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当从年初一做起。你们协商的绥远和平条款，我看了，就按那执行吧。”
话说1949年5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即行部署断绝沪敌逃路等问题给粟裕、张震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张（转谭王吉），并告陈饶，刘邓：
一、陈饶微电悉。
二、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以后、辰删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据上海吴文义几次报告，汤恩伯正在运走物资），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
三、为着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3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如果可以不占，则暂时不要去占。
四、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
五、此外，谭王吉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息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杭州、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
六、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上海。我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
七、请粟张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八、请刘张李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后来在5月16日，第7兵团决定迅速向浙南、浙东进军。第21军南下温州，第22军东进宁波。第22军在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率领下，从余杭三墩出发，向浙东进军，5月24日深夜解放宁波。与此同时，第21军第61师在师长胡炜、政委王静敏率领下，从新昌向蒋介石老家奉化溪口逼近，5月25日到达溪口。
第61师指战员们已经学习了毛泽东的指示，在进入溪口时，师领导再次重申了纪律，讲明解放溪口的意义和注意事项。师部就驻在蒋介石祖居丰镐房里，为避免家具受到破坏，指战员们把那里的地毯卷起来，蒋介石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物品如象牙筷子等，也没有一个人去拿。刚参军不久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青年学生发现了一架钢琴，听说这架钢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送给宋美龄的，就忍不住弹了几下，刚好被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马贝禾看见了，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
师部离开丰镐房时，师参谋处科长石冰把蒋经国遗忘在办公室上的一支金笔交给了看门老人，吩咐他一定要保管好。留守在丰镐房的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马贝禾和一部分战士，吃的东西都是去乡村里采购，尽管部队生活艰苦，粮食缺乏，一日三餐只吃稀饭，但他们对丰镐房里存放的20多袋大米和其它东西，从未动过。
再说5月7日，粟裕、张震将作战方案电告中央军委：
“以第29军并配属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第28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以第30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一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30、31军进入浦东截敌退路。预定12日、13日发起攻击。”
5月8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张震并转总前委说：
“1、同意7日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2、与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5月上旬，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根据毛泽东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接触的指示，会见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顾问傅泾波，他说：
“待时机成熟，应该由美国首先采取行动，与人民民主政府建立关系。”
司徒雷登也通过傅泾波，向黄华表示说：期待有机会访问北平。
5月13日，黄华同司徒雷登首次会晤。黄华向司徒雷登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他说：
“希望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抛弃已经丧失人心的国民党政府。人民民主政府希望同美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商业和其它关系。”
司徒雷登说：
“建立全国政府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共产党自己目前尚未建立。国际惯例是承认任何明白无误地得到本国人民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的政府。所以，美国和其他国家除了等待中国局势发展以外，什么事也做不了。”
5月14日，林彪、罗荣桓率领第4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
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主席、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在湖北咸宁贺胜桥、武昌金口一带率部20000余人起义。
5月16、17日，4野解放华中重镇武昌、汉口和汉阳3镇。接着，又南下湖南。
5月16日晚，毛泽东身边的16名警卫战士围坐在香山的小餐厅里，为班长兼党小组长张瑞岐送行。李银桥主持欢送会，他告诉大家说：
“主席因有要事不能到场了。”
说罢，他将毛泽东送给张瑞岐的1条五台山牌香烟、1斤北平水果糖，转交给张瑞岐。这时，毛岸英也来了，递给李银桥一个红皮塑料本。这也是毛泽东送给张瑞岐的礼物，只见扉页上写着：
“张瑞岐同志：回到陕北继续工作，永远忠实于人民事业。毛泽东”
5月17日，毛泽东亲自带着张瑞岐，将他交给贺龙，让他乘坐贺龙的飞机经山西回陕北。毛泽东握着张瑞岐的手说：
“回去后，代我问陕北老乡好！”
5月18日晚，原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湖南大学法律系教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上了轿车，朝着香山方向急驰。
早在4月份，李达接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华南局地下交通送给他的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到北平来。李达以前曾受湖南工委委托，做过程潜走和平道路的工作。程潜通过共产党长沙地下组织，知道李达将要到北平去，便委托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到湘雅医院去看望住院的李达，送给李达500元做路费，并委托李达将程潜反对蒋介石、反对桂系、争取湖南局部和平的情况，面陈毛泽东。此后，李达经中共华南分局安排，在湖南大学法律系助教陈力新和湖南大学外文系学生、地下党员李梅彬护送下，于4月16日夜秘密离开长沙，4月20日抵达香港，接着乘船到了天津，在5月14日抵达北平。
毛泽东派人到车站迎接李达，并安排他下榻于北京饭店。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李维汉都到北京饭店看望了李达。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还分别举行晚会和茶话会欢迎李达一行。
且说李达来到香山双清别墅，见到了分别20多年的老战友毛泽东。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比毛泽东年长3岁，过去见了毛泽东，就叫润之；而毛泽东则称他为鹤鸣兄。如今老友重逢，李达无比激动，他本来是想改口叫“毛主席”，可他一来是由于过分激动，二来也不习惯，所以张嘴一连叫了几个“毛主”、“毛主”，“席”字却仍未喊出口。毛泽东见他如此，就笑着说：
“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是指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局宣传主任——笔者注）吗？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
李达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只好改口仍叫“润之”。他向毛泽东以及在座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汇报了程潜准备在湖南起义的情况。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又与李达单独进行了谈话。李达说，他曾经帮助程潜解除了对战犯问题的疑虑。毛泽东笑着说：
“那张战犯名单还真起了作用哩！如果我们不列上程潜的名字，蒋介石岂不把他列入通共名单了？他在湖南搞局部和平，也就不是战犯了嘛！”
李达向毛泽东检讨了早年离开党组织的错误。毛泽东说：
“你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你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李达说：
“很遗憾，我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说：
“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现在，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理论阵地，写过些书，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毛泽东还同意让李达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
这天晚上，毛泽东同李达谈的问题涉及面很广，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深夜，毛泽东留李达在他的床上休息。李达问：
“你自己不睡吗？”
毛泽东说：
“我还刚上班呢！”
李达因为太疲劳了，也顾不上更多的礼节，便在毛泽东的床上睡了几个小时。一觉醒来，已是清晨，他见毛泽东还在批阅着文件。
几天后，毛泽东派人给李达带去一封信，劝李达说：
“身体欠佳，先安下心来休养一些日子，工作问题待体质增强一些再议。”
5月20日，毛泽东鉴于粟裕、张震在5月18日提出的从四面八方攻击上海的建议，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总攻上海的时间等问题致粟裕、张震等指示电，他写道：
粟张，并告总前委及中指：
一、据邓饶陈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
二、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备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择在辰有至辰世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已东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
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
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
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军委 辰哿
5月20日这一天，第1野战军攻占西安及渭河流域广大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57军等部27300余人。
5月21日，刘仲容拿着白崇禧命其南归的电报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地挽留他。刘仲容说：
“古语云，鸟栖良木，臣择明主，几十年耳闻目睹，共产党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周先生一再挽留，不胜感激，我决意留下，听从驱策。”
5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复信给柳亚子，他写道：
亚子先生：
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黄女士（即黄波拉，黄绍竑的侄女，1949年初摆脱国民党特务监视，仓促离开上海，到北平后食宿出现问题，曾给江青写信求助——笔者注）的信已代收，我的秘书并已和黄女士通电话，料可获得居处。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宜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这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附带奉告一个消息，近获某公诗云“射虎将军右北平，只今乘醉夜难行，卢沟未落登埤月，易水还流击筑声”，英雄所见，略有不同，亦所遭者异耳。孙先生衣冠冢看守诸人已有安顿，生事当不致太困难，此事感谢先生的指教。率复不尽。敬颂兴居佳胜！
毛泽东 5月21日
毛泽东在信中说：“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安慰柳亚子，是因为柳亚子在1949年3月28日《感事呈毛主席》一诗中发了牢骚：“醉尉夜行呵李广”。他们二人用的这个典故，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柳亚子曾经在《恭谒孙中山先生之灵堂有感》序中作了解释，他说：“余税驾（初到）北平之日，馆舍粗定，即思往香山碧云寺，恭谒”，“乃招待处诸同志恒以道茀（野草塞路不可行）为言（托辞）。”又据柳亚子《北行日记》记载，他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益寿堂后，友人夫妇带小孩来，柳夫人“邀登景福阁，为哨兵所阻，余大骂拂袖而归，不复管客人的事了”。第二天上午九时许，“侦查连连长陈登成至，为昨夜事道歉而来也。”这两件事便是柳亚子借“醉尉夜行呵李广，止宿亭下”发牢骚的起因。
另外，毛泽东在信中说：“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实际上，江青与李讷母女二人是经东北去了苏联。
江青的病症是持续发烧，体重只有42公斤。后来，她在6月初飞抵莫斯科时，因身体十分虚弱，被人用担架抬下了飞机。江青的苏方翻译是只有25岁的卡尔图诺娃，担任中方翻译的是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卡尔图诺娃在她1992年所写的《我给江青当翻译》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B·R·格里戈良对我说，江青此行是秘密的（她在苏联用尤苏波娃这个姓），并强调，领导对我高度信任，而我则不得把此事告诉任何人，除非是那些必须知道此事并将与我共同工作的人。他讲了我的职责的大致范围，再次强调说，我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客人觉得在莫斯科如在自己家里一样，使她对在我国进行的治疗、休养和日常生活氛围都感到满意。”卡尔图诺娃还写道：“她身材优美，穿着得体（她穿长裤和连衣裙都同样惹人注目，不过连衣裙只有天气热并且是接待客人或者外出时才穿），举止文雅。她有一双生动活泼的杏仁似的黑眼睛，五官端正，但牙齿略微向前突出了些。一头漂亮的黑发向后梳，挽成一个紧紧的发髻。十指纤细，身高一米六四。心情好的时候，她也会露出富有魅力的愉快的微笑。以我看，江青的记性很好。那年夏天和她见面的人，谁都叫什么名字，她一直都记得。她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知道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对东欧各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形势也有相当地了解，更不用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动态了。总之，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常年‘泡’在大量的信息当中（这些信息源源不断地送到她的办公桌上），已经修炼得能够毫不费劲地记住它们了。再谈谈她待人接物的方式。我不得不惊叹她在同来探望她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交谈时驾驭对方的能力。我看她怎样变换谈话的调子和话题，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对什么人应把握什么样的分寸，她总是测度得很准确。我想，昔日在上海当电影演员的经历对于她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