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

话说1939年9月16日，重庆《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3人刚吃过早饭，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金城迎面走来。他们对金城说：今天在《新中华报》上看了毛先生9月1日的谈话，想见一见毛先生，有几个问题请教。

在这3个人之中，刘尊棋与共产党有关系，张西洛是个进步分子。金城立即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作了汇报。柯庆施请示了毛泽东之后，让金城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记者们，并让他们拟一个访问提纲。金城很快便向记者们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

“我十分欢迎记者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

金城还告诉他们说：请你们先拟出一个访问提纲，会见时间定在今天下午6点，地点就在你们住的这个交际处窑洞。

3位记者略一商量，推举刘尊棋、张西洛负责起草，很快就拿出了访问提纲。问题分为3个部分：1、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2、关于两党之间的摩擦问题。3、关于统一战线问题。这3个问题，都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他们迫切了解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金城马上将这份访问提纲交给了毛泽东。

这天下午，张西洛3人按照原来的安排，参观了一个工厂。还不到6点钟，他们就返回了交际处，当他们快要登上土坪的时候，猛然间看到一个高大的人站在土坪上。这个人正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同记者们紧紧握手，一边热情地说：

“欢迎你们，请到窑洞里面坐吧！”

这孔窑洞是交际处5孔窑洞中居中的一个，窑洞里面有一张木长桌，十几个小木凳，两盏油灯已经点着了。桌上摆了清茶、瓜子和延安生产的香烟。毛泽东坐在长桌的上方，3位记者紧靠着坐在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人柯庆施、萧向荣，以及新华通讯社的向仲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人，参加了会见，另有两位青年担任记录。不大的窑洞里坐得满满的，大约有十七八个人。

毛泽东待众人坐定之后，把记者提出的访谈提纲放在桌子上摊开，一一回答记者的问题。他按照访问提纲讲完后，同3名记者合影留念，还送给3个记者每人一本签上记者名字和他的名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3名记者记录毛泽东的谈话，以刘尊棋的记录为主，张西洛和耿坚白加以补充，共同整理出了一份完整的记录，全文如下：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记者问：有几个问题请教。今天在《新中华报》上看了毛先生9月1日的谈话，有些问题已经说到了，有些尚请毛先生补充。问题分3部分，就是写在纸上的，请逐一赐教。

毛答：可以根据先生们的问题表，分别来讲。

先生们提到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的问题。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这里并不否认敌人还可能有比较大的战役进攻，例如进攻北海、长沙，甚至进攻西安，都是可能的。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而且这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战役上的反攻，例如对付敌人在晋东南的军事“扫荡”，我们把他打退，这样的战役反攻不但会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战略上的大举反攻时期，现在还没有到，现在是对于这种大举反攻作积极准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要打退正面敌人一些可能的战役进攻。

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么，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在大后方，主要的是积极改革政治。这许多，都是准备反攻的具体内容。

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我们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么，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

问：刚才毛先生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么，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答：军政、训政、宪政3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3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

先生们提出的第二部分问题里，有关于所谓“限制异党”的问题，就是说，关于各地摩擦的问题。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7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8月1日，延安各界又打了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摩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作友军，不叫作“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口号只能是这样提。现在汪精卫有3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却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

先生们的问题表中还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摩擦的态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问：华北的摩擦问题怎样？

答：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问：新四军方面有无摩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惨案就是惊动全国的大事件。

问：有些人说，统一战线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统一，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关于这，先生以为如何？

答：各种胡言乱语到处都有，如所谓取消边区，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

问：由于对于统一的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么，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何来决定。我们共产党方面，关于合作的方针，早经讲过，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听说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也说过，国内问题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如果能这样做，那么，就能继续团结而避免分裂，这是要靠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这样努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3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后来在10月份，这份谈话记录先后刊登在延安的《新中华报》、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上；香港、新加坡及南洋的华侨报纸，也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范长江主持的重庆“国际新闻社”发到海外的毛泽东谈话记录稿。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对毛泽东会见3记者的事却一字未提。就这样，蒋介石见到10月19日刊登有毛泽东谈话的《新华日报》后，仍然是暴跳如雷，大骂新闻检察官是饭桶，并责令他们检查失职之责。

9月18日，八路军总部举行“晋东南各界人士纪念九一八、追悼杨裕民先生大会”。此前，毛泽东在延安为追悼会场亲书横额：“浩气长存”，还发去了为杨裕民撰写的挽联，他写的是：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杨裕民，又名彦伦，字灿如，在堂兄弟中排行十三，又称杨十三，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他曾参加过觉悟社，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河北工业学院教授，成为著名造纸专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他参加了抗战，任冀东抗日联军第1路政治部主任，1938年冬，应朱德、彭德怀电召，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

早在7月21日，杨裕民因长期劳顿，重病积疴，在与日寇九路围攻太行山作战转移至山西屯留时，病逝于担架上，享年50岁。

晋东南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同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也在沙坪坝南渝中学礼堂为杨裕民举行了追悼会。

9月21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由伊盟和榆林返回延安。

是日晚，延安各界又一次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慰劳团。老舍后来在他的《剑北篇》里，对这次晚会有如下记述：

“到延安，又在山沟窑洞里备受欢迎：男女青年，谐音歌咏，中西乐器，合奏联声，自制的歌，自制的谱，由民族的心灵，唱出坚决抗战的热情；为了抗战宣传，话剧旧剧兼重，利用民歌与秦腔，把战斗的知识教给大众。”

9月22日下午4时，慰劳团和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和报界开座谈会，由艾思奇主持，毛泽东到会讲了话，老舍作了文艺形势的报告。

晚9点，毛泽东与慰劳团成员共进晚餐，至夜12点结束。

9月间，干部教育部向毛泽东反映，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普遍缺乏教材，毛泽东和有关人士研究决定，先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陈昌浩编写的《近代世界革命史》为课本；另由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简编》和一部《中国近代史》，由毛泽东、李维汉、杨松、吴亮平、陈伯达合作编写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后续课本。

此后，毛泽东多次召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作小组成员，拟出了一个写作提纲，全书分为3章：第1章“中国社会”，由杨松、吴亮平、陈伯达负责编写；第2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负责编写；第3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负责编写；并计划在10月底完稿。后来由李维汉负责的第3章，因为没有完稿而不得不放弃了。

9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保卫参谋蒋泽民陪同下出去散步，信步走出了沟口，只见坡上坡下种的谷子都已经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低垂着头。毛泽东被这丰收的景色陶醉了，他解开了外衣的扣子，深深地呼吸着，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年头不错嘛，农民们又有饱饭吃了。”

他突然问：

“泽民，你说说，农民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是……是……”蒋泽民赶紧集中注意力，憋了半天这才吭哧出一句：“是不是土地问题？”

“对，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微笑了。他接着说：“这个问题和中国革命是连在一起的。实行统一战线后，我们进行减租减息，农民们得到了实惠。以前土地都在地主手里，农民要种点地，种点好地，得花很多钱。减租减息后，我们有明文规定，农民种地是要交一些钱，但是不准地主土豪们多要钱。这样，地主们也就无话可说了，社会尚能安定，大家共同抗战，而广大农民能种上地了，也能种上好地了。农民积极性上来了，纷纷要求参军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