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原名应皋，曾用名洛甫（多用于战争年代），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南汇县六团乡张家宅一个殷实农民家庭。1919年他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赴日留学；1922年赴美勤工俭学；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2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9月25日，王明带着他的妻子孟庆树从上海动身去苏联。周恩来也在12月上旬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
中共中央机关高层的这一新变化，不久将要再一次给根据地带来更大的灾难。
再说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命令中说：
“自我军3期战争完全胜利后，白军已全线撤退。”“方面军决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25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岗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7天行程（第5天休息1天）开到长汀城集中。”
按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红1方面军由兴国以北地区逐次转移到闽赣边界地区，休整部队，筹措给养，而后波浪式地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闽西北和赣西南地区发展，以扩大根据地，迎击敌人新的进攻。
毛泽东对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指示说：首先要做好赣南之石城和闽西之长汀、于都、会昌4县的工作，然后，继续做好闽西之武平、宁化、清流、归化、太宁、万安等16县的工作。这样，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就可以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还强调说：上列20县共有群众400万，必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同时扩大红军10万人，这是聚集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
9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来到瑞金城东北离县城6公里远的叶坪村。
叶坪村四周树木葱茏，约有50余户人家。在村中谢氏宗祠的旁边，有一座面宽3间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占地面积200余平方米。这是一个逃亡地主的房屋，内有天井，楼上走廊为回字形，有雕花的栏杆，砌得完整的斗窗；因为天井特别小，还不到6方尺，所以站在栏杆边几乎可以伸手摸到对面的屋檐。楼上楼下有大小房屋10间，毛泽东住在楼上左边的房间里，房子很小，呈长方形。朱德住在楼上右边的房间里。中间是一间较大的厅，做了会议室。楼下住着一户谢姓农民，谢家看到毛泽东、朱德住在这里，恐怕妨碍他们的大事，就准备搬家。毛泽东说：
“没有关系，我也可以多接近一下群众哩。”
于是，那一家姓谢的农民就一直住了下来。
在这座建筑的周围，分布着警卫连的住房以及报社、电台、图书馆和广场。贺子珍和儿子小毛也住在楼前的一个小房间里。
此时，毛泽民、钱希钧夫妇也被调来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们与哥哥再次相会了。弟兄互道别后情形，毛泽东这才知道了3个儿子的下落。
原来，毛泽民、钱希钧在上海工作期间，得知嫂嫂杨开慧被国民党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悲愤，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请毛岸英的外婆向振熙和舅妈李崇德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护送到上海。1931年初，杨家为毛岸英改名叫杨永福，毛岸青改名叫杨永寿，让他们向舅妈叫妈妈，对外婆叫奶奶；祖孙3代扮成走亲戚的模样，由板仓农民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年幼的孩子和行李，将他们送到粤汉线的白水火车站，乘火车去汉口，再改乘船到了上海。毛泽民把3个孩子安排在地下党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4月间顾顺章叛变后，毛泽民、钱希钧受命离开上海到香港开辟工作。此时大同幼稚园也被解散，毛岸英兄弟被暂时安置在董健吾家里。不久，顾顺章也到了香港，中共中央又令毛泽民等人立即撤退到内地。7月，毛泽民、钱希钧到了闽粤赣根据地，组织上安排毛泽民担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中华苏维埃第1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需要人手，毛泽民、钱希钧就被调来了瑞金。
陈毅也来到了瑞金，准备出席全苏“一大”。他把毛泽东在第3次反“围剿”前托付他保管的两大洋铁箱子20万元款子和油印文件完璧归赵，亲手交还给毛泽东。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兴，他说：
“我现在就靠你这20万元的战争费好扩大红军，不过，这也只能维持4个月，以后怎么办还不知道呢！”
来到瑞金准备参加全苏“一大”的，还有曾经两次到井冈山根据地巡视的袁德生。他向毛泽东汇报说，红军转战到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之后，他奉命留在湘赣边区坚持斗争，1930年任湘东特委常委兼湘东工农兵政府主席、湘东南特委常委兼湘东南工农兵政府主席、军事部长，1931年任湘赣临时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得知湘赣革命蓬勃发展，形势很好，非常高兴。他告诫袁德生说：
“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一定要注意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倾向。”
袁德生再也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后来，他自己也在肃反扩大化中成了牺牲品。
1931年10月间，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开了一次小会，由毛泽东报告了第3次反“围剿”的经过。中央代表团成员总结说，第3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的大发展，是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所获得的“伟大成绩”。
会议还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讨论。
原来在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尔后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或“柳条湖事件”。次日，日军侵占了沈阳。“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开端。
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说：
“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中国的东北部，势必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中央代表团成员立即对毛泽东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和攻击，其中有人说：
“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还有人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他是“狭隘的经验论”。
中央代表团成员的盛气凌人，连担任会议记录的人都记不下去了。毛泽东却沉默着，什么也不争辩。此时的会议气氛已经无法争辩，这对毛泽东的刺激无疑是很深的。后来他在提到这件事时说：
“有人说我‘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了。”
1931年11月1日，在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及项英的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开幕，史称“赣南会议”。
罗瑞卿在代表大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负伤和治疗的情况。
罗瑞卿在第2次反“围剿”指挥作战时左腮被子弹打穿，血流如注，经抢救才得以脱险。罗瑞卿笑着说，已经痊愈了。毛泽东诙谐地说：
“罗瑞卿受了重伤未死，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
且说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任弼时 王稼祥 顾作霖 项英 毛泽东 朱德 陈毅 梁柏台 古柏
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苏区工作的报告。
会议期间，任弼时、项英、王稼祥、顾作霖等人，凭借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和决议，批判了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他们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站在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上，不顾事实的批评毛泽东和红1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执行了“立三路线”，指责毛泽东的观点和主张是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
毛泽东等人据理力争，和他们进行了激烈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央“左”倾代表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帝国主义反苏战争即将爆发，因此要动员起来保卫苏联。
毛泽东认为：此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不一定先爆发反苏战争。
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及红1方面军行动方向问题。中央“左”倾代表不得不承认：“红军1、3军团确实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他们又指责苏区没有建立真正的红军，在改造红军成份上笼统地提出“洗刷流氓”，“是模糊了阶级路线”；“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这个游击主义表现在：组织的散漫，小团体主义自由行动，工作缺乏科学的分工，忽视阵地战和白刃战。”中央代表说：国民党统治阶级腐败，内部矛盾重重，而我红军十分强大，要打出苏区，夺取中心城市，正规作战。
毛泽东说：
“红军力量还很弱，有胜利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红军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树，砍大树是要损伤刀子的。因此只能在苏区摆战场，诱敌深入，不能出苏区打大城市。”
中央“左”倾代表批评毛泽东夸大敌人的力量，是保守主义，夸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指责中央苏区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主义。“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无产阶级路线的道路上。”
陈毅极力支持毛泽东，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别看现在苏区方圆几百里，红军几万人，打两个败仗就要垮台。”
中央代表批评陈毅说：
“你的眼睛就只看到这几个县，是机会主义。”
陈毅反驳说：
“你们说上海无产阶级强大，你们为什么不在上海，跑到苏区来干什么？”
中央代表说：
“我们就是来动员红军去打上海的。”
关于土地政策。中央“左”倾代表指责苏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是“非阶级的‘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路线”，是“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同样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他们主张，不分田给地主，提出了‘消灭地主’的口号。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应该给地主分田地，给他们出路。
就这样，会议一连吵了好几天。在中央“左”倾代表的压力下，“赣南会议”“完全同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9月指示信，一致认为这指示信所给予中央苏区的批评与其所指出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
11月5日，会议先后通过了关于政治、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团工作、苏区工人运动等5项决议案，其中最主要是《政治决议案》。
这些决议案完全按照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指示信的调子，对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和策略进行了否定。指责苏区这块根据地还是流动的；“阶级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群众组织力量更是脆弱，苏维埃政权没有最大限度地实施；苏区的阶级斗争不但没有发展到最高程度，并且受到障碍，阶级异己分子时常占据领导机关”。从政权一直到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非常散漫。
在党建问题上，决议案指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临时总前委领导“党包办一切的制度非常普遍，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论与工作方式的遗毒，在党内很浓厚。”“党的组织非常松散，党员对组织的认识缺乏，党内的教育训练很差，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很低”，“存在着一种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思想。”“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实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
在政权问题上，决议案指责苏维埃政权机关中混进了地主、富农、商人，因此“更失去了工农政权的阶级性”。“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统治的作用薄弱，政纲没有完全实行，政权的工作没有建立。”
在工人运动问题上，决议案指责工会运动是被忽视的，“过去的工会完全不是阶级工会”，“工人反对雇主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发展的，工人生活的改善还很差，8小时工作制一般地是没有实现，其它的劳动保护法更没有实现”。
在中央“左”倾代表看来，苏区的一切简直是一塌糊涂。这些装腔作势的批评，虽然没有点毛泽东的名字，直接称谓是“中央苏区”，但是很清楚，毛泽东是“中央苏区”最主要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这正是：眼睁睁贪天功不分贤愚；赤裸裸挥大棒颠倒黑白。
欲知毛泽东如何抗争，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反“围剿”的亲历者郭化若曾经评论说：“第3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毛泽东同志依然镇定自若，排除干扰，从容不迫地深思熟虑，巧妙地设计，以集中优势兵力，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调动敌人于运动中，给予各个歼灭，终于取得了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啊，毛泽东以其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打败了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可以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而其中的两次以数万之师从国民党军队的夹缝中秘密地穿插而不被发觉，也确实是战争史上的神来之笔。他作为首要指挥者，如果没有非凡的胆略，没有过人的智慧，没有超常的自信，没有缜密的指挥，没有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当他得胜凯旋之日，党内那些少壮派们还指着鼻子骂他是“狭隘的经验论”者，他却意外地沉默着，什么也不争辩，这又是何等的大智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