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
话说1955年3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给“主席并中央”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中央同意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的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附卫生部党组报告一件。本文和附件均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3月1日
这是中共中央对中国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首个决策。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中说：
“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而发展生产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积极性的任何损害。必须认识，粮食的购销是具体表现工人阶级同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到既取得粮食，又能巩固工农联盟，既照顾国家的需要，又照顾农民的可能。这里，政策的界限具体表现于粮食统购数字和粮食统销数字的正确规定。统购数字过大，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和必需的机动粮留得不够，就不仅要招致农民的不满，而且实际上要妨害农民的生产。统购数字过小，就不仅不能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和城市人民的需要，而且不能保证约五千万缺粮农民、五千万经济作物区农民和每年都有的几千万灾区农民的需要。这样也就必然会发生严重的混乱，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影响国家的建设。因此国家对于粮食的统购数字和统销数字的规定，必须切合实际；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即在每年的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于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这样，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才有利于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才使农民有可能订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安排自己的家务，才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才有利于国家有计划地控制粮食的购销。”
3月5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批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一个乡里在农业合作化当中，干部粗暴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林铁同志：
此事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毛泽东 3月5日
据杜润生回忆说：“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5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19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达到50%。”
3月初，正当中国外交部为周恩来出席万隆亚非会议进行紧张筹备之际，国家有关部门获悉国民党特务制订了“1号”行动计划，要在会议期间暗杀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担心周恩来万隆之行有什么闪失，考虑不让周恩来出席这次亚非会议，毛泽东动情地对周恩来说：
“恩来呀，这次风险比较大，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在多处布下暗杀你的网，你若是有点闪失，那可不得了。我们党和国家需要你呀。我们是多年的好战友，亲密的战友，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太大了，一刻也离不开你，所以我请你慎重地认真地考虑，是否你就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了。”
周恩来说：
“我知道，诚如主席所说的，去固然要冒很大风险，但是去，可以促使亚非会议更好的进行，取得好的成果，多交些朋友，扩大中国的影响，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在亚非国家中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大和平地区，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外交也是斗争，有斗争就有牺牲。如果我因为怕死而不出席会议，就辜负了亚非人民的希望，也对不起吴努、尼赫鲁、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们诚心邀请我出席亚非会议，而我却不能如约对印尼进行访问，谈好了的计划日程不能实行，岂不是失信于人吗？所以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席。”
毛泽东也考虑到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替周恩来，就说：
“你和陈毅去可以，但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妥善安排，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周恩来说：
“这次去得分兵两路，全部经过缅甸，对方接待有困难；同时，印度的飞机已租好，不能毁约。我想，我和陈毅同志及代表团主要成员经缅甸飞雅加达，现在民航已准备从昆明试飞仰光，如果成功，就快了，我们可以在昆明多停留两天，把会议文件再斟酌一遍。其它的同志则按原计划从香港飞雅加达。”
3月8日，毛泽东到达赖喇嘛住地看望他，并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说：
“你很有希望，你比我年轻。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
达赖激动地说：
“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是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有什么事一定向主席直接报告，同时也请主席给我各方面的指示。”
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8个字：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3月9日，国务院第7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规定自治区筹委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由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到畅观楼班禅额尔德尼住地为其返藏送行，在座的有汪锋、计晋美等人。毛泽东说：
“昨天我去看望了达赖，今天特意来看您，为您送行。”
他又说：
“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
班禅听到毛泽东称自己是“领袖”，感到很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毛泽东便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班禅觉得自己承受不起，他说：
“我不是领袖，只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认真地说：
“您就是领袖嘛！我看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
他问计晋美：
“我早给张代表讲过，在西藏，不能只挂我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他们挂了没有？”
计晋美回答说：
“1953年国庆节时，在拉萨和日喀则都挂了。”
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就好嘛!”
他又对班禅说：
“昨天我给达赖喇嘛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8个字：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3月12日早晨，毛泽东连续工作了一个通宵，正准备躺下休息，听说达赖马上就要离京了，立即吩咐备车。仓促之间，他竟然只穿了睡衣，乘车直奔东交民巷为达赖送行，与达赖握手告别。
3月13日，应周恩来之邀准备从香港归国的卫立煌，将事先草拟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发至北京。毛泽东展开一看，见卫立煌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写道：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
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
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5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召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谤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
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5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5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
卫立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