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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南下嘛,中央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还要把1军调回来呐。恩来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3军军部,我和洛甫、博古今晚找他们开个会吧。”

话说距离巴西、班佑50公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那里有胡宗南的部队把守。胡宗南得知红军北出的消息后,急调驻守漳腊的伍诚仁第49师,星夜向包座增援。

1935年8月28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一带,毛泽东、张闻天和中央机关住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的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巴西。

此时,右路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之前,攻占包座,出师甘南。如果丧失战机,右路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徐向前鉴于1、3军减员较多,就向中央建议说:由30军和4军攻打包座。毛泽东和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前敌总指挥部立即致电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说:

“敌胡宗南部已进占包座,并以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阻击我军北进。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占领包座,尔后歼灭49师。你部立即转向东行动,以最快的动作强占包座,尔后歼灭49师,保障全军顺利北进。”

程世才、李先念接到命令,马上命令红89师为前卫,全军火速向包座进发。二人部署已毕,策马直奔中央驻地,向毛泽东、徐向前汇报情况。毛泽东和徐向前决定,速战速决,首先拿下上下包座,尔后集中兵力打援。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等抓住国民党军在甘南防守比较空虚的有利时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四川南坪、甘肃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甘肃武都、西固县、岷县间打出去。

按照预定计划,左路军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下,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前进。此时,左路军前卫部队红5军,已经抵达了黄河支流葛曲河边墨洼附近。

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的30军和4军攻占了上、下包座,又毙伤其援军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电台1部,七八百只牦牛和马匹,以及大批粮食和弹药。毛泽东闻报,高兴地说:

“4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蒋介石接到胡宗南的败报,顿时大怒,立即下令将受伤的49师师长伍诚仁撤职查办;急电兰州朱绍良,令新编第14师鲁大昌扼守岷县及腊子口;令胡宗南部速回甘肃西固县堵截;令王均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防堵。

1935年9月1日,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把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电文中说: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红军按原定的计划向甘南发展。右路军正准备派部队送马匹、牦牛和粮食去接应你们。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提出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右路军和左路军全部拖回到天全、芦山、丹巴地区。

9月3日,张国焘要朱德和他一起发电报令右路军南下,遭到朱德拒绝,他就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电报中说:

“葛曲河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3天,25师只2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3路全部返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事实上,朱德、刘伯承因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已派人骑马测试葛曲河河水的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到马肚子的部位,证明部队完全可以过河北上。何况4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有经验的造船队,随左路军行动,完全可以就地取材,营造渡河工具。他们就向张国焘提出,部队应该按原计划北上,与右路军会师。张国焘根本不理睬。

张国焘要求南下的错误主张和行动,当然是中共中央不能同意的。毛泽东等人决定:按照原定计划率部北上。

9月4日,毛泽东派前锋红1军出发北进俄界(即今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

9月5日,张国焘擅自命令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还强迫已东进到葛曲河边墨洼的前卫部队红5军返回阿坝。

这时,在左路军中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强烈反对张国焘分裂1、4方面军的错误导向,此人就是红9军的陈伯钧。本传前面说过,他原来一直是跟随毛泽东的,在井冈山时因摆弄手枪,误伤战友吕赤致死,是毛泽东救了他一条性命。

陈伯钧在阿坝听到一些人攻击红1方面军的言论,知道是张国焘怂恿挑拨的,非常愤慨。吃过晚饭,他立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申明他对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纠纷问题的意见。张国焘把他的信扔在一边,置之不理。

9月8日上午,陈伯钧直接找到张国焘,慷慨陈词,直抒胸臆。他说:

“我深感个别以及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巩固,无中生有,言之过度,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听闻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可当面提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裂团结。”

张国焘托辞改日再谈。

第二天,陈伯钧又去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避而不见。此后陈伯钧多次找张国焘,张国焘都拖延不见。直到9月13日,陈伯钧才得以见到张国焘,结果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不久,张国焘要陈伯钧离开红9军,“休息”一段时间。陈伯钧离开9军时,遭到一些不明真相战士的围攻,望远镜和一应物品均被抢去。11月,陈伯钧写信给张国焘,要求到前方作战,张国焘不许。陈伯钧面对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迫害,始终坚定乐观,有时忍不住引吭高歌,以歌解忧。

再说9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在巴西多次同陈昌浩、徐向前商谈,争取张国焘北上。

9月8日上午9时,毛泽东让徐向前、陈昌浩给朱德、张国焘发了一封特别讲究斗争策略的请示电,电报中说: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南坪——笔者注)、岷时间最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1军是否速占罗达(即今迭部县达拉乡洛大村,在俄界东北60多公里处,位于迭部县东部,邻近舟曲、宕昌两县境——笔者注)?3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央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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