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                            

话说1953年2月15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准备乘专列南下视察。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感觉还需要下去作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这就是他此次南下的目的。

跟随毛泽东南下的领导人有杨尚昆、罗瑞卿和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武擎天，还有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摄影师侯波，保健医生王鹤滨，两位正副卫士长李银桥、孙勇及几个卫士，一个男护士朱宝贵。

2月15日晚12时，专列从北京站出发，沿着京汉铁路干线向南驰去。专列到了保定车站时，缓慢平稳地停了下来。毛泽东下车后，漫步在站台上，一边察看站台周围的景物，一边向车头方向走去。王鹤滨紧紧跟在后面。

此时，专列的司机也从驾驶室里跳了出来，弯腰、踢腿、抡臂，不停地活动着。正在此时，一阵铃声响过，绿灯亮了，绿色的小旗子正在摆动。

毛泽东一看专列就要开了，返身向后面的车厢走去。司机突然看到毛泽东，一下子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拉的客人竟然是毛泽东。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拙笨而又缓慢地爬进驾驶室，由于过度的兴奋、激动和紧张，手脚已经不听指挥，竟然不敢开车了。

坐在车厢里的武擎天，用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目光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过去了3分钟，专列依然是一动不动。他急忙跳下车，小跑着奔向车头，大声叫道：

“为什么还不开车？”

待他看到司机呆呆地坐在那里，就像一个瘫痪的病人一样，也吃了一惊。他问明情况后，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杨尚昆、罗瑞卿，提出要另找司机。毛泽东叮嘱他说：

“要安慰司机，不要紧张。”

武擎天跑到调度室，找来一位年轻的司机，专列终于开动了。毛泽东听取了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的工作汇报。专列到了石家庄，毛泽东又听取了石家庄市委领导齐一丁、康修民的工作汇报。毛泽东说：

“城市不能发展太大。发展纺织工业一定要注意原料的来源和市场需要。要多生产一些农民需要的农机具。”

他又对马国瑞说：

“听一般的汇报不行，这次下来要做些调查研究，要找基层的同志谈谈。”

马国瑞建议让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上专列汇报工作，毛泽东同意了。

2月16日上午9时，毛泽东的专列到达邢台车站。大约10点钟，他接见了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据张玉美回忆说：

上午9时许，我正在六合居饭庄参加邢台地、市、县联合举行的欢迎赴朝志愿军回国报告团春节招待会，突然接到火车站要我和地委书记李吉平马上去车站的电话通知。李吉平向专员冯世英作了简短交待，便和我乘坐一辆美式吉普急忙赶到车站，车站负责人立刻把我们迎进候车室。省委副书记马国瑞陪同公安部长罗瑞卿下了专列，问李吉平：

“张玉美同志来了没有？”

李吉平指着我说：

“来了，这就是张玉美同志。”

罗瑞卿接着说：

“玉美同志请上车，吉平同志已经完成任务，你可以回去了。”

我走进列车接待室，马国瑞让我坐下，并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说：

“毛主席外出视察，想听听基层工作同志的汇报，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推荐你来完成这项光荣任务。”

罗瑞卿说：

“主席大年初一夜里从北京出发，沿途要做些调查研究，第一个就由你来向主席汇报。”

听说要见毛主席，还要当面给他老人家作汇报，我顿时心潮澎湃、惊喜万分，可我又担心一点准备也没有，给毛主席汇报不好。罗瑞卿对我说：

“主席问什么，你就讲什么好了。”

我和罗瑞卿、马国瑞一块儿走进南面的车厢会议室，罗瑞卿介绍我与陪同主席视察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见了面，然后对我说：

“主席夜间工作，这时正在休息。你先坐下等候，顺便考虑一下汇报内容。”

我正要思考一下，忽听前面车厢内咳嗽了一声。罗瑞卿轻轻地说：

“主席起来了，咱们准备吧。”

车厢门外传来稳健有力的脚步声，所有的同志立刻站起来。顷刻间，毛主席出现在车厢会议室南边门口。一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热泪盈眶，快步迎上前去，两手紧紧握住他老人家的手，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罗瑞卿介绍说：

“主席，这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同志。”

毛主席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并紧紧握了握我的手。随后拉着我走到会议室桌子东侧，用手指了指身边的沙发椅，示意我扶着他坐在右侧。站在会议室桌子西侧的罗瑞卿、马国瑞和南端的杨尚昆、何载（记录员）也相继落座。我幸福地凝视着毛主席，只见他身材高大、双肩宽阔、天庭饱满、面容慈祥，虽然年近60来岁，看上去不过40岁左右，显得很年轻。主席着一身灰色中山服，穿一双棕色皮鞋，虽然擦得很亮，但鞋帮已磨起皮毛。罗瑞卿见我望着毛主席出神，便说：

“玉美，这就是主席。”

我顺口答道：

“见过。”

毛主席惊奇地问：

“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

“见过你的像片。”

一句话把主席和在座的同志全逗乐了。主席见我心情紧张，便与我拉起家常，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当主席听说我只上过8个月夜校，认字主要是从工作中学来时，便递给我一支钢笔，说：

“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好吗？”

我随手掏出装在兜里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20多个字。毛主席看了之后，又默默地翻了一阵笔记本，笑着鼓励我说：

“字写得不错嘛，相当于中学生了。你这不是‘农大’毕业了嘛，已经够上农民知识化了。”

主席又面向随行人员说：

“看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也要劳动化。”

主席又问我：

“家里几口人？”

我回答说：

“25万！”

主席高兴地点点头，说：

“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哩！”

我感到主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心情随之平静下来。主席问我：

“建国后你们县镇压了多少反革命？这些人服管不服管呀？”

我报告说：

“镇反中全县抓捕了171名反革命分子，枪决了81名。经过镇反，被抓捕的反革命分子多数能够低头认罪，接受政府管制，刑事案件明显减少，社会秩序也很稳定。”

主席又问：

“你们县‘三反’、‘五反’搞得怎样？”

我说：

“县里‘三反’、‘五反’按中央通知进行了部署，去年10月份已经结束。‘三反’中一共查出158名贪污分子；因县里工商业很少，‘五反’没搞出什么问题。经过两个运动，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深刻教育。”

主席用商量的口气说：

“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

我说：

“沾。手头没材料恐怕说不好，耽误主席时间。”

毛主席宽慰我说：

“不要紧，你们怎么搞的，就一五一十地讲嘛。”

于是，我便向主席汇报了全县的地理概况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大致过程。毛主席说：

“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运动才能开展起来。你这个地方是个老区，应当总结经验。农民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不行。”

主席问我：

“你对情况这么熟悉，都干过什么？”

我告诉主席，我1938年入党后，一直没离开邢台。先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到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参加过打日本、反磨擦，搞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支前参战。领导组织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1952年从区里调到县里。主席听后，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

“好！好！你是本县人，又长期在基层工作，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这样好，人熟地熟，情况也熟。”

主席转过身对杨尚昆、何载打了一下手势，说：

“记下来，建国以后，干部应当稳定一段为好。”

主席点燃一支香烟，转过脸对着我说：

“继续谈吧。”

于是，我又向主席汇报了近两年来全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毛主席点点头说：

“是啊，农民就是经验主义者，办社就是为了多打粮食嘛。增产与否应该成为检验农业社成败的主要标准，看来互助合作要比单干好啊。”

接着，我又汇报了到秋收种麦前，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20个，参加农户1270户，占总农户的2.2%。同时，新建社在内容上也有一些新发展，如尹贾乡的尹化成农业社，不仅土地入股，而且牲口也折价入了社。毛主席听后把手一扬，诙谐地说：

“不错呀，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驴子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了。”

在场的同志都跟着笑了。我继续汇报说：

“到目前，全县各区报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200多个，加上原先成立的6400多个互助组，社、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7%。”

毛主席高兴地问：

“互助合作的进度这么快！原因是什么？”

我回答说：

“一是我县互助合作有10多年的历史，组织起来搞生产互助早已深入人心，二是我县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在《决议》草案中提出的方针、原则及办法顺民心、合民意，广大农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欢迎。”

接着，我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时的情况。毛主席兴奋地说。

“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主席又问：

“办社当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我说：

“主要是好建难管。”

毛主席夸奖说：

“高度概括，接着往下讲。”

我汇报了建社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劳动管理。水门王俊生社仍实行“死分活评”，现正酝酿“包工包产”，问题不算太大。东川口王志琪社开始干活不评分，后改为“死分死记”，去年又改成“死分活评”，结果群众还是不满意。今年计划推行“按件记工”，情况估计会好些。”毛主席明确地说：

“生产关系调整了，需要摸出一套劳动管理办法来，这个办法要能够反映多劳多得。”

我说：

“通过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了农业社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主席关心地问：

“都是什么问题，给我讲具体一些。”

我说：

“开始入社时，多数村没什么阻力，但个别村群众认识不统一，思想斗争挺尖锐。有的富裕户仗着自己土地多、家底厚，老想搞独立，甚至和地主富农拉起手，与贫下中农唱对台戏，企图孤立瓦解贫下中农，阻碍互助合作运动。县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一方面支持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社，一方面对思想不通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个别挑事或散布不满言论的严厉批评，属于地富分子的坚决打击，表现好的可吸收为候补社员，不好的不准入社。”

主席用指头敲了敲桌子，果断地说：

“这样好！以前是少数统治多数，现在是多数统治少数。经验来自基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接着说：

“农业社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办法不统一。有的是土地参加分红，有的是土地、牲口、果木树，甚至农具也参加分红。”

主席说：

“牲口、果树、农具入股，股金不能高于土地，不然贫农就要吃亏了。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

我回答说：

“农业社的分配基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比例多是地二劳八，也有三七和四六的。”

主席摆了摆手说：

“不要，不要。三七是个界限，三是社会主义，七是按劳分配，这个界限不要突破。破了这个界限，不是伤害劳，就是伤害地。”

我继续向主席汇报说：

“当前农村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有的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特别是平原区个别村，有的户劳力少打不了粮食，还有的生活困难卖了孩子。而有的户却富了起来发了家，如前晋祠支书和10多名党员都是常年不下地，干活靠雇工。”

主席问：

“对党员雇工是怎么处理的？”

我说：

“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党员进行批评教育。”

主席摇了摇头，似乎对单纯组织处理不大满意。接着，主席又问：

“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

“主要是刚才谈的这些。”

不知不觉已到下午一点。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走进车厢门口，罗瑞卿请示说：

“主席，该吃饭了，上午就到这里吧。”

毛主席站起来说：

“不讲了，吃饭去。”

我跟随主席从会议室北门穿过接待室和警卫车厢来到餐厅，只见餐桌上摆着色酒和4个菜，主食是米饭、小饼和包子。主席先敬酒和我碰杯，接着让我吃饭，还不断往我碗里夹菜，让我每样菜都尝尝，使我感到在他老人家身边既亲切又温暖。饭后，我随主席一块儿回到会议室。毛主席问：

“合作化搞起来了，妇女的情况怎样？参加没参加呀？”

我说：

“参加了。不但现在参加了互助合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那时，老区的妇女组织起来搞纺织，在太行全区都出名。特别是折户村的郭爱妮，曾两次参加太行区群英会，被评为全区纺织英雄，1950年还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受到您老人家的亲切接见。建国后，妇女由纺织转向田间生产，郭爱妮为使孩子母亲能够腾出手脚参加劳动，带头在全村创办了托儿互助组。随后，县委及时在全县进行了推广。到1952年初全县托儿互助组已发展到458个，入托儿童1229人，解放妇女劳动力1881人。”

毛主席欠了欠身子，提高嗓音强调说：

“妇女要解放，必须在政治上解放，这是先决条件。但要真正解放，还必须在经济上和男人一样，必须参加生产，这是基础。”

主席又问：

“《婚姻法》公布后，贯彻得怎么样？妇女地位提高了没有？”

我汇报说：

“《婚姻法》在全县已普遍贯彻。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贯彻边区制定的《婚姻法》，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政治活动，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县委对妇女工作很重视，从1950年到1952年，3年有3位女劳模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荣幸地见到您老人家，一时在全县全省传为佳话。”

我还列举了郭爱妮、王葆荣、韩秀娥等妇女典型，具体说明了妇女地位的变化。主席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我说：

“妇女的伟大作用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你们县妇女工作搞得不错，要充分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劳动，在生产中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主席又问：

“县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是怎样进行领导的？”

我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等6个方面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满意地说：

“你们的作法不错，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领导、全面规划、典型引路、稳步发展。”

这时，窗外的光线渐渐发暗，工作人员进来请主席吃饭，我便和主席一块儿共进了晚餐。饭后，主席还从餐桌上拿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给我。这时，列车将到郑州火车站。回到会议室，毛主席拍着我的肩膀说：

“玉美，今天你谈得很好。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今后有什么新情况、新经验，可写成材料报中央办公厅给我看。”

我说：

“主席累了一天，您该休息了，对县里工作有啥看法，请给予指示。”

主席略微思考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

“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你们县妇女工作也不错，要很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主席又用商量的口气问我：

“出过门没有？愿不愿跟我们到外地转转？”

我心想，自己连北京都没有去过，要是跟主席到外地转几天，见见世面自然是件美事。

可我又觉着不合适。主席日理万机，连春节都顾不上休息，要到外地视察，自己咋能给他老人家添麻烦呢。于是我告诉主席：

“县里已经安排召开三干会，这次我就不去了。”

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说：

“也好。”

随后主席送我一盒烟、一筒茶叶和一支钢笔，问我：

“这几件东西怎么样？”

我连声说：

“好！好！”

火车进入郑州站，主席再一次问我：

“你在车上休息，还是下车呢？”

我说：

“我下车吧，明天还要回去呢？”

于是，主席就让罗瑞卿打电话派人接我，临下车时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

“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此时，早已在2月16日早上7点就从开封赶来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来到郑州火车站站台上迎候毛泽东。毛泽东下了专列，一边在站台上散步，一边问王化云：

“邙山水库为什么不修了？”

王化云正要汇报邙山水库不修的想法，毛泽东拉着他，和潘复生一起上了车，列车就启动了。毛泽东和他们在一张长方形办公桌周围坐下，问王化云：

“有图没有？”

王化云说声“有”，随即把邙山水库、三门峡水库、黄河规划设想的图纸展放在方桌上，汇报了邙山水库和三门峡水库的比较方案。他说：

“邙山水库的坝址是沙基，技术条件比有很坚硬的岩石基础的三门峡差。三门峡可以修比较高的混凝土坝，能够综合利用，虽然投资多些，但总的看来，比修邙山水库好处多。”

毛泽东问：

“三门峡修起来，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报告说，除了修三门峡水库，还要在上中游修干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发展黄土高原的农林牧业生产，制止水土流失，延长三门峡水库使用期。毛泽东关心地询问了怎样安置库区人民，然后又指着图问：

“你们计划在干支流修多少水库，都在哪些地方？”

王化云一边汇报，一边把图上拟定的坝库址和名称，一一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打开面前的中国地图册，对干支流的大水库加以对照，找出坝库的所在县、区。他极仔细地一面听，一面看地图，随后问；

“你去过这些地方吗？这些地方现在的情况怎样？”

王化云回答说：

“去过。”

他把了解到的那些地方的现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问：

“你们计划修多少中小水库？”

王化云说：

“500座。”

毛泽东看着图说：

“这都是泥库，要做几千座吧！黄土高原有多少沟？”

王化云回答不出来，只知道黄河干流每一公里就有一条大沟。毛泽东说：

“不是几千座，是几万、几十万座吧？化云呀，去年你给我说的从长江上游通天河引水的事怎么样了？”

王化云汇报了从长江上游引水100亿立方的计划，毛泽东高兴地说：

“引一百亿水太少了，能多引一些好。”

两个多小时后，专列到达许昌车站。在站台上等候的许昌地委书记、宣传部长纪登奎被工作人员引上刚刚停稳的专列。3分钟后，专列继续向南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