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
话说1955年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中，提到了高岗的私生活和他与苏联的关系。
据尤金回忆：毛泽东说“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毛同志说高岗在一个星期里就安排了8次舞会，只要他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人物张门远（音译），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
这是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最后一次谈到高岗事件。
5月26日，毛泽东会见了25日到京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参加了会见。毛泽东热情地对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及其他客人们说：
“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毛泽东还说：
“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们为你们好，因为对你们好的，也对我们好。希望你们强盛起来，发展起来，这对我们和对世界和平都有好处。亚非国家刚在万隆开过一次会，这些国家都应该强盛起来，包括日本在内。过去日本不好，但是现在也受欺侮。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国家都强盛起来就好了。
由于科伦坡5国的发起和召集，并在印尼总统和总理的主持下，万隆会议才开得好。中国是作为一个亚非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以这种身分中国也尽了一份力量。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不是去做坏事的。由于中国所采取的态度，有些对我们不友好的国家，如日本、菲律宾、泰国，在会议中同我们还可以相处，还过得去，没有什么大的过不去。当然，别扭还不少，但还是有些共同的地方。我们同这些国家有一种情况是相同的，它们也有同样的困难，那就是受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泰国的经济也是不发达的。日本虽然比我们先进，但是它也有经济困难。这是一般地说，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因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般地说，我们是有某种共同点的。这次亚非会议恐怕是有史以来亚非国家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的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它们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是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
一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不仅保存了而且发展了，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不能理解。西方国家说我们的民族不好，那么我们的民族怎么能保存并发展了呢?
我们很谈得来。我们同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谈过，现在又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谈了话。我们作为朋友是能够处得好的。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我们的关系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利，不仅在商业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进行合作，万隆会议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要使这些国家每年都能看到进步。我们要互相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困难问题。我们各有各的困难问题，经过互相帮助，争取解决这些难题。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例如，中国同印度之间过去有一个西藏问题，中国同缅甸之间有华侨问题和国界问题，中国同印尼之间也有华侨问题。对于那些同我们关系不大好的国家，我们也要采取具体步骤来解决一些问题。就是像泰国、菲律宾那样的国家，我们的想法也是一样，只要有可能，就争取搞好同它们的关系。我们曾经同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谈过泰国的问题，并请他们帮助我们劝说一下泰国。泰国说怕我们派军队去打它，但是怎么可以乱打呢？泰国又怕我们的傣族自治区。我们说它可以派领事到昆明，看看我们是不是要去打它。周总理在万隆曾经同泰国的外长谈过，也是为了搞好关系。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总理先生见到泰国和菲律宾的领导人时替我们说说，告诉他们中国是想跟他们的国家友好的。
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战争中固然双方都损失物资和生命，但是，历史证明战争有一个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是不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解脱了旧有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许多国家得到了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种结果：第一，产生了像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共产党管事的国家；第二，像在印尼、印度、缅甸这样的许多亚非国家中，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运动使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或者接近独立自主的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埃及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近东和中东国家也是如此。虽然美国强了起来，但是西方国家的阵营总的说是削弱了。
几年前，在座的人都是不合法的，我们都是‘非法之徒’、‘叛徒’、‘坏人’。但是现在改变了。我们把那些所谓的好人赶跑了，你们赶走了日本人和荷兰人，我们赶走了日本人、美国人和蒋介石。这些人都说我们坏得很。尼赫鲁总理、吴努总理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都是坐过很久班房的。我们可以用这段历史去说服西方国家。它们说，它们的势力大得很，那么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都独立起来了呢？这个历史根据是很有力量的，不是造谣，也不是吓人。过去西方国家吓了我们几百年，现在到底是它们吓倒了我们，还是我们吓倒了它们呢？因此，结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不打，如果打，结果不是对我们不利，不是对亚非国家不利，而是对西方国家不利。如果说这是吓人，那也可以，但是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们是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为根据的。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可能不听，它们的想法是偏在一边的，认为它们钢铁多、钱多、原子弹多。对于这些，我们怕不怕呢？有一点怕，不十分怕。我们说有一点怕，因为武器是杀人的。我们的人民不希望遭受损失，因此我们不要战争。西方国家手里这些东西的作用，是不会超过人民的力量的，因为人民是有生命的。西方国家有许多大王，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汽车大王，历史证明大王的结局都是不妙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蒋介石都曾经是大王。这间屋子就是皇帝曾经住过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大王都是手里掌握许多东西的，人民手里没有东西。我相信，印尼朋友开始斗争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有东西的。我们在开始斗争的时候手无寸铁，我们的对手都是全副武装的。但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却把全副武装的人赶跑了。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腐朽的人手里东西越多，倒得也越快。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
就原子弹而言，亚非国家是无产者，我们这些国家连一个原子弹都没有。希望在这方面富有的国家善用其‘宝’，如果乱用的话，不见得对它们有利。我们连一个原子弹也没有，怎么能去侵略人家呢？用双手去侵略有原子弹的人，岂不危险？但是人家却把我们叫‘侵略者’，说中国人是好侵略的。第一，我们‘侵略’了中国大陆，现在又要‘侵略’金门、马祖；第二，金日成在朝鲜‘侵略’到三八线，中国后来又帮助了金日成；第三，胡志明也‘侵略’到十七度线。而说我们的那种人倒似乎是十分爱好和平的。我们听说，荷兰人也说印尼要‘侵略’西伊里安。
总理先生说，印尼要和平利用自己的丰富的资源，我完全同意。印尼的前途是了不得的，有那么多的宝藏。日本虽然现在比较发达，但是资源贫乏，印尼是一定能超过日本的。印尼和日本的人口差不多，但是印尼的地方大，气候好，蕴藏的物资尤其丰富，若干年以后也会出现一个比日本更强的新印尼。当然印尼是和平利用它的资源，这对其他的人也是有利的。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印尼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印尼人民也同样支持中国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
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是不会反对的。”
这一次会见，毛泽东给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了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
5月26日，毛泽东复信给黄炎培，他在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5月25日惠书收读。凡重要问题不厌其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15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到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先生此次下去考察，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民建会议材料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5年5月26日
5月间，毛泽东的老同学谭世瑛到了北京。本传前面已经说过，他是毛泽东的同学，又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时的国文老师谭咏春的儿子。此前，毛泽东已经先后4次给他回信，并两次寄款给予资助。
这一次，毛泽东很快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位老友深情地回忆起往事，毛泽东不忘师恩，感激地说：
“你爹还在东山不？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一样，只有他老先生看重我。在当时，他能够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的呀！”
毛泽东还说：
“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他又问：
“世瑛先生，家里有些什么人呀？”
谭世瑛说：
“我和婆婆子，还有仨崽，一个已经成家。”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真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啊。儿子都在做什么事呀？”
谭世瑛本来就是因为儿子的事使自己受了牵累来见毛泽东的，他见毛泽东主动问起儿子的事儿，时机已到，便把两个大儿子已经被人民政府镇压一事说了一遍。
原来，谭世瑛的大儿子谭可和二儿子杀害过共产党员，后又接受派遣和一个女特务潜伏回乡，与人民政府为敌，3年前已经被镇压。谭世瑛因为要替儿子申诉，也曾被管制起来。毛泽东闻听此事，看着眼前清贫了一辈子的老同学，家中竟出了这样的逆子，也算是老年一大不幸。他一步一步踱到谭世瑛面前，语重心长地说：
“世瑛先生，我们家乡有一句乡谚：‘儿大不由娘’。又说：‘崽大爷难做’。做父母的，只能生他的身，不能生他的心。就算同胞一母所生，比如萧子升、萧子暲两兄弟，一个要朝东，一个要朝西。人各有志，谁也管不了谁。所以我劝你，儿子们的事，你不要去管。据我看，你想管也管不了。”
毛泽东先安排老同学住下，接着专门给湘乡县委和第二区区委及石洞乡支部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石洞乡的谭世瑛，40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些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在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3年前的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的妻子和其他两个儿子则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27年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5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1955年6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带着江青一起到户外去散步，他和江青聊了几句，就回头叫过来跟在身后不远处的卫士王笃恭，说：
“小王啊，你的家乡山西沁县，过去叫沁州，治所在上党脚盆的北面。沁州历史上可是出过一位宰相的，你知道吗？”
王笃恭回答说：
“是的。老人们说那位宰相叫吴阁老，他的坟墓修得可威风啦，离我们家只有10多里路。”
“那你一定去看过啦？”
“没去过。”
“那么近为什么不去看看？”
王笃恭认真地说：
“一是年纪小，二是听长辈老人们说，那里经常闹鬼，不要说小孩子，就连大人们都不敢去，生怕鬼跟上了倒运。”
毛泽东笑了，说：
“哪里有什么鬼嘛！”
王笃恭坚持说：
“有，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就被鬼跟上了。”
“那好嘛，你说给我听听。”
“那人叫王东明，”王笃恭一本正经地说：“30多岁，晚上去8里路的外村看夜戏，散戏后往回走，经过路边一片坟地就遇见鬼了。王东明说：‘那鬼打着个蓝灯笼，左摇右晃，开始离我不远，我想绕过他，就加快脚步走，谁知它从前面跑到了我身后，离我很近，我快走，它也快，我走慢，它也慢，我拼命地跑想甩掉它，结果我跑多快，它也跑多快，一直跟到家里才不见了。’王东明一头栽倒在炕上，病了一个多月。后来他逢人便说，见人就讲，还说他以后再也不去看夜戏了。他这一说不要紧，闹得村子里的人晚上不敢出门，天还没黑就点灯，生怕碰上鬼。”
“你信吗？”
毛泽东盯着王笃恭问道。王笃恭说：
“当时我信，后来我就不信了。”
“不信是对的，根本就没有鬼。”毛泽东慢慢解释道：“王东明看到不是鬼，那是什么呢？是磷火。磷火是怎么回事？人死后埋在地下，人体腐烂后，产生出一种气体，比空气要轻，称为磷火，白天看不见，只有在夜里能见到，蓝光点随着空气的活动在晃悠，在一定条件下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有人把它说成是鬼，其实不是鬼，也根本没有鬼。我国没有鬼，就全世界而言也没有鬼，你明白了吗？”
6月3日，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6条。他写道：
“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地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毛泽东将修改后的指示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请他们阅后发出。
