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公略，原名汉魂，字家杞，1898年2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桂花乡。其父黄秀峰，是一个私塾先生。黄公略自幼随父学习，10岁入峒山小学读书，毕业后入永丰高等小学就读，1914年毕业后回乡教私塾。1915年，他参加了打着护法旗帜的湘军，先后在湘军当过文书、国文教员、排长。1922年秋，他与李灿、彭德怀一起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1923年8月结业后回湘军第2师3旅6团任副连长、连长。1926年7月，湘军第2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黄公略因在北伐战争中作战勇敢，被提升为第30团少校团副。1927年1月，他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高级班。12月间，他参加了张太雷、叶剑英、叶挺领导的广州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3月，黄公略回湖南任国民党军独立第5师随营学校副校长、第3团3营营长；7月同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13师4团党代表、中共红5军军委委员；后任红5军2大队大队长、第2纵队纵队长。彭德怀、滕代远率部赴井冈山后，黄公略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湘鄂赣苏区，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境内开辟了数块根据地。

再说何长工奉命率领二三百人，提前来到莲花县接应红5军主力部队。他把队伍埋伏在莲花城北约20公里处的道侧两翼大山上。

1928年12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主力700余人向井冈山挺进，来到了莲花境内何长工的伏兵处。双方经过1个多小时的试探、沟通，才弄清楚了彼此的情况。此时，莲花城有国民党军1个团驻守，两支部队在夜间从莲花城西绕过，奔向砻市。

12月10日，何长工引导彭德怀部来到宁冈境内。

12月11日，红5军在砻市、新城同红4军会师。这一天，两军在砻市召开联欢会和纪念广州起义纪念大会。陈毅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侧，其文是：

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争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

刚搭起来的台子很不稳固，人一上去就垮下来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说：

“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吧！”

于是又重新搭起台子开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都上台讲了话。

第二天，彭德怀到茨坪来见毛泽东。毛泽东说：

“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上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

彭德怀上井冈山的本来目的，是与红4军联络联络，来这里“取点经”，想弄清楚革命的性质以及分田是怎样分法等问题。他听毛泽东如此一说，这才明白，原来革命还有两个阶段。

12月间，毛泽东在原来制定的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部《土地法》以政府名义正式颁布实施。

在这部井冈山根据地土地大法中，毛泽东将土地革命运动的政策及方法等归纳为9条：

第1条，“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3种方法分配之：（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以上3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第2、3条，“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土地分配后，每人都须参加劳动。”

第4条，“（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适用第二个标准。”

第5条，“（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垇区）。以上3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第6条，土地法规定山林的分配方法是：茶山和柴山平均分给农民使用，竹木山归政府所有。

第7条，“（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3种：1、15%；2、10%；3、5%。 以上3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分别适用二、三两种标准。（2）如遇天灾或其它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第8条，“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第9条，“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它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就在毛泽东重新制定《土地法》并在井冈山地区广泛实施的时候，革命根据地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

原来早在11月下旬，湘赣两省军阀在新败之后，就开始筹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会剿”。到12月末，两省的国民党军已经商定了“会剿”计划，并成立了“剿匪”总部，以湘军何键为总指挥，兼湖南省“剿匪”军总司令；以赣军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兼江西省“剿匪”军总司令。

1929年1月初，国民党会剿军加紧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同时以6个旅18个团约3万余人的兵力，分为5路，由永新、莲花、茶（陵）酃（县）、桂东、遂川，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3次“会剿”。

1月4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柏露村主持召开了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红4军军委委员、湘赣边界党和团的特委常委、边界6县党组织负责人、红4军各团代表以及红5军军委委员和5大队的代表，共有64人。

柏露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传达中共中央“六大”决议；一个是讨论如何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

原来，中共中央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有142人（其中有表决权者84人），代表全国党员4万多人。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也参加了会议。此外，参加大会开幕式的还有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

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及《军事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

共产国际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很不满意，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领导不坚定，左右摇摆，老犯错误，中国革命应当由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来领导。

大会在选举的36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21人是工人出身。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23人，他们是：杨福涛 顾顺章 向忠发 彭湃 徐锡根 卢福坦 李涤生 张金宝（女） 苏兆征 关向应 罗登贤 毛泽东 杨殷 周恩来 李源 蔡和森 项 英 任弼时 余茂怀 王藻文 瞿秋白 李立三 张国焘

中央候补委员有13人，他们是：徐兰芝 王凤飞 王灼 唐宏经 刘坚予 夏文法 史文彬 李子芬 周秀珠（女） 甘卓棠 邓中夏 罗章龙 王仲一

大会还选举了中央审查委员会，正式委员3人，他们是：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候补委员2人，他们是：叶开寅、张昆弟。刘少奇为书记。

7月19日，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出政治局委员7人，他们是：苏兆征 向忠发 周恩来 张国焘 瞿秋白 蔡和森 项英

选举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他们是：关向应 李立三 罗登贤 彭湃 杨殷 卢福坦 徐锡根

选举政治局常委5人，他们是：向忠发 周恩来 苏兆征 项英 蔡和森

选举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3人，他们是：李立三 徐锡根 杨殷

7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推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委书记，蔡和森为宣传部长（后改李立三为宣传部长兼中央秘书长）。

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可以看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虽然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但此时身兼数职的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却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都是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者。向忠发不过是一个摆设，装饰门面而已。

“六届一中全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

且说1月4日上午，毛泽东主持柏露会议并传达了“六大”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因为袁文才和王佐也参加了会议，所以毛泽东在传达决议时，有意把决议中有关争取绿林部队的策略一段内容隐去，未做传达。关于这一点，“六大”决议的大意是：争取绿林部队的群众，孤立其头子。

后来，袁文才、王佐知道了“六大”决议的内容后，果然出了一个大乱子。这是后话，待后再叙。

毛泽东又在讲话中说，“左”倾盲动主义烧房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行为。接着，他讲了一个遂川烧房子的故事。他还说，工农革命军到一个地方，一开始群众都围拢来，很亲近。当战士们把洋火一拿出来要烧房子时，群众就跑开了，站在旁边看。你想再去接近他一点，他就又跑远一点。

彭德怀联想起平江起义后盲动主义者乱烧、乱杀的行为，非常感慨地说：

“这次会议正是在我30周岁时开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是日下午，柏露会议详细讨论了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的敌情，商讨破敌之策。

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意见。有的人主张将红4军和红5军以及地方武装全部集中在山上，置之死地而后生：分兵把口，凭借井冈山的有利地形，力求就地击退敌人。有的人认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红军经济又十分困难，主张放弃井冈山根据地，把红军全部拉到封锁线以外去打击敌人。还有一些人虽然觉得形势很被动，却又提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毛泽东是一言不发，认真听取着大家的意见。

1月5日，柏露会议继续商讨破敌之策。毛泽东首先对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说：

“敌人集中5倍于我的兵力进行‘会剿’，敌情之严重不必多说，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却不能丢，不能轻易把经营1年多、具有相当基础的根据地放弃。因为井冈山根据地在全国政治上有着重大的意义。虽然敌人兵力比我们多，武器比我们好，但敌人的内部虚弱。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蒋桂军阀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大战爆发在即，围攻井冈山的湘赣之敌，也必定受影响，退而自保。只要我们自己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是能守住井冈山，打破敌人的‘会剿’的。”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行动方案，他说：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定要坚守，不能轻易放弃，但也不能死守。死守，经济无出路，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领导群众，上下一致，团结内部，要善于钻敌人的空子，要采取积极的防御，‘攻势的防御’。敌人大军围攻井冈山，后方一定空虚，必然有隙可乘。因此，我们的对策就是：以一部分红军守山，坚持内线防御，红军主力则下山向敌后进攻，开展游击战争，在外线寻机消灭敌人。实行‘围魏救赵’的计划。这样可吸引走大部分‘会剿’的敌人，以解井冈之危。敌人从这边打过来，红军从那边打进去，以此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顾此失彼。内外线作战，既可以解决当务之急的经济困难，又可以趁机发展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多数人都同意了这一行动方案。

这正是：攻守兼备分内外，围魏救赵谋略高。

欲知毛泽东还有何高见，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中国共产党“六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选举出36名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有21名是工人出身的人。在政治局中，向忠发等人也占据了领袖地位。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个人，其基本素质还不足以委以大任。像向忠发、顾顺章之类鸡鸣狗盗之徒，在危难时刻不就暴露出了他们那丑陋、罪恶的本来面目了吗？毛泽东曾经说过，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是一个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出身的领袖，但他们都是在战争中打出来的，而不是选举出来的。毛泽东还有一句名言，核心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这也是一个被历史证明了的正确结论。由此可见，中共“六大”在建立党的中央核心组织问题上的做法是极其不慎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