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话说在1932年夏末秋初，江青拿着几十元的积蓄，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她要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江青一路上心绪不宁，加之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一路上向她大献殷勤，江青看出他是不怀好意，就更加愁烦了。使她更想不到的，在前面等着她的那些混迹于十里洋场的一些人，更把她看作一块大肥肉。殊不知这个18岁的年轻女子，竟是一朵刺儿玫。于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最终酿出了一段几十年恩恩怨怨的历史公案。

话休絮烦，且说江青一到上海，就有人来接她。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拍摄了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著名导演史东山。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来接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叫来的出租车，慌乱之中竟把一件行李忘在甲板上了。

江青到了上海才知道，党的临时中央已迁往江西瑞金根据地，上海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田汉、阳翰笙等人，整天东躲西藏，根本找不到。这样，江青只好暂且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魏鹤龄家里住了下来。

江青通过在上海的俞珊的引荐，终于见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田汉，此时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党的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江青来到田汉家里，田汉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后来，江青到廖沫沙家借宿，她说：

“你不住在家，我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不可以？”

廖沫沙说：

“我的内人回湖南马上就要回来了，她来了你就不能住了，她没回来之前你可以住。”

不久，廖沫沙的爱人回到上海，发现江青住在他们家里，很不高兴地对廖沫沙说：

“我们马上找个地方搬家，不住这里了。”

她几乎不容廖沫沙再拖延一天，立刻就跟着他去另租房子。他们当天在另一条弄堂里找了个过街楼。回去收拾东西搬家时，江青问他们搬到哪里了，还说：

“过几天我再去看望你们。”

廖沫沙原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天后她还真的找上门来，不好意思地说：

“廖先生，田汉干扰太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

廖沫沙指指后面的厨房说：

“那你只能住那儿了。”

江青只好说：

“我先到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

后来，江青又千方百计地见到了周扬和阳翰笙。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年出生，湖南益阳人，1927年5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因暑假回家未带组织关系而脱党。1928年，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1932年3月在上海重新入党，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参加文化反“围剿”的斗争。周扬皮肤很白，发亮，一看就知道保养得很好，只是因为保养过度，满脸长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锦上添花。”

江青急于见周扬，是要汇报自己在青岛的革命经历，请求恢复自己的组织生活，一来是因为漂泊不定，不能长期寄人篱下，二来是手头拮据，急于找份工作。但周扬和田汉却非常谨慎，没有答应她的要求，一是说她没有组织介绍信，二是说对她并不了解，只是和她谈一些在演艺方面的设想。倒是田汉的五弟剧联成员田沅对江青一见钟情，提出要江青到他工作的“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无奈，只好化名为“李鹤”，到上海西部北新泾镇“晨更工学团”店员识字班当了一名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结束了一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

“晨更工学团”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一所专门为贫苦子女接受教育而设立的学校。后来成为王观澜夫人的共产党员徐明清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这里聚集着一批热血青年，只是女教员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3人同住一座小楼顶上的阁楼里，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3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

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晨更工学团”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共产党员王洞若，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的左翼联盟的陈企霞，也都在这里工作。由于周扬、田汉等人没有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了解和接纳江青的党组织关系，江青不得不在“晨更工学团”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她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社。后来徐明清看江青表现不错，就作为她的介绍人，介绍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江青在“晨更工学团”不开心的事，就是田沅老在她屁股后头追着，弄得大家议论纷纷。江青就贸然给田汉写了一封信，说：“请把你弟弟调走吧，我不能工作了。”后来，田汉就把田沅调走了。

1934年，上海爆发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党、团组织只好进行转移，江青被安排到北平去暂避风头。她在北平待了3个月，到北大当了旁听生，系统地听了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

1934年5月底，“晨更工学团”党组织通知江青回上海，安排她在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化名张淑贞。这所夜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是由地下党组织控制。江青在这里度过了她在上海时期最愉快的时光。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中传唱；她拉的婉转悠扬的二胡独奏曲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她用张淑贞的名字公开发表了《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河山》等文章。

1934年9月，“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通过关系，了解到江青在青岛入党的情况，由孙达生为介绍人，重新吸收她入党。党支部书记王洞若和她谈了话，这才使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人也认出了她。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地下党员，江青来上海时，他也参加了送行。一晃一年多，两人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江青回到夜校后向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作了汇报。王洞若说，他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的组织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江青第二次和乐若见面时，因为彼此通过党组织相互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多了。乐若说江青不被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交代说：

“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

江青回去向党组织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她很多注意事项。江青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见面，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此时，特务出现了。

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叫声“快跑！”一溜烟逃脱了。江青由于路径不熟，被特务抓住了衣服。她大声喊：

“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

特务一巴掌打在江青的脸上，鲜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江青仍然拼死挣扎，大声说：

“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证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就往警察局走。眼看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经黑了，江青装着滑倒，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那张秘密表格放进嘴里吞了下去。到了警察局，特务头子听说乐若跑了，只抓了个不知任何情况的女人，大发雷霆。

江青在看守所里已经完全冷静下来，她知道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罪的。无论特务们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里散散步，自己有正当职业，是学校的老师。被看押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女工学员，是江青的学生，马上就要无罪释放了。江青托她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捎信，说明情况。因为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左翼联盟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又出面保释，江青于1934年12月初被无罪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