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署名边章五（文武兼备的军事指挥员，1954年病逝）的《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名叛国将领概观》一文，该文说，抗战迄今，国民党将领及其所率军队，叛国投敌现象，层见迭出。文章中公布了国民党58个叛国将领，他们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杨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社论借用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鞑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8月13日，毛泽东就击退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后的形势分析和关于党的政策问题，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吕正操、李先念、黄敬，他写道：
蒋介石及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虽因我们的揭穿、有准备、及外国人的干涉而暂时停止，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很多这样的电文，同时在华中与山东继续坚决地进行不声不响地对于我军的军事进攻；对于日军及伪军则采取消极态度，同时蒋之代表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两同志离渝前非正式的告诉他们，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一是国共两党合一。据今年7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36个师60万人，国民党只抗击25万人，共产党抗击了35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62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6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56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日本政府公开发表诱降声明，蒋介石连一个文字的驳斥也没有。蒋的部下大批的和日本特务人员及汪精卫的人员互相勾结，达到了惊人程度，降敌者日益增多。英美两国舆论对于国民党抗战不力与政治黑暗日益不满。国内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和我们同样受压迫，同情我党的倾向在增长中。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毛泽东
8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对审干“九条方针”作了详细说明。决定中说：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压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3个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的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关于“调查研究”，决定说“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的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再慎重考虑后的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关于“争取失足者”，决定中说：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干查出两千多人（其中有部分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该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去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为一条心的，许多人转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二条心的人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况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比杀掉为有利。只要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自此，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查干部阶段。江青作为一名军委机关的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她这是第3次接受组织审查了。
此次审查江青的材料依据主要有3个：
第1个材料：早在1939年，国民党的报纸借助江青的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发表了《蓝苹小姐弃艺从政，江青活跃延安“舞台”》等一系列报道，目的是指桑骂槐。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看到了国民党的报纸后，指着报纸问扬帆：“你是否知道蓝苹其人，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扬帆是在1937年3月也就是江青离开上海的前两个月到上海进入戏剧界的；在江青走后的8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扬帆见项英问起蓝苹，就把他所听到的关于江青在上海的一些传闻告诉了项英，他还说：“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项英要扬帆把他所说的情况写了1份书面材料，他自己又拟了1份电报，在电报末尾说：“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然后让李一氓将电报发给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康生。
第2个材料：1939年周恩来给江苏省委发去电报，询问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是在1937年5、6月间来到上海的，此时江青已经离开了上海。刘晓是在到了上海后先建立了上海临时委员会，1937年11月成立了江苏省委。他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就和其他省委负责人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联名回电，反映了有关江青的一些绯闻，结论是江青历史不清白，“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妻”。
第3个材料来自于严朴。严朴在1928年参加党的“六大”后，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江青来到上海时，他已经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所以，严朴的材料也是源于传闻。
此外，来自上海的周扬、袁牧之也提供了一些材料。
有一次，江青要让毛泽东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赞成，他对自己的妻子也一样严格按原则办事。他说：
“既然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说话？”
江青不高兴了，说：
“他们搞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
毛泽东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党员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
江青说：
“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报说你被击毙，能信吗？有些人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
实际上，审查江青的那些材料都是一些旧传闻，组织上早已调查过两遍了，没有可以佐证江青有历史问题的新东西。关于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过强硬的态度，也早已结了婚，更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江青过关是很容易的事。
此后，江青也接到了柯庆施的一份申诉材料，她向毛泽东汇报说：
“少奇同志在华北局时，审干工作处理得不太好。”
毛泽东问道：
“有什么问题？”
江青说：
“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有不少人是被冤枉的，柯庆施就是其中的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证明人是张秀岩。她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张秀岩的二哥张璧是汪伪大汉奸，她的侄女张洁清是彭真同志的老婆。
他们已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了两年了，连柯庆施同志的老婆也被逼得跳了井。柯庆施在拘留室写给我的信中说：真正写了‘反共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共产党员中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不可思议。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
毛泽东立刻叫来康生，了解柯庆施的案件。康生说：
“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自抓的，少奇同志也过了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处理，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泽东指着江青说：
“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康生马上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他们认真执行。柯庆施终于获得平反昭雪。他后来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流着泪一个劲地说：
“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毛主席救我，我也要上黄泉路了。”
毛泽东说：
“是江青同志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的。”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
“毛主席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是我们党的幸事。”
柯庆施又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刘少奇在华北局时期的问题，毛泽东说：
“这些问题先不要再讲了，事情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你要学会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且说初秋的一天下午，天高气爽。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刚刚开学上课，学员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一辆美式吉普车驶进了柳树店的山沟，旋即停在医科大学的操场上。当车上的主人走下车来时，被附近的几个学员发觉了，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在宿舍里自习的学员们听到欢呼声，都跑出了窑洞，奔向操场，把毛泽东围了起来。
“当当当……”一阵清脆悦耳的集合钟声响了，学校领导指示各大队集合，整队到大礼堂听毛泽东讲话。
礼堂被席地而坐的学员们挤得满满的，老师和校领导都被挤到礼堂内东侧，从大门口到主席台排成一溜儿紧靠着墙站立着。
主席台上放着一张学员上课用的书桌。毛泽东的随行卫士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走上主席台，瘦小的个儿显得精干利索，从腰带上解下用布袋装着的军用白搪瓷茶缸，从挎袋的布口袋里拿出一个无提手的小暖水瓶，倒了半杯水，放在书桌的西侧。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礼堂门口时，学员们热烈地鼓起掌来，随着掌声的节奏，学员们齐声欢呼：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和战士们难以区别的灰色军装，松散着裤腿，上了主席台。他唯一与众不同的是那1米8以上的魁伟身材，高大而宽阔的前额，深邃的眼神。一头浓黑的头发使他那黝黑的面孔显得更加消瘦。他微笑着举起了双手，手心向下，轻轻地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坐在第一排的王鹤滨看着毛泽东的样子，立即想起了他在华北联大时学生中流传着的一句话：“毛主席像个老妈妈。”他正想着心事，突然听到毛泽东说道：
“枪是可以杀人的！”
毛泽东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他讲演的第一句话，顿了顿，接着说：
“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惨重的，花去了无数个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败的教训才认识到的。于是，我们革命党人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也拿起枪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我们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顿了顿，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道：
“那么，我们手里的枪是从哪里来的呀？”
毛泽东启发式的提问，一下子把学员们的思维集中了起来。一个学员大声说道：
“大概是通过地下工作者送来的吧？！”
毛泽东微笑着亮出了底牌：
“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的嘛！蒋介石给我们当运输大队长，还是很称职的哟！他既不用牛车拉，也不用毛驴驮，而是用火车载汽车运的呀！运来了嘛，我们就统统地收下，但是，不开收条的哟！”
毛泽东的话音刚一落，会场上立即迸发出爽朗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笑出了声音，他随手拿起小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
“从前我们就是这样，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和大炮，现在，我们对付日本鬼子也是这个办法……”
1943年9月初，彭德怀从华北前线回到了延安，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准备就毛泽东对他4月7日在太行山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批评意见，和毛泽东辩论一番。毛泽东已经听到了传言，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纠缠不清，就让江青接待他，跟他解释一下。江青对彭德怀说：
“主席为你讲的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意见，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毛主席说，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很不耐烦地说：
“你是代表谁来和我这样谈话？老毛呢？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来谈？还要你来出面？我认为你还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其它的事情不要你来操心。好不好？”
因为事先毛泽东有交代，江青有思想准备，就耐着性子说：
“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可是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真理的，对的听，错误的批评。毛主席让我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你，这有什么够格不够格的？你的封建残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认为毛主席的批评有道理，还是尽快改正为好。”
彭德怀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后来，刘少奇和彭德怀去看望病中的关向应，关向应流着眼泪说：
“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
此时，聂荣臻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晋察冀，来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
聂荣臻长期独立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党政军群工作，卓有成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在临行前，毛泽东特意发电报给他，要他带一支部队，兵力起码4000人，保证路上安全。安全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人，来到聂荣臻住处看望他。
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共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3人因病未到会。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胡乔木，共19人。这次会议史称“第二次九月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