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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既不嫌少也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

话说1952年1月1日上午8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1月1日下午5时半,毛泽东邀请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茅以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到颐年堂聚会。

6时半,毛泽东和张澜等被邀请者又一起赶到怀仁堂,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新年团拜会。毛泽东在团拜会上发表了简短的元旦祝词,他说:

祝我们全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抗美援朝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国防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土地改革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镇压反革命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开展一个大规模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志们,我们在上述一切战线上,在1951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许多是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1952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团拜会结束后,还有一场晚会。演出开始了,灯光渐渐地暗了下来,刚刚入场的华罗庚跟随服务员正在寻找座位,突然听到有人喊道:

“华罗庚,到这里来坐。”

华罗庚顺着声音望去,隐约看见一个人正在向他招手,便走了过去,定睛一看,叫他的人竟然是毛泽东。毛泽东望着发愣的华罗庚微笑着说:

“华先生,你好啊!”

华罗庚赶紧说:

“好,主席好!我准备了一篇稿子,来得晚了。”

毛泽东让华罗庚在自己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一边看演出,一边和他聊天。坐在旁边的梁思成也不时插上几句话。毛泽东聊到高兴处,伸出手拍着华罗庚的肩膀说:

“华罗庚先生,你也是苦出身嘛,希望你能为新中国多培养些好学生。”

华罗庚十分激动,连连说:

“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一定努力工作,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金坛县一个贫民家庭,读完初中,他便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由于交不起学费,读了一年半只好辍学,一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一边自学数学,1930年写出了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刊登在上海《科学》杂志上,轰动了中国数学界。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和深造;后来,华罗庚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和深造。1938年,他回国后被聘为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写下了《堆垒素数论》。1946年,华罗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客籍教授、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毅然归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

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调整与建设计划的报告》。聂荣臻提出的计划是:将全国工程部队增至21个师,共21万人;另以19个师,计19万人,组成屯垦部队。

1月4日,毛泽东在聂荣臻《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调整与建设计划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这个计划很好。按照铁道兵团的经验,40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大有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40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并请苏联帮助,中财委订购工程和农业的机器,开办工程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

毛泽东 1月4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他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

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中央直属总党委于12月31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1月1日至1月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此为发布者删节——笔者注)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1月3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10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1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经验,供你们参考。此外,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3天至5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中央此电,连同薄一波同志给毛主席的信及中央财政部党组第4号报告均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1952年1月4日

《指示》中所说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是指他1952年1月3日为报送财政部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写给毛泽东的信。他在信中提出了4个问题: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私商勾结,使国家受损失,私商肥起来。二、化大公为小公,挪用巨款,已成为有机关生产的部门的通病。三、财经机关最可怕的还是掌握审批权限的部门发生官僚主义,一不小心即造成巨大损失。四、中财委发动群众的主要一条经验是首长彻底作自我检讨。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

北京市委在报告中说,目前“三反”运动已进入高潮,现在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和贪占公家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有利条件牟取暴利的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骗国家财物的行为;有各种浪费和违反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并告志愿军:

一、批准北京市委1952年1月5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3年以来在此问题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反攻,给以重大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3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作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在大城市,并可专为此事出版内部报刊。

三、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四、本指示及北京市委的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1952年1月5日

接着,毛泽东给薄一波、彭真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薄一波、彭真同志阅。

请你们对贪污浪费轻重大小如何处理问题加以研究,于10天内将惩治浪费条例起草出来,并将惩治贪污条例加以修改,于1月16日交我为盼。

毛泽东 1月5日

1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批准了周恩来报请批复的《军事整编计划》。

到1952年底,全军共缩减3个兵团、19个军、73个师,精简219.9万余人;加强了海军、空军、特种兵和院校。全军总人数降为406.4万余人。军费开支大幅下降。

1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在元旦寄来的贺年信。罗元贞在信中提出了他对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的看法。他认为,第3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出现一个“浪”字,而在第5句“金沙浪拍悬崖暖”中又出现一个“浪”字,显得重复,且使“悬崖”的“悬”字缺乏诗意,不如把后一个“浪”字改为“水”、把“悬”字改为“云”好。

毛泽东觉得罗元贞的意见提得很好,立即把他原诗里的两个字改了过来,又给罗元贞教授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元贞先生:

1月1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

顺颂 教祺!

毛泽东 1月9日

1月14日,毛泽东在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上批道:

“遵义分区这个报告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1月15日晚8时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了“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

1月18日,毛泽东为转发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关于华东部队“三反”分3个阶段进行和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

1月16日报告收到。

一、“三反”斗争应当照你所说的3个阶段去做,但请注意在第2 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既不嫌少也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2月10日转入整编,仍须以专门机构担负继续穷追大贪污案和处理未了问题。此点极为重要,请各大军区一齐注意。

二、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一天至两天,做两个工作:通过领导者的检讨报告和通过财经报告。这个建议极好,可以在“三反”后保持群众民主斗争的锐气。即请你和唐亮同志起草几条简单的具体办法电告中央考虑决定,发布施行。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对此有何意见,望即商量电告。

三、将陈毅同志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 1月18日

1月18日晚8时半,毛泽东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天津的“三反”问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才结束。

1月19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了一个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宣布要集中力量打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贪污1亿元以下1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此时的1万元旧币折合后来的人民币1元)。

1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北局1月11日所发西北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转发你们参考,并就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三反”运动中,应注意之点,指出如下:

一、西北局指出目前一切宣教部门均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无论党的宣传部,政府的教育、文化、卫生、出版、新闻部门,教育系统的学校行政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员,文化系统的电影厂、电影公司、影剧院、放影队、文工团、旧剧团、图书文物机关、美术机关、对外联络机关,卫生系统的药厂、卫生材料厂、医药公司、医院、卫生院、医学院校,出版系统的印刷厂、书店、出版社,新闻系统的报社、广播台,通讯社,以及科学机关、科学团体、文艺团体、中苏友协分会、抗美援朝分会等,其中均有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西北局电中所说还只是很小一部分。尤其有大批经费和私商、外商有关的方面,例如修建、企业管理、医药器材经营、电气照相器材经营、广播印刷器材经营、机关生产等方面,均可能有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大老虎”)。 至于浪费与官僚主义,更不消说。

二、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应依学校情况作不同处置。在干部学校中,学生是离职学习和带职学习的干部,应与学校行政工作人员同样进行坦白检举。在普通学校中,对中学和中学以下的学生一般不要进行坦白检举,以免发生偏向,但应向他们进行适当的“三反”的教育,他们如自己犯过贪污(如贪污捐款和团费、会费,偷窃学校公物等)或知道家长有贪污行贿等行为亦应坦白或向政府检举,但不可要求造成群众运动。各级学校的行政工作人员,均应进行坦白检举运动,各级学校的教师和高等学校的学生均应参加“三反”运动的学习,其有贪污浪费行为者亦应坦白。但学校校长、教师何者应当众检讨,何者应当着全体学生检讨,何者应由学生和工作人员当场质询或斗争,则应由当地党委事先加以研究和控制。一般地说,使这些人物在群众斗争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拿掉架子,清醒谦虚过来,对他们自己或对今后工作都是有利的,但应看各人缺点错误或罪行大小如何以及各人政治态度如何给以不同的帮助,除少数过失很大、态度恶劣者外,原则上都应帮助他们“过关”并予以适当的照顾。

三、“三反”运动是目前最实际的思想改造,故教育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未开始者应由“三反”开始,已开始者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然后再回到原定计划。在其他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中,在“三反”的实际斗争告一段落后,亦应认真地有系统地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一检讨。

四、本电及西北局宣传部的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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