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地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话说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延安桥儿沟一座旧教堂里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2人，他们是：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王 明 张闻天 刘少奇 陈 云 项 英 博 古 王稼祥 康 生 彭德怀

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关向应 林育英 杨尚昆 李富春 李维汉

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38人，他们是：贺 龙 罗荣桓 谭 政 彭 真 高 岗 罗瑞卿 林 彪 邓小平 萧劲光 萧 克 潘汉年 徐特立 曾 山 吴玉章 张文彬 朱理治 黎 玉 贾拓夫 林伯渠 谢觉哉 李 昌 冯文彬 滕代远 郭述申 高自立 成仿吾 高文华 柯庆施 徐海东 程子华 谭余保 李六如 杜理卿 陈 刚 杨 松 曹轶欧 孟庆树 涂振农（后于1943年初在南方叛变投敌）

全会一致通过由12名政治局成员组成六中全会主席团；推举李富春为秘书长。毛泽东代表主席团宣布了全会的主要议程。

接下来，张闻天主持会议并致了开幕词。

王稼祥向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见上一章末）。

主席团决定由毛泽东以他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由周恩来去武汉面呈蒋介石后，再回延安参加会议。

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离开延安去武汉。

10月4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15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末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

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这封信是用毛笔书写的，写满了8张纸，笔力遒劲，通篇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堪称毛体精品，值得毛体书法研究者细细鉴赏（可在互联网百度搜寻）。

10月5日，毛泽东和六中全会主席团向聂荣臻和晋察冀边区军民发电慰勉，电文中说：

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聂荣臻领导边区军民从1938年9月开始，开展了粉碎日军5万多人对根据地围攻的斗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热情地宣传聂荣臻在晋察冀创造的经验，他说：

“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

后来到11月间，晋察冀边区军民共毙伤日军旅团长以下5200多人。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日寇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构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号召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坚持与日寇做长期的斗争，反对利用武汉失守及危急来动摇抗战决心，散布一切失败情绪的企图。”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的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此后在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毛泽东继续作政治报告。这个长篇报告共分为8个部分：

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后来，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57期上。其中第7部分编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题目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强调说：

“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的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坚持民族统一阵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谈到“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说：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7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的培养人才。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现出并正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关于“党的纪律”，毛泽东说：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1）个人服从组织；（2）少数服从多数；（3）下级服从上级；（4）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谈到学习问题，他说：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地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强调说：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10月15日，张闻天在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此后，王明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报告》和《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