激进派，但他的确更强调对“宗派主义”（即拉帮结伙的左派）而不是搞“修正主义”（即右派）的人的批评。他说，要把领导权交给有十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干部。虽然他没有明确反对任命从红卫兵中提拔上来的人，但这样一来他就排除了1965年以后即文革期间发迹的人，当时这些人中间有部分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邓小平还要求对那些未经适当资格审查就入党的人重新进行审查。虽然未作具体说明，但他针对的也是1966年到1975年组织程序混乱时期新增的1，600万党员，而不是文革之前入党的1，800万党员。因“不合格”而被清除出党的基本上都是坚持派性不改的人。毛泽东没有阻止邓小平的做法，这意味着他承认当时国家需要更加稳定的领导班子。

整党的一项中心任务是让文革期间由林彪派往地方的军队干部退出对地方政府的领导。邓小平在1975年8月8日作出指示，除了少数例外，军队要退出所有地方职务。军队的很多人当时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革委会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正规的政府机构。1975年底很多军人又回到了军营。

1975年5月5日，毛泽东主持了他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又去医院看望了周恩来。邓小平知道自己正触及毛泽东十分关心的问题，他也知道，周恩来在跟情绪多变的毛泽东打交道方面要比他更有经验。周恩来告诫邓小平说，要谨慎行事，只抓具体问题，一步一步来，不要进行全面整顿。邓小平虽然敬重周恩来，也知道毛泽东有可能不再给自己撑腰，但是他比周恩来更有魄力，他下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攻克那些他认为搞四个现代化必须加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邓小平当时还没有谈到改革，但是在构建后来能够实施改革的中共体制的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未来改革的内容。为此他需要扩大自己的理论队伍——能够帮他思考一些大问题的官僚体制之外的作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毛泽东让邓小平接过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权后不久，他征得毛泽东同意把自己的一批理论人马扩大为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正式机构。该机构设在国务院下面，其实是由邓小平亲自领导，由过去就是这个智囊团首领的胡乔木继续负责它的日常工作。

政治研究室

在正式担任了第一副总理后的第二天，1975年1月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叫来，提议由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成立一个研究理论问题的写作小组。邓小平和胡乔木都深知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敏感，因此挑选的都是受到毛器重的人，研究的题目也很合毛的心意，如“三个世界”理论、苏联的性质、资本主义危机、批判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等。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寻找那些毛泽东可以接受的理论观点，以便自己能有更大的自由去实施他认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政策。1月组成的小理论班子在7月扩充为政治研究室后，邓小平开始研究一些他个人认为重要（毛泽东也不会反对）的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

政研室比美国白宫的班子小得多，但除了不负责执行以外，它们的目的是相似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心内阁，是直接向邓小平负责的一批独立的顾问，可以帮他规划总体战略，起草政府公告。邓小平对它的控制权大于对党的官僚机构的控制权，因为后者过于庞大、多样，无法成为他本人的工具。

除了非正式的交流之外，政研室的成员每两周开一次例会。他们将工作分成三大块：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国内问题和国际关系。最初这个机构只有六名老资格的成员（胡乔木、吴冷西、李鑫、熊复、胡绳和于光远），很快又增加了第七名成员（邓力群，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即使在鼎盛时期，把助手都算在内，政研室也只有41名成员。有些成员也曾经是邓小平“钓鱼台写作班子”的成员，1962年至1963年九评苏共的著名公开信就是他们起草的。政研室的所有成员都是党内公认的老资格知识分子、有创见的战略家和写文章的高手。吴冷西、李鑫、熊复、胡绳和胡乔木具有在毛泽东手下领导宣传工作的丰富经历，而胡乔木像邓力群和于光远一样同时还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

在准备重要讲话和文件时，邓小平与政研室的人员密切合作。他提供政治指导，说明他们撰写的草稿中应当包含的思想，但依靠他们的专长来确保讲话稿和文件符合历史纪录，与毛主席过去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一致。对于重要的讲话和文件，邓小平会亲自看草稿，然后和作者一起修改加工。对于特别重大的问题，文件在下发之前要交毛泽东批示，得到毛的批示后邓小平还会亲自审阅，看看毛的观点是否被准确写进了稿子。虽然邓小平与毛泽东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但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担心善变的毛泽东会像在文革高潮时那样，认为某份文件不可接受而大发雷霆。

虽然邓小平掌握着全面负责党内事务的权力，但毛泽东仍让“四人帮”保留对宣传工作的控制权，以防邓小平偏离他的旨意。事实上，江青也有自己专门的写作班子，他们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开会，总在伺机对邓小平的政研室出台的文件进行批判。

江青的宣传工作难免与邓小平分管的文教科技工作发生重迭。对于邓小平来说，文化领域的整顿需要改变大方向，这就需要重新赢得因文革而疏远的知识分子的人心，把他们安置在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作贡献的位子上。因此，1975年政研室在加强科研机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江青和邓小平争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是《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它成了一个关于如何定义毛泽东思想的战场。邓小平把李鑫调到政研室，就是因为他作为康生过去的秘书，控制着毛泽东的很多文稿；李鑫来政研室工作，强化了《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应由邓小平主管的理由。然而，尽管胡乔木、李鑫、吴冷西以及政研室的另一些人在为《毛选》第五卷准备材料，但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工作，受到另外一个组织的保护。

打算收进《毛选》第五卷的一份文件〈论十大关系〉成了争执的焦点。这是完成企业集体化和国有化之后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的一次讲话，讲话中的一些观点邓小平可以用来为自己在1975年推动的工作计划提供依据。毛泽东说，中国在和平时期应当减少军费和国防开支，把资源用于支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学习各国的长处。邓小平请求毛泽东批准重新发表这篇讲话。毛泽东看过打算重印的稿子后，建议作一些修改。邓小平将修订稿再次送呈毛泽东，并在附信中建议，鉴于这篇讲话对当前国内和外交工作的意义，宜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尽快发表。毛泽东再次退回稿子并作出批示说，应当把它送政治局讨论。当然，“四人帮”反对重印这篇讲话，毛泽东也从未同意将它公之于世。直到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不久，这篇讲话才在1976年12月26日重新发表。

邓小平失去毛的支持后，政研室也于1975年12月停止工作。在它存在的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只开过13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但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协助邓小平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进行的改革提前规划了长期路线图。它在恢复高等教育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拓宽了文化活动的空间，促进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1976年，它因为对以下三株“大毒草”的炮制发挥了作用而受到批判：（1）〈工业二十条〉；（2）〈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政研室在制定前两份文件上起着主要作用，第三份文件则由它和邓力群全部承担。

〈工业二十条〉

邓小平承担起新的职责后，召集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的干部开了一个会。从6月16日到8月1日，他们出席了讨论经济工作长期目标的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会议筹办方国家计委制定的讨论议程，回避了在对五年计划的讨论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的争议，比如详细规定资源来源、分配给各部门和各个项目的资源规模等。在务虚会之前，十年经济规划、五年计划（1976年–1980年）和1976年年度计划的制订工作已经在进行，但是有关这些计划的最后决定要取决于这次务虚会确定的长远目标。

这次国务院务虚会把工业作为讨论的重心。在大跃进之后的恢复过程中，邓小平曾在1961年牵头起草了为工业系统的结构和目标提供整体框架的〈工业七十条〉。这次务虚会讨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前后各稿的条目数量不同，1975年的最后一稿共包含20条。

由于统计系统和情况汇报在1975年仍处于混乱状态，不同领域的与会者首先交流了有关经济形势的信息。务虚会的前两周举行的是全体会议，由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听取各主要经济部门的汇报。各部门的与会者从这些汇报中能够了解到自身部门必须如何设置目标才能跟其他部门的能力和需要相配合。从7月2日开始，谷牧将务虚会分成八个工作组，分别研究理论、组织和几个要害部门的工作。月底又恢复了全体会议，将与会者的全部结论汇总为〈工业二十条〉。

在1975年，干部们对“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已有所耳闻，它们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但在当时公开赞扬资本主义仍属禁忌，因为这将使中国多年来付出的牺牲的价值乃至中共是否应该继续执政受到质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为高层决策提供正当性的信条。

但是，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破坏之后，领导层想凭主观意志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热情基本上已经消失。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回到大跃进前的1950年代和大跃进后的1960年代初的恢复时期所采取的那种稳妥的计划。与会者相信，由于人口庞大、土地短缺和资源限制，中国应当依靠计划体制。人口少的国家也许能够承受挥霍性消费带来的益处，而不必在乎利伯维尔场造成的浪费。党的领导层认为中国则必须区分轻重缓急，控制对利润的追求和浪费性的消费。此外，即使这种稳健的计划也有可能受到毛的反对，因此与会者要以毛的名义为它正名。参加务虚会的通知上写的会议目的是讨论“毛主席关于加快现代化步伐的理论”。务虚会之后产生的十年经济规划也被贴上“毛主席的现代化计划”的标签。

邓小平先于其他领导人意识到中国需要放宽眼界。他出访过纽约和法国，经常会见外国官员，这使他对外国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中国已经大大落后的状况有着远比其他干部更清醒的认识。为了急起直追，中国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变。

毛泽东去世几年后，邓小平可以大胆地解释说，中国应当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念，这不会威胁到中国的主权或共产党的统治。但是他在文革中曾被批判搞资本主义，况且1975年时人们对开放市场和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尚未形成共识，所以他只能尽量打擦边球。他推动扩大外国技术的进口；他表示同意另一些干部认为不应向外国举债的观点，但国家可以用“延期付款”的方式把外国的商品和资本引进中国。此外，他赞成对工人进行物质奖励，通过“按劳”而不是“按需”的方式进行分配。但是，对旧体制的这些温和的改变仍让一些保守的干部害怕，他们继续强烈地主张要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邓小平并没有出席务虚会，但他看了总结报告，在8月18日〈工业二十条〉第一稿完成后，他对其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在发展工业之前必须增加农业生产，他认为工业要向公社提供农业机械，帮助提高农业产量。当时中国的工业尚不具备出口产品的能力。为了按计划增加技术进口、改进中国的生产能力，他准备出售石油、煤炭和手工艺品。最初应当先引进一些采矿设备，这样可以使中国增加石油和煤炭生产。从整体上说，邓小平强调发展科技、改进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他要求制定新的规章制度、更好地落实措施和组织纪律。他还支持向从事艰苦和危险行业的劳动者支付额外报酬。起草者于是进行了修改，把邓小平的意见吸收到文件之中。

9月5日，20家大型国企的代表被请到会上，让他们对〈工业二十条〉提意见。10月25日完成了新一轮修订，这恰好是毛远新首次向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的同一天。虽然起草人小心地把它称为“毛主席的计划”，张春桥还是在10月29日指责说，“二十条”只引用了文革之前的毛主席语录。胡乔木赶紧又搞出一稿，把文革期间的毛主席语录补充在内。他后来自责说，自己未料到这会招致毛的批评，给了他借口在年底将邓小平撤职。“四人帮”成员没有参加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但是当1976年初邓小平的问题成为政治问题时，他们立刻加入了批判，把“二十条”称为三株“大毒草”之一，说它提倡物质奖励，忽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

〈工业二十条〉形成的同时还制定了一个十年规划，用来为11月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作准备。10月5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务院会议，讨论成稿很快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他批准了这个草案并在10月27日将其送交毛泽东。毛同意把它印发给中央和各省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

经毛泽东批准，全国计划会议在11月1日召开，专门讨论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年–1980年）和1976年的年度计划。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对十年规划提出修改意见，有些意见被纳入了修订稿。同时，对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讨论仍在继续，12月底草稿被送交毛主席。

新制定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是谨慎的计划派的明显胜利，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克服计划工作的混乱局面，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但是，在这些谨慎的计划派和制定出更有野心的十年规划的理论家之间也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在1980年代将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科学院

1975年6月，邓小平把精力转向重整中国的科学事业。文革期间，在汇聚了大量高级科学家的中国科学院，每250个科学家中就有1人被迫害致死；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每150人中有1人死于非命。即使在社会上少数仍然维持运转的研究机构中，科研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中国科学院有106个下属研究单位，科研人员24，714人。到1975年时只剩下13个研究所、2个研究室和2，000多名人员，其中有1，800名干部或科研人员，200名后勤人员。在1975年，很多下放农村的科学家还没有回来。邓小平在6月29日对胡乔木说，政研室首先要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包括选拔新领导、恢复科学著作的出版。因此，对科学界的整顿是从中国科学院开始，随后扩大到其他研究机构的。

邓小平亲自决定由胡耀邦（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实际整顿工作。7月中旬，华国锋代表邓小平和党中央对胡耀邦说，党希望中国科学院在四个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胡耀邦首先要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摸底调查，把情况汇报给中央，然后搞一个整顿计划。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完成后，再整顿其他科研机构——隶属于国防部、分管经济的各部和地方政府的科研机构。之后要对学校和出版系统进行整顿。

胡耀邦率领一个三人小组，带着整顿的命令于7月18日来到中国科学院。他宣布，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科学院已经结束，工宣队和军宣队都要离开。中科院过去被下放农村的人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单位重新工作。要让科研人员获得必要的研究文献，包括外文出版物。

几周之后，胡耀邦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人员和各主要部委代表参加的一系列会议，探讨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科学技术需求。这些会议标志着向制定十年科学规划迈出的第一步。从8月15日到22日，胡耀邦又和相关的党委干部开会，讨论中国科学院的重建和主要领导人的选拔。他宣布，中国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包括科学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在整个9月份，胡耀邦与各研究所的领导开会，讨论如何克服他们工作中的具体障碍。在去各研究所之前，他全面研究了有关各所的材料，并与熟悉所内工作情况的人员交谈。

胡耀邦能够设身处地为受过罪的人着想，因为他和他们都是被迫害的幸存者。他十几岁便加入共产主义运动，不久后险些因某些有问题的社会关系而被判处死刑；文革期间，他在获准回京重新工作之前也受过迫害。恢复工作的科学家觉得能与他亲近，对他产生了信任感：这是一个理解他们苦难的人，因为他也受过苦。此外，经过认真研究，胡耀邦逐渐了解了各研究所存在的基本问题，他完全信任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团队。

他还帮助解决中科院人员的个人生活问题，例如改善他们生活条件、把家属从农村调到北京。事实上，他指示各所的干部把全部下放农村劳动和“学习”的人员列出一份名单，绕开繁文缛节把他们调回来。他不怕替他们说话，为他们的事业出头。每次他在某个研究所讲话都会成为一件很轰动的事。他很快就成了中国科学家群体心目中的英雄。

9月26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了中国科学院在拨乱反正、选拔新领导和恢复工作方面的进展，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胡耀邦的工作。10月4日胡耀邦被正式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他上任之后为各研究所任命了三套领导班子：一套管党，一套管业务，一套管后勤。他尊重专家，明确表示业务上的事由他们说了算。该年年底邓小平受到批判时，胡耀邦正在为各研究所任命新的行政领导，政治气候一变，任命进程也随即停了下来。

在制订中国科学院的整顿计划和为成立单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制订计划的同时，胡耀邦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着手制订了一个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的十年科学规划。由于仓促上马，胡耀邦主要利用了1956年批准的现成的十二年规划（1956年–1967年）。新规划的第一稿于8月11日完成，即胡耀邦召开一系列中科院研究所会议之前。它肯定了建国后前17年（1949年–1966年）取得的进步，在这个时期大约培养了15万名科技专家，但后来他们都被“四人帮”打成“资产阶级”科学家。文件的起草人为表明政治立场，引用了1962年毛泽东说过的中国要继续搞阶级斗争的话，但文件的重点是为促进“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提供稳定的工作条件。规划说明了当前农业、工业和国防急需的技术，也谈到了发展尖端技术的战略，如计算器、激光、遥感、仿生学以及在核能、粒子物理和其他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

邓小平在审阅文件时担心毛泽东的反应，他指示胡耀邦和其他起草人把分散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集中在一起，以清楚表明文件遵循了毛的总的观点。他对撰稿人说，要肯定前17年的成绩，同时要少谈后来的问题。邓小平还说，文件的篇幅也要压缩。

邓小平让胡乔木负责修订工作。胡乔木在8月26日给起草人写了一份有关邓小平的意见的说明，然后监督了修订工作，他希望最后的文件能够更符合毛的口味。9月2日完成的第四稿不再提前17年取得的科学进步，改为讲建国后整个26年以来取得的科学进步，这样就避免了批评文革。文件宣布，要在2000年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赶上甚至超过世界科技水平。文件还说，科学工作者要继续自我改造，与工农相结合。行动部分具体说明了科学家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带头开创新的科研领域，这是他们支持四个现代化的使命的一部分。报告最后宣布，为了实现毛主席的目标，需要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科学专家。文件指出，虽然不能说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但如果适合于中国，就要以开放的心态向外国人学习。

在9月26日讨论该报告的国务院会议上，胡耀邦讲话时，邓小平不断插话。胡耀邦讲到追上世界科技水平时，邓小平强调说，对中国目前的水平还是要谦虚一点，因为我国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其他国家太多。邓小平一再插话，反映了他要振兴中国科学的热情——他一再说，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一步。邓小平强调，要支持真正优秀的少数科学家，不要在意他们性情怪僻。解决他们的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问题很重要：他们的孩子要送进好的托儿所，还在农村的配偶都应当允许调到北京。邓小平说，1950年代他在苏联时就了解到，苏联的原子弹的基础工作就是由三位只有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完成的。邓小平批评说，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善待杰出的半导体专家黄昆，如果北京大学不用他，可以让他来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支持他的工作。

邓小平接着说，虽然他的法语和俄语说得都不好，但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学习外语，以便能够阅读国外文献。他们也要学习科学理论，如果不懂数理化，不管有什么文凭都没有能力搞科研。他还替那些在文革中挨批但仍坚持做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辩护，说他们“比占着茅房不拉屎的人，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邓小平批评说，有些人甚至不敢提“专”字。在他看来，国家应当爱护自己的专家。中国要在工厂引进自动化，要支持能够从事这项工作的科技人员。他知道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仍在持续，因此强调说科技人员也是劳动者。他指示说，十年科学规划经过修改后要送交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很少像在这次科学会议上那样激动。他不但不时插话，而且大力主张科研必须在四化中起带头作用。但是他又认为，为了发挥这种带头作用，不必进行全面整顿。科技部门的45，000名干部不需要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全部调动，只动其中的5，000人就够了。关键是各级领导班子。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做事的人，为什么还要保留他们的职位？为什么不能提拔知识水平高的人当研究机构的领导？挑战是艰巨的，关键要依靠四十出头的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以及那些年龄更大、在文革前受过教育的人。他说，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一些大学只有西方中学的水平，它所面对的危机将阻碍整个现代化工作。

胡乔木在9月28日把邓小平的讲话吸收进了第五稿。报告必不可少地歌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也大胆宣布政治理论不能代替科学。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的就是这个第五稿。恰恰是在这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应毛泽东之邀来北京看望他。毛向侄子表示，他对邓小平及其在清华大学的整顿工作有意见。毛泽东对科学规划也很恼火。他的怒气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乔木在最后一稿加进去的。毛泽东坚信，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此时，邓小平发展社会科学的规划也有了成果。他本人很重视振兴自然科学，但他也同意要为哲学和社会科学注入新的活力。尽管这个领域深具政治敏感性，邓小平仍大胆提出，社会科学十分重要，需要成立一个单独的社会科学院。1975年8月30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发布了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的“国务院第142号令”。胡乔木在这个文件中提出成立一个独立的科学院的计划，此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还宣布，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要逐渐恢复出版专业刊物，为了给他们的工作打下理论基础，首先要办一个面向非专业读者的综合性刊物。为了减少受“四人帮”和毛泽东批评的风险，邓小平指示说，杂志采用的稿件一律送政研室审查，以避免一切有可能激怒激进派的言论。胡乔木在创办刊物的请示信中采取了预防措施，宣布刊物将遵循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胡乔木在10月4日完成了有关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的请示报告，邓小平在次日便把它送交毛泽东。毛在10月6日批准了文件，包括出版第一期新杂志《思想战线》。很快又召开了研究这个杂志的座谈会。但是10月25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后，出版杂志的计划戛然而止，那些文章从未面世。胡乔木想继续落实这个计划，但政研室受到毛的压力，不得不在1976年1月17日宣布它不再承担指导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工作。恢复中国社会科学这项大事业还没有真正起步就流产了。

文艺界的小“百花齐放”

邓小平在促进文化领域的任何变化时都要特别小心，因为毛泽东在对文艺工作的控制上特别敏感善变。文革期间，毛泽东让江青严密控制着一切文化活动：除了她的样板戏之外不允许上演其他任何剧目。所有杂志也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里只卖《毛选》、革命英雄故事、为数不多的教科书和少量初级技术教材，书店门可罗雀。很多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在那里参加劳动，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没有机会读小说和故事。

但是，易变的毛泽东在1975年觉得小说戏剧的创作太少了，他对邓小平抱怨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误就挨批。百花齐放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得到毛的允许后，邓小平立刻印发了毛的指示并在党内传达。知道自己不熟悉文艺工作，邓小平当天——就是7月9日——便把政研室里老资格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让他们搜集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出版物，以搞清楚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他们的判断是文化生活死气沉沉，这就为有限扩大可以允许的文化活动范围铺平了道路。

在向邓小平抱怨文化缺乏活力的几天以前，毛泽东让秘书交给政治局一封信，宣布要释放周扬——他在文革以前相当于中国的文化沙皇。毛说：“久关不是办法。”周扬的妻子于7月12日得到了丈夫获释的消息。很快，受到周扬牵连的很多著名人士也被释放。几天以后毛泽东对江青说，他希望看到文艺工作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对作家要宽宏大量一些。他表示，作家有思想问题，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做工作。

但是，毛泽东仍然让“四人帮”掌管着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些文化机构。实际上，从1975年7月起，他让“四人帮”和邓小平来回拉锯。“四人帮”对任何批评毛泽东的言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晦的，一向十分警惕；邓小平则在胡乔木的支持下推动了一场小规模的“百花齐放”。他和胡乔木对毛泽东允许放宽活动范围的任何暗示都不放过，会随即采取行动，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出轨，以防引起毛的注意。

因此难怪周扬的获释继续成为双方冲突的根源。毛泽东在7月27日宣布，周扬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没那么严重。邓小平在第二天就把毛的话四处传达。可是“四人帮”仍然想方设法阻止完全恢复周扬的工资和职务。在这场拉锯战中，江青还阻挠周扬得到参加国庆庆典的特别邀请。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气愤地表达了不满。

另外一些小冲突因电影而起。胡乔木碰巧看到一些文件，表明“四人帮”在压制一部对工人和某些老干部——特别是令江青讨厌的余秋里——进行歌颂的电影。胡乔木于是授意电影剧本的作者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批准电影的发行。他还为作者出谋划策，让他写信时不要感情用事，要字字有据，不要偏激，以便让人觉得这部电影确实应该得到公演。剧本作者接受了胡的建议，他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是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导来创作这部电影的，电影表现了工人作出的贡献，工人们为此感到自豪，他们很喜欢这部电影。

扩大文艺自由的一大突破就发生在7月25日毛泽东看了这部名为《创业》的电影之后。该电影歌颂了开发大庆油田的余秋里和一批工人，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毛的赞扬。胡乔木估计，既如此，毛应该会对该片有好感，于是指示收集有关材料。7月25日，刚做完眼部手术而视力大为改善的毛泽东看了电影，心情不错。他因口齿不清，便写了几行潦草的大字，每页有五到十二个字，一共写了六页。他写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第二天邓小平正在主持政研室开会时接到了毛的信。他中断开会，把信大声读了一遍。毛在信中说，文化部太粗暴，连这样的好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邓小平很快就把这封信公之于众，让文艺界大受鼓舞。自文革以来，这还是“四人帮”的文艺政策第一次受到公开批评。胡乔木关心的是继续得到毛的支持，因此告诫剧本作者不要夸耀自己的成功；他还建议作者的妻子给毛泽东写一封感谢信。

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突破。他批准了另一封致毛泽东的信，内容有关根据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的电影《海霞》。后来，胡乔木和邓力群、甚至邓小平本人都帮助作者和作曲家给毛泽东写信，让他同意扩大文艺创作的自由，在一些事上他们也确实取得了成功。

鲁迅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毛泽东十分崇敬鲁迅也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江青在1970年代却对出版鲁迅的书信之事横加阻挠。在1975年秋天，鲁迅之子周海婴根据胡乔木的建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准许出版父亲的著作。胡乔木把信交给邓小平，由他转交毛泽东。毛回信说：“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到1981年时，包括注释在内的16卷《鲁迅全集》得以全部出版。

在1975年7月之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对文化生活的支持使“四人帮”退居守势。王洪文正在上海和浙江安抚造反派。姚文元被派到上海后发牢骚说自己与普通市民无异，“挤公交车上班”。江青仍在北京，但她被管得很严，无法阻止人们接二连三地请求毛泽东增加文化作品的供给。

杂志恢复出版的速度要比小说慢一些。已于1966年停刊的《人民文学》杂志在1975年夏天宣布即将复刊。不难预料，“四人帮”试图阻止《人民文学》复刊，未能得逞后他们又试图对杂志的内容尽量施加影响。邓小平领导着《人民文学》与“四人帮”的斗争，但他在10月上旬开始受到批评后，保守的文化部又占了上风。1976年1月《人民文学》第一期出版时，邓小平已经控制不了它的内容了。

周荣鑫恢复高等教育的努力

1975年夏天，邓小平和他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等人果敢地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的高等教育。文革期间仍在开课的大学寥寥无几，而它们也不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就作出指示，大学的学制要缩短，要从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学成后还要回到生产第一线。1970年6月又宣布，要让工农兵而不是学术人员管理大学。大学都要建校办工厂，让学生能够用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劳动。1971年8月13日又发布正式规定，上大学要通过推荐而不是考试。这些改变对中国高等教育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科学家在1973年5月访问过中国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后的结论是，该校的科学教育大体相当于美国初等技术学院的水平。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和其他激进派很难反对开办军事院校，部分是基于这一点，他开始恢复高等教育。在文革期间，中国最好的军事科技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很多人被调往长沙加入长沙工学院，以提高该校水平。甚至在普通院校恢复正常工作之前，少数有学术前途的知识分子就已经被允许进入这所学校和其他一些军事院校，理由是他们的研究与军事有关。

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处境却很严峻。1972年尼克逊访华后不久，北京大学的行政领导周培源应邀向周恩来汇报中国的科学现状。周培源鼓起勇气说，中国在所有32个科学领域都已经大大落后。此外，随着毛泽东在1974年元旦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学者们恢复正常工作的一线希望也化为泡影。科学的进步仍然有待来日。

周恩来在1974年12月与毛泽东谈话回京后，又燃起了恢复高等教育的希望。在这次会面时，他答应让“四人帮”的人负责文化体育部门，但竭力争取让他推荐的人选周荣鑫主管教育，并且得到了毛的批准。周荣鑫过去与周恩来没有什么关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党务工作，但是他上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1961年短期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他在任教育部副部长时开始拟定真正的大学教育计划，但并未得到毛的批准，第二年他的计划便无果而终。

1975年1月担任了教育部长后，周荣鑫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再次计划恢复高等教育。为了减少毛泽东提出反对的风险，他谨慎地重申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包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有关教育的教导。但是他也试图进行真正的改革。从5月到9月，教育部根据周荣鑫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多次讨论教育工作的座谈会。教育部还出版了一个刊物《教育革命通讯》，周荣鑫借此向在高等教育方面真正有经验的人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大胆指出，工农兵学员在大学里上一年学，不可能学到过去的学生在三年里学到的东西。他还大胆地说，工农兵学员上完大学后再回到原来的工厂或农村，无法满足国家对受过培训的干部和科技专家的需要。

邓小平完全支持周荣鑫。他在9月26日的讲话中说，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但中国的大学却下降到只有其他国家的中学的水平。一年以前，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小心翼翼地对邓小平说，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严重问题。令他们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回答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他希望他们把这种观点也讲给党的其他干部听一听。

在9月27日至10月4日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要改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他说，为了响应毛主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国家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他还说，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为了让教师好好教书，必须改善教师的地位。这些话在几年之后听起来也许像是常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是很有勇气的，他冒着让毛泽东发怒的风险。

邓小平在1975年甚至建议，学生不必中断学业参加两年劳动就可以直接从高中升入大学。实际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在1972年10月会见周恩来时就提出过这种建议；1974年5月30日李政道向毛泽东提出这个建议时，毛泽东甚至也表示同意。然而，1975年11月，这个当时被称为“周总理指示”的想法却成了批判邓小平想重新使用“走资派”、“刮右倾翻案风”的理由之一。只要毛泽东还在人世，邓小平是无法实现让大学恢复正常教育这一目标的。

同时，周荣鑫在邓小平的鼓励下开始起草一份指导教育政策的文件。11月12日文件第三稿完成时批邓已经开始，但草稿的基本要点并没有变：对于从1949年到1966年上学的人，他们所受教育的价值应当给予肯定（不应把他们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恢复专业化的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时间应当延长；要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两天以后的11月14日，周荣鑫被叫到政治局会议上，他的建议受到了猛烈批判。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五十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将邓小平撤职的前奏：1975年秋

晚年的毛泽东很少把时间用在治国的具体事务上，而是花大量时间沉溺于他所喜爱的文史之中，而且很留意其中的内容对当前政局的意义。1975年7月23日动眼部手术之前，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从1975年5月29日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来给他读古典小说，并且与他一起讨论。芦荻在8月14日记下了毛泽东对古典侠义小说《水浒传》的评论，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那里，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

邓小平虽然察觉到了麻烦，但在8月21日的政治研究室会议上，他试图使事态得到控制。他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然而毛泽东却另有打算，他要让辩论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进行。毛已经在担心邓小平会像周恩来一样热衷于解放对文革十分反感的大批老干部。显然，人们很难阻止毛泽东的疑心日重。由于直接谈论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可能会如何对待毛的历史遗产在当时还过于敏感，“四人帮”便采取间接手段，讨论赫鲁晓夫如何抹黑史太林。批邓的人警告说，他最终可能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既然邓小平以“打击派性”做幌子将造反派撤职，让老干部卷土重来，难道他们不会抹杀毛主席的威望，对毛主席和打击过他们的造反派进行报复？

江青一直在寻找既能讨好毛泽东又能批邓的机会，她抓住了毛泽东评《水浒传》所提供的机会。从8月23日到9月5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告诫读者《水浒传》中的义军领袖宋江是一个反面教材。江青也开始更嚣张地指责邓小平等人从事的整顿工作。9月15日，她利用一次大型会议（“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恶毒攻击。她借《水浒传》指桑骂槐，指责一些高级干部想架空毛主席。

然而，毛泽东在1974年秋天以后想实现安定团结，一直对江青加以限制。他觉得江青在大寨会议上胡闹，话说得太过火。唐闻生把江青的讲话稿交给毛泽东过目时，他说这个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没有允许它发表。他还让江青以后少说话。很多高级干部猜测毛对不断批判以前的造反派、继续为老干部平反已经有所不满，但评《水浒传》的运动当时还是平息了下来。

在这期间，周恩来也感到了评《水浒传》运动的压力，1975年9月20日他进手术室之前把自己关在医院一个小房间里，仔细阅读了有关1931年他从事地下工作时一桩案子（“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该案称他涉嫌向国民党送情报。他在进手术室之前对妻子邓颖超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颖超把他的话告诉了汪东兴，请他转告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就像毛泽东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很担心自己在党内的名声。

关于清华大学的冲突：1975年秋

1975年7月23日动过眼部手术后，毛泽东开始阅读以前无法阅读的文件。他越看越觉得邓小平走得太快，已经超出了恢复安定团结的范围。10月份毛泽东开始关注清华大学，他早在1969年就把“六厂两校”——两校是指清华和北大——树为全国的样板，因此心里一直想着该校。文革早期曾经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人在1975年一批接一批受到邓小平的批评，毛一直忍着没有发作。但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事情上走得太远了。

邓小平这一代政治领袖中没有人上过大学，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和他那个时代另一些聪明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叶剑英、胡耀邦和赵紫阳，本能地愿意与知识分子相处，深信他们的帮助对现代化事业至关重要。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敏感，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整顿使他对维持毛的支持有了信心，便在1975年末开始尝试虎口拔牙：把整顿工作推向清华大学，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那里有着特殊的关心。

1975年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都是文革初期作为“工人宣传队”成员来到清华的造反派。迟群原是军人，当过负责保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在1968年被汪东兴派到清华大学。这个铁杆的造反派后来当上了大学党委书记。他在清华的战友谢静宜从1958年到1968年担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毛一直用通常称呼晚辈的方式叫她“小谢”。“小谢”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和谢静宜虽然有激进派的支持，但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都把他们视为难以忍受的意识形态狂。

邓小平在1975年8月扩大整顿范围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看到了希望。他过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团中的部下，在校内一些知识分子的鼓动之下，他于8月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迟群过着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毒化校园气氛。刘冰在信中说，迟群既不看文件，也不接见外人，工作不负责任；他经常酗酒，发脾气，辱骂别人，有时还大发雷霆，往桌子上摔杯子，男女关系上也很不检点。刘冰向胡耀邦请教有什么适当的渠道可以把信送给毛泽东，胡耀邦建议他先把信交给邓小平。邓小平马上就大胆地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既没有答复刘冰，也没对邓小平说什么。可是迟群知道了这封信。他立刻召开党委会，批判“清华的党委内部支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即刘冰及其支持者。不久后刘冰又写了一封信，把矛头也指向谢静宜。他说，身为党委书记的迟群在谢静宜的支持下，阻止在校内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和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指示（周荣鑫宣布学生不必再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从事劳动，要减少低学历的工农学生的数量，把重点放在培养科技专家上）。李鑫等人劝邓小平不要转交刘冰的第二封信，因为毛泽东对两间样板学校十分敏感，然而邓小平不为所动，还是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10月19日，毛泽东把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叫去开会，却没有叫邓小平。主席对他们说，刘冰“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谢在1968年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毛泽东问，刘冰为何不把信直接交给他，还要让邓小平转交？他让他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刘冰的当”。根据毛的指示，邓小平在10月23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的指示。北京市委的高官又把毛的指示传达给了清华大学党委。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十年规划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这个提纲引用毛的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看过之后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这样说等于把科学技术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他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在毛看来“阶级斗争是纲”。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去训了一顿后，让负责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去查找出处。胡乔木经核对后发现毛泽东是对的——他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胡乔木仅仅是从毛的著作中偶尔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他作为编辑稍稍改动了一下措辞。毛泽东允许邓小平纠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坏，但他仍抱着遮羞布不放，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邓小平却向这块遮羞布动手了。假如毛泽东仍在世时邓小平就敢篡改他的指示，打击他在清华大学的宠儿，那么毛去世之后，说不定他还能干出什么事来。

毛泽东的新联络员毛远新：1975年10月–1976年4月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尊重其意见的疑心日益增长，同时他对自己的联络员“两位小姐”（唐闻生和他的远亲王海容）的怀疑也有增无减。她们正在变得过于亲近邓小平。毛说，她们就像“沉船上的耗子”。毛泽东已届风烛残年，邓小平正冉冉上升，不能再指望她们忠实于他这艘正在下沉的船了。确实，即使在失宠于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仍然不时与她们见面。

由于1972年尼克逊访华时唐闻生发挥过关键作用，因此当朱丽・尼克逊（Julie Nixon）和戴维・艾森豪威尔威尔（David Eisenhower）在1976年元月1日至2日访华时，毛泽东仍让唐闻生担任翻译。但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给毛泽东做翻译。几周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依靠另一个联络员——他的侄子毛远新（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毛远新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富有经验的干部，热衷于执行毛的指示。他在前往新疆（他父亲成为烈士的地方）参加1975年9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典的途中，于9月27日在毛泽东的北京住所暂住。像往常一样，他向伯父详细汇报了东北的情况。他说那里有两派意见，一些人认为文革是七分成绩，也有人认为文革是七分失败。他说，否定文革的声音甚至比1972年林彪死后周总理批极左的调门更高。

参加了新疆的庆典后，毛远新回东北花一周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便到北京当上了伯父的专职联络员。毛远新对伯父心存敬畏，与之有相同的激进观点。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干部和毛泽东的侄子，他的联络员角色要比“两位小姐”权威得多。在毛泽东部署几乎每天开展的批邓运动时，他也比她们发挥了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一些拥护邓小平的人后来说，是毛远新使毛泽东对邓小平起了疑心。例如，他让毛泽东注意到邓小平在毛已经批准的文件下发前对其所作的一些改动。其实毛泽东在毛远新到来之前就已经对邓小平起了疑心。还有一些干部确信，毛远新在传达毛的指示时塞进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

不论是否如邓的拥护者所说，是毛远新将毛邓之间的问题升级，毛远新确实抱持激进观点。1974年底他在辽宁时就与迟群有过一段合作，两人一起推广“朝阳经验”，目的是向学校提供适合培养农村干部需要的教材，以此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毛远新本人也同意迟群认为思想教育在清华大学很重要的观点；他像迟群一样，反对刘冰、邓小平和周荣鑫重视学术质量的新做法。

毛泽东发动批邓：1975年11月

邓小平意识到了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日益不满，于是在10月31日请求与毛泽东见一面。毛第二天便接见了他，批评他支持刘冰。但是毛泽东也给了他一些安慰。邓小平请求毛泽东对过去几个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作一个评价，毛说“对”。这等于承认了整顿的成绩。毛泽东在过去两三个月与江青的几次见面中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邓小平，因此邓小平虽然明知有一定风险，仍对毛的继续支持抱有希望。然而事与愿违，他高估了自己在未来几周内能从毛那里得到的支持。

毛远新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向他的伯父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谈文革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几乎不曾称赞以周恩来作为主要对象的批林批孔运动。毛远新说，邓小平几乎不提阶级斗争，只抓生产。最后，也是最令毛泽东担心的，他对伯父说，邓小平有恢复文革前的体制的危险。毛泽东与侄子这次见面后，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的紧张迅速加剧。

邓小平数次试图单独面见毛泽东“向他请示”，但是在11月1日见面之后，毛泽东总是拒绝见他。如果邓小平只在私下里对他说拥护文革，那么在毛去世之后邓小平可以否认自己说过的话。看过相关文件的党史专家相信，毛泽东想让邓小平拥护文革的话被别人听到，或是写成白纸黑字，这样邓就无法公开否定文革了。例如，当毛泽东在11月2日与毛远新见面时，他让毛远新当天去见邓小平，在另外两个干部在场的情况下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邓小平。

虽然邓榕没有记下日期，但她讲述了父亲在家里与毛远新的一次会面，此事很可能就是发生在那个晚上。她写道，一天晚上，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到她家与邓小平谈话。她不清楚他们关起门来单独说了些什么，但她敢说毛远新是“来者不善”，父亲则是“绝对不会动摇”。据她判断，“父亲和毛远新这次谈话并不愉快。毛远新走的时候，父亲没有送客”。据说，毛远新刚担任联络员时，对邓小平等党内老干部多少有些缺乏自信。但是当他讲话时有毛泽东在背后全力为他撑腰，他便底气很足。不难想象，邓小平为自己取得的很多个人成就而自豪，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不愿意肯定文革，对于这个年龄小他一半的人对自己说三道四自然不会有好感。

毛泽东指定了另外两个人——汪东兴和陈锡联——在第二天跟毛远新和邓小平一起开会，他们对文革都持有和毛一样的观点。邓小平知道毛远新会向主席汇报，但他并没有动摇。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按你﹝毛远新﹞的描述，是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知道自己会触犯毛泽东，于是又加了一句，说他愿意再作检讨。

这次见面之后，毛远新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没有顺从地接受批评。毛泽东对侄子说，马上再开一个八人会议，原来的四个人（邓小平、毛远新、汪东兴和陈锡联），再加上张春桥（“四人帮”成员之一）和三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他们都是文革期间维持着经济和政府工作的人。毛说：“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此前毛泽东曾说过文革是九分成绩，但他在准备这次会议时作一点让步：邓小平和其他干部必须同意文革是七分成绩，“﹝政治局会议﹞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急”。

第二天，即11月4日，这个八人小组便召开会议，毛远新当晚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结果。毛远新要求邓小平同意文革是成绩为主，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却不愿向毛的侄子直接作出回答。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反应感到失望，不过他对侄子说，让他们批评邓小平不是为了撤他的职，而是要帮他纠正错误。毛还告诉侄子，要提醒“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张春桥，这些谈话的内容一个字也不要向江青透露，因为她总是在伺机公开批邓。毛远新给伯父汇报完以后，毛泽东指示八个人继续开会，他们也遵旨照办。毛远新在11月7日又向伯父汇报说，让邓小平作出让步的事毫无进展。

毛泽东接下来采取的策略是逐渐增加开会的人数，使压力层层加码，直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拥护文革。因而，他指示毛远新召集政治局包括江青在内的全部17名成员开会。政治局成员要点名批评文化和科技部门那些支持邓小平的人：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打击这些得到邓小平支持的人是向邓小平施加更大压力的手段，因为他知道自己拒不让步会给他的同道带来大麻烦。如前所说，教育部长周荣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长期担任周恩来和陈云的助手，他一直大胆直言要通过提高教育水平促进现代化，甚至提出要减少思想教育的作用。因此，在11月8日进一步批邓时，分管教育的张春桥对周荣鑫说，他必须就鼓励学生只管学习、忽视政治斗争的行为作出检讨。

在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同道的同时，邓小平的拥护者因其所持的精英教育观点也受到了公开谴责。当时邓小平还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是在11月13日，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前几次会上不作回答很不满意，于是给政治局下达书面指示，要他们对邓小平进行“帮助”。

两天以后，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严重性，而且他很可能十分清楚毛对王洪文不再抱有希望，因此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让已在浙江完成工作的王洪文代替他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当晚就作出了答复，他说，还是要由邓小平继续主持会议。他没有再让王洪文恢复以前的工作，两个月以后他任命华国锋担任了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

11月16日和17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主要拥护者。像周恩来一样，邓小平无奈地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了批判自己的会议。毛远新作了关键发言，他批评邓小平不执行毛主席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指示，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当时也被允许到会的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加入了批邓的合唱。邓小平除了作为会议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两语以外，几乎一言不发。他让批他的人说完后，把同样受到批评的人——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也叫到会上来，让他们说明自己的立场。但是，当会议结束要进行总结发言时，邓小平却推辞了，他说自己听力不好。

批邓的进程在11月的上半月迅速升级，于11月20日达到了顶点，这时的讨论已经转向对文革的全面评价。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再次主持会议。邓小平很少征求别人的意见，但是在召开这次会议前的几天，面对不断的压力，他去征求了周恩来、叶剑英和陈云的意见。他要力争以毛泽东最不会反对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纪登奎的建议说自己在文革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本人在几周前提到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这句隐喻。然而邓小平这种自作聪明的回避术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他要的是对文革的明确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走进了僵局。

四十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毛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对象，自己的长子跳楼致残，他对文革无疑抱有强烈的反感，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把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事分开，无怨无悔地听从毛的命令。那么，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图，为何现在非要拒不服从呢？邓小平知道，毛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操控大局于股掌，事实上他已经来日无多。但是，答案还要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需要的评估中找。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纪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与阶级斗争划清界线，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或陈云的劝告，他就要屈服于毛的压力，这也许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邓小平没有屈服。据邓榕回忆，当父亲在年初开始大力进行整顿时，他已经估计到有可能挨批和丢官，他已经作好了精神准备。尽管邓小平在当时处境艰难，前途未卜，但到1977年重新上台时，他在1975年与毛泽东划清界线、拒不让步的做法却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毛邓两人都划出了自己的底线，但是在准备11月24日政治局的“打招呼会”时，他们的行动仍然有所节制。毛泽东很清楚在邓小平领导下1975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本人也赞成邓小平做的很多事情。他知道，在恢复安定的能力上，没有人能比得上邓小平，况且他也没有替换邓小平的更好人选。此外，福特总统（Gerald Ford）就要在12月1日至5日访华，周恩来重病在身，邓小平上个月还与基辛格一起为福特的访华作准备，毛泽东不知道还有哪个熟悉外交的领导人能够在美国支持台湾、拖延承认中国、与苏联搞缓和这些敏感问题上巧妙而强而有力地表达中方的观点。

在12月初与福特的第一次会谈中，邓小平借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比喻美国对苏联让步太多的危险。他说，魏王曹操打了胜仗之后，大将军吕布愿意为他效劳，可是曹操疑心吕布不忠，说他“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换言之，满足苏联的要求从长远看是没有用的，因为它的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它还是会追求自己的利益。

毛泽东在会见福特时说，中国论武器装备打不过苏联，只能放放空炮，“如果说到骂人，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一点”。为了向邓小平施压，毛让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充分施展了“这种本事”。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仍然掌握着决定他命运的大权，他必须与那些仍然敬仰毛泽东的干部共事，尽管文革造成了许多错误。由毛泽东准备讲稿、仍由邓小平主持的定于11月24日召开的会议，是要提醒老干部牢记党的正确路线。邓小平在会议召开的三天前给毛泽东写信，就如何主持这次会提出了具体建议。毛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建议。毛还指示说，也要请一些中青年干部，他们也要对路线方针有正确的理解。但是毛邓两人都知道，大多数“中青年干部”都是过去的造反派，他们在会上会对邓小平施展“骂人的本事”。但是毛泽东随后又改了主意，他在第二天指示说，不必急着给中青年干部打招呼，这可以等到以后的会议再做。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想开足马力批邓。

11月24日的“打招呼会”有130多名高级干部参加，听取毛泽东关于如何“避免犯新的错误”的指示，也就是说，如何终止对邓小平的施政路线的追随。根据毛泽东对会议的指示，邓小平大声宣读了毛的信。毛在信中批评刘冰想搞掉迟群和谢静宜，他说，刘冰的信其实是冲着支持迟群和谢静宜的我来的。他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刘冰的信是由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因此开会的人显然知道这是在批邓小平。会议要求邓小平对毛的信作出答复，邓小平想找一条脱身之计，既不肯定文革，又服从毛的指示。他说：主席希望干部对文革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主席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的基本路线。事实上他只承认了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党的政策，但并没有说自己同意这些话。〈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经毛泽东批准后，于11月26日下发给了全国高层党政军干部。文件虽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看文件的人都清楚，他遇上了大麻烦。

扩大批邓：1975年12月–1976年1月8日

11月26日下发了24日会议的讲话要点之后，政治局又在两个月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这是指他允许太多的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毛泽东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以他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会议。邓小平在会上除了宣布“开会”、“散会”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凭江青及其激进派大肆攻击他和他的政策。《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等媒体随即也展开了批判。在这场批判中，坚定拥护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张爱萍）都因为支持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受到批评。国务院政研室以及在那里工作的老干部，包括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也因他们支持邓小平这一错误在批判会上挨了批。

12月18日，毛远新把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材料交给他的伯父，这是10月份以来他在辽宁省委、上海市委和清华、北大的帮助下搜集整理的，激进派在这些地方有着雄厚的基础。毛远新还附上一份说明，请求允许下发这些材料，毛泽东立刻同意了这一请求。两天以后，这些材料下发给了党内和军队的高层干部。邓小平在同一天简短地作了一个没有书面纪录的“口头检讨”。他说，他在1975年初恢复工作时，一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停滞不前，派性严重。为了解决派性问题，他首先抓了铁路，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然后又以同样方式抓了钢铁工业，使生产有了增长。他说，自己的失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有八年没做工作，而是由于他对文革的态度。他的检讨，正如他女儿所说，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他仍然认为这些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希望缓和与毛泽东的关系，在12月21日给他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上自己口头检讨的纪录，他说，这只是个初步的检讨，希望能够得到主席的教诲。不出意料，毛泽东认为他的“检讨”太敷衍。他没有作出答复，而是扩大了批邓运动。1976年元旦一过，汪东兴就让邓小平看由毛泽东批准的元旦社论。这篇社论说，抓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等待什么，他立刻动笔又写下一份书面检讨，于1976年1月3日交了上去。他在书面检讨中重复了12月20日的话，仅仅补充说，自己有时不征得主席的同意就宣布政策。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周恩来在邓小平交出检讨五天后去世，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

会见基辛格和福特总统的插曲

在这期间，邓小平曾被批准暂时从受批判当中脱身，因为他要跟基辛格、后来又跟福特总统谈判。为了给福特总统访华作准备，10月20日至22日，邓小平与基辛格举行了三天漫长的会谈，就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邓小平几乎没有让基辛格说开场白，就逼着他在关键问题上表态：你们卖多少粮食给苏联？你们给了苏联多少美国现代设备和技术？你们如何评价赫尔辛基会议（美国在这次会议上力促西欧与共产党阵营搞缓和）？邓小平然后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对希特拉（Adolf Hitler）采取绥靖政策的经验教训：由于英法两国向希特拉最初的侵略示弱，导致了希特拉进攻西方。他奉劝说，为了阻止威胁，必须作出强硬反应，而现在美国却在示弱。他说，苏联现要比美国和西欧加在一起更强大。苏联有两个弱点：它缺少粮食和技术，而美国在这两方面施以援手，帮它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只会增加苏联攻击的危险。周恩来曾被指责为投降派，而当这次会谈汇报给毛泽东时，他很难找到以同样的眼光看待邓小平的证据。

在与基辛格就全球问题举行的漫长会谈中，邓小平不断重提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形成的威胁。他在整个会谈中一再向基辛格施压，让美国对苏联的威胁作出更强硬的反应，基辛格则试图解释美国在对付苏联的威胁上已经做了不少事。邓小平尽管咄咄逼人，但并没有超出外交礼节的范围。

基辛格会见毛泽东时有邓小平作陪。毛泽东像邓小平一样，也很重视美国不对苏联的挑战作出适当响应的问题。基辛格在与邓小平和毛泽东会谈后写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说，在访华期间的会谈中，暗含着一些可能让美中关系降温的麻烦，这跟中方感到美国面对苏联攻势的退缩态度有关。基辛格认为，中方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苏联。

即使在漫长的会谈中也能始终对会谈内容保持高度专注，这正是邓小平面对压力时坚毅刚强的性格的一种体现。无论基辛格还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当时正承受着来自毛泽东的沉重政治压力。事实上，基辛格从会谈的情况断定，由于毛泽东病得不轻，无法过问具体的或持续性的工作，现在“邓小平是关键人物”。

11月4日，即邓小平第一次在八人会议上挨批的当天，外交部长乔冠华召见美国驻京办事处主任乔治・布殊，建议美方把福特总统的访华行程推迟到12月份，但是美国要求访问如期进行。中国在11月13日同意了原定的访华日程。邓小平是福特总统的主要东道主，在130多名高官参与的会议上受到批评一周后，他去机场迎接了福特的到来。邓小平举行了一次欢迎宴会、一次告别午宴，举行了三次漫长的会谈，并且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

中方官员对福特的来访并没有太多期待。他们认为，面对苏联的压力，尼克逊是个足智多谋的可靠领导人，而福特则软弱得多，且刚上任，还没完全从水门事件中恢复过来。尼克逊曾承诺在1976年与中国恢复正常邦交，他们在访问前就知道福特不会把关系正常化的计划提前。福特在外交事务上不像尼克逊那样老练。邓小平在第一轮漫长的会谈中确实又向美国施压，要求其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他当时对福特说：“我不想冒犯阁下，不过在跟苏联打交道方面，我们也许比你们的经验更多一些。”就像六周之前他跟基辛格会谈时一样，他把他对苏联的看法又强调了一遍。他说，中国已经作好了单独对抗苏联的准备，尽管中国很穷，缺少技术，但中国准备“挖地道”，“用小米”养活它的军队。邓小平虽然不满于美国向苏联示弱，但他并没有表示中国要增加自己的军费。

不过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福特总统的态度要比六周以前他们接待基辛格时客气得多。邓小平对福特说：“我们相信只要保持交往⋯⋯我们的看法有分歧，有时甚至吵架，都算不了什么。”除了在苏联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外，邓小平还以其迷人且好辩的个性，敦促美国重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贸易、文化交流和美国的对台政策。邓小平还发现，福特总统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比他以为的要多得多，其反苏态度也比他预料的要强硬得多。一周以后他对乔治・布殊说，他与福特会谈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福特回国后，批邓的会议也随即恢复，但是美方一直无人觉察邓小平受到了批判。福特访华一周后，当邓小平为已经结束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的任期、就要返回美国的乔治・布殊举行告别午宴时，布殊把这次午宴描述为“气氛轻松愉快”。

毛泽东于1975年12月2日会见了福特总统，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邓小平被允许在1月1日会见尼克逊的女儿朱丽・尼克逊及其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威尔（David Eisenhower），次日又接见了由玛嘉烈・赫克勒（Margaret Heckler）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这也是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之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几天后周恩来去世。

再次打入冷宫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10月25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对邓小平的批评后，党建、科技和文教领域的前进步伐立刻停顿下来。下级单位没有立刻获悉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但是几周之后他们都感到，他们想让上面同意作出一些改变的努力受到了阻碍。邓小平在1976年1月便无力再为他们提供支持了。

从1975年5月到10月，邓小平着眼于未来为党建、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长期进步打基础的工作虽然被冻结，但并没有死亡。1975年在他领导下制定的经济计划，仍然是1976年年度计划和1976年至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基础。“四人帮”印发了“三株大毒草”并发动批判运动，读过的人虽然不能公开赞扬，但它们在1977年却变为三朵“香花”，成了未来几年政治纲领的基础。例如，成立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计划在1975年被终止，但在1977年得到了落实。政研室在1975年底变得死气沉沉，可是它的很多研究人员在为1978年的三中全会和后来的改革撰写文件中发挥了作用。

批邓运动在军队中从未形成气候。除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外，“四人帮”得到的支持微乎其微。在军队，最明显的影响是批邓放缓了让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回来工作的进程，军事院校恢复教学的工作也被推迟。但是1977年老干部又开始返回军队，军事院校也重新开课。

邓小平的下台在短期内对高等教育造成了显著影响。提高教育水平和减少政治思想教育的计划被中止，重建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也失去了动力。得到允许的文艺活动的范围大为缩小。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又被泼了一头冷水。

在政治领域，为党的高级干部平反的工作也放慢下来。邓小平一些最亲近的拥护者受到批判并被撤职，特别是胡耀邦和胡乔木。他们手下的干部也丢了官职。

1975年毛泽东是有意愿转向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的，但邓小平的动作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限度。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手中仍握有大权，他能收紧缰绳，能撤掉邓小平或让他受批判。然而，毛已经没有精力或势力去控制他手下干部的思想了。从短期看，邓小平是出局了。然而，他在1975年底对自己所支持的事拒不认错，使他在1977年复出时拥有了一个十分牢固的起点。那时候，他将解冻他在1975年建立并推进的人事安排和工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