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
邓小平和陈云自1930年代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们都在上海，都参加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从那时起直到1980年代，他们在党内斗争中大都站在一起。两人在1953年主动向毛泽东揭发高岗，从而阻止了中共在1950年代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分裂。在1960年代中期，两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排挤，但也都免于灭顶之灾。不过从1981年到1982年开始，这两位领导人的长期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他们对发展速度发生了意见分歧。1984年以后，当邓小平开始推动城市改革和加快发展时，他们的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他们分别成为中共高层干部中更广泛团体的代言人，成了著名的“一山二虎”。
陈云和邓小平继续为党的利益合作共事，尽量不让外界知道他们之间的分歧。但是在1980年代，尤其是1984年以后，这种分歧成为党内政治路线的分界线。陈云一向担心冒进，他不太愿意冒险，对遏制通货膨胀更为坚决；他对苏联有较多好感，不愿跟资本主义国家加强联系，不愿扩大市场作用，更坚定地按党内程序办事。邓小平则更喜欢进行试验，突破条条框框，向西方敞开大门，敢闯敢干。陈云和邓小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陈云在落脚之前，要搞清楚每一块石头是否牢靠。
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不仅因为他在经济上的非凡成就，还因为他在高层长期任职的经历，1930年代他在使苏联接受毛泽东的过程中的贡献，他在延安建立中共组织系统的工作，他在中共占领全国的过程中建立起城市管理体制时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为了防止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走极端所做的努力。有些人认为他过于谨小慎微，但人们普遍尊敬他的政治判断力和独立分析能力，以及他坚守原则奉献于党的精神。那些担心邓小平不顾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就搞大动作的高层干部，会从陈云那里寻找支持，而在1980年代后期希望进行大胆的市场化试验的人则把陈云当作对立面。即使邓小平想让陈云靠边站，能否做得到却令人怀疑。1984年以后，尽管路线分歧使两人沮丧，但他们尽量做到了和平相处。
陈云出身寒门，这与地主出身的邓小平形成鲜明对比。他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后由外祖母养育。七岁那年外祖母也去世了，此后他与舅舅一起生活到十四岁。他的老师在这一年安排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学徒，陈云先是在印刷厂干活，后来成为店员。
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学术出版商，是中国学术生活的一个中心，陈云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自学。他读书听课，参加有关外部世界的辩论。他对商务印书馆最高层的资本家挣多少钱算过一笔账，由此推算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他的计算与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的解释一致。他在世界观形成时期是上海的一名店员，他从未失去反帝热情，总担心他在上海看到的罪恶资本主义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1925年5月30日英租界警察向上海的人群开枪射杀了几名中国人后，陈云参加了示威活动，同年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0岁。他发表演说，写文章，讲述帝国主义如何欺压中国和资本家如何让工人遭受苦难。
1927年国共决裂后，陈云被迫转入地下工作，经常变换姓名和住址。他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暗杀可能杀害过中共党员的国民党官员。与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过五年的邓小平不同，陈云憎恶他在1920年代的上海看到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从未去过资本主义国家，后来也不参与和西方领导人的会谈。
国共决裂后的1928年，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中共要依靠工人，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家庭，不是革命运动的可靠基础。当时的中国工厂数量极少，也几乎没有受过足够教育、能够担起领导责任的工人，中共迫切需要聪明的“工人”进入领导层。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时就是劳工领袖，又在那里的环境中受过良好教育，因此迅速得到提拔。事实上，尽管他比邓小平小一岁，但在他1931年当选中央委员后的20年里，他在党内的排名一直远远高于邓小平。
1933年在江西，陈云作为唯一具有“工人背景”的高层干部，很快就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从而成了中共的七名最高领导人之一。在1935年长征途中著名的遵义会议前夕，陈云参加了黎平会议，会议决定扩大参加遵义会议的人数，其中包括更多拥护毛泽东的人，这为毛泽东在遵义取得优势铺平了道路。遵义会议之后，势孤力单的中共为了维持共产国际的支持，需要有人与上海的共产国际重新建立联系，向它汇报中共领导层的变动；而陈云可以装扮成会讲上海话的当地商人，因此被党的领导选定前往上海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可是他到了上海后处境险恶：很多投靠国民党的前中共党员很容易把他认出来。于是他按照别人的建议乘货轮去了海参崴，又从那儿转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向苏联领导人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尤其是毛泽东的崛起。之后，他在莫斯科驻留了两年。
邓小平在莫斯科时，那里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而陈云在莫斯科时，史太林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体制并制定了苏联的五年计划。邓小平去苏联时是学生，陈云去苏联时则是中共高层干部，可以跟苏联领导人交往，甚至见过史太林。离开莫斯科后他在新疆住了半年，试图在那里建一条中苏之间的固定运输通道，但这项工作因为地方军阀马步芳及其骑兵队的阻扰而失败。
后来，陈云在19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计划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与苏联顾问有着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1960年代初领导过中苏论战的邓小平不同，陈云一直与苏联领导人关系良好。他1937年底回延安成为毛泽东队伍中的一员后，负责组织部的工作。延安的局势要比江西苏区更稳定，这使他得以建立起党员的人事档案，由于当时的组织部也管着党员的个人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关系和婚姻，所以陈云十分了解所有中共的重要领导人。陈云积极发展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党；虽然他承认需要清除国民党的奸细，但在整风运动中他感到很难整肃许多经自己介绍入党的人，于是请病假休养了数月，被热心参加运动的彭真所取代。陈云有商务印书馆的经历，处理过账目，当过四处奔走的销售员，因此后来被安排从事经济工作。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他采取的办法是让封锁区外边的商人用他们自己的货币买卖鸦片和共产党的其他产品以获利。成功突破封锁后，他又被指派负责整个西北地区（延安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工作。
抗战之后，毛泽东派陈云等中共高干去了东北（当时称为“满洲”）。他们利用这个地区毗邻苏联的优势和日本人留下的工业设备，为国内战争奠定了基础。随着东北根据地的扩大，陈云领导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共在东北取得军事胜利后，陈云建立起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网络，为中共军队南下提供支持。
当中共军队夺取他们的第一座城市哈尔滨后，稳定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富有经验的陈云承担起了向中共统治方式过渡的工作，包括确保当地的各种设施继续运转，而这要求他与很多过去在国民党治下工作的官员合作。当中共军队接管了更大的城市沈阳时，陈云又负责按中共的原则实行城市管理。他在领导这一困难任务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成功，使沈阳的接管工作成为中共攻占南方和西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接管其他城市的样板。
当中共建都北京时，陈云已经建立了东北的经济秩序，此后他开始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他所面对的最迫切问题，是如同脱缰野马一样的通货膨胀—军阀混战时它从未被驯服，抗战后则完全失控。陈云采用严厉的行政处罚手段强迫商人停止涨价，但他们拒不服从，于是他转而利用市场：他把库存货物大量投放市场，使价格直线下降，从而粉碎了商人的抵抗。通过行政管制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中共在陈云的领导下于1952年完成了国民党和军阀多年无法办到的事情：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陈云接下来的工作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体制——这必然要对重要物资供应进行控制——以及1955年至1956年对大型企业的国有化和小企业与农村的集体化。他的努力使整个经济都被纳入社会主义计划之中。从1950年代初开始到大跃进以前，陈云统一了全国的粮食收购体系，确保了从农村征购足够的粮食以供应城市。这种进步，再加上从苏联引进的工业项目，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把谨慎的陈云推到一边，让计划部门失效，重创了经济。就在灾难延续之际，毛泽东又把陈云叫回来领导恢复经济。陈云在1960年代初再次恢复了经济秩序。毛泽东曾问：为什么好像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
陈云生性敏感，处事稳健而审慎，一遇到压力，尤其是受到毛的批评时，就会自称心脏不好，数周甚至数月闭门休养。1962年，当陈云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可能性而受到毛泽东批评时，他万分沮丧，以至两个星期不能说话，过了很久才恢复过来。毛泽东曾说，陈云太胆小，一片树叶落下来也怕砸到自己头上。陈云也是个不合群的人，他很少接待来客，常常独自一人吃饭。
邓小平每天要看15种报纸和很多报告，而陈云只反复阅读《人民日报》。他的秘书每天只给他5份最重要的报告，他读得十分仔细。他当过管账的店员，当过把一切事情纳入正轨并监督这个体制正常运行的计划官员，这些经历都加强了他天生细心的特点。邓小平认为，军队如果等到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搜集到全部必要的情报之后再行动，就有可能贻误战机。陈云则喜欢说“交换，比较，反复”。作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之父，陈云多年致力于把一切搞得井然有序，所以他对这种曾经行之有效的体制怀有可以理解的感情，坚决不允许任何人毁掉他苦心经营的作品，然而它在大跃进时却毁于一旦。
虽然陈云的资历高于邓小平，但从未被严肃考虑过出任党内最高职务。他没有任何实际的军事经验，与将在新时代发挥重要作用的西方也无任何交往。他身体多病。陈云的头脑要比批评他的人所承认的更具想象力、更灵活，但他缺少邓小平那种能把人们团结在自己身边的领导魄力。陈云也缺少领导一个独立部门或地方的经验。毛泽东去世后，陈云本人也宣称，邓小平是唯一适合做党的最高领导的人选。
邓小平和陈云都是在革命英雄主义年代的史诗般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比在稳定的组织中登上高位的普通官僚自豪得多；如果不是这样，反而有悖于人之常情。1979年以后，当邓小平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成为“年度人物”时，陈云听任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一系列大肆吹捧自己的讲话，说他在经济领域的贡献可以与毛泽东在政治领域的贡献相媲美，但并没有给予邓小平相应的赞美。《陈云文选》甚至先于《邓小平文选》出版。虽然邓小平和陈云从未公开闹翻，但不难理解他们的关系中暗藏机锋，所以他们也成了吸引两种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对立观点的核心人物：一方主张大胆前进，另一方则主张避免冒险。
邓力群
邓力群在1980年以后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负责人，1982年至1985年任中宣部部长。他并非中共的最高一级官员，但他的影响力却大大超过他的职位，这不仅因为他主管着来自从中央书记处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要的、一天两期的情况简报，也不仅因为他帮助起草过邓小平的很多讲话，将毛泽东的女儿李讷、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和陈云的一个秘书都罗织到自己麾下；邓力群的影响力，还因为他无惧于表明自己的观点，精通理论，并且他时常为之代言的陈云和王震都给他撑腰。只要他认准的事，他会坚持到底，不惜为此丢官、获刑或劳教。他井井有条，长于战略安排，爱护和关心部下，所以他们对他心存感激，是他的忠实追随者。
邓小平觉得，邓力群在遏制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上是个可用之材。由于邓力群头脑聪明，无所畏惧，说话直率，会写讲话稿，又不是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所以邓小平与他的交往要比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更轻松。与比他职位高的官员相比，邓小平更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由于有强大的保守派的支持，邓力群不但敢于攻击知识分子，甚至敢于批评胡耀邦总书记。事实上，他成了胡耀邦主要的批评者，充当着那些认为胡耀邦允许过多的自由、没有尽力维护党的权威的保守派老干部的代言人。邓力群大力提倡维护党纪的重要性，在攻击对党有批判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时从不手软。倡导自由的知识分子认为，邓力群在鼓动老干部毫无必要地压制自由时，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在阴险的康生死后，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官员最痛恨的人便是邓力群。
邓力群1915年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他的出身被划定为富农，但是他家300年历史的祖宅有20多间房。邓力群的父亲中过科举，但从未做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家乡创办了第一所西式学堂。邓力群的哥哥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和国民党中央委员。邓力群到北平进入美国传教士办的学校读书，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读经济学，但他还没读完第一年，就发生了“一二・九”反日示威，不久后他便离校去了延安。
在延安，邓力群于1936年入党，后进入马列学院并从事秘密调查工作。当邓力群秘密调查在延安整风中挨批的李锐时，找到李锐的妻子谈话，表面上是在继续调查，其实是在向她示爱，两人最终短暂同居。邓力群后来为此作过检讨。
内战时期邓力群被派往东北，他在那里与陈云会合，担任过辽东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等不同职务。1949年夏天他被派到新疆任宣传部长和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他与被派去平定新疆的王震密切合作。当时要争取少数民族合作的毛泽东在得知王震将军过早地开展民族改革，杀了大批维族人后大为恼火。邓力群告诉毛泽东说，不是王震，而是他邓力群作出了肃清大批有可能反抗中共统治的当地人的决定。邓力群大胆保护王震，自担罪名，为此丢了乌纱，过了一段时间才得以重返官场。但是他赢得了像他一样讲义气的王震的坚定支持。邓力群读过《水浒传》和几乎所有古代侠义小说，养成了一种重义气的信念且毕生信守不渝。
新疆平定之后邓力群回到了北京，先是在刘少奇手下的中央办公厅工作，然后受杨尚昆的领导。他帮助起草党的文件，后来又去了党刊《红旗》杂志。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时，刘的两个高级秘书立刻与他反目，但第三个秘书邓力群再次义气当先，拒绝批刘。他为此受到批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并参加劳动。下放结束后，他为了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而自愿留在五七干校，在那里又呆了一年才回到北京。
返京之后，邓力群于1975年应胡乔木之邀，成为邓小平的政治研究室的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要员。这一年年底邓小平受到批判时，邓最亲密的助手都被要求加入批邓行列，他们全都从命，唯有邓力群除外。邓力群为坚持这一立场不惜坐牢，但他只是丢了工作。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后不久，邓力群便成了为他写讲话稿的圈里人之一。1980年6月邓力群担任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负责人，每天编发供高层传阅的简报，为领导人搜集调研资料，从事自己的研究，主编四份杂志，同时写作理论著作。
像邓力群这一类写作班子里的人，固然要听从邓小平和陈云等人的指示，但是作为精通党史和理论的专家，他们也有机会影响文件的内容。由于胡乔木和邓力群被人尊为中共正统思想的卫道士，高层干部都不敢说由他们两个人把关的文件和讲话会违反党的理论和先例。
邓力群既不是“没头脑的”保守派，也不是冲动的民族主义者。他和他的儿子邓英淘都曾在北京大学读过农业经济学专业，是农村改革的早期支持者。在农村改革的初期阶段，邓力群主张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1978年10月访日后不久他也前往日本考察，回国后便大力赞扬日本的效率、质量标准以及日本人的精神和组织方式。但是邓力群也支持陈云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慎重态度。此外，1980年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做了一系列有关陈云经济思想的讲座，听上去像是在鼓励对陈云的个人崇拜。后来，陈云总是大力支持邓力群。
中共的宣传几十年来一直赞美工人、农民，但这并没有完全抹去邓力群对胡耀邦这一类人的轻视——邓力群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出身名门，而胡耀邦14岁就离开了学校，处事有失稳重。陈云和王震等保守派相信邓力群能够胜任总书记一职，自由派干部也不怀疑他有此野心。邓力群则否认自己谋求这一职位，但他并不掩饰对胡耀邦的轻视，这种强烈的轻视明显不是只由客观分析得来的。
胡乔木
胡乔木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起草官方文件的“大笔杆子”，最权威的党史专家，享有比邓力群更高的头衔和名望。胡乔木是学识广博的出色学者。作为中共干部，他感到有责任维护党的权威和党的言论的正统地位；作为学者，他阅读广泛，不断求知；作为朋友，他对想表达不同观点的人十分体贴周到，为使他们的观点能被最高领导人接受提出建议；作为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他会攻击那些批评党的知识分子；作为竞争者，他以党的正统思想最权威的代言人和大笔杆子的身份打压对手。
他与党的很多高层领导有私交，这可追溯至他在延安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期。他早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自动成为中共党员。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毛泽东把他当作中共观点的卫道士，让他主持《人民日报》。他利用自己熟知毛泽东文章和中共文件的优势，于1951年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为自己奠定了党史大家的地位。他也是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编者之一。
虽然胡乔木比党的其他高层领导更熟悉理论和党史，但他在加进自己的观点时要比邓力群更慎重。尽管如此，胡乔木在记录领导人的即兴讲话时往往也很灵活，以便使他们的讲话与党的理论、历史和用语相一致。高层领导人都知道他的才能、他广博的党史知识以及他的善解人意，因此都寻求他的帮助为自己的言行正名。例如邓小平就借重胡乔木的才华，让他领导自己的政治研究室，不断请他在意识形态观点方面把关，以使他的讲话和文件既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又不会在毛泽东生前及死后招致背离中共正统思想的批评。
邓力群爱憎分明，为了讲义气不惜接受惩罚；胡乔木则不同，他很圆滑，总想跟任何当权者搞好关系。他认为谁掌握了大权，就会忙不迭地对其表忠心，但是他对政治的嗅觉并不总是灵验。1975年时他拥护邓小平，但在1976年反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又加入了批邓的行列。邓小平复出后，胡乔木请邓力群带给邓小平一封道歉信，但邓小平知道他并未出卖机密，说那不是问题，连看也没看就把信退了回去。后来赵紫阳担任总理时，胡乔木不但赶紧前去拜访，甚至对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的作用表示怀疑，而这篇讲话正是他本人为邓小平起草的。
胡乔木考入北京大学读物理，但后来改学历史。他在浙江大学学过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还学过欧洲的文学与历史。他也能够运用自己在政党史、科学、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广博知识，其中一些知识是他通过阅读中文、俄文和西方语言的文献获得的。他在延安时协助起草过第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此不难理解为何邓小平在1980年至1981年让他再次负责起草第二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党史。作为党的正统思想的维护者，奇怪的是，他虽然能够从自己阅读的很多相互矛盾的著作中看到价值，自己却从未形成一套前后一致的系统观点。在私下场合，他有时会表达比很多批评他的人更加自由的立场。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激进派的攻击，后来又受到“四人帮”的批评。但在公开场合中他仍是正统思想的卫道士，肩负着维护党的权威的重大责任，因此更常参与打击自由派的运动。
胡乔木在压力之下能够下笔如流。他手下有一大批从事写作和研究的人，为他查找历史文献，核对先例，搜集当前的信息，写出草稿，但他通常要对重要文件和讲话作最后的编辑，使之首尾一贯，能够发出平衡不同观点的权威声音。由于他拥有深厚的党史知识，他对某件事与党的传统是否一致的判断很少受到质疑。胡乔木工作紧张而专注，但比较情绪化。他在反驳对手、捍卫党的正统思想时很教条，对于任何向他的党内头号笔杆子地位发起挑战的人，他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
胡耀邦
胡耀邦14岁便加入了共青团和红军。他充满献身精神，率性而又热情，做事全力以赴，愿意尽心尽力地帮助受迫害的同志，因此在1980年代后期，大概没有其他高层领导人拥有比胡耀邦更多的忠实崇拜者。确实，胡耀邦受人爱戴，被视为中共的良知。当他1987年下台时，很多党员，甚至与他没有亲密关系的人，都认为他像周恩来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胡耀邦讲话时神采飞扬，十分坦率而真诚，任何其他中国领导人都难以像他那样打动听众。例如，当他回顾自己在文革中挨批或1932年被判死刑——因为同事冯文彬代为说情才免遭厄运——的感受时，都能够深深地感染听众。
就连一些崇拜胡耀邦的人也承认，他缺少最高领导人所应有的沉稳与庄重。他讲话时手舞足蹈，让人觉得他是个没经验的青年人。批评他的人蔑称他为“蟋蟀”。赵紫阳在回忆中说，胡耀邦是个致力于改革的理想主义者，但他认为因为胡耀邦从未担任过独当一面的地区领导人，所以不能充分估计政治稳定和团结的重要性。其实，胡耀邦曾短暂地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在那里工作时他受到了保守干部的批评，说他过分强调生产，保护干部，不抓阶级斗争。胡耀邦没有当过军队的司令员，但有些干部说，假如他当过的话，也会是一个随时准备率军冲锋陷阵的将军，而不是一个能够权衡所有利弊，作出周密计划的杰出战略家。
1952年到1966年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时，他的任务是动员青年人，帮助他们认识政治工作，乐于献身于党和国家的事业。他没有担负邓小平所承担的那种重任：为国家作出全面决定，维护秩序，抵御外来威胁。甚至敬佩胡耀邦的部下也承认，他不是个有组织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他也不善于保护下属免受别人攻击。批评胡耀邦最严厉的人说，他常常说个没完，信口开河，不能充分考虑影响。他过去的部下说，胡耀邦能很用心地熟悉政策，按政策办事，在这方面他要比他的批评者所说的要好得多，但他愿意给知识分子更多自由，允许下级干部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澳洲总理罗伯特・霍克（Robert Hawke）问过胡耀邦的副手胡启立对胡耀邦脱稿讲话有何感觉，胡启立说：“可怕。”
胡耀邦191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县，在左倾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爱国活动。14岁那年他离开学校，越过东部省界去了江西苏区。他作为“红小鬼”参加过长征，担任为老兵服务的工作。在延安他是毛泽东的宠儿之一。离开青年团的工作后，毛泽东安排他去了解放军政治部。内战期间胡耀邦在贺龙的第二方面军（后来的第一野战军）当一名低级别的政委，随这支部队一起从北路入川。1950年胡耀邦在川北担任党委书记时，邓小平作为上级就认识了他（当时，由邓小平担任党委书记的西南局总部设在四川）。1952年六大区的干部奉调回京时，邓小平也回到中央任职，胡耀邦则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胡耀邦有一次和客人开玩笑说，邓小平看上他是因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是唯一比邓小平个头还矮的干部。其实邓小平有很多理由选中胡耀邦：他在江西和延安苏区工作过多年，和其他高层领导关系都不错。此外，邓小平知道胡耀邦学东西很快，而且很刻苦；他精力旺盛，献身于改革，凡是能推动国家前进的事，他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做。他被公认为那一代人中最能干的干部，他从1952年至1966年一直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其中有十年（1956–1966）邓小平恰好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1960年代初带职下放去湖南省湘潭市担任党委书记，后又去陕西担任省委书记，这段时间他也干得不错。1967年初红卫兵搞了一个批斗邓小平支持者的名单，排名第一的人就是胡耀邦。
1975年7月胡耀邦恢复工作后，将心灰意冷的科学家又动员起来，因为搞现代化迫切需要他们的帮助。1977年至1978年他在中央党校时，也鼓励干部们为使党和政府在文革后重新焕发活力作好准备。1977年12月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后，胡耀邦不知疲倦地投身于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工作。他还领导着理论工作，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在消除不同团体的分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在人事任命方面的共识，并协助起草了三个主要发言人——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讲话稿。可见，胡耀邦对党的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具备广泛的知识，他在军队工作过，还当过党的宣传和组织部门的领导。
担任总书记后，胡耀邦最初得到了所有关键领导人的支持。1962年至1964年他和华国锋同为湖南省的领导干部，此后一直与华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还得到了叶帅的大力支持，他们都是客家人，在延安时就相互熟悉。陈云也是在延安时就认识胡耀邦，当时胡是解放军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而陈云则是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陈云曾与胡耀邦紧密配合，从事平反冤案的工作，他在1980年也支持任命胡耀邦为党的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取消“党主席”一职后，胡耀邦成了总书记。
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周恩来和康生这一类人，他们在受到批评时都比较脆弱，为了避受批判几乎什么事都肯干。胡耀邦没有这样的弱点。但是与一向自信沉着、具有权威感的邓小平相反，胡耀邦缺少相应的自信，总想证明自己有资格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他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深入阅读历史、理论和文学著作，努力证明他具备与高层领导人职位相称的理论素养。工作繁忙时他连家也不回，就睡在中南海办公室里，尽管他步行就能回家。
华国锋
华国锋就像他那一代领导干部中的很多人一样，也是作为反日爱国青年入的党。他念完小学后又上了三年中学。他原名苏铸，1938年17岁入党后改名“华国锋”，取“中华卫国先锋”之意。他入党前不久，中共的八路军刚在他的家乡山西建立总部。入党后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为部队征兵，为当地的游击队找人手，并负责招募和培养年轻党员。华国锋在1937年至1949年的战斗岁月中参加过游击活动，也与正规军一起工作过，但并未加入其中。内战结束时他成了当地的一名县委书记，和赵紫阳和万里在各自省份的情况一样。
中共军队在1949年执掌全国后，华国锋被派往湖南，先是在湘阴县当县委书记，后于1952年前往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1952年他被提拔为下辖12个县的湘潭地区的行署专员和党委副书记，1955年成为湘潭地委书记。他在湘潭大搞集体化，毛泽东有一次回乡时注意到了他。1956年华国锋被提拔到省里工作，先是干文教，后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他担任湖南省副省长，主管农村工作，1959年秋天成为湖南省委副书记。为避免受到外国可能的攻击，一批工业企业曾从沿海地区迁移到了湖南，1964年，华国锋在促进这些工业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1959年夏天华国锋接待毛泽东回到故乡湘潭县。当时中国还没有空调设备，据说华国锋因为担心天气太热和毛泽东的安全，在卧室外面通宵为毛站岗，以便使他能够开着窗户睡觉。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湘潭的毛泽东故居实际上成了全国的圣地，华国锋将周边一带也变成了旅游景点。他还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兴建了水利灌溉工程。
华国锋早在1967年初已是湖南省第二把手，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他成为省委第一书记。总之，华国锋是个多面手，他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具备在所有重要部门的工作经验：农业、工业、财政、文教和科技。
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让华国锋担任了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华国锋从1973年到1976年在政治局的工作经历，使他得以广泛了解全国性的政策问题，同时有机会结识其他高层干部。他没有外交经验，也从未在正规军工作过。在1975年1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副总理和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不属于出类拔萃的领导人，但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是他的政治运动的坚定可靠的拥护者。不过与毛泽东这位浪漫主义革命家不同，华国锋所享有的名声，来自他亲自调查研究并解决问题的实干作风。
纪登奎
1975年，52岁的纪登奎成了最年轻的副总理之一，并被视为更高职位的可能人选。1952年毛泽东去河南视察时，他一开始对从地方干部嘴里听到的那些含糊笼统的回答颇为不满，直到他开始与纪登奎谈话为止。当时纪登奎只有29岁，是一家煤矿机械厂的党委书记。纪登奎在汇报时讲得十分具体，显然很熟悉情况；大多数干部对毛泽东说话时战战兢兢，纪登奎却敢于作出直截了当的回答。毛泽东问了纪登奎一系列问题——他是否参与对别人的严厉批判？他是否受过别人严厉批判？他是否杀过人？在杀人时是否犯过错误？纪登奎一边对所有问题一概回答“是”，一边举出各种例子。毛泽东本来只想跟他谈十到十五分钟，但纪登奎的回答令他产生好感，于是让纪登奎跟他一起乘火车去武汉，在那里又谈了四个小时。纪登奎是个能干的干部，在河南省的党组织中得到稳步提升，人们认为他的工作能力要强于他在湖南的对手、跟他年龄相仿的华国锋。毛泽东每次去河南都会把纪登奎叫来谈话，有人估计毛泽东总共与纪登奎交谈过五十多次。大跃进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问纪登奎，问题是否很严重，纪登奎说，由于政策错误，他的几个家人也营养不良了。毛泽东又问纪登奎，从大跃进恢复过来需要多长时间，纪回答说，如果政策对头，需要两三年时间；不对头的话则需要三到五年。毛泽东曾当众比较过纪登奎的观点（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和陈云的观点（他曾说需要十年），从那以后纪登奎便与陈云关系不好。纪登奎在文革开始时也受到迫害，但很快就在官场上转危为安，1970年，毛泽东把他调到了国务院。
邓小平在内战开始前不久的1946年就见过纪登奎和纪的朋友赵紫阳，当时两人都是邓小平领导下的冀鲁豫边区的河南干部。后来纪登奎去莫斯科学习一年，又被派到河南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的单位工作。邓小平了解纪登奎的能力，曾支持把他派到浙江开展工作。纪登奎具备领导这个派性严重的省份政府工作所需要的资格：经验、技巧以及高层领导人的支持。
李先念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权力格局中，李先念的排名仅次于邓小平和叶剑英。他具有不同寻常的本事，能同时与很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领导人相处，如毛泽东和他的对头张国焘、毛泽东和周恩来、华国锋和邓小平、邓小平和陈云。自1954年进京后，李先念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他出生在湖北省东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7年入党，国共分裂后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打过游击，后来加入了当时人数远多于毛泽东的张国焘的部队。张国焘赏识李先念的能力，提拔他当了红四军的团政委。在长征期间，张国焘率领红四军脱离毛泽东的军队西进，被当地军阀，尤其是马步芳的骑兵打得一败涂地。李先念带领其中大约1，500名狼狈不堪的士兵穿过西北地区，到达新疆时只剩下了400人。他们在那里遇到了陈云，后者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医疗，使他们恢复了元气。李先念接着去了延安。毛泽东与张国焘闹翻后，李先念极其小心地向毛泽东输忠，避免任何可能引起猜疑的活动。
在国共内战的后期，李先念率领手下的部队来到冀中平原离他家乡村庄不远的地方。当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遇到了严重困难，李先念利用自己的当地关系为他们提供了支持，由于这项工作他被提拔为刘邓大军的副司令员。1949年中共获胜后，李先念留在湖北任省委书记。此后几年他又在武汉市、湖北省和中南局担任过不同的高层职务，他在中南局时曾与林彪共事。
李先念在武汉时负责处理经济问题，1954年邓小平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后，李先念便奉调回京接替了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李先念成为政治局17名成员之一。他与陈云不同，在外交上扮演着积极角色，他曾接待外国代表团，并有几次出国访问。例如他在1972年就陪同尼克逊总统游览了长城。在外国人的记忆中，李先念是个亲切和蔼的人，很用心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此外，他不会强烈表明自己的意见，避免采取拥护某个领导人反对另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立场。李先念是个善于求生存的人，总是能够随政治风向而动。
在文革期间，李先念被周恩来留在业务组全面负责经济工作。1966年至1970年经济工作受到严重破坏，甚至没有开过党内会议讨论未来一年或数年经济计划。李先念的任务是在受到各种政治干扰的情况下维持经济的运转。不过，1970年以后，李先念得以恢复经济计划工作。李先念能被很多高层干部所接受，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周恩来手下的一名老干部，并不是因文革而发迹。在文革中发迹的人同样能接受他，因为他在业务组时跟他们很合作。邓小平在1975年掌握着权力，但仍受制于毛泽东，李先念在帮助邓小平取得对铁路和钢铁工业的控制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5年底毛泽东开始对邓小平产生怀疑时，李先念也十分卖力地批判邓小平。可是当1976年批邓扩大化时，他本人也受到了批判。在毛泽东去世前的几个月，即1976年2月到9月，李先念被迫靠边站。
毛泽东一去世，华国锋就曾派李先念与叶帅商量如何对付“四人帮”。从邓小平1976年初下台到1978年，李先念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担任副总理，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这两年他在引进化纤和化肥厂的决定中起着核心作用，从1978年开始，他又与“石油帮”的成员一起作出了引进更多外国工厂设备的安排。1978年夏天，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李先念在制定十年规划、派代表团出国、进口大量外国工厂设备和生产线的工作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在1978年夏天的经济务虚会上，虽然陈云无权与会，李先念还是及时向陈云通报了会议情况。
三中全会之后，当陈云批评华国锋的大干快上和过于乐观的计划时，李先念作为华国锋手下的负责干部也受到牵连。他努力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但不得不退居守势。他为自己过分乐观的估计作了检讨，将全面负责领导中国经济的工作交给了他过去的导师——40年前在新疆帮他恢复了健康的陈云。1979年3月李先念和陈云联名致信党中央，要求成立一个由陈云领导、李先念作为其副手的新的财经委员会。
不论李先念与邓小平合作关系如何，他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过去的思想以及他本人与在文革中未下台的领导人的关系。1978年后实行的很多改革，难免要否定他在文革时拥护的政策和他曾为之工作的组织。例如，他支持大寨和大庆样板，而邓小平等改革派则认为它们已经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他与推动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赵紫阳的关系顶多只能算勉强凑合。但是他同陈云和邓小平有着特殊的关系，前者是他在1930年代的恩人，后者在大别山的艰难时刻得到过他的帮助；加上他的资格、适应能力和才干，都足以使他留在高层。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派中李先念是比较保守的一位。此外他也不是很赞成邓小平排挤华国锋。他的观点更接近他的老上级陈云而不是邓小平。像陈云一样，李先念从未去过经济特区，尽管他曾支持在蛇口成立拆船工厂——蛇口后来成了深圳经济特区的一小部分。
李先念做人很灵活，这使他能够加入到邓小平的改革团队之中，但他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改革家。尽管如此，他拥有的资历、知识以及经验对邓小平和其他更坚定的改革派是有用的，他也从未挑战过他们的领导地位。
毛远新
1976年初，只有36岁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已经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与当地的激进派（但不是与“四人帮”）打得火热。他大概是毛泽东最聪明、最有见识和经验的晚辈亲戚。他有力而自信，毛泽东早就与他有着亲密的关系。
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于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毛泽东的二儿子毛岸青患有精神疾病。长子毛岸英死于南北韩战争后，因身边没有儿子而孤独的毛泽东便让正在上中学的侄子远新与自己住在一起，因此毛远新在伯父家里住了好几年。当时毛泽东并不与他谈政治，但是会跟他讲一些有关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话题。远新逐渐对伯父有了依恋感，与江青却合不来，他认为江青喜怒无常，不可理喻，有好几年不曾跟她说话。毛远新考入了清华大学，随即他转学到部队高干子女青睐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爆发时他还是一名大学生，后来当上了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
毛远新在文革刚开始时对老干部抱有同情，毛泽东把他叫到一边向他说明了这些老干部的问题后，毛远新转而趋向激进。毛泽东第一次想听听毛远新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是在1968年，当时29岁的毛远新在辽宁省当干部。毛泽东让他谈谈东北政治形势中的具体问题。他回答完毕后，毛泽东对他对问题的细致了解留下了印象。1969年后解放军试图让不同的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毛远新与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周恩来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事实上，在消除东北最有势力的两个领导人——陈锡联和宋任穷——之间的分歧上，毛远新发挥了核心作用。
1973年，一个叫张铁生的考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交了白卷，他解释说，自己要下地干活，根本没有时间学习。这时已担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的毛远新觉得此事很有象征意义，也是一个为工人撑腰的机会，于是对他表示支持。此事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当毛泽东请他进京担任自己与外界沟通的联络员时，他已经成了有名的激进派。
任仲夷
任仲夷在1980年之前从未在广东居住过，以前也仅去过广东一次，但是在领导广东发挥特殊作用、进行新体制试验方面，他却发挥了核心作用。他在1985年退休后定居于广东，直到2005年去世。他是坚定的改革派、出类拔萃的省级领导人，堪称领导广东的不二人选。1978年到1980年任仲夷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当时该省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远非广东可比。他在1980年也曾提出将辽宁建成经济特区。他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77年去辽宁赴任之前，邓小平1978年9月在东北为改革“点火”时，他也是邓小平的陪同者之一。从1978年秋天辽宁省党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任仲夷是最早赞成邓小平的改革目标、批评“两个凡是”的省级领导人之一。在这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任仲夷任东北组组长，陈云正是在任仲夷这个小组的会议上提出了华国锋不想加以解决的历史问题。
任仲夷去广东省任职，是由赵紫阳总理推荐的。赵是在二人同时担任省委书记时与任相识的，并且知道任对于改革必要性的看法跟自己一致。赵紫阳曾长期在广东工作，对那里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关心。
任仲夷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导人，只要他一露面，气氛立刻就会活跃起来。他晚年拄着拐杖走路，因为癌症动过几次手术，即使如此，他仍有着令人捧腹的幽默感。做过胃切除手术后他开玩笑说，自己做到了“无畏”，取其与“无胃”同音。他的一只眼睛失明后，便自嘲能够“一目了然”。
任仲夷1914年出生于天津附近的河北魏县，很年轻时就担任了党的领导职位。他在北平的中国大学读过三年政治经济学，作为爱国青年参加过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他于1936年入党，成为管着50名党员的支部书记。他一向有着党内进步知识分子的名声。他所崇尚的理想，是主张各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合作的新民主主义，因此，延安时期对真诚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批评曾经让他感到困惑。
在抗战期间，任仲夷加入了在日据铁路线一带活动的游击队。后来他又担任了山东西部的泰西区八路军第六纵队政治学校校长。1949年他任大连市长，1953年38岁时成为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有人批评他右倾，但是他总能受到喜欢其杰出领导才能的上级的保护。文革之前的几年，他不但是哈尔滨市委书记，而且是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文革期间他被“揪出来”，被批为右派分子和哈尔滨最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戴着高帽游街示众，被批斗了五百多次，有一次批斗时间超过六小时。他被下放农村在牛棚里住了两年，在那里参加体力劳动。
随着文革逐渐收场，他的命运也再次发生改变。他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改革派回到高层后他又担任了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交给他的任务是清除陈锡联和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掌权时给这个省留下的极左思潮。
陶铸1951年南下广东担任该省领导人时，带去了数千名与当地人格格不入的北方人。与他相比，任仲夷在1980年去广东时只带了一名助手雷宇。地方主义在1980年已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任仲夷按叶帅的建议，充分使用不久前被习仲勋释放的广东当地干部，这让他们对给自己提供工作机会的任仲夷心存感激。任仲夷与胡耀邦关系密切，保护党内知识分子。他在退休后曾大胆地公开倡言，问党为什么不能像搞经济特区那样，也搞一搞政治特区试验。
任仲夷享有这样的名声：他具备出色的战略决策能力，在无章可循，需要对上级所能允许的尺度作出判断时尤其如此。在困难条件下，任仲夷不但为促进改革与经济发展尽心尽力，而且能够承受任何批评，保护自己那些负责落实新做法的部下，从而赢得了普遍尊重。任仲夷到广东后，先用几个月的时间视察全省，了解情况，与当地干部谈话，看各种报告。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他集中力量建桥梁、道路和发电厂。他还鼓励手下的干部办事要灵活，大胆招商引资。他对害怕受到北京批评的部下说：“没有明令禁止的事先干起来再说，得到允许的事则要用足全力。”
万里
像赵紫阳一样，万里第一次引起邓小平的注意也是在1946年，当时邓小平正在晋冀鲁豫多山的边区领导中共的活动。邓小平注意到，有些地方的部队的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比另一些地方好得多。他经过调查后发现，是万里在协助动员当地人征购粮食和其他物品，将它们运送给正在前线作战的刘邓大军。国共内战期间，由于缺少正常的铁路和卡车运输，万里动员了大约140万人的运输队运送武器和其他物品，有些运输靠驴车或牛车，大量的运输则是靠人背肩挑。万里是个务实、直率和坚强的人，总是愿意为群众办好事。
万里比邓小平小12岁，生于山东西部东平县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那里因传奇小说《水浒传》中的绿林好汉出没而闻名于世。1933年万里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含辛茹苦，不但供他在当地读完小学，而且又让他去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就读，1936年他在该校加入了中共。毕业后他到一所现代的综合小学教书，同时秘密吸收爱国青年入党。几年后万里成了自己家乡县的工委书记。他比在邻近的河北省担任县委书记的赵紫阳资历稍老一些，但他们属于同一个边区。万里的县有24名党员，万里是其中10个人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他被提拔为下辖几个县的运西地区的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任人民解放军的军分区政委。在内战期间，万里为刘邓大军（后来成为第二野战军）提供后勤服务。中共军队西进时，干部们也被派往各地负责中共的接管工作，万里则被短期派到南京担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建委主任。
1950年邓小平担任西南局书记时，万里担任西南地区工业部副部长，负责发展当地的工业生产。当时西南地区工业很少，新的工业项目多优先建在东北和沿海地区。万里的工作是让西南地区为数不多的设备保持运转，工厂能够得到必要的供应。万里充分了解了完成建设项目需要做些什么，他证明了自己是个严守纪律的人，并在动员群众完成工作时表现出色。1952年11月进京后他担任建设部副部长，1956年他又同时兼任北京市副市长和市委副书记，负责北京市的重大建设项目和天安门广场周围最著名的建筑项目，包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他完成这些项目时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万里上过师范学校，还有过短暂的教书经历，因此他喜欢与知识分子来往，甚至和一些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也交情不错。在高层领导人中，他属于赞成给予知识分子较多自由的人。
邓小平很器重万里组织和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他在1975年任命万里担任铁道部长，很高兴地看到万里成功突破了铁路运输的瓶颈，保障了运输通畅。1977年6月华国锋又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书记，这里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万里同情百姓的疾苦，他去各地视察，亲自了解情况。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后，鼓励万里采用一切最有效的政策消除饥荒。
万里能胜任会见外国领导人的工作；他是个不错的网球手，可以和外国贵宾——譬如澳洲总理霍克和曾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布殊——打网球。他也喜欢打桥牌。1952年以前他在四川与邓小平做邻居时，邓小平就请万里去打牌；1952年进京后他们也时常凑在一起打牌。通常他们各有一名专业牌手作为搭档兼非正式的教练；虽然万里和他的搭档有时能赢，不过他承认还是邓小平赢得多，桥牌比他打得好。他们在1980年代继续一起玩牌，但打牌时他们并不谈论人事问题。邓小平是万里的上级，万里从未将邓小平定位为自己的至交。
王洪文
王洪文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1967年7月毛在电视上看到王洪文带领3，000名工人召开批斗大会。此前一年，31岁的王洪文是上海一家国营棉纺厂的保卫干部，在厂里批斗过“走资派”。1966年11月9日他当选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头头，几周后便成了上海市夺权斗争中的大人物。1967年2月他担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是后来重新组建的上海市政府的核心。毛泽东在电视上看到的王洪文沉着老练，身材魁梧，领导着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毛泽东向上海市党委领导人张春桥打听王洪文，张春桥向他作了简单介绍后，毛对听到的情况很满意。
王洪文符合毛的干部标准。他年轻，是坚定的造反派领袖，出身农民家庭，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有正宗的工人身份。张春桥觉察到毛泽东看好王洪文，便让他率领上海代表团参加了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1969年十一国庆期间，王洪文带领上海代表团进京观礼时，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坠机后，王洪文立刻被召到北京，被委派回上海抓捕林彪余党。33王洪文这项工作干得十分出色，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对他的好感。一年后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把王洪文调到北京并亲自接见了他。毛知道王洪文文化水平不高，叫他多看包括马列在内的理论著作，还建议他读一读《后汉书》中刘盆子的故事。刘盆子是个放牛娃，15岁时突然扶摇直上当了皇帝，由于他毫无准备，很快便被人抛在一边。寓意不言自明：王洪文不要像刘盆子那样，他要加强学习，作好准备，而毛泽东会观察他的表现。在1972年12月28日北京军区的党委会议上，王洪文被推上了显要位置。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会上说，要协助王洪文为担任领导角色作好准备。此后王洪文便遵照毛的指示，每天至少花两小时学习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
1973年3月，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时相当于上海市政府）主任的王洪文开始与华国锋和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他们都是被毛泽东看中的有潜力的领导人。5月，王洪文奉命筹备定于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王洪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突然扶摇直上成了党的副主席，排名甚至在康生和叶剑英之前。虽然王洪文尽量做好毛泽东为他指派的角色，但其他高层干部并不尊重他。毛泽东在1975年夏天便让他退出了重要工作。
习仲勋
1934年习仲勋只有21岁时，便已在陕西的一个中共小根据地担任高岗和刘志丹手下的高层干部，他们在这里迎来了由毛泽东率领的长征之后筋疲力尽的部队。毛泽东认为习仲勋是个很有前途的干部，他很快就被提拔为西北局党委书记。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习仲勋一直在西北地区工作。
1950年，时任西北局最高负责人的彭德怀奉命率军赴北韩参战，习仲勋短暂担任了西北局事实上的一把手，而当时邓小平是西南局的最高领导人。同年稍后，习仲勋奉调回京担任了中宣部部长，1953年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后更名为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他担任了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
刘志丹的弟媳在1962年发表了一本有关刘志丹的小说，歌颂刘的事迹，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毛怀疑这篇小说的发表有习仲勋在背后搞鬼，把他贬为洛阳一家工厂的副厂长。这次打击使习仲勋心理上深受伤害，直到1978年他才得到平反，得以离开洛阳去广东任职。在那里，他在把广东建成全国的试验区，以及与北京官员的协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儿子习近平于2007年当选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最有可能在2013年接任国家主席一职的人。
叶剑英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知道可以依靠叶剑英元帅去团结军队，因为叶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和出色的判断力，人很忠诚，没有个人野心。在长征期间，叶放弃了对毛泽东的对手张国焘的忠诚，转而效忠毛泽东，此后他便一直保持着毛对他的信任。毛泽东说过，叶帅是“大事不胡涂”。他在林彪坠机后对军队的整顿中，在毛去世后帮助华国锋逮捕“四人帮”的工作中，以及1973年和1977年邓小平的复出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叶帅避免插手具体事务，他更愿意把责任交给别人去承担。他不表达明确的意见，但随时愿意提供建议。
叶帅是个随和的人，他能够争取到并保持背景十分不同的人的信任，这种能力广为人知。他在文革期间自愿选择了靠边站，没有参与到是非之中；文革时他没有担任要职，因此也不是受到严厉批判的对象。叶剑英常说“伴君如伴虎”，他明白涉足政治的危险，更愿意保持低姿态。
叶剑英生于1897年，毕业于云南军事学院。他曾与周恩来一起供职于黄埔军校，当时林彪是该校的学生。他在1927年参加过武昌和广州的起义，但是在当选为元帅的十个军队领导人中，他是唯一没有率军征战经验的人。虽然打过仗的司令员并不把他视为自己人，但他们尊重他长期作为军队高层领导所扮演的谈判专家和顾问的角色。在1937至1949年的战争期间，叶剑英与周恩来密切配合，将军事环境中的具体知识运用于同国民党和外国人的谈判中。
叶剑英出生于广东北部山区的梅县，这里是客家人的非正式首府，出过很多将军和华侨。叶的祖父在马来亚做矿工，不少家人在那里经商，叶与他们在马来亚住过几个月，因此要比其他大多数军队领导人有更开阔的眼光。1949年到1952年，叶剑英在华南分局（辖广西和他的家乡广东两省）任第一书记时，华南局受林彪的中南局领导，所以他认识林彪手下的很多高层干部。叶剑英的这种特殊关系，对于他在林彪坠机后使林的亲信保持效忠起了很好的作用。1971年10月3日，林彪逃亡失败刚过两周，毛泽东和叶帅就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军委办公会议”，用他们认为忠于毛泽东的人取代了林彪的追随者。毛在第二天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发动肃清林彪在解放军领导层可能留下的残余影响的运动。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会议对林彪的错误进行清算并向军队发出新的指示。会议召开几天后，按照叶帅的指示下发了一个文件，其中列举出林彪领导军队12年间所犯的错误，以及开展军队整顿运动的内容和程序。
叶帅一直得到毛泽东的善待，毛泽东去世后他又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后来成为一个拥立新领袖的人，一个为华国锋出谋划策的可敬元老。在为邓小平1977年复出铺路方面他也起了关键作用，但他后来并不支持邓小平排挤华国锋的做法。华国锋靠边站后叶帅也退了休，在广东家乡度过他的晚年。
余秋里
余秋里在长征途中的一次战斗中左臂受了重伤，他拖着残臂行走192天，终于到达一个医疗站，在那儿动了截肢手术。他以刚毅果断、足智多谋著称。邓小平认识余秋里，也知道他能在逆境中完成任务的名声。1949年余秋里随第一野战军入川，先是在同年年底被派往川西工作，后担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当时邓小平任西南局党委书记兼西南军区司令员。余秋里一直在部队做后勤工作，1952年邓小平回京后，他很快也被调回北京。1961年4月邓小平视察大庆油田时，余秋里已经离开油田工地，但他过去的得力助手康世恩向邓小平全面介绍了余秋里的工作。在规划“三线”工作——在西南内地发展工业和国防产业，以免受到外来军事打击——时，邓小平也与余秋里有密切的合作。邓小平的作息时间较有规律，余秋里则是个能够废寝忘食抓具体工作的人，他和助手一起制定计划，确保任务的完成；出现问题时余秋里能够昼夜奋战，直到把问题解决。
由于1960年代初余秋里在开发大庆油田上取得的成绩，1963年12月毛泽东公开把他称为国家的英雄，使他成了全国的名人。油田一般位于受到军队保护的边远地区，石油对军队的运输又至关重要，因此军队在石油钻探和生产中起着核心作用。在军队担任负责保障供给要职的余秋里，于1958年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部长。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终止了石油供应后，开发油田成为当务之急，而前景最被看好的油田便是位于黑龙江地区的大庆油田。当时中国缺少开发大庆必不可少的设备、道路、运输工具、电力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在建设工地上，干部和工人都住在工棚里，后来又搬进自己盖的干打垒。身为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亲自到大庆担任党委书记，实际上成了项目经理。他想方设法完成石油生产任务，表现出饱满的干劲和决断精神。1960年余秋里去大庆时，大庆生产的石油只占全国产量的9%，经过余秋里的努力，1963年大庆的产量已提高到全国产量的46%。
毛泽东对领导着计划工作、通常都很谨慎的平衡派感到厌烦，于是在1964年12月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秘书长。不仅余秋里不愿接受，那些批评他的谨慎的计划官员更是反对，因为他们认为余秋里没有搞全面计划工作的背景。毛泽东回答说：“谁说他只是一员猛将、闯将？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余秋里还主管着“小计委”，这是国家计委内部的一个领导小组。余秋里在这里主持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尽管谨慎的计划派并不像毛泽东那样看重余秋里。1965年越南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指示说，计划要以国防需要为主，包括与国防相关的工业要进一步迁往内地。余秋里和他的项目管理团队在逆境中完成了这些“三线”工厂的搬迁工作。当余秋里受到红卫兵的批斗时，周恩来安排余秋里住进中南海。虽然不再受到红卫兵的威胁，但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家人。1970年他又得到提拔，担任了国家计委主任。
1971年9月林彪死后，由于余秋里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有很高威望，他又协助中央，回部队肃清后勤部里与林彪关系密切的干部。1972年，随着进口新技术的前景看好，余秋里在中国获取这些技术的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1975年余秋里访问日本，为引进日本钢铁技术打下基础。邓小平1975年1月担任第一副总理后曾与余秋里密切合作，余秋里不但继续做国家计委主任，而且也担任了副总理。1977年8月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余秋里又被华国锋提拔为政治局委员。虽然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官员以渤海湾钻井平台的倒塌事故为由解除了余秋里国家计委主任一职，但邓小平又安排他回到军队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赵紫阳
1989年，赵紫阳宁肯接受惩罚也不愿动用军队来结束天安门示威，由此闻名于天下。尽管他在1986年领导过高层政治改革的研究，但是在1989年以前，他并没有大力提倡自由民主的名声。外国领导人所了解的赵紫阳，是一个对国际经济问题有着出色把握的人。邓小平让他担任总理，是因为他是杰出而又坚定的改革家，一个经验丰富的干部，他具备锐利的分析能力，能够为落实邓小平大胆的经济改革提供引导。在1980年，中央政府的干部习惯于按常规办事，不会主动进行改革，赵紫阳则是早就开始试验新方法的省级领导人。他在四川时，在北京允许的范围内，试验过向工业企业下放自主权，允许农村的生产队分散经营。任何其他省级领导人在这些方面都不能与赵紫阳相比。
共产党在1949年控制全国后，邓小平从未与赵紫阳直接共过事，但他早就知道赵紫阳作为一个出色的省级领导人的名声。邓小平第一次遇到赵紫阳是在1946年，当时只有27岁的赵紫阳是河南省滑县县委书记和负责周边几个县的区委书记，而滑县当时归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管辖。1952年邓小平回京后，逐渐了解了刚过30岁、在广东担任省委副书记的赵紫阳的作为。邓小平也关注着赵紫阳之后的发展，赵于1965年被提拔为广东省委书记。邓小平在1975年让赵紫阳担任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那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让邓小平牵挂的地方：那里是邓小平的家乡，1949年至1952年邓小平还担任过那个地区的负责人。
当邓小平1977年恢复工作并开始认真考虑下一代领导人时，他支持让赵紫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政治局的正式成员是17人。这一职位使赵紫阳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熟悉中央的事务。但是他还需要做出一些有说服力的事情，才能接过这一职务。1978年1月邓小平取道四川去尼泊尔访问途中，有机会与赵紫阳交换有关改革的看法。赵紫阳说，“骑老虎”靠近权力中心固然让人兴奋，但也很危险。他知道有很多干部都是毁在这个过程中——林彪和刘少奇，还有他在广东的长期导师和后台陶铸。文革前夕陶铸被毛泽东调到北京，就要成为权力排名第四的人物，但后来却被文革大潮吞噬，受到批判和监禁，因得不到适当医治而于1969年去世。后来邓小平还是力促赵紫阳进京加入到新时代的改革之中，而赵紫阳在1980年初最终答应了邓小平。
赵紫阳于1919年生于河南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总能表现出自信从容的魅力。他就读于开封初级中学和武汉高级中学。假如他在美国，他也许能进入私立预科学校和长春藤大学（他的两个孙子后来都走了这条道路），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能成为优等生和学生领袖。赵紫阳在1938年已经担任了自己家乡河南滑县的县委书记。内战结束后，32岁的赵紫阳被新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看中，让他当了自己的亲密助手。1951年，当西南最有前途的年轻官员之一胡耀邦在川北搞土改时，赵紫阳也在领导着广东北部的土地改革。
从1951年到1965年，陶铸让赵紫阳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职务；1965年，作为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工作太忙，赵紫阳便成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全国担任此职最年轻的干部。他也是文革受到批判的干部中较早恢复工作的人之一：他在1972年就成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书记，1974年又成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有野心的地方领导人为了自己的升迁，一般会跟上级“拉关系”，但赵紫阳过去有陶铸的全力支持，不需要政治上的计谋就得到提升，也从来没有变成善于耍政治手腕的人。如果说胡耀邦是靠真心和良知得到提拔，赵紫阳靠的则是他的头脑以及他领会国外经验和构想新方案的强大能力。
尽管不像胡耀邦那样热情洋溢，但赵紫阳同样受到部下的喜爱。他不拘一格，平易近人，愿意倾听别人意见，不论提出意见的人职位高低。他尤能够迅速领会某种战略的意义。他不是政坛上的快拳手，但有着报效整个国家的崇高意识。他个人享受着特权，但他也为照顾穷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例如，他在大跃进期间草拟过克服粮食短缺的全国性政策。美国大使伍德科克这个来自资本主义大国的前工会领袖，在第一次与共产中国的无产阶级代表赵紫阳会谈后，对一名助手说：“你看到他的手没有？这家伙一辈子没有干过一天活。”
虽然赵紫阳做人和蔼可亲，但一些同事认为他有点儿不合群，喜欢为自己着想。文革开始时赵紫阳让他的部下抵抗红卫兵，可是令部下气愤的是，赵本人很快就把自己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红卫兵。
在1950年代，所有的省级领导人都深度参与了农村工作，毛泽东也承认赵紫阳是个很懂农业的干部。但是，对赵紫阳在后来改革时期的工作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他早期领导在香港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工作的共产党组织的经验，这些组织包括中国银行、华润集团、新华社、“爱国学校”和工会。这些组织向北京汇报工作，但也要向广东汇报，通过与他们的接触，赵紫阳了解了香港的市场气氛。从1957年开始广东每年都要举办半年一次的广交会，这也使赵紫阳比其他省委书记对国外的工商业有更深入的了解。
1980年，赵紫阳作为受人尊敬的省级领导人进了北京，但他不属于北京老圈子里的人。1977年8月他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逐渐熟悉了北京的情况，但直到1979年他才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与大多数在北京共事多年的干部不同，他和在中南海内外工作的人没有旧交情。他也不是北京政坛和各种计谋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子女都是在省里长大，也没有通过上学或社交认识其他高干子女。他的家人不但在十年文革中因他受苦，也在1989年后跟着他倒霉；赵紫阳在天安门悲剧前夕受到清洗并被软禁后，北京最高层的政治家庭都未向他们表示过任何支持。
赵紫阳在1980年担任总理后，除了领导政府各部门的日常工作和会见外国官员，还负责调整政府的政策与机构。过去周恩来在管理政府工作上表现出色，对大量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但当时的政策都是出自毛泽东，周恩来不必领导政府进行根本性的方向调整。相反，赵紫阳花了很多时间与智囊团和官僚体制外的人——例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起工作，以便确定哪一些国外的观念和做法能被纳入中国的现行体制之中。赵紫阳要负责构想新的体制，而这项工作会影响到一些官僚，他们担心他的改革有可能让他们丢掉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