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蒋介石打仗是为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话说1947年2月19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莱芜东西地区，形成了对国民党军北线李仙洲集团的包围态势。

2月20日拂晓，粟裕、陈士榘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首先对国民党军第77师进行攻击。当晚华野又发起全线进攻。至2月23日下午5时，莱芜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华东野战军以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全歼北线国民党军1个“绥靖”区指挥所，第46、第73两个军部及6个整师，第12军1个师，共计7个师56800余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7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徐州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以下将级军官20名，击毙第73军77师少将师长田君健等将级军官2名。缴获各种战炮457门，轻重机枪2056挺，长短枪16168支，各种炮弹26258发，各种枪弹291万余发，战马1027匹，汽车56辆，电台29部，电话机290部，铁甲车1列，火车1列，并击落飞机5架。

战后，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气急败坏地吼道：

“5万多人，3天就被消灭光，就是放5万头猪，叫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蒋介石得到败报，立即从南京飞到济南，把王耀武大骂了一顿，他说：

“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2个军和1个师，损失了这样多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

且说2月23日18时，陈毅、粟裕、谭震林给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说：

“一、20日晚完成对李仙洲及其第73军、第46军、第12军之新编第36师各部之包围，战至23日午后大部解决。此役共歼敌约5万人，李仙洲及两个军长亦在俘。

二、即派宋时轮部和许世友部向博山及胶济线推进，首先破击铁道一段，我军大部争取三五日休整再全力向北。

三、经此役，估计欧震、王敬久集团可能在津浦路兖州南北汇合。”

2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刘邓，并告饶：

一、今日接陈粟谭梗日18时电悉。李仙洲五万人被歼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嘉奖。

二、同意陈粟谭意见，先以一部破坏铁道，主力休整五六天，然后举行胶济战役，希望能于3月上旬歼灭12军全部、96军、8军各一部，打通渤海、胶东两区与鲁中区之联系，以便用胶、渤之人力、物力供给大军长期作战之需要，并利于尔后集中最大兵力向欧震、王敬久两集团作战。

三、刘邓全军（5个纵队）除以一部监视王敬久外，主力应集中于黄河以北巩固区域休整补充，待华东部队完成胶济任务后，准备相机会合两军歼灭欧、王。望令6、7纵队迅取间道向主力靠拢。

军委 丑敬

2月27日晚7时，重庆警备司令部孙元良送给共产党驻渝代表吴玉章一份指令：限令于28日3时起，中共代表停止一切活动；中共驻渝人员及其家属于3月5日前，一律撤离重庆。

2月28日，共产党驻南京联络处收到国民党首都卫戍区司令部一封信，只见上面写着：

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南京联络处及代表周公鉴：

请贵处将留居本京者于本年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将驻京人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务，造名册送往司令部，以便护送离境，特此送达知悉！

与此同时，共产党驻上海办事处也收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内容相同的通知。

后来从3月3日到8日，共产党驻渝人员249人，分别乘美国飞机返回延安。3月7日，共产党驻南京、上海人员返回延安。这一天，延安《解放日报》作了如下报道：我党留京沪工作人员董必武、华岗、潘梓年、王炳南、梅益、陈家康等74人及留渝部分同志，乘飞机撤退回延安。此时，由于美国人员退出北平执行部，叶剑英也已经由北平返回延安。至此，除解放区救济会代表伍云甫等少数人员仍留在上海工作外，共产党驻蒋管区的机关全部撤回，第二次国共合作至此结束。

这里顺便说一下，原国民党38军军长、第3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于1947年3月遵照党中央“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可回延安”的指示，借口赴美考察水利，绕道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来在7月6日，赵寿山发表反蒋通电，公开宣布起义。1949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1950年3月6日，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主席；1952年11月，调任陕西省省长。

再说2月28日，由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严重受挫，蒋介石便飞抵西安，召集西安党政军负责人开会，决定由胡宗南统一指挥进攻延安，“彻底解决陕北问题”。

就这样，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国民党军从1947年3月起，由原来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战略改为重点进攻战略，第一个目标就是陕甘宁边区；后来在4月6日，又对山东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在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国民党军先后动用了94个旅。

1947年3月2日，国民党军第29军第48旅突然佯攻陇东庆阳地区，企图牵动共产党主力部队西向，以便乘虚突袭延安。

毛泽东看破了胡宗南的阴谋，他命令新编第4旅、第358旅、警备1旅等部12000人，准备在甘肃合水县西华池主动出击，集中全力歼灭国民党驻军。

3月3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中共中央负责人关于蒋介石强迫京、沪、渝中共代表撤退的声明》，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负责人评论蒋方迫使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工作人员撤离事称：蒋介石在京、沪、渝的卫戍警备机关，于2月27日和28日分别通知现留在上述3处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和工作人员及眷属，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已强迫停闭重庆新华日报，严密监视和强迫集中上述各地的中共人员。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从去年2月以来，蒋介石一贯背信弃义，无数次地破坏停战令与政协各项决议。中国共产党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始终委曲求全，在历次谈判中做到仁至义尽；甚至当蒋介石已经悍然不顾一切，一面召开伪国大，制成伪宪法，一面发动向延安的攻势之后，中共仍然愿意在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与取消伪宪、恢复政协路线两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下，继续谈判，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重大问题。然而蒋介石却蛮横地拒绝中共所提出的最合理的与最低限度的起码要求，在其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近来遭逢严重的危机之后，竟然出此一着：强迫中共在各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与工作人员限期撤退，最后地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妄图内战到底，实现其武力消灭中共及全国民主势力的阴谋。至于蒋方宪警机关所说的中共人员“煽动风潮，组织暴动”，“散播谣言，鼓动变乱”云云，乃是蒋介石宪警特务无耻的毁谤威吓之惯技，企图作为在各大城市对中共人员和一切民主人士造成大恐怖的借口。他们限令中共人员如此匆迫地在3月5日以前撤退完毕，很有可能在到期不能全部撤退时，便在“概不负保护责任”的借口下，逮捕和迫害中共人员。蒋介石的宪警特务机关现已将渝、沪中共人员集中起来，形同监禁，连进出大门通电话也没有自由，可能就是一个先声。该负责人末了称：“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应由他负责。”

3月5日，在西北战场上，新4旅、358旅和警备1旅歼灭国民党军一部，自己也伤亡了1200人。毛泽东命令部队撤出战斗，集结在富县一带，掩护中央机关和老百姓撤退。

是日傍晚，新4旅黄振棠副政委、程悦长副旅长和16团团长袁学凯来到毛泽东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们在西华池开展阻击战的详细情况。

这16团原是陈赓的386旅组建的一个团，程悦长担任过16团的政委。后来在1940年，程悦长先后入延安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曾请程悦长等人吃饭，他说：

“你们大都是红军改编后到前线去的，你们走的地方很多，有的还进过大城市，可以算是‘洋包子’了。‘洋包子’我们需要，只是不允许‘洋包子’看不起‘土包子’。”

从1943年11月中旬开始，16团奉命在一个多月里行程2000公里，到达陕甘宁边区，向党中央报到。在1944年2月间，为了加强延安的防卫力量，中央决定将16团和771团、25团组成新4旅。毛泽东接见了新4旅旅长王近山、政委徐立清、政治部主任黄振棠和16团团长程悦长。他招呼王近山他们坐下来，说道：

“你们就要到新4旅去工作了，今天特地找你们谈谈，看你们对工作有什么意见。”

程悦长说：

“我们拥护中央军委的决定，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问了16团的情况，还重提16团来延安的路上在韩略打的那一仗，歼灭了日寇华北战地参观团100多人，他说：

“那是一场硬仗，但打得很好，很灵活，你们要把16团的战斗作风，保持发扬下去，不要失传。今后还要注意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搞好部队和群众的关系。现在成立新4旅，这叫‘有备无患’嘛，边区不能老唱‘空城计’。我们有些同志，该磨刀的时候不磨，磨了刀又不会用，这种人总是要吃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