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鲍罗廷宣布增补瞿秋白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7月23日，湖南省委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信中说，盼望毛泽东回湖南主持工作。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复信湖南省委说：湖南省委负责人经中央常委会议重新审查，决定以易礼容为书记；省委所在地以湘阴为宜。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

7月24日这天，邓中夏、恽代英、叶挺等人举行第2次九江谈话会，决定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

会议结束后，邓中夏等急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请示是否可行？

7月25日，李立三参加了第3次九江谈话会，会议决定：在政治上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领导机关，以反对宁、汉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

这一天，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等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九江谈话会议的意见，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决定组织以周恩来（此前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为领导核心的前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为委员。

扩大会议结束后，罗明纳兹将准备起义的情况电告共产国际，请示批复。

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布7月15日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宣布：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7月26日下午4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举行会议，罗明纳兹传达共产国际的复电说：“如毫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与会者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会后，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的决定。

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指责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于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自行一种经济没收办法，是不愿与国民党合作、自绝于国民党的表现；并宣称：共产党应即自动放弃其“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就要执行相当的纪律。《告中国共产党书》同时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加防范”。

就在这一天，鲍罗庭在武汉国民党要人的“礼送”下，离开武汉，经冯玉祥防区回国。陈独秀则绝望地去了上海。

7月底，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完成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的草拟工作，并上报中央。他在“大纲”中明确写道：

“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个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相联络。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倒唐政府之目的。欲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注重军事，建议请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的粤农军它调。浏、平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江西革命军中调1团人赴汝城。3部兵力约1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在湘南发动起义，至少有占领5县以上之把握。”“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大纲》体现了毛泽东以军事暴动为主，建立正规军队，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这是他“上山”思想的新发展。

1927年8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并将《大纲》寄给湖南省委。

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由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率领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8月1日上午，起义军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发表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等22人署名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急时期，幸能无大陨越。今者党国危机，更甚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将最近事态之真相，与全国同志惟一之奋斗途径，掬诚敬告我全国同志。溯自去年3月20日事变（中山舰事件——笔者注）发生以来，具见革命进程中仍不免有少数拥有武力之野心家，企图勾结反革命势力，以逞其挟党自重之私意。当其时也，同人等顾念革命全局之利益，冀能促成北伐发展广大民众势力，则必能裁制野心家之阴谋于一日，故一年之间不惜降志辱身以与蒋中正等相周旋，未敢稍自离弃全国同志，置革命前途于不顾，一走了事自鸣清高。迄至今年春间，蒋逆中正始则欲移党部政府于南昌以遂其反动独裁之私；继则公然叛变，割据东南，勾结军阀买办，残害同志，屠杀民众。如是全国同志为党国存亡计，始发动恢复党权之运动，而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亦于是举行，通过各项巩固革命势力之决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危而复安者，间不容发。惟此恢复党权运动，全赖全国同志之一致努力，始能与蒋逆中正以重大之打击，重振革命之前途。但唐生智等武人亦起而投机，借口拥护此种运动，以遂其倒蒋而自增势力之私，同人等明知此等武人对于革命毫无诚意，将来难免不危害党国。然亦只有根据总理遗训，使本党获得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始能巩固革命之基础。故对于两湖广大农民运动之发展，以及农民群众进入为解决土地问题及建立乡村自治之革命行动，认为不但不应加以压抑，而且认为系本党“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渐得广大农民之认识。广大农民有此认识与运动，方能摧毁封建之残余势力，以为本党革命势力及民治民有民享之新中国取得切实之保障。不图第二次北伐出师以后，唐生智部将何键即开始谋叛。嗾使夏斗寅等潜袭武昌，暗令许克祥等发难长沙。当此危急时机，武人之与勾结者拥兵坐视，不肯协力剿办。中央党部少数软弱领袖，震于反动之声势，不免动摇软化，对叛逆武人不敢毅然加以相当之惩治。同时，江西朱培德因谋于蒋氏妥协，有驱除革命分子停止工农运动之事。此少数领袖，亦曲予优容，视为当然。冯玉祥入豫以后，更公然赴徐州与蒋逆会议，致电威胁中央罢免军队中一切政治工作人员。此少数领袖亦无制裁能力，且不能不虚与委蛇决定，以自乱其步趋。中央党部在此少数软弱领袖指导之下，威信完全坠失，但知仰武人鼻息，以中央神圣之决议，徇其私利。于是武人之气焰大涨，党与政府完全成为武人之一种工具，唐生智回湘，更任意改组省政府省党部，并将屠杀政策推行不已，全湘忠实能奋斗之党员与农民断腰折躯者数以万计，全鄂以五千计，而武汉中央对此数万同志之被害，一则曰此多共产分子，再则曰彼辈不服从中央命令，自由行动，三则曰“耕者有其田”“应以政治与法律来解决”。今则事实显然，无可掩饰。两湖之被害者，其一部分为加入本党忠实革命之共产党员外，未加入他党之本党党员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此万数党员，均系根据本党农工决议总理遗训，在农工群众中艰苦工作，今为反动武人如此残杀。武汉中央则加以违背中央命令之罪，其卖党卖同志，一致于此！总理遗训谓不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今武汉中央则以政治法律保障唐生智等屠杀党员及工农，亦即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屠杀农民问题。此是总理之本意！唐生智、何键等复在武汉首都横行无忌，包围中央党部，占据民众团体，劫掠中央银行，逮捕中央委员，搜查总理夫人宋庆龄同志、外交部长陈友仁同志住宅。中央党部复在此种反动武人威胁之下提出分共之议，欲借此排斥一切忠实党员，以便于武人反革命之企图，卖党无耻，如斯其极！分共之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未能通过。彼等仍欲号召8月15日之中央全体会议。同时在武汉及一切在彼等权力以下之各机关已开始捏造曲解种种事实，大为反共之宣传，企图强迫中央委员通过彼等所提出之议案，以掩饰其非法谋叛之逆迹。同人等目睹此等情形，知武汉少数领袖已甘心受武人挟持，卖党卖身。若犹隐忍不与奋斗，助成其叛逆之计划，将何以对全国同志托付之重，何以对总理与夺党先烈；是以决意先后离汉，为革命与本党前途，将尽力所能及，以领导全国同志为保持本党革命的正统而奋斗。尤可痛者，汪精卫同志向居本党领袖地位，此次竟以模棱两可致受群小包围，终屈服于军阀武力之下；屈服以后，犹复巧鼓簧舌，淆乱听闻，言辞矛盾，举止反常。凡其所为，与其回国之初，迥若两人。总理临逝世时，虑党中领袖或不免受敌人软化。总理逝世不及3年，党中旧的领袖竟大半为敌人软化以去。言念及此，痛心何极！同人等顾念总理40年造党之艰难，与全国百万革命同志期望之远大，不能坐视本党荣誉之历史为此等少数旧领袖所断送，兹特郑重申明，近日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名义所发布之一切训令决议，同人等概未同意，不能负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与陈炯明、杨希闵、冯自由、谢持、邹鲁之辈实殊途而同归。北伐之牺牲，必须能达本党总理之遗志，拯救民众疾苦，解放工农，以发展革命势力，倘如今日新旧军阀相缘为奸，以屠杀工农，压迫民众，则不仅北伐之牺牲为无代价，其结果必仍旧造成军阀割据之局，使中国战乱循环起伏，永无止境。同人等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决不敢有所瞻徇，以贻误革命大局。全国同志在此时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尤望在本党指导之下的忠实将士，能一本总理百折不回之勇气，使一兵一卒皆能不受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之所利用，为本党真正之革命主张奋斗到底。凡我同志，丁此时艰，务宜团结一致，以为下列之主张奋斗：

一、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所发布之训令决议。

二、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

三、共同努力为革命获一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

四、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

五、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弱态度，须正确而勇猛地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召天下，唤起民众。

六、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粃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

七、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为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

以上种种，同人等以为皆当前急务，唯有全党一致坚决为此等主张奋斗，然后中国革命运动才有成功之望，凡我同志，希鉴察之！

孙宋庆龄 邓演达 谭平山 彭泽民 林祖涵 吴玉章 于树德 恽代英

恩克巴图 杨匏安 柳亚子 高语罕 谢晋 白云梯 毛泽东 董用威

江浩 韩麟符 夏曦 许甦魂 邓颖超 屈武

就在8月1日这一天，武汉政府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领域之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反动军警首先在武汉地区搜捕、屠杀共产党人。汪精卫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他还说：“本人愿为杀共之刽子手”。一霎时，腥风血雨笼罩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到汪精卫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全国先后被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多达33.7万人；共产党员由原来的6万降到了1万人左右。陈独秀长期以来推行的对国民党反动派妥协退让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最终葬送了大革命，葬送了大批才华横溢的革命志士，同时也葬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葬送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

这正是：首倡建党举义旗，成也由斯败由斯。

九州浴血豺狼笑，万家同悲壮士死。

8月3日，中共中央农民部根据政治局指示精神，制订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暴动大纲》中说：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夺取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之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

8月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研究了湖南省委要毛泽东回湖南的请求，决定毛泽东不去湖南，仍留在武汉工作。

8月4日，毛泽东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扮成商人模样，从武昌搭船去汉口，到湖南会馆接头。

会议结束时，天色已近黄昏。毛泽东沿着汉口的一条街往回走，忽见巷子里闪出两个人来。他看这二人形迹可疑，便打算拐进旁边的一条巷子。但他转念一想，如此躲闪更会引起二人的注意，于是把心一横，就大摇大摆地迎着他们走了过去。

这两个人正是汪精卫的便衣特务。正当毛泽东准备与他们擦肩而过时，其中一人突然抓着他的一条胳膊，气势汹汹地问：

“看见毛泽东没有？”

毛泽东临危不惧，急中生智，非常从容地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

“看见了，刚从这里走过去的。”

那两个人信以为真，急忙朝那条巷子追了过去。毛泽东则从另一条巷子来到码头，乘船过江，平安地回到了武昌家里。

保姆孙嫂陈玉英后来在1976年也曾回忆起了这件事，她说：“记得有一天，毛主席回到家里对我们讲：今天好险啊！我在街上走，碰上了两个敌探从对面走来，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过去的。敌人就往我指的方向追去了……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8月5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并要求湖南省委：“把南昌政变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

本卷至此就要结束了，笔者不得不交代一下在武汉政府解散后，国民党一班人员的去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以邓演达（邓在1931年被蒋介石杀害）为首的农工民主党；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人如宋庆龄、陈友仁等去了海外；一部分人如唐有壬等被蒋介石杀害。而像孙科、谭延闿一班政客，有的加入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有的则加入了以汪精卫、顾孟余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

正是：养虎怜蛇终为患，大难来时各自飞。

欲知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情况如何，请看本传第三卷——《战地黄花》。

东方翁曰：陈独秀空有大志，胸无城府。他在革命阵营里身当大任，却避良近莠，正邪不辨，始终生活在希望与幻想之中。在紧要关头，他又摇摆于共产国际与自己的意见之间，不识利弊，左右无定；面对反革命的蠢蠢欲动，既想反抗，又慑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待到有了尚方宝剑，却又退避三舍，既乏策略，终无成见。这是书生气十足的思想家干大事业时的一般通病，焉有不败之理？

毛泽东要求反击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在前，揭示汪精卫即将发动反革命叛变在后；见微知著，算无遗策。只是他始终被排斥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之外，且屡遭指斥，难得一伸鸿鹄之志。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上山下湖，割据一方。确为良策！待到他千呼万唤始为众人接受之时，为时已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