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湖南常德籍青年团员丁默邨在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在常德地区建立了团组织，有团员35人。

丁默邨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受团中央局书记施存统派遣，回到家乡进行发动工作的。后来，他在大革命时期投靠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投靠了汪伪，抗战胜利后，又投靠了国民党，1947年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枪决。

再说6月13日，毛泽东写信给团中央张秋人说：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第1、第3、第4、第5号通告及调查表400份均收到。此间正改组，详容后报。纲领、章程、议案等，请速印小册子寄来。”

6月15日，毛泽东致信团中央张秋人说：

“常德S·Y已经成立，书记蒋希清，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以后印件、通告等请直接寄送。”

6月17日，毛泽东根据团中央局1号通告精神，主持召开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团员代表大会，“依照新章程表决《执行委员会细则》”，改组执行委员会。

大会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新的执委会委员3人，毛泽东连任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主任，罗君强（后为汉奸）任宣传部主任。

执委会下设7个委员会，由执委会委派王梁、李立三（兼）、易礼容、毓明、王萼、李六如、陈子博分别担任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政治宣传、非宗教特别运动7个委员会的委员长。

6月20日，毛泽东给青年团中央局书记施存统写了一封信，报告了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

“（一）1、3、4、5号通告均收到，即遵第1号通告于6月17日开大会改组。”“（二）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二人年龄虽过28岁，然须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2项，由到会人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兹特呈请中局同意，乞示复。（三）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12条经大会表决，依章程第13条之规定呈请中央局认可，乞示复。”

毛泽东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信中向中央局提出了两条重要建议，他写道：

“此间执行委员会今日开会，对于章程第6条，3人以上小团体书记，或10人以上小团体干事会职员之任期为3个月，认为过促，难以收效，拟请变通此点，改任期3个月为6个月，可否，乞示复。”“请中局从速将全国各省分区（湘是第几区？），并委任一地方团，为该区临时执行委员会，至正式执行委员会成立为止，以便在短期能多促成几个地方团，而从速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

他在信中通报说：

“衡州、常德两地方团成立。衡州通讯处：衡州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枬（书记）；常德通讯处：常德第2师范蒋希清（书记）。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九月内召集各地方团代表会议。”

不久，青年团中央局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明确长沙团执行委员会代行湘区团执行委员会职权，领导湘区各地方团的工作。

1922年7月，毛泽东、易礼容为了帮助泥木工人提高觉悟，和任树德、杨福涛一起领着一批工人趁吃晚饭机会来到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大家看看工头和他们在饭食上的差别；接着通过任树德、杨福涛、朱有富、仇寿松等积极分子发动泥木工人建立基层组织“十人团”；并先后吸收任树德、杨福涛、张汉藩、朱有富、萧石月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泥木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

此时，湘区执委委员郭亮在毛泽东指导下建立了岳州工人群众中的党小组，在铜官建立了党支部；黄静源也在株洲站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

这一时期，毛泽东身兼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数职，每天都要来往于自修大学、文化书社等地，与各地骨干接头，派出党的干部到外地发展党、团组织，还要深入工厂、矿山，宣传发动工人，可真成了一个大忙人。由于日夜操劳，他的身体更加消瘦了。杨开慧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一面千方百计照料好毛泽东的生活，一面主动承担党团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竭力分担毛泽东肩上的担子，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

她白天着一身普通妇女的装束，带着一包书，或一包衣物，将机密文件夹在里面，进入城东小吴门，穿梭于文化书社、自修大学、青年图书馆等联络点之间，传送文件和毛泽东的指示，还要收集社会动态及各种情报，接待川流不息的来访者。晚上，她或在室外巡查，为来清水塘参加秘密会议的同志们站岗放哨，或为毛泽东选阅报刊，查找资料，誊写文稿。被毛泽东誉为“好秘书”。

此时毛泽东的收入很有限，而需要接待的革命同志又很多，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常常是入不敷出，因此杨开慧还不得不经常从母亲那里挖点陈年积蓄来贴补家用。

毛泽东经常工作到深夜，每天晚饭后，杨开慧都要留下一些饭，盖上一层辣椒炒菜，半夜起床守着他吃。天冷的时候，她睡前总是先替毛泽东弄好取暖的汤婆子，半夜里也会轻轻地起来给他加炭添水，或是在他肩头披上一件棉衣。她像一片轻柔的云，缭绕在毛泽东身边。

沉重的家务和繁忙的事务并没有压垮杨开慧。革命事业激励着她，毛泽东的信赖鼓舞着她。能和自己心爱的丈夫为了同一个理想而并肩奋斗，她觉得很幸福，忙得有意义，累得有价值。

这正是：红袖添香夜批文，柔情蜜意革命家。

陋室温馨春无限，志同道合并蒂花。

此时的许志行在长沙已经读了一年多的书，他本想报考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可湖南省立师范是完全免费的，只收本省人；他若升入别的中学，费用又无法解决。毛泽东只好同他商量，帮助他回浙江报考免费的省立师范学校。

许志行就要离开长沙了，他来到清水塘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鼓励他说：

“以后升学去，要格外努力。读书之暇，对于社会事业也得关心关心。不曾尝过苦痛的人生，简直没有价值！美满的人生，是战胜苦痛的结果！”

许志行低着头强忍着泪水歉意地说：

“一年多来，累你不少。”

“没什么。你不要这样。”毛泽东一边安慰他，一边把他送到门口，看了看身边的两个弟弟，又交代说：“让泽民、泽覃送送你吧。路上小心。到了浙江，考取学校后就写信来……”

这年暑假，许志行如愿考入了学费、膳食费全免的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后，他的一部分书籍费和零花钱依然是由毛泽东负责接济的。

7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向警予、谭平山、李震瀛、杨明斋、王尽美、施存统、许白昊、罗章龙，共计12人。而后来由中共“六大”代表回顾并形成的一个没有署名的手写文件《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则记载，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

实际上毛泽东并没有出席“二大”。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这件事，他说：“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毛泽东的名字之所以出现在《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上，大概是因为毛泽东当时是湘区党的书记，是“二大”的应到代表，而“六大”代表们因缺乏文字资料，仅仅据此推测，便将他的名字写在了文件上。

另外，从上述12人名单上看，只有张国焘、李达、王尽美3个人是参加过一大的。除了毛泽东，“一大”代表中的其他8个人也没有参加“二大”，其中李汉俊是在“一大”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相左，离开中央去了武汉；陈公博则是投靠了陈炯明；周佛海在“一大”后去了日本留学，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年9月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且说“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选举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5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达、李汉俊、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组织委员：张国焘，宣传委员：蔡和森，妇女委员：向警予。

前边已经说过，蔡和森是在1921年11月间从法国回到上海的；向警予不久也回到了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在“二大”后兼任中央机关报《向导》的主编。

二大结束后，陈独秀接见了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他要刘少奇回湖南工作，并委托刘少奇将“二大”的文件带给毛泽东。

7月下旬，刘少奇来到清水塘22号，向心仪已久却未曾谋面的毛泽东报到。

刘少奇，湖南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人。1920年，他参加毛泽东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预备赴俄学习班，1921年从上海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共产党。

毛泽东热情接待了刘少奇，他笑着说：

“少奇同志，我们还是老乡哩，虽然不归一个县衙门管，但按炭子冲和韶山冲之间的路程算来，相距也不过七八十里路吧。”

刘少奇也笑着说：

“是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当年我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还是你和我们宁乡籍老师何叔衡发起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办理的呢。”

毛泽东问起刘少奇的家庭情况。刘少奇说，他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在求学中认识了何叔衡，这才参加了预备赴俄学习班，至今还是单身一人。

毛泽东很快便和中共湘区执委会决定：增补刘少奇为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李立三等人一起负责工人运动。

不久，李达也偕同夫人王会悟从上海回到了长沙，暂住在清水塘22号，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他谈到了“二大”的情况，说他无意于留在中央工作，只想静下心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做好理论研究工作。毛泽东对这位学者型的党的创始人，深表理解。

1922年8月，毛泽东为推动全国及湖南的工人运动，积极参与并领导了中共中央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倡导的劳动立法运动。

原来早在1922年4月29日，直奉两系军阀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到5月初，奉系军阀战败，撤回关外，直系军阀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此后，直系军阀以“法统重光”为名，大搞所谓重开国会、制定宪法的欺骗活动。6月15日，中共中央局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把劳动立法作为党“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贯彻中央局决定，在8月间向全国各地工会发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通告。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说：“其实这些猪仔议员，哪里能够拟制什么宪法！但他们既已进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利用，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乘时号召全国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开展劳动立法运动“通告”中提出：“近年国会制定新宪法运动，进行颇速。但对于劳动立法之制定，尚未闻有提倡者，幸吾劳动界之奋斗精神与组织能力，尚能坚持不渝，此吾人所可庆幸者。惟吾等之自由屡受他人侵害，正式劳动工会始终未为法律所承认，同盟罢工屡为军警所干涉。凡此种种，均缘法律尚未承认劳动者有此种权利之故也。倘能乘此制宪运动之机会，将劳动者应有之权利以宪法规定之，则将来万事均易进行矣。望贵团体从速开会讨论，将其结果报告本部，并祈通电国务院及全国工商学各界，以增吾劳动界之声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拟就了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案大纲。劳动立法原则是：（一）保障政治上自由，（二）改良经济生活；（三）参加劳动管理；（四）劳动补习学校。劳动法案大纲要求政府承认工人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国际联合权、八小时工作量、保障工人最低工资、保护妇女和童工、劳动保险、给予工人休息及受教育权等19条。

毛泽东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的通知后，立即同总部负责人邓中夏以及上海、武汉、广东、北京负责人联名向众议院递呈“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19条，要求众议院将劳动法案大纲19条写入宪法，并要求取消“暂行新警律”第224条“罢工骚扰罪”及“治安警察条例”。

毛泽东还将“请愿书”和劳动法案大纲19条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为贯彻第三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还有马林和翻译张太雷。

原来早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结束后，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先是在上海会见了国民党人张继，接着于12月23日在桂林会见了孙中山，讨论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3条建议：1、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尤其是联合工农群众的党；2、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3、与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很欣赏，但他提出，与共产党合作只能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马林回到上海后，向中共中央局提出这一建议，遭到中共中央局的反对。1922年1月下旬，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其它革命团体代表39人应邀参加了会议。共产党代表是：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王乐平。列宁带病接见了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张秋白和中国工人代表邓培，提出了“国共两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张国焘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局汇报了会议情况，中央局仍然反对同国民党合作。马林坚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比较幼稚，无力单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有可能将其改造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大党。1922年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于7月回到莫斯科，向第三国际汇报工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获得第三国际批准。马林在8月间再次来到中国，立即召集了这次西湖特别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