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取得了中共中央统治地位的王明等一伙人为了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便对各地各级机关实行所谓的“改造”与“充实”，向全国各苏区派出了“钦差大臣”。除了前边所说的来到江西苏区的项英和此次以任弼时为首的“三人团”外，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和沈泽民、陈昌浩在四中全会后被派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由张国焘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在鄂豫皖苏区开始了疯狂的“肃反”大屠杀（详情将在后边叙述）；夏曦则是在四中全会后被派到了洪湖苏区，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苏区中央局，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后又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省委，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3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指挥员，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再说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先是到了福建长汀，受到了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人的热烈欢迎。自从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与任弼时分手后，一晃就是3年多，二人在此时此地相见，自然免不了一番寒暄。
王稼祥，又名王稼蔷，1906年出生于安徽泾县。1925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报》和《实话报》总编辑。六届四中全会后，他成为王明“左”倾宗派主义集团的重要成员。
毛泽东在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交谈时，对他的理论功底颇为赞赏，说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文章写得有理有据，很有见地。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挥笔写下了他那一副根据地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队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他将这副对联送给了王稼祥。王稼祥高高兴兴地接过对联，知道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自然是心生钦佩。在与毛泽东几次会面后，王稼祥觉得毛泽东与中国和俄国其他领导人不同，毛泽东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讲的道理既简单明了，又很新鲜和具有说服力。
4月17日，以任弼时为首的“三人团”在宁都青塘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会议只开了一天，首先听取了“三人团”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及关于“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通过了5项决议：
1、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2、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3、关于1、3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4、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5、关于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笔者注）工作的决议。
这些决议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政策开始在苏区传达贯彻，开始了对毛泽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攻击和否定。其主要内容是：
1、肯定毛泽东主持的红4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指责1930年6月成立的红1军团前委和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认为“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直到新余的罗坊会议，才“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
2、依据1931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草案》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指责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过去执行的是一条“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夹杂不清的”土地路线，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要“提出讨论”，“改变过去土地问题的路线”。
3、指责此前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整个工作的布置，并没有坚决地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给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以批评与纠正。”
4、按照四中全会的调子，强调“目前党的最主要的危险，仍旧是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悲观、失望、向阶级敌人让步等等的右倾情绪。这些情绪特别是因为敌人的进攻，以及苏区阶级斗争的尖锐，而更得着机会生长。所以，党应当大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丝毫不能放松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要坚决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
就这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根据地挥起了整人的大棒。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正在进行，而中央派来的这些人却不懂军事，还要依靠毛泽东来指挥打仗，所以，还不能在工作中对毛泽东实行排挤。
接着，扩大会议就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
苏区中央局和“三人团”中的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多有非议。在主张退出苏区的人中，一些人还提出了一种“分兵退敌”的主张，要把红1方面军分散到苏区外去打游击，把敌人引出苏区。他们说，分散兵力“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只有这样，“才可以扩大红色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 另有一些人甚至提出要红1方面军转移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他们的理由是：斯大林说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既反对红1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主张，也反对“分兵退敌”的主张，力主集中兵力，就地打仗，打破敌人的“围剿”。
严重的意见分歧使扩大会议无法作出决定。毛泽东建议把会议进一步扩大，让各军的军长、政委都参加。
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朱德等人去了前线，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项英、王稼祥3人主持工作。
4月19日，毛泽东、朱德鉴于严重的局势，下令红1方面军于20日开始转移，向龙岗地区集中。
4月23日，国民党围剿军已经大军云集：第19路军之第61师主力和第60师进到江背洞、龙岗头；第5路军之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进到富田，第43师进到水南，第54师进到严坊；第26路军之第27师进到招携，第25师进到界上、横石；第6路军之第8师和第5师一起进到广昌及其周围地区，第24师进到广昌、南丰之间地区。
4月23日这一天，红1军方面军各部先后到达龙岗地区。毛泽东为便于捕捉战机，毅然命令各部西移20公里，到东固地区集中，伺机消灭富田之敌王金钰部。
话分两头，就在这4月下旬，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出现了一次重大危机。
4月25日是星期六。是日晚，国民党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正在花天酒地的度周末，中统机关接连收到了6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指名要徐恩曾亲译。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钱壮飞一看事关重大，当即翻译了电报，不禁大吃一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了。
原来顾顺章是在3月份护送中央代表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返回途中于4月24日路过武汉的。他竟然违反组织规定，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所表演魔术，被一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发现了。王竹樵跟踪到他的住地，特务人员一拥而上，当即将他抓获了。顾顺章叛变后首先出卖的是武汉的党组织，在武汉的10余名共产党员干部先后被捕。
钱壮飞知道顾顺章熟知党内许多核心机密，他的叛变对党威胁甚大，便立即派秘密交通员、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火车去上海告急。刘杞夫第二天到了上海，可星期天不是同党中央接头的日子，在万分焦急中挨到4月27日，这才将这一紧急情况转到了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立即转移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及顾顺章熟悉的党内干部、联络关系。
无独有偶，国民党则是因为把顾顺章押往南京延误了对上海下手的时间，这才为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脱险提供了机会。原来顾顺章想立大功，提出要求把他解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到了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了他。顾顺章向蒋介石全部供述了他所知道的中共中央的情况。蒋介石立即命人抓捕共党要人，之后他又问顾顺章：
“我们打红军主力，总是找不到。红军打我们总是一打一个准，是什么道理？”
顾顺章说：
“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军纪律坏，共军纪律好；一个是国军的情报不断泄露，徐恩曾的皮包都交给他的秘书钱壮飞，而钱壮飞却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闻听此言，气得破口大骂：
“娘希匹，还不快把钱壮飞抓起来！”
此时，不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转移，就连在南京的钱壮飞也早已远走高飞了，唯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总书记向忠发却出了问题。他在4月27日接到顾顺章已经叛变并要他立即转移的消息后，还想见情妇杨秀贞一面。他见了杨秀贞后当天没有走，就住在了那里。4月28日早晨，向忠发到附近静安寺一家车行叫出租车，被车行会计叶荣生认了出来。顾顺章曾供认向忠发右手有一指是半截的，叶荣生看见向忠发的右手指便知他正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为了一笔赏金告发了向忠发。特务们将向忠发押往善钟路巡捕房，向忠发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处，致使2人同时被捕。特务在向忠发的带领下，搜查了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幸亏周恩来、瞿秋白早已转移了。后来在6月24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按照蒋介石的批复，将向忠发就地枪决。向忠发在临刑时跪地作揖求饶，但他这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无耻叛徒并没有获得国民党的怜惜，就此一命呜呼了。
这才是：匹夫枉自为魁首，临危犹思夜风流。
原本一只癞皮狗，求爷告奶也断头。
再说4月28日这一天，顾顺章跑到国民党监狱里认出了被关在那里的恽代英。
恽代英是在1930年4月19日在路上遇到特务搜查，回避不及，抓破自己的面容，化名为王作林。他被捕后在狱中1年多未被认出，此时正有可能被释放，却被顾顺章认了出来。国民党要员们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叫王作林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国民党将恽代英拉到监狱里的广场上执行死刑。恽代英拒不下跪，挺起胸膛高唱《国际歌》。他还说：
“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必将自食其果！”
第一个刽子手吓得双手发抖，开不了枪，不得不换了一个刽子手行刑。恽代英身中数弹依然高呼：
“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正是：身居洋楼发指示，大难来临各自飞。
又见英雄就大义，原来向顾是泼皮。
欲知中共中央后来情况如何，且看后边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1931年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亦称“三人团”，来到江西苏区，带来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在根据地开展“反右倾斗争”，要“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毛泽东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由此拉开了序幕，而他与任弼时之间的一场斗争，也就在所难免了。此后，毛泽东的日子愈加难过了，直至后来被撤销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丧失了对军队的一切指挥权，一连坐了4年的冷板凳，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手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最后不得不放弃而实行战略转移。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才真切地领略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同时也对他的“同志”们进一步加深了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