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一个维吾尔族家庭，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以“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常务理事身份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1940年，冯玉祥曾请翦伯赞为他讲解中国史。皖南事变后，文化界一部分进步人士纷纷疏散到香港或解放区，而翦伯赞则留在了重庆，用一年半时间撰写出了70余万字的《中国史纲》第1卷和第2卷。
翦伯赞与毛泽东寒暄了一番，落座叙话，他说：
“润之先生来赴鸿门宴，殊为不易呀！”
毛泽东微笑道：
“民主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
臧克家问：
“国民党这么顽固，争取团结、民主、进步，办得到吗？”
毛泽东说：
“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没有争取不到的事情！”
周谷城问毛泽东：
“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毛泽东幽默地说：
“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先生。”
毛泽东转过身，对坐在他左侧的郭沫若说：
“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说：
“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做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事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郭沫若听觉不好，他特别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泽东的每一个手势。他见毛泽东没有手表，随身带的只是一只旧怀表，就随手摘下自己的欧米嘎圆形机械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
后来，毛泽东一直带着这块手表，虽然也修过，也换过表带，但他还是非常珍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也不能叫人拿走。
傍晚7时半，毛泽东赴苏联大使馆，出席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欢迎宴会。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会见了英美法各国大使及荷兰、比利时等国的使馆官员。
9月4日，蒋介石看了共产党方面的11点意见后，最初的反应是“脑筋深受刺激”。他也拟出了一个《对中共谈判要点》。这个要点一开头就说中共9月3日的11点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他说，中共方案第1、第2条提出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我的领导，如果出于诚意，那么其余各条就根本不应提出。他还说，他提出的谈判要点，是他和毛泽东的谈话要点。蒋介石拟出的《对中共谈判要点》有4条内容：
1、中共军队之编组，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2、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3、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派人士参加。4、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把他亲自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们，正式指定他们4人为谈判代表，要他们拟出对中共9月3日所提方案的答复方案。
9月4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来桂园拜访的白崇禧。
中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应赫尔利大使的邀请，共进午餐。
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商谈。
是日晚，毛泽东出席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将军的招待会。
9月5日，邹鲁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
本传前面说过，邹鲁和一班西山会议派在1925年曾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及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于树德的国民党党籍，树起了反共的旗号。但邹鲁在此后的“九·一八”事变前夕，面对日本土肥原诱其驱逐张学良的图谋，指斥土肥原说：“我国稍有知识的，也决不愿做傀儡出卖国家，何况我是个革命者？张学良是我国官吏，政府自有权任免，其行为、政治如何，都是我国内部的事，何必劳你异国过问？至于东北首长，更无需你拥护！”1935年春，土肥原游说西南军阀反蒋，又对邹鲁表示，愿借款及军械以共同防俄防共，邹鲁说：“我反共最早而又最坚决不渝。如日本有诚意与中国合作防共防俄，应即还我东北，否则无合作可言。”后来邹鲁还曾经向西南当局提出：“国难当前，应捐成见，服从中央决定，增强御侮力量。若假抗日之名，阴作颠覆中央之计，内战既开，兵连祸结，转为日人所乘，坐收渔人之利。”他向许崇智、叶楚伧提出了“全国各党各派值此国难当前，应放弃一切成见”；“消灭内战，以全力抗日”；“要唤起民众，使学、农、工、商、兵一致团结”，“凡助我抗日者皆认为朋友”的主张。南京沦陷后，邹鲁又向蒋介石提出了“派员赴俄联络，器用抗战将领”的意见。
毛泽东鉴于邹鲁维护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在席间晤谈之中对其多有溢美之词。
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大公报》记者。接着，他又会见了中国妇女联谊会的代表和各方友好人士。
晚上，黄炎培、傅斯年等赴延安的6位参政员，在傅斯年工作的中央研究院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
9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驱车来到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看望柳亚子、张伯苓。
毛泽东一行到了柳亚子的寓所，柳亚子将他们迎入室内。柳亚子感动之极，当即赋诗一首，诗云：
兰玉庭阶第一枝，英雄当拜复何疑。已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诗。
柳亚子吟罢，拿出一本诗稿，说：
“我现在正在编一本《民国诗选》，是替我的好友林庚白完成心愿的。只可惜原稿取材太少，我打算扩大一下收选范围，其中就想收入您的一首大作。不过诗在传抄中可能会有讹误，您亲自改一下如何？”
毛泽东微笑着接过诗稿，浏览了一遍，在他的《七律·长征》中认真地改正了几个错字，又交给了柳亚子。柳亚子又问道：
“不知您是否还有其它佳作？”
毛泽东沉吟片刻，就在柳亚子的纪念册上书写了《沁园春·雪》。上款写着：“亚子先生教正”，落款是：“毛泽东”。
毛泽东手书的《沁园春·雪》，可谓是词、书双绝。柳亚子看了，大喜过望，惊喜异常，拍案叫绝。他说：
“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
柳亚子请毛泽东盖章，毛泽东说：
“没有。”
柳亚子慨然许诺说：
“我送你一枚吧！”
柳亚子又说要《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这首词，毛泽东以不愿让人知道自己能写旧体诗词为由拒绝了。这次长谈进行了近3个小时。
柳亚子送走毛泽东一行后，在日记中写道：“通过这次谈话，觉得他这次是抱着大仁、大智、大勇三者的信念而来的，单凭他伟大的人格，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不能感化的人，没有不能解决的事件。”“说也奇怪，自从和毛先生见面后，我的心境完全转变了。连一年多的神经衰弱症，也渐渐变得兴奋起来，脑筋儿也渐渐有些活动了。”
柳亚子不擅金石，请青年篆刻家曹立庵连夜为毛泽东刻了两方印，一为朱文“润之”，一为白文“毛泽东印”。他随即在毛泽东书写在纪念册上的《沁园春·雪》旁，钤上了两方印章。
再说9月6日中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同赴于右任的宴会，作陪的有陈立夫、叶楚伧、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
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都喜欢诗文，志趣相投。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词末“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尤为赞赏，称之为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笑道：
“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这样的神来之笔。”
原来，于右任曾在成吉思汗陵墓前赋词一首《越调·天净沙》，内云：“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毛泽东与众人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
9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访问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
居正（1876-1951年），原名之骏，字觉生，号梅川，别号梅川居士，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人，1900年中秀才，1905年就读日本法政大学预备部，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秋入日本大学本科习法律；1908年赴新加坡助田桐主持《中兴日报》，与保皇党《南洋总汇报》论战；后往缅甸仰光，主持《光华日报》；1910年与宋教仁等筹设中部同盟会，谋划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1911年初到武汉策动起义。1912年，他任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部长兼《民国》杂志总理；1915年回国参加护国运动，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1924年，他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上反对国共合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在11月参加西山会议，反共反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在国民党“二大”上受到警告处分。1927年，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1929年因反对蒋介石而被囚禁两年，1931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此后，他一直是蒋介石反共清共政策的坚决执行者。
再说毛泽东从居正那里出来后，前往中正学校、中央大学访问故旧；又到重庆郊区小龙坎孙俍工的寓所，看望他在湖南一师学习时期的书法导师。
此时的孙俍工已经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是在1944年来到重庆的。今天，他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刚刚来到重庆不久的毛泽东会来登门拜访他。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幅书法作品，递给孙俍工，说：
“这是俚词一首，送与先生。信笔涂鸦，还望先生看看，这字写得有无长进？20年来，先生教给我的书法要领，一直不敢忘记呢。”
孙俍工双手接过纸卷，展开来略一端详，忘情地说：
“太好了，仿古而不拘于古！尽得古人精髓，而又能以己意出之！非基础厚实者莫能如此。况您由行而草，竟能卓然自成一格，真不简单！主席，你自由了！”
孙俍工说着眯起双眼，看得如痴如醉。毛泽东送给孙俍工的这幅书法作品，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沁园春·雪》。毛泽东和孙俍工从谈书法、谈文学，到别后生活、国共合作。毛泽东尊师重友之情让孙俍工非常感动。
9月6日晚，宋庆龄宴请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访问了苏联大使彼得洛夫。
晚间，毛泽东回到红岩嘴，接到了中共中央转发来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李运昌在电文中写道：
“我们在山海关与苏联红军开盛大联欢会，红军答应尊重我在热河的政权和领导机关。还说，山海关以东沿海一带，我们部队均可登陆。”
此时，冯玉祥正准备宴请毛泽东，吩咐上清寺康庄冯委员办事处人员，写好请帖送往桂园毛泽东住所，还安排他在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张厨师，来做湖南口味的菜。冯玉祥对副官说：
“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
9月7日，国民党元老、国民 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设午宴招待毛泽东。覃老先生还请了广西旧军阀杨希闵出席作陪。
覃振，字理鸣，湖南桃源县人，在抗战时期，积极主张抗日，与蒋介石意图多有相悖，曾自愿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院长。
这天中午被邀请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翦伯赞和侯外庐。覃振住在重庆临江门边的山下，毛泽东则住在山上，从中一路到覃府，有一段很长的下山的阶梯，毛泽东和叶剑英走在前面，周恩来、翦伯赞和侯外庐走在几步之后，大家一路下坡步行来到了覃家。覃振感叹道：
“共产党人就是不同啊。国民党的大官们上下山，哪一个不是坐滑竿？有谁步行过？”
席间，覃振说话较多，介绍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的情况，并用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背信弃义的事实，提醒毛泽东不要上当受骗，劝他早日离开重庆。毛泽东非常感谢覃振的关心，幽默地说：
“既来之，则安之嘛。”
覃振也谈了不少阎锡山的情况，且对阎锡山略露美言之意。毛泽东说话不多，只涉及和谈的主题，对阎锡山不置一词。
这一时期，湖南正遇上了大水灾，民不聊生。说起灾情，覃振拉着毛泽东的手，老泪纵横，他说：
“润之，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湖南人拼命。可是现在有实力的湖南人不多，目前湖南正遭受严重的水灾，赵恒惕（1939年在湖南任湖南临时参议会议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官；1945年后，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不少资料上误写为赵恒锡——笔者注）去跟蒋介石打了多少回报告也不顶用。现在只能靠你了。”
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于是要了赵恒惕的请赈报告，说是要转给蒋介石。不久蒋介石果真批拨给湖南稻米 20万石、法币若干万元，救济灾民。
宴会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邀请覃振有机会去延安访问，他说：
“欢迎你到延安去看看，我们虽然请不起山珍海味，但还是有鸡鸭鱼肉的。”
后来，毛泽东托林伯渠送给覃振一件黑色羊皮袍，覃振一直非常珍视，把它看作是友谊的象征。每当穿这件衣服时，他总要翻来覆去地抚摸很久。
9月7日下午，天气晴朗，惠风和畅。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前往英国大使馆访问英国大使薛穆，晤谈一小时。接着又前往法国大使馆，访问法国大使贝志高，晤谈一小时。
这天下午，冯玉祥因晚上要宴请毛泽东，便和夫人李德全一起来到康庄办事处，到厨房里询问备宴情况。冯宅向来有一条老规矩，不管宴会大小，招待客人是谁，从来不备烟酒。冯玉祥发现这一次依然没备烟酒，便立马命人去买了。他这个办事处与特务头子戴笠的别墅相邻，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又叫来手枪营营长葛效先，命令说：
“我今天请客，你们站岗放哨要特别加强守卫，严密警戒，不得有半点疏忽。”
下午4时许，一辆黑色轿车在一辆军用吉普车护卫下开进了康庄。吉普车上坐满了国民党的宪兵。冯玉祥和夫人知道客人来了，急忙步下台阶，满面笑容地迎接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