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李虹在文章中说：“笔者鉴赏过的毛泽东另一有史实记载的文件中，毛泽东署‘1930年冬月’，即1930年12月下旬某日。‘冬月’按中国习俗即指农历11月，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寒冬’在中国传统纪年法中未发现此种用法，如将‘寒冬’的‘寒’理解为毛泽东此时的心理感受或艺术创作的修饰需要，问题就解决了。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寒冬’即‘冬月’，农历庚午年冬月初一应为公历1930年12月19日。《蝶恋花·向板仓》的创作完成时间只能是1930年12月19日至31日。笔者倾向是12月25日至29日。”
关于这首词的真伪，亦有学者指出词作“格律不齐，水平生疏，真伪存疑”。笔者也只好抄录于此，留待后人去考证了。
再说在毛泽东打破国民党军第1次“围剿”后，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项英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来到革命根据地，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
毛泽东这才知道，斯大林远东政策得力顾问、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在1930年12月来到了中国，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利用与米夫在莫斯科时的师生关系，在米夫支持下，密谋改组中共中央。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说，始于1929年，起因是一些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瞿秋白路线的坚决反对者。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以下29个人：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女）、何子述、何克全、杨尚昆、夏曦、孟庆树（女）、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女）、孙济民、杜作祥（女）、宋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萧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一新。其中，徐一新的观点时常摇摆不定，便被称为半个布尔什维克。后来，人们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讥讽和嘲笑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一个小商人家庭，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3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秋考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陈绍禹个子不高，四方长脸，白净面皮，性情温和，能言善辩。他在莫斯科期间，苦攻俄语，擅长背诵马列经典词句，深得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1929年4月，他回到国内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5月14日出生在江苏无锡，他父亲在清朝当过县令。1925年，博古考入上海大学，和王明相识，1925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和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博古回国后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
1931年1月7日，米夫以突然袭击方式，在上海春特赫司脱路一座四周围有篱笆的小洋房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出席全会的代表都是由米夫圈定的，共有37人。其中有中央委员14人：向忠发、关向应、温裕成、任弼时、贺昌、李维汉、余飞、徐锡根、瞿秋白、罗登贤、张金保、顾顺章、陈郁、周恩来；有候补中央委员8人：袁炳辉、陈云、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王凤飞、王克全、徐兰芝；还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和部分根据地代表15人：顾作霖、夏曦、陈原道、王稼祥、王明、博古、沈先定、何孟雄、沈泽民、韩连会、邱泮林、徐畏三、柯庆施、萧道德、袁乃祥。
这后15个人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而且还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米夫是作为国际代表出席会议的，康生等2人做会议记录。
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为借口，批判瞿秋白、周恩来犯了“调和路线错误”。米夫说：
“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米夫在会前起草好的决议案。
米夫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甦、徐畏三、曾炳春9人为中央委员；增补王明、陈郁、任弼时、凯丰、刘少奇5人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撤销三中全会补选的李维汉、贺昌中央委员资格，撤销李立三、瞿秋白政治局委员和李维汉候补委员资格。
米夫为了确保把王明增补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先把王明吹捧了一番。接着，他让周恩来宣布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并让周恩来解释说，这个名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及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议的。
这里先介绍一下刘少奇。1925年他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在广州、上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1927年初参与领导了武汉工人群众争取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五大”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他到东北工作，担任顺直省委特派员、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夏，他再赴莫斯科，回国后在中央工作。
再说周恩来刚宣布完名单，会场就乱了套。首先是罗章龙、余飞、史文彬表示坚决反对。继之，韩连会提出了一个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史文彬提出了一个中央委员增补名单，何孟雄还提出要王明在会上说明他被捕和暴露机关一事。
米夫见会场越来越乱，当即宣布开始表决。罗章龙质问他：
“哪些人有表决权？”
米夫说：
“所有参会人员都有表决权。”
罗章龙生气地说：
“这不符合党的纪律。”
他拂袖而起，就要退出会场，被人拉住了。米夫说：
“罗章龙同志，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扰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此时，袁乃祥正在拍案咆哮，米夫勒令他立即退出会场。在米夫的高压下，六届四中全会以多数票通过了米夫拟定的增补名单和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名单，其中有：
政治局委员9人：向忠发 项英 周恩来 张国焘 徐锡根 卢福坦 王明 陈郁 任弼时
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罗登贤 关向应 温裕成 毛泽东 顾顺章 王克全 刘少奇
政治局常委3人：向忠发 周恩来 张国焘
总书记：向忠发
有人提出周恩来应该退出政治局。为此，反对者和支持者争执不下，于是全会对周恩来一个人又进行了单独表决，结果使周恩来继续留在了政治局内。就这样，周恩来尽管被米夫打了“他的屁股”，却依旧保存了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所不同的是，除了排列在他前面的“总书记”向忠发这个“工人代表”外，后面还实实在在地出现了一个“太上皇”，那就是不久又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明！
米夫为平息众怒，立即召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开会。他吹嘘王明，要大家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何孟雄、罗章龙依然坚持己见。米夫大怒，说：
“此后，谁反对四中全会，谁反对王明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当受到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米夫很快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共产国际复电表示支持四中全会。
就这样，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一跃而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久又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自此以后，王明宗派主义集团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中国共产党长达4年之久。
博古这位刚刚回国的24岁的留苏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依靠着米夫、王明这两个靠山，凭借着山头宗派主义势力，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一个一般干部一步登天，担任了团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后来，他又成为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国内的实际执行者。
这正是：米夫做导演，一幕荒唐剧。
孺子皆粉墨，虎皮做大旗。
后来，刘少奇任职工部长。瞿秋白则被调到文化战线上工作。
罗章龙因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紧急会议，反对米夫支持下的六届四中全会，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于1931年1月27日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基本上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后来，他曾先后任河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等大学教授。
且说在宁都期间，毛泽东又见到了学生时代的老师徐特立。
徐特立是在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到南昌参加了起义，成为“南昌起义一老兵”，起义失败后，部队退至广东潮汕地区，遭到重大挫折。徐特立因病转至香港治病。1930年12月30日，他从上海辗转来到了中央苏区。
毛泽东一见徐特立，就用亲切的乡音爽朗地说：
“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块来了！”
徐特立也高兴地说：
“我就是来找你啊！”
他又对朱德说：
“朱总司令，我又当你的老兵来了！”
“你不老，一点也不老！”朱德笑着说：“要说你老，你也是个老怪物，你背叛了封建社会，又看穿了资本主义的西洋镜，终于跑到共产主义的营垒来了。”
1931年1月15日，项英在宁都小布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总前委和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一人共9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组织。在周恩来未到职以前，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同时成立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
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参谋部，由朱云卿担任总参谋长。
朱德、毛泽东仍分别兼任红1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
1月16日，毛泽东、朱德发出红1方面军胜字第4号命令，命令各部“继续积极筹款，备足给养”，同时进行攻势作战，巩固和扩大苏区，准备迎击敌人新的“围剿”。
1931年2月，毛泽东在宁都小布趁着战争空隙依据在寻乌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伏案疾书，整理出了《寻乌调查》，共5章39节，长达8万余字，分门别类记载了寻乌县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商业贸易、旧有土地占有、土地斗争及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等情况。他还专门为《寻乌调查》写了一个前言。他写道：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7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5个是大革命时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5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5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次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1930年5月，4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2月7日4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6月4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盘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3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3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和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2月17日，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了《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的通令》，通令中说：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内设立总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同时兼任第1方面军总政治部的任务。
此一时期，毛泽东又做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发现了由于地权不稳而产生的农民“不安耕种”的严重现象。他说：
“过去，田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4次5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情况是不好的。”
他在这次调查总结中，还回答了许多政策问题。
2月27日，毛泽东以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中土地私有制度》的信。他在信中指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一个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这田归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己出卖，得了钱来供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土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
毛泽东认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有的过程”。这样，就解决了从“八七会议”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此时的毛泽东再也想不到，就在他利用战争间隙整理出《寻乌调查》，又进行社会调查，并指导苏区土地革命之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1931年3月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发布了《土地法草案》。他们不是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照搬苏联农业合作化中消灭富农经济的做法，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这和毛泽东在土地革命中提出的正确对待中农和富农，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富农以经济出路，也一般地给地主以经济出路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土地法草案》很快就传到了中央苏区，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立即决定要“提出讨论”，“改变过去土地问题的路线”。自此，“左”倾机会主义的《土地法草案》，就成为对毛泽东大加挞伐的尚方宝剑了。
这正是：毛公拓就根据地，监军扯来令字旗。
一二三四你不是，我是钦差听我的。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自从1931年1月15日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就开始进入了他人生中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自此以后，他越来越多地受到空前的责难和排挤，遭受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而党内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在此后一个时期的诸多表现，也充分地显现出他们各自的个性和品格。凡研究党史的人和需要了解那个特殊时期真实情况的读者，有必要好好读一读下边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