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4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在无产阶级自己队伍内。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克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马列主义的方法有3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要继续将歪风整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团结一致地干，并且一定能干得好。

1943年11月初，毛泽东分别接到了陈毅和饶漱石的来电，这才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原来在1942年底，饶漱石代替刘少奇出任新四军代理政委，陈毅认为饶漱石没有政治、军事经验，对这位代理政委不太满意，就在干部会上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饶漱石因此对陈毅怀恨在心。1943年10月26日，饶漱石利用整风之机，在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镇新四军军部召开干部会议，搞突然袭击，发动干部们斗争陈毅，翻出了井冈山时期“八月失败”和红4军七大陈毅二度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老账，列举出陈毅10条错误。斗争了陈毅，饶漱石还不解恨，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1500字的电报，罗列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要求中央另派干部取代陈毅。他还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11月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1、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2、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1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做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它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转达七大方针。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后来陈毅于11月25日愤而离开新四军军部，赴延安向毛泽东陈述原委，要讨回公道。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讲话说：

“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11月13日至2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批判王明在10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说：

“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然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2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

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做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同志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4个原则错误，即速胜论、运动战、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

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做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用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敌人面前是警觉的、坚定的、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资产阶级政治家。

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为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联共党史》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11月15日，王明的夫人孟庆树给中央写信说：

“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最后，我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泽东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已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

这封信显然是由王明授意而以孟庆树的名义书写的。以“十万分的热忱”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为其千方百计治病表示感谢的王明夫妇，时隔30年之后，就完全变了一副嘴脸。王明在他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一口咬定，他此次生病是由于毛泽东的“蓄意谋害”。

11月下旬，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于浚都、杨令德等人在由西安返回榆林途中，第3次到了延安。

此前，邓宝珊曾在重庆3个月，蒋介石几次找他谈话，并让他列席了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邓宝珊离开重庆在西安逗留期间，曾向共产党代表表示，愿意到延安看看。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到交际处看望养病的续范亭时，对交际处金城等人交代说：

“邓先生不久就要来延安了。他是国民党里面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帮助团结方针不变。对国民党里的进步派和反动派，我们历来是区别对待的，不能等量齐观。对进步派，我们要真心实意地帮助。1933年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与我党谈判，然而由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坐失有利战机，最终导致19路军失败，红军也只剩下突围长征这一条路。从这一历史教训看现在，我们对邓宝珊这样长期合作的朋友，还是要坚持争取、团结的方针，并尽可能予以支持和帮助。”

不久，邓宝珊一行果然来到了延安，下榻在交际处。毛泽东在和他的会晤中，谈到了国民党的第3次反共高潮和胡宗南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毛泽东幽默地说：

“胡宗南不过是以卵击石，不过是挑两筐鸡蛋招摇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过去，就全部砸烂了。”

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3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

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3年11月9日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埃及，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埃及的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开罗。

开罗会议着重讨论3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问题。罗斯福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必须和共产党合作，美国“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趋势，我们希望中国一致抗日”，你们“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对蒋介石说：

“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所说的这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在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是很有道理的。但他的这个提议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过了老半天，蒋介石才说：

“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11月25日，罗斯福与蒋介石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

“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便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做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

“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

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

“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会议期间，蒋介石向丘吉尔提出要求，要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

开罗会议通过了在缅甸北部发动对日反攻作战的方案，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简称《开罗宣言》。《宣言》在写到打败日本后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他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

“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

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后来在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再说11月26日，金城在电话里报告毛泽东说，今天发现邓宝珊偶感风寒，可他又不愿到医院里去。毛泽东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交际处探视、慰问邓宝珊。他还请来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为邓宝珊把脉诊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后，又派工作人员送去了一些狐皮。他在给金城的信中写道：

金城同志：

狐皮10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请转交为盼！

毛泽东

邓宝珊病愈之后，交际处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周恩来、林伯渠陪同观看。此时还处在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节目中安排有《血泪仇》和一些表现边区军民反对胡宗南进攻、坚决保卫边区的节目。邓宝珊看着表演显得很不自然，他始终没有鼓掌，但又不得不随着群众的掌声而表示赞赏。杨令德看到话剧中蒋介石从桌子上倒栽下来，说道：

“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交际处的金城等人说：

“你们为什么弄这些节目给他们看？他们感到有压力嘛！”

林伯渠赶紧打圆场，他说：

“明天可以另外搞一台戏，再请他们一次。”

第二天晚上，交际处又组织了一台由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一些老戏，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这出戏演到金玉奴被丈夫莫稽推下水就结束了，没有再演金玉奴在许公帮助下与莫稽团圆一节。邓宝珊称赞说：

“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半个月，游览了不少地方，还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了劳动英雄大会，一直到12月初才回到榆林。他曾经这样对人说：“在延安，同毛先生长谈，谈得很好。边区正在开荒生产，要做到自给自足，我看能办到。胡宗南想封锁边区，此人志大才疏，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再说11月26日，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3届生产展览会（第2届叫农工业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吴满有、杨步浩等17位特等劳动英雄的画像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画像一起挂在了主席台上。

这天下午，两大盛会隆重开幕。朱德、贺龙、高岗、林伯渠、李鼎铭以及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等参加了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